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的选择

这是郎平为有伤病的队友治病办《郎平基金会》时签名的照片。

2016-08-22 鲁伊 三联生活周刊

昨天女排在本届奥运会的夺冠，让我想起2008年对郎平的一次采访。

去采访郎平的路上，随手翻看临行前从书架里抽出的一本书，打发出租车上的无聊时光。那是一本博尔赫斯文集，一句话跳入眼中，“荣耀是遗忘的诸种形式之一”。回想起来，真好像有种隐喻的味道。

这一天是11月26日，星期三。当天早上，几个月前刚刚率领美国女排击败中国女排并夺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排亚军的郎平，通过美国排球协会官方网站宣布，她将不再与美国女排续约，出征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这让郎平再度成为各家体育媒体竞相追逐的新闻人物。

2008年8月21日，郎平率领美国队闯入北京奥运会女排决赛

没有人能否认她的敬业。无论是“铁榔头”、“郎导”、“珍妮”——她的英文名，在国外，她的队员和外国媒体记者都这么称呼她——还是作为商业代言人的集多重身份为一体的郎平，她都努力做到最好，虽然很多时候，内心未必没有挣扎。

毫无疑问，郎平最辉煌的青春岁月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在我之前采访的一个女孩儿执着地想把话题引向往事，试图冲淡谈话的商业气氛，局面因此呈现一种微妙的僵持。“那些事情我在自传里早就说过，你要感兴趣，自己去看好了。我们还是说今天的事。”态度明确：她只想活在当下。Businessis business。

在那个时代，郎平扣球的英姿被画成漫画印到邮票上

郎平亦不是全然拒绝昔日留痕。谈起之前在地坛拍摄宣传片，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大爷，认出她，只是拉着她的手，颤巍巍的问，“郎平啊，你好不好？”她说，“大爷，我很好。”大爷说，“你好就好，你好我就放心了。”然后便在萧瑟寒风中转身离去。

她特意强调老大爷对她名字的儿化发音——“郎平儿”，听起来软软的，没有“郎平”两个字那种斩钉截铁的坚硬。“那是真正对我知根知底儿的人，发自内心的关怀，和现在很多跑上来要签名的小孩儿，不一样。”

这无可厚非。1981年，以郎平为主力的中国女排在日本夺得首个世界冠军，《人民日报》因此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斯时，如今这个商业社会上最活跃、购买力最强大的明星消费者们，或是尚未出生，或仍牙牙学语。在某种程度上，运动员与加缪笔下的戏剧演员承担同样荒谬的命运：他们在一个只在很短暂的瞬间属于自己、而且终要消失的舞台上称王称霸，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成功的天才如流星般绽放炫目光芒，观众为他们美妙的创造而窒息而疯狂。然而，他们为之注入生命与激情的那些最珍贵的细节和过程，无可避免的成为时间的过客。正如五年的日日夜夜最终可以简单浓缩成三个字的“五连冠”，在今天，争着把T恤衫和小本子递给郎平索要签名的人，也许没有看过她引以为傲的任何一场排球比赛。

所以，还有两年就到“知天命”之年的郎平，可以很率意的说，“人们怎么称呼我，怎么看我，那是他们的事。”一位与郎平相识甚久的朋友回忆，曾经一度，郎平很介意人们提起她“铁榔头”的外号，觉得那并不代表完整的真实的她。但现在，一切云淡风轻。

近午天——换言之，人到中年。

以往的访谈中，女儿浪浪频繁被郎平提及。当初选择执教美国队，一个重要原因，是要和女儿离得近一点。但这一次，在郎平的口中，年迈的父母成了决定她做出新选择的另一个平行的重要因素。

郎平与女儿

郎平说，父母在她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算大，除了一见面就老生常谈地劝她“别累着”，几乎没有给过什么实质性的建议。但是，随着父母一天天老去，她越来越发现，亲情的分量，原来如此沉重。见面的前一天，郎平的父亲住进了医院。她并没有因此推迟手头的工作，但眉宇间终有笼罩不去的隐忧。几天后，郎平宣布签约土耳其电信女排俱乐部，工作地点是安卡拉，位置几乎正处于北京和她位于加州的家正中——未尝不是一种平衡。

