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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毕碰到老问题了。
作者：章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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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时政、思想，一个有态度有力度的平台。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
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我问：“吃惊什么？”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2009.3.5）
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2月18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聂绀弩和我父亲（编者注：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
聂绀弩怎么会和这样一些人往来？理由太简单了：因为他只能和这样一些人往来，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罗隆基等人往来一样。1961年，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来，聂绀弩写下这样的诗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
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
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
临行两包中华牌：
老聂老聂莫再来，我事非尽我安排。
独携大赧出君门，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读着这样沉痛的诗句，我能想象出聂绀弩的狼狈与赧然，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屈辱和愤然。现实的处境及困顿，他只得与同类为伍了。
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1978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编者注：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
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17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诗。这里，仅举三例。
冰 道
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
吊若海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
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
轱辘体之一
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
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1962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
用文化人监视、告发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不少审查官就是19世纪俄国作家。在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就对老师胡塞尔实施“无形”迫害。我们国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则是朱元璋的锦衣卫。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翦除异己，以巩固统治。“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无负罪感。有关部门所网罗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长、有才气、有成就，也有些名气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坛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曾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有一次，聂的夫人周颖来找我的母亲，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
母亲带着我去了。聂绀弩翻身起床，并打发周颖去买熟食。周离开房间，一直沉默的他劈脸问道：“海燕（聂之女）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母亲沉默。“你知道海燕的遗言吧？”聂绀弩问。“知道。”母亲答。“她在纸上写的那句话，我会琢磨一辈子，除非我咽气。”母亲劝道：“老聂，你不要这样，事情过去了。”“李大姐，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事情能过去吗？”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脏部位，自语：“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母亲不做声。“你不说，我来说！她的遗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说海燕发现了什么……”母亲听不下去，伸出一只手掌，断喝道：“老聂，不要讲了，我不许你讲。”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泪书于北京守愚斋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章诒和 原标题：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在中国，告密之风，历朝不绝。因为告密可以博得掌权者的宠信，可以立功受赏，可以加官晋爵，并且可以整垮仇人。“文革”期间，此风也颇盛行，靠告密向上爬，或整垮对立面者，不乏其人。
在一些机关单位，有的人整天怀揣小本子，谁若讲了一句有毛病可挑的话，他一转脸，便掏出小本子，将其记下，某某于某日讲了什么话，有谁在场，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向上级告密。有的告密者故意发两句关于上级或时事的牢骚，以“抛砖引玉”，等别人顺着他的话题，发表议论，告密者便则把他所说的话记下，向上司邀功请赏，这种干法，使人不禁想起《红岩》中那个打入渣滓洞集中营的国民党特务，那特务在牢中故意骂国民党，以试探周围人的反映，谁若说一句赞同的话，他便向上峰告密。虽时代不同，但告密者的手段却如出一辙。
当年，我家住在一个乡镇上。乡镇虽小，但是区委所在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区直、社直机关很多，运动伊始，因言论挨整的人不少，其中税务所的杨某，最为“著名”。
杨某曾作为志愿军入朝鲜参战，据说还立过功。因遇严寒，他一只脚上的指头被冻掉，走路有点跛，人们都喊他“杨瘸子”。他的脚是因抗美援朝而跛，喊他“瘸子”，就等于在宣传他的功勋，因此他也欣然接受这一绰号。他平时爱说俏皮话，广播里天天讲马克思，他便说：“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单位天天学毛著，他又说：“学什么毛竹，还学松杈子呢，毛竹没松杈子值钱。”
他这些话，都是背后与人闲扯，玩幽默，不料竟被人告了密。先是税务所组织人写他的大字报，并开会批判，说他“反动透顶”，后来区里又开大会进行批斗，令他和“牛鬼蛇神”们一起游街。谁知不批则已，一批惊人，反动透顶的杨瘸子，原来就是小镇名人，现在又有了以前鲜为人知的“名言”，特别是“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一句，竟广为流传，被许多为吃饭发愁的人引用。当然，引用此语时，必须在前面加上“杨瘸子说”，否则也要挨批斗。
杨瘸子是老党员，老战士，立过功，又是残废军人，革命资格老，本钱大，被批斗了几场，未戴什么帽子，仍然当他的收税员。
乡村的告密者，多为农民，他们不会揣着小本子，也不会玩“抛砖引玉”的花招，只是雷厉风行，一发现谁有什么反动言行，立即向大队或公社回报。这些告密者为了请功，常使一些无辜的人遭殃。
我的同学陈某，不善言谈，父亲当时又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内心很是自卑。但他是回乡知青，本人并无政治问题，故生产队的读报会、学毛选、批判会，他都要参加。
一天，生产队开会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场上，社员们边批判，边呼口号，其中“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喊得最多，且一喊就要重复两三遍。这句口号，喊上几遍，就成了“绕口令”，而人喊口号时，情绪激动，就容易出错。陈某一不注意把两个大人物喊错了位，把该打倒的，喊成要保卫的，要保卫的，喊成该打倒的。上百人一齐喊口号，其中一人喊错了，别人也不会听见，不料，坐在他旁边的小张，会后便向大队告密，说陈某胆大包天，居然在批判会上公开喊反动口号。小张是公社书记的儿子，在陈某所在的生产队就近插队落户。张书记头上没毛，社员背后都喊他“张秃子”。
小张这一举报不得了，陈某在公开场合喊反动口号，罪大恶极，大队又上报到公社，公社下令生产队对陈某进行批判。生产队没有专门的会议室，开会借用社员家的房子，那是三间空房，内无隔墙，运动积极分子这下抓住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激情高涨，会场上，发言的人无不义愤填膺，说陈某丧心病狂，纷纷表示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打倒刘少奇和他的小爬虫”！批判会开始，被批判者照例要向毛主席请罪，积极分子们为了丰富斗人的乐趣，把四面墙都贴上领袖像，令陈某跪在地上，像推磨似地，转着圈向四面墙上的领袖像磕头。那场批判会，我也被喊去参加，看着同学下跪请罪的情形，我心中愀然，未等会开完，便悄悄溜走。
