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解密档案】中国1959～1961大饥荒的秘密（转载）

　　【大饥荒与中苏关系恶化无关】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1959年2月签订《新技术援助协定》，引进几百个军工项目包括原子弹模型，靠出口食品和农产品支付。1958年农业大跃进，放卫星，“丰收”自然多征粮，饥荒起，饿殍4千万。1960年7月中苏翻脸，剩余155个项目停建。1961年三年大饥荒进入尾声。
　
　　【大饥荒是“反右倾”的必然结果】1959年庐山会议，唯一敢反对粮食高征收的彭德怀被打倒，一场“反右倾”运动横扫全国，一千万名抵制从农民口中夺粮、相对心软的干部成了“右倾分子”。毛泽东亲自对各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于是全国村村“逼粮会”，处处捆、打、吊。
　
　　【所谓“苏修逼债”纯属谎言】1959年底，赫鲁晓夫即怀疑中国已发生大饥荒，下令不再接受中国的粮食作为偿债支付手段。但中国拒绝将粮食运回去，而是堆在苏联口岸逼苏联接收。赫鲁晓夫只好改变中苏货币汇率，把中共的军工债务减免了77%。既然欠苏联的债务只剩不到1/4，而粮食已经收上来了，毛主动要求提前清债，这样原定分16年偿还的债务5年就还完了。
　
　　【大饥荒时期中国援外资金甚至远超偿付的外债】在饿死2千万人的1960年，中国成立专门机构援外。在大饥荒刚过的1963年，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国内相关资料：
事实是，从无苏联向我逼债一事，提前还债是我方主动提出。恰恰相反，三年困难时期苏联建议向我国提供援助，被我方拒绝。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中苏关系破裂。在1961年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中我们能发现，苏联在撤走专家后，并未提出过还债的问题，反而体谅中国的农业状况，提出1960年当年的贸易业务中，中国对苏联的欠账可在5年内分期偿还，而且不计利息。
还有，在1961年中国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那时中苏已经不再友好，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在当年4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中，还对苏联的帮助表示了感谢：“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
既然苏联没逼中国还钱，毛泽东为何要冒着饿死人的代价偿还贷款？据吴冷西回忆，就在苏联召回全部专家两天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开始大谈自力更生问题，他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帐。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最快也得十年。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
“……由于1960年年底中苏关系有所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3月8日，周恩来答复赫鲁晓夫：先接受50万吨蔗糖，至于100万吨粮食，可作后备。是否借用，以后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春，中国政府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同苏联相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0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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