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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高士张伯驹:女儿的回忆 (转载)

(2014-10-06 00:28:15) 下一个

 

张伯驹(18981982),一代高士,国宝级的人物,性格高孤,不染尘俗,视钱财如粪土,在民国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民国四公子”。又是大收藏家,他献给国家的《平复帖》和《游春图》现在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冬天炖肘子熬白菜……只吃白菜喝汤”

 

父亲喜欢女孩子,我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父亲特别喜欢,从小带她们出去玩,到莫斯科餐厅去吃饭,这与和我母亲关系好是有关系的,夫妻感情好,对孩子就好,爱屋及乌。母亲则喜欢男孩。

 

平时,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少一些,母亲则多一些。母亲脾气大,对我们管教严格,对我们不满的时候还拍桌子,我们则听着不敢吭声。等我工作了,母亲还教育我涨工资的事情都不要主动和领导提。父亲则不管这些事情,不过,我和丈夫在西安工作的时候,夫妻俩工资加在一起一个月才110多块钱,养了六个孩子,父亲总是问我是不是有困难了,还替我算账说,你孩子多,挣的钱不够花啊。

 

父亲在生活问题、经济问题上不允许我们小孩过问。包括收藏的一些事情,父亲从来不对我们小孩子讲。平时有客人来,允许小孩子出来,你就见,比如比较熟悉的戏曲界的,我们小孩子在一旁听父亲倒是不管。

 

家里以前接待的都是文人、戏剧界、书画界的人士,我们住在西城大拐棒胡同,也就是原属李莲英的宅子里时,那个房子大、院子也大,每个礼拜父母都有几次要请客,研究美术、京剧,很多名家都到我家来。父亲买字画、艺术品从来不讨价还价。母亲也相信父亲的眼力和水平,只要是在书画、文化艺术上的事情,母亲是相当配合父亲的。经济问题上父亲一点也不过问,钱有与没有,都是母亲在掌握。不过,我家也并不是老是有钱,没钱了也要去借。

 

家里吃饭也不是整天山珍海味,父亲吃饭比较挑剔,有肉的饭菜,肉不吃,但要吃它的汤。冬天的时候就炖肘子熬白菜,或者鸡汤熬白菜,但父亲不吃肘子也不吃鸡肉,只吃白菜喝汤。父亲还喜欢猫、狗这些小动物,家里也养了小猫。

 

父亲最喜欢古代的十番音乐,也有不少京剧名家经常和父亲来往,我也耳濡目染,效仿他们的唱腔。母亲喜欢谈琵琶,我喜欢弹古筝。我工作后还在单位演过京剧《起解》,昆曲演过《扫花》。但我的父母从不强迫我去学这些东西。刚解放时,甚至我参加文工团的时候,还遭到父亲的反对。我报名去了文工团后,父亲马上派人把我叫回来了。

 

人家叫他“张大爷”,他就是不理人家

 

父亲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孤傲,加之愤世嫉俗,便更加落落寡合。即使高朋满座,众人谈笑甚欢,他若是觉得话不投机,便一个人坐在那里,谁也不理,只是自己用手摸着下巴,一根根地拔胡子。有时去找人,碰巧人家不在,他也不急,坐在那里能够等上两三个小时,也不叫人去找,还是摸下巴,拔胡子。生人见了他,往往有望而生畏的感觉,在一群亲近的朋友中,就得了一个“张大怪”的雅号。

 

大怪的怪处何止于此。虽然他的家产富可敌国,但他本人实在是朴素得令人难以想象。他不吸烟,不喝酒,不穿绫罗绸缎,长年布衫一袭;他饮食平淡,偶尔一个大葱炒鸡蛋算是上等佳肴。他绝不和时下公子们比较谁的汽车豪华、名牌,对他来说,只要有四个轮子,能跑就足够了。另外,他身上有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矛盾性格,例如,他坚决反对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把那个一心想做大太子的袁克定称为“赖家伙”,可是他和袁克定的私交甚笃,袁克定后来落魄一直由他照顾,1958年袁克定去世还是他料理的丧事。父亲不会理财,银行的业务大权旁落,但有时却显出超人的精明。例如,一年清室小朝廷因为经济拮据,拿出一批宫里的地毯到盐业银行求售。别人看地毯已旧,花色暗淡,都说不要。他却令人全部收下。原来他看出地毯中夹有金线。那时教他京剧的师傅余叔岩因病久不登台,手头拮据,父亲叫他买下,结果把金线抽出就赚了三万元,地毯倒手卖出又赚了三万元。还有,他出身官宦,爷爷一生在官场中打滚,他却远离政治,和各派政治势力都保持一定距离,认识而已,却不深交。盐业银行经理吴鼎昌后来到蒋介石那里去当实业部长,他不但不去套近乎,反而和他疏远了。