陈某被批斗了几次之后，公社革委会给他定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但帽子“举而不戴”，管制劳动，以观后效。当年将谁打成“某某分子”，称之为“戴上某某分子帽子”，改造好了，称之为“摘帽子”。所谓“举而不戴”，即那顶可怕的帽子，在空中悬着，尚未将其一棍子打死，若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那顶帽子便要轰然落下，到那时，他就是正宗的“阶级敌人”。陈某经此一劫，精神面貌为之一变，比以前更加少言寡语。而那个告密的小张，却在生产队入了党，不久便招工进了城。
小镇上，当时因喊口号倒霉者，还有曾某的老婆。曾某是公社干事，他老婆是裁缝，一天，人们上街游行，欢呼最高指示发表，她也跟着游行，在反复喊“打倒谁，保卫谁”时，把人物喊错了位，她嗓子好，声音高，喊这句“反动口号时”，当时有不少人听见，都被吓坏了。事后曾某的老婆也挨了斗。但她的运气比我同学好得多，他丈夫是公社干部，暗中为她活动了一番，以后便不了了之。曾某的老婆是在大街高呼反动口号，被许多人听见，不属被人告密。我举此例，是说明因那句“绕口令”似的口号倒霉的，并非陈某一人。
告密者为了邀功请赏，有时甚至昧着良心，采取诬告手段，以达到目的。徐某便是因被人诬告而倒了霉。
徐某40多岁，体魄健壮，是个劳动能手，犁耙扬（场）撒（种），样样精通。一日，儿子杀鸡，用刀照其脖子像拉锯似地拉了两下，一松手，那公鸡在地上扇动翅膀，挣扎了几下，竟起身跑了，徐子好一番追赶，才将其捉回。徐某见状，斥责儿子：“你杀一只鸡都杀不死，你把它的头剁了！”不料，隔墙有耳，此话被与他有矛盾的人听见，立即向造反派告密，被说成是：“徐某想谋害毛主席，对儿子说，你杀毛主席要是杀不死，就把他的头剁了。”“革命派”如临大敌，当晚把徐某捆起来，押上会场，进行批斗。因会场就在街边，发言人几次引用告密者的话，喝问徐某为什么要谋害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恶毒？引起许多人围观。当年，所谓反革命言论，批判时尚可引用，咒骂领袖的话，是禁止学说的。发言人这么说，让主持批斗会的人感到意外，但发言的人是革命群众，又不好出言制止，只好向他打手势、使眼色，但发言者都未能明白他的意思，那句极其反动的话，被大家一再大声重复，影响更大。会场不时响起口号声：“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反革命杀手徐某某！”气氛空前热烈。
徐某当然是死不承认，因为一承认，他就完啦，即使不被枪毙，也要坐上多年大牢。何况是别人诬告，他根本没说这话。革命派批斗了几个晚上，找不到有力证据，加上徐某家祖辈贫农，后来才不了了之。但徐某却落下了一个绰号——“反革命杀手”。同辈的人开玩笑喊他，他咧嘴一笑，若是晚辈也开这个玩笑，他便要翻脸，骂道：“你个小狗日的，你再敢喊一声，我把你的嘴撕成裤腰！”
徐某不过是被批斗了几场，并未被戴上帽子，打成“某某分子”，同是被人诬告的钱某，就没那么幸运了。
钱某老实巴交，不苟言笑，平时只知闷着头干活，挣工分。一天，他正在自家菜园里挖地，忽然来了两个肩扛红棍子的群专队员，把他押到公社群专指挥部，关了起来，罪名是“污辱伟大领袖”。原来，有人告密，说他用领袖像当手纸，用过后还扔在粪坑里。
生产队没有公厕，社员们都在自留地里垒一个半截土墙，没有上盖的小厕所，一来解决方便问题，二来可以积肥。这种小厕所，通常是自家人用，路过的人若遇内急，也可入内方便。钱某的确发现自家厕所粪坑里有报纸，上面有领袖像，吓得他赶紧将报纸捞上来，埋在粪堆里。当时各级报纸都在右上角印领袖像和一段语录，并且一天不缺，而那时从生产队到公社，都要抓政治学习，农民也要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听人读报。过期的报纸，则被买给商店或卖瓜子的，用来包东西，因此印有领袖像的报纸随处可见。公社和街边的公厕粪坑里，经常漂着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片，但因是公厕，是谁“污辱伟大领袖”，无处可查，也就无人过问。群专的头目接到报告，钱某自家的厕所里有此物，便认为那无疑是他扔的。
钱某受审时，开始不承认，说是别人陷害他。哪知群专头目竟让人出示证据，原来告密者已经带人将那张报纸片从粪堆里挖出，用一张干净纸包着，送交群专。钱某于是辩解说，他一家人几年都没买过手纸，大便时都是用草团、树叶解决。又说，报纸都被干部们收着，他上哪里弄到那东西，即使弄到，也啥不得当手纸，还留着包东西哩。他家茅坑里报纸，一定是别人进去拉屎时丢下的。但他的辩解，已经没用。群专头目说：“你还想狡赖！哪个能证明那报纸不是你扔在粪坑里的？就算不是你扔的，你把它埋在粪堆里，可是事实？”
证据确凿，钱某怎么为自己辩解都没用，后来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由生产队管制劳动，并经常被公社大队强迫干义务工。
我也曾吃过被人告密的苦头。