她并不讳言时间与金钱在促成这一选择中的重要性。

1984年，奥运会女排三连冠，国家发给郎平的奖金，到手只有7000块。郎平拿着这笔钱自费留学去了美国，这在当年并不主流。八十年代初，报章上宣传的典范，是把十万元遗产上交给国家的苏州纺织女工杜芸芸。集体主义，顾全大局，每个人归根结底都是国家的人，大家的使命是大干四化，为国争光，未来的生老病死、起伏跌宕，在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映衬下，如此遥远飘渺。

郎平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大力扣球

经历过那个天真年代的人身上无可避免的留下岁月痕迹。郎平也不例外。所以，才有了1995年中国女排最低潮时的临危受命。个人的感情波折，年幼女儿的需要，强大的舆论压力，伤病累累的身体，中美当时依然相当大的物质差别，全都可以放在第二位。她不为此后悔，但，“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不同方面的认识肯定不一样，重心也不一样，”郎平说。

重心再怎么转换，工作，依然排在郎平日程表上的第一位。“不工作是不可能的，最多从年轻时的80%，90%，变成现在的60%——不然，谁养活我啊？”事实上，和郎平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个“我”字背后所包含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人，“她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母亲，也是女儿，所以注定无法轻松，无法停下脚步。”《体坛周报》记者、《我爱女排》一书的作者马寅这样说。

而郎平还有另一重她永远都无法放下——或是不愿放下——的身份：中国女排的象征符号。2007年初，经她牵线搭桥，赵蕊蕊和冯坤赴美接受手术。虽然手术费用由排管中心承担，但因为外汇办理手续时间问题，先期皆由郎平垫付。此后，想到其他需要帮助的中国运动员，2008年7月，郎平又在洛杉矶发起创立了“郎平基金会”，为生活困难的中国退役运动员和需要康复治疗的伤病运动员提供资助。

在郎平的帮助下，冯坤和赵蕊蕊来到美国接受康复治疗

签约土耳其电信俱乐部后，坊间流传出此前郎平与美国女排所签订的合同的未经证实的标的额：4年，60万美元。作为对照，三四年前，美国经济形势没有如此糟糕之时，一个Top10商学院的MBA毕业生，进入华尔街，起薪大约也是这个数目。可是，摆在做过八次膝关节手术、一次颈椎手术、还患有心肌炎的郎平面前的路，与摆在一个意气风发的毕业生面前的路，毕竟太不一样了。

于是，曾经对数字极度不敏感的郎平，似乎也学会了计算得失。“在美国队当主教练，看似离女儿近了，可是集训起来，一年10个月，每周两三天的假期，飞来飞去，真正留给自己和女儿的时间，还没有在飞机上看《OK》、《STAR》的时间多。在欧洲，赛季结束，一休就可以休上5个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更多的事。”

这些事，包括在女儿浪浪准备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其间做好后勤，陪伴年迈的父亲母亲，探望她一直牵挂的朋友——比如汤淼和周苏红，以及做一个合格的产品代言人，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提问乃至质疑——较之北京奥运会“和平之战”后聂卫平引发的那场争论，虽然在波及范围上远远不及，但显然，她更缺乏应对的经验与准备。

郎平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郎平借着摄影师的相机显示屏查看自己的照片。红色背景下，一身紫衣的她面容凝重。“你们打算怎么配图说？”她问，“想要借此说明些什么？”后来，我们终于明白，她希望照片上的自己面带笑容，轻松一些——尽管，那实在不是她最自然的表情。

不知为何——或许是拍摄现场的紫红色调，郎平那染成红色的卷发和容长的脸庞——这场景，突然让人想起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那部老电影《苏菲的选择》开始时的一幕。

又或许，这不过是因为，珍妮的选择和苏菲的选择，本质上，并没什么不同。

（本文首次发表于《健康女性》2008年中文版试刊号，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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