 

父亲是个慷慨的人,只要有困难的人找到他,父亲总肯帮忙。我们钱不够的话也会想办法和别人借了给他。京昆名票包丹庭(包丹庭是京昆名票。1950年代初期在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曾为张伯驹主演《别母乱箭》配演周母)家有困难,找到父亲,但没有直接说借钱。父亲为了帮助包丹庭,就和他互换了房子,由于包丹庭的房子比我们的好一些,父亲还贴给他一些钱。

 

父亲喜欢字画,看什么东西都是过目不忘,老先生们家里书架上的书,只要父亲看过,放在哪个架子上、第几行、第几本,都能记住。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一些收藏品大部分都放在银行里,没有放在家中。历代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大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几乎都在《平复帖》上赚钱获利,惟他莫名倒贴了一大笔银子,无偿捐献给国家。

 

父亲是个怪脾气,人家叫他“张大怪”。一次,有个他不喜欢的人来找他,父亲在下棋,人家叫他“张大爷”,他就是不理人家。我只能招呼客人说,您请坐,请喝茶。我还问父亲,爸爸您怎么不理人家啊,他还是不吭声,也不理我。对于不是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他就是这样。谁的品德高尚,谁的品德低劣,父亲心里有数,他什么都不说。

 

那时,我们家客人换拨来。隔一天总要来客人的,来吃饭,谈艺术,如京剧方面的,拉胡琴,然后书法的,画画的,也是这样。

 

红学家周汝昌曾经回忆说:“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了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就坐在大客厅的外间,那都有案子,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要回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走,那个摆脱俗念。一丝没有俗气,一丝没有那个富贵气,一丝没有那个看不起人,说几句狂话,摆几副狂态,我就从来没见过。那个人那个气质、气味,那个温文尔雅,是这样一个人。”

 

老先生们来,我父亲就是互相切磋研究,你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评论,哪点好,哪点不好。那时候北京的画家吴镜汀、吴佩衡啊,多得很。刘海粟也不是经常捧人的,可是他到北京来,他必须要到我们家来的,他们来了呢,就有说有笑有谈的。我父亲就对这些艺术界、文化界的,他特别尊重,你怎么说他都不累。

 

“我是中国人,为何要到国外去”

 

对于流失的东西,父亲想办法借钱也要把珍贵的收藏品文物买回中国。当时《游春图》流到琉璃厂的一个老板手上。父亲认为,这样珍贵的书画,不宜私人收藏,应归故宫博物院。他便找到故宫博物院,建议故宫博物院将此卷买下,还要求院方致函古玩商会,告知此卷不准出境。然而故宫博物院既不答应将此卷买下,也不愿致函古玩商会。最后,父亲决定自己出钱购买。由于钱不够,父亲忍痛将大拐棒胡同的房子,也就是原属李莲英的一处占地15亩的房院出售,换得220两黄金,另外加上母亲当卖首饰换来的20两黄金,才将《游春图》收下。

 

1941年初春,父亲上班之时,突然遭人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元(伪币),才能赎出父亲。知绑匪的目的是要敲诈他的名墨字画,父亲说:“要我的命可以,就是不能动我的字画。”如是僵持了近8个月,后来,母亲四处筹措了40根金条,才将父亲赎出,书画则一张未动。

 

现在,《平复帖》和《游春图》都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1956年,新中国第一年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父亲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可是家里没钱。父母就商量,共产党其实很好,有组织有纪律,我们不能听别人瞎说,亲眼见才为实。

 

说到这里要插一句,在解放军到北平之前,谣言很多,社会上有种看法是对共产党的到来有点恐惧。我们全家也曾打算去美国,父亲为此找好了翻译,做好了衣服。最后要去的时候,父亲想,“我是中国人,为何要到国外去,他们让我去,但我一个中国人在国外能干什么?”那时候父亲60岁了,他其实怀疑人们对共产党不信任的说法。最后,父亲决定,“我不能走,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中国。”

 

父亲觉得干脆把收藏的东西捐给国家,如果不捐,也不安全,画被偷被卖了,流落国外,这些中华民族的伟大遗产,子孙后代还要跑到国外去看吗?母亲很赞同父亲这样的想法。

 

当时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对文化人很尊重,文人就是这样,父亲觉得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什么都可以做。所以,父亲总共拿出100多件收藏品,捐给了国家。特级珍贵的包括,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画作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国内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件名人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等,都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在文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康生向父亲借了好多字画没有归还,父亲又不好说什么,父亲和陈毅经常下围棋,不经意提到过此事。陈毅便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就和康生谈话。1957年,康生就把父亲打成了右派。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里就没有那么多人来了。运动后期,街道上的人挤进来不少住进我家。房钱则被房管局收了,我父母住在这还要掏房钱。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我和我的先生在西安工作生活,我当时心里很难受,不能陪着父亲。同时,我在单位也受到批斗,但不敢对父亲讲,怕他受到影响,身体吃不消。我们来看父亲都是晚上偷偷摸摸地过来,因为是要“划清界限”。不过父亲有一副好身体,他会唱戏练过把式。我回来后,发现这些事好像没在他身上发生过一样,父亲还是依旧看书、写东西、下棋,一切都很自然。母亲的反应也不是那么强烈,她很了解父亲,相信父亲不会做反党的事情。我当时就很不理解,父亲平时就是做做收藏,给别人看看字画,没有做任何反党反人民的事情,怎么就被打成右派了呢?

