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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6-11-18 三户一朵 浮生场
编者按：
没想到新疆三号坑的文章反响如此火爆，我们为此特意延迟了后续文章的发布日期，“让子弹多飞一会”。许多发自肺腑的读后感言，让我们感奋、共鸣：总有一种精神至今没有在人们心中泯灭。已有读者打算来年走访三号坑，作者杨述今还为手绘了自驾地图，可加微信号kllt5051与他联系。编者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三户一朵
我和陈逸飞的交集，与他的油画与商业之道毫无关系。
1998年3月的一天，他在办公室里将一只厚厚的牛皮信封交给我，语气平静地说：“这里是三万美金，给你带去澳大利亚应当够用了。”我拿出一看，全是百元大钞，顾不上清点，有些惶然地问：“带这么多钱上路？难道摄影师和胶片的费用全部都用cash（现金）支付吗？”他点了点头：“对，这是最快捷的支付办法。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拖延了。”
他的紧迫感从何而来？故事得从头说起。
（陈逸飞和我谈论纪录片，似乎比自己的画卖出几百万更愉快）
当时的陈逸飞名望已如日中天，却放下画笔去拍摄一部有关犹太难民的纪录片，这事儿很冷门也很耗钱，而我，正是他请来的纪录片制作人和编导。在此之前，我从来不认识他，也从没听说有别人关注这段犹太人的历史。更不要说，这一回还要用昂贵的电影胶片拍摄、去采访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至今仍幸存的上海犹太人，全部费用由他自掏腰包。我不由得对这位名声在外的画家产生了几分敬意。
陈逸飞之所以找到我，跟我在美国时的一项“发现”有关。几年前，我曾像着了迷一般，跑遍了美国东、西海岸的国家档案馆、电影资料馆、总统图书馆等等，查找与上海相关的历史影像资料。在洛杉矶加大（UCLA）电影资料馆，我第一次“发现”了一批电影胶片，它们是那样栩栩如生，记录了成批的犹太难民九死一生抵达上海，在这里避难生存的实况。我震惊之余，也困惑不已：为什么在中国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一切？这段历史为何被抹去得一干二净？
后来才明白，这是因为中国和“西方阵营”的以色列一直没有建交，而且为了照顾阿拉伯国家感受，对以色列特别“冷对”。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上海对这段历史只能长期地“选择性地失忆”。
（和全家排着队走向毒气室的犹太同胞相比，抵达上海的难民们是幸运的。）
陈逸飞找到我，首先是希望获得我在美国找到的那些历史影片资料，其次，是因为我有纪录片制作的专业经验。但是我也有满腹的疑问：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与美术不相干的事？他获得过官方的批准和认可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有足够的钱吗？
每次他派来豪华“大奔”接我去商讨此事，总是态度谦和，但很执着于自己的目标。我很直率地提出了我的疑问。他一一给予解答，于是便牵出了一段段的往事与情缘。
故事的开头与千万中国留学生“洋插队”的经历相似：1980年，陈逸飞揣着38元美金来到纽约，靠着给小杂志画点插图、替博物馆修补名画维持生计。但每次经过哈默画廊，他都梦想着有一天自己的作品能进入这个顶级画廊。三年后，机遇终于眷顾了这个艺术功底扎实、头脑活络的青年画家，他敲开了顶级艺术沙龙的大门——1983年，他在哈默画廊举办了第一次个人作品展，并成为画廊的签约艺术家，这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要知道，石油大亨哈默正是犹太人。
（进入哈默画廊，使陈逸飞（左）初次获得了美国艺术收藏界的关注。）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逸飞第一次听到了一种声音的召唤。
他跟我讲了一段故事：“在哈默画廊办展之后，来找我的人很多。一天，有个人跑来对我说，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夫人希望见见我。那好哇，我就约了时间登门去拜访她。没想到门一开，一位满头银发的美国老太太开口对我说了声‘侬好！’，竟是地道上海话，把我吓了一跳。于是，她给我讲述了二战当中她和大批犹太难民去上海避难的故事，说到动情处，眼圈都红了，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上海犹太难民的故事，也从此萌生了强烈的愿望要去追寻这段历史，因为它被遗忘了许多年。”
我终于知道了故事的起源：是美国老太太的那一声“侬好”，为陈逸飞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但是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最先走进了这扇门？我觉得，除了他对犹太人有着特殊的亲近、感恩的情怀，更重要的是，他对“老上海“的文化底蕴有着割舍不断的眷恋。
随着他的名声和财富不断上升，特别是1985年哈默首次访华时，陈逸飞的一幅油画成为这位犹太大亨赠送给邓小平的礼物。逸飞终于可以“衣锦还乡”了——据说他是带着100万美元回到上海，准实现许多他曾经拥有的梦想。
（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布鲁门撒尔，多次回上海重温他的青葱“避难岁月”）
不过，拍摄犹太人的上海故事可不是有钱就能“玩”的。他告诉我，开头遇到的最大障碍竟然是“涉外规定”。他讲了亲身经历的一次挫折：
“那时候，我听说已经开始有犹太人来上海寻找故地了，因此特别想将这个情景实拍记录下来。这一天，我带了摄影师，提着一个轻便的16毫米摄影机，在虹口区跟上了一群回访故地的老犹太人。他们个个都是激动万分，凭记忆辨识着旧居老街。没想到，我们被突然拦下了，几个人强行没收了我们的摄影机，我当时又气又急，问他们是谁？他们反问‘你们是谁？有拍摄批文吗？’他们‘严正告知’我说，我们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就擅自拍摄外国人的活动，违反了涉外规定。我当时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摄影机和胶片被统统没收，太受打击了！”
我满怀同情问他：“那些胶片后来拿回来没有？”他摇了摇头，但是很坚决地说：“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不怀疑他的决心，何况他的“钱袋子”也够丰满。
之前，在陈逸飞“功成名就”怀揣着100万美金回到上海之后，他就接连完成了两部电影片——《海上旧梦》（他兼任导演和演员）和《人约黄昏》。这两部影片最终都没有公演，业内评价褒贬不一，但统统浸透了他对老上海的深情挚爱。犹太人的故事正是这三十年代上海绚烂画卷的一页，他岂能忘怀？
好在，中国和以色列终于在1992年建交，使得拍摄犹太人的故事不再有政治外交上的障碍，回上海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他在此刻拉上了我，下定决心开始拍摄一部关于上海犹太人的电影纪录片。
但是且慢，还有别的麻烦在前头等着他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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