我插队务农后，赶上村村队队大跳忠字舞。生产队先是派人到公社学习，然后回来教社员跳。被派去学习的孙某是团员，又是队干部，上面一有何号召，表现非常积极。他学会了忠字舞，回来教大家时，有的妇女害羞，学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脸面，不愿学舞。他便说，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说什么“大跳大忠，不跳不忠”，并且老是板着脸训人。不跳忠字舞，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这显然是一顶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张狂劲，便私下对他说：“跳不跳忠字舞，与忠不忠没什么关系嘛。照你这么说，坏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报告，公社干部说我对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有抵触情绪，诋毁全民跳忠字舞的伟大意义，思想有严重问题，令生产队对我进行批判，并说，若我态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队召开的批判会上批斗。我父亲得知此事，着了慌，去找大队书记董开华，请他从中说情。董开华到生产队找到队长，问他：“东子（他一直这么称呼我）到你们队来干什么的？”队长说：“来当社员的，他还能干什么？”董开华说：“他除了来当社员，还是来接受你们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明他们还不成熟，有什么差池，你们要教育嘛，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开什么批判会，队里开会教育教育他，让他做个检讨算了。”队干部们一商量，又把批判会改成教育会，并对我说，你在会上做个检讨，就算了，我们就不追究了。
批判会是批“阶级敌人”的，改成“教育会”，则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教育，名称一改，会议的性质大不相同，队干部的态度也温和多了。董开华怕我不愿做检讨，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东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说话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说话直的亏吗？你在会上认个错，不要硬顶，公社那边，我去说说，这事就过去了。东子，你下次说话可一定要注意呀！”
我也担心事情闹大，批判大会我见得多了，站在小学操场的台子上挨斗，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我在队里召开的社员会上“低头认罪”，几个干部和党团员，相继发言，把我“教育”了一番，此事才算了结。
我“诋毁忠字舞”，被人告密，只是小事，毕竟未受什么处罚，我每次遇到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便有人大写“人民来信”，使我一次次成为淘汰者，才是使我受害最深的告密。尽管那些“人民来信”是以揭发我父亲的政治问题为杀手锏，以毁灭我的前途，但其手段仍属告密之一种。由于我深受告密之害，参加工作后，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向领导打别人的小报告。这个原则，我一直坚持到离开工作单位。
而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反对改革开放，极尽编造欺骗之能事，将那个逝去的时代描绘成天堂，说那个时代“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并且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以蒙蔽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无知地叫喊，希望再来一次“文革”运动，这的确是很可怕的事情。
《学习时报》：以康生张春桥为例警惕以“左”谋私
仅仅自己“左”是不够的，有时还需要以打击“右”作为垫脚石。比如风闻某人与上级精神有不一致的言论，或写文章偏离了“左”的调子，他们或充当告密者，或毫不迟疑地直扑上去，犹如疯狗一般一阵狂撕乱咬。如此这般，其勇于革命的豪情就出来了，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就出来了，在革命队伍里的可靠性也就出来了。对于这样的人，组织不重用他们又重用谁呢？终于爬到了高位，可他们真的是要为革命做贡献吗？如果我们以为然，那就太幼稚了。在我所知的这些人中，无一不是以此来谋求更多的利益。权力大了，所享待遇的标准更高了，谋取私利的面也更广了。他们与那些从来不讲冠冕堂皇理论的打家劫舍者并无二致，送多少礼金，来之不拒；送多少财物，照单全收，甚至还要借助手中权力安插子女、荫庇子孙，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摘自：《学习时报》2011年7月25日 作者：张心阳 原题为《警惕以“左”谋私》）
文革的残渣余孽，历史垃圾，今人作呕。不过有你这样的表演，加上北朝鲜的文革活标本，也能让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体会到一点当时丑恶。建议中央设立一个文革特区，让你们这帮尽情地唱红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学毛选，开批斗大会，供世人观赏。
前东德人档案解密后，大量东德人曾经经历过相似的极大震撼，因为他们看到曾经无限信任的亲人和朋友竟是自己的告密者。
把坏蛋都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