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心之宁然，万金所难易——记文革前后的江小燕女士

深心之宁然，万金所难易——记文革前后的江小燕女士

共识网 | 作者:喻书琴 | 2015-10-23

 　　一

 

　　在死去的林昭被越来越多的人纪念之时，我想纪念一个叫江小燕的，还活着的女子。

 

　　同样在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并遭到迫害。

 

　　同样一个年轻单纯的生命。

 

　　同样是基督徒。

 

　　1958年，她十九岁，系上海市一女中高中毕业生。门门功课优秀，步入大学校门应不成问题。可惜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就想利用其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打听到小燕学习成绩好，颇得柴老师喜欢，师生俩也常常促膝谈心。于是，学校是授意小燕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之”。

 

　　小燕回忆道：“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但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一九五八年那年有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右以算是‘走上社会’了。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

 

　　1967年，她29岁，在家待业，获悉了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连日遭受“造反派”的批斗之后，与妻子朱梅馥一起，在上海江苏路寓所的钢窗上自缢身亡的噩耗，内心很不安。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书中认识了这位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看过傅聪的演出。当她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就毅然决定独自开展营救行动。同样因为《圣经》上说：“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她瞒过父母，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一脸忧戚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可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于是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傅聪舅舅家的地址，在其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雷夫妇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焚香举哀安顿就绪后，她回到家中，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求告信。因当时有几个她交往过的朋友都走上这自杀的绝路，她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也希望能昭雪英魂。但她没有想到，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

 

　　当时，江小燕被抓到正泰橡胶厂的民兵营内。多年后她回忆道：“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学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学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么，极可能我今天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及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得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有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淳厚善良的。”

  

　　审讯者问：“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

 

　　江小燕回答：“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傅雷做过这种事吗?”

 

　　见审讯者一时语塞，江小燕也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

 

　　她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是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她还举出自己的父亲在教会帮助下曾为五个无能力的邻居包办丧事。她举出这些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

 

　　在一整天的审讯将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审讯者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但那个主要审讯者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她。江小燕想，我也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

 

　　就这样四目相对，江小燕的气势压倒了那主要审讯者，后来那人竟向她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

 

　　最后的审讯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当天她就获释回家了。但阴影也并未散去……

 

　　1972年，她34岁，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窘困，里弄只能安排她到生产组工作，那顶“反革命”的恶名使她的青春灰暗，更使她与爱情无缘。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终于走出阴霾，却已经39岁……

 

　　1985年，她46岁，居然去报考了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毕业，各科成绩优异，终于圆了大学梦。后来，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再后来，又被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但到退休前也没评到高级职称，只是“助理研究员”。推算原因就是19岁为女教师辩护，29岁为傅雷收藏骨灰并给周总理写信。

 

　　不过她不言悔：“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 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余深心之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易，则何悔之有?”

 

　　1997年10月，她58岁，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未曾谋面的她，她同意了。当傅敏刚要表示谢意时，她马上谢绝了。她说：“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我需要什么?其实我最需要的还是自尊。”出于礼貌，她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场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傅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 这些年她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 认为：“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二

 

　　我这里倒不想过多歌颂江小燕的巾帼英雄形象，想说的反而是她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她一度被誉为英雄。有评论家这样赞道：“反观这场长达数十年的种族骚乱，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是没有罪的。如果以棒杀傅雷为例，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是行义的，那就是江小燕。某种程度上，她承担了一个种族集体的罪恶。”

 

　　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当《书屋》的余开伟先生撰文夸赞她时，她却本着求真求实精神，一丝不苟地纠正文人式抒情写作的错误细节，绝不肯美化圣化自己，反而坦言当时挨批受斗的惊慌，以及事后担惊受怕的软弱，她非常诚实的说到出监狱后自己的焦虑与害怕：

 

　　“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 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心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此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

 

　　“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当时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

 

　　从上可以看出，她和我们一样，一样是会害怕，一样容易受惊吓，一样也在乎乡邻眼光和社会舆论的平凡人。我们不要把她看作林昭式的英雄。

 

　　那么是什么让她能够一步步的坚持下去呢?是她所信靠的救主。

 

　　她说：“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在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

 

　　“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地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

 

　　相信出狱后，也是神在陪伴江小燕度过一个又一个紧张的日子，祂担当她的忧患，背负她的痛苦——也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若没有对神的信靠，我们这些普通人岂有勇气在那样的时代，包括这样的时代来坚持信仰呢?想想看，一个大龄女青年，没结婚，没有父亲，母亲还有一身的病，带着“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样的艰难?!

 

　　江小燕在《书屋》上发表的这篇《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说实在的，该文语言没有什么文采，叙述也不够优美，朴实到了极点，但却被周石先生选入二十世纪经典作品。在该文上，江小燕还借自己的经历给余开伟先生传福音：

 

　　“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江小燕自己就是对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见证。有网友评论道：“‘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中’。好一个江小燕，如此大勇之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真是可歌可泣!”“平常之心，平常道来，纯朴善良却充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正气，以及对一切权势、名利和出风头的不屑一顾。江小燕以九死不悔的气概，领取傅雷遗骨灰的故事，动人心魄，感人至深，当愧杀多少文革期间的昂藏须眉，她提醒我们，来自民间的良心和公正，正是中华民族最可信赖的地火!”

 

　　是啊，我常常想，如果换了是我，生活在文革的时代，作为基督徒，当考验来临，逼迫来临，患难来临，我能够有她这样舍生取义的勇气吗?我还能坚持信、望、爱吗?

 

　　据说，她的座右铭是“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自处超然，群处蔼然”。想有机会去上海看看这位老姊妹，老人家现在大约67岁了。

 

　　完稿于2006年

 

　　注：此文部分文字资料摘自叶永烈先生的《江小燕与傅雷一家》、狄马先生的《傅雷之死》、江小燕女士的《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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