 

当时有四五家别户人家住在这里,院子里的柿子树,在一户人家门口,虽然都是我家院子里的,但柿子我们不能摘,只有这家人能动。父亲的很多书也被抄走了,比如《二十四史》。

 

后来有人问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父亲则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

 

父亲时常教育我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父亲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一生聚散大都用于收购文物。他在西安曾创建的“秦陇实业公司”,1949年后即奉献给国家。公司代表曾特地向他报告公司的发展和赢利情况,他一概不感兴趣,只说:“我不管了,厂子我不要了。”

 

父亲视权力为无物,他虽然是个交际广泛的社会活动家,因爱好多,曾组织或参加了许多的社团,如“北京京剧基木艺术研究社”、“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北京棋艺研究社”、“北京古琴会”等,他在里面大都是担任副职。反右时,有人说他有野心,他说:“.我从不想要权势地位,要想当官的话,别说先父在时,就是‘八•一五’之后,孙连仲让我在唐山和石家庄两市长中挑一个,我都没干。我没有那才干,我只能自比侯方域而已。”

 

父亲胸襟坦荡,虽处逆境,安之若素,既不顾影自怜,也不嫉恨别人。在反右运动中,京剧演员钱宝森在批判他的时候,有些过火言辞——其实这也怪不得钱,那时人人自危,也只好自伪以求自保。后来,钱宝森去世,父亲托人带去一百元的赙仪,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十多元左右啦。有人劝他不必给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了。但父亲坚持送一百,说,当初他帮我打把子练武功,我们的交情还在。

 

有一次,父亲要到沈裕君(中央文史馆馆员,章太炎夫人汤国黎的表兄)家中去下围棋,刚要出门,碰到一位香港来客买了一幅母亲的画,想请父亲题字,并表示愿意多加五百元。不料,父亲不听钱犹可,听了多付五百,便气冲冲地回答说:“不写,我现在要去下棋!”

 

1973年,袁世凯之孙袁家骝来华探亲,预定日程中有看望父亲的一项。国务院办公室因为他的家里早已破败不堪,准备给他另外安排一处比较像样的住处,以壮门面。父亲却答道:“我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何必换地方?”

 

还有一次,父亲在天津勾留,一位文史馆的老先生受其上级的委托,请父亲吃饭。这位老先生关请张牧石,转请父亲为他在其上级面前美言几句。张牧石不好拒绝,便将这个意思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却冷冷地说:“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弄得张牧石惭愧不已。

 

父亲作为一代高士,时时感到了落寞,王世襄曾在他的画上题诗道:

 

银锭桥西宅不宽,黄花红叶耐霜寒。

分明自写双清影,寄与词人作画看。

 

一次,画家黄永玉在北京西郊莫斯科餐厅偶见父亲,只见父亲点了一客红菜汤,几片面包,草草食毕;将剩余的面包、黄油用小毛巾裹好,带走。

 

19822月初,饱经沧桑的父亲仍不时参与各种社交活动,且不久将有扶桑之行,举行画展。不料一次宴会归来突然患了感冒,不思饮食,高烧不退,只好于29住进医院——位于后库的“北大医院”。他住的病房是八人间的,母亲见这里的几个病人病情都比父亲严重,遂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的病房?院方的答复是:“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父亲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着要回家。母亲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医院还是那么讲,说父亲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父亲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这之后,父亲曾六七天不思饮食,仅靠输液维持生命。215是他八十五岁的生日,他忽然神清气爽,想要吃东西。恰逢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在出国前来探望,还与他合影留念。

 

19823月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访问大千,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上。手捧泥土,大千热泪纷纷,并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一勺水、一撮土,只要来自故乡,无不牵动张大千的心。

 

父母亲合作了一幅画寄给张大千。张大千遂电告其在兰州的孙子晓鹰探望父亲,并一再叮嘱晓鹰与父亲合影,把照片给他寄到台湾。

 

病榻上的父亲零星地知道了张大千的一些情况之后,泣不成声,挣扎坐起,与张晓鹰留下一幅最后的照片。下午,父亲请人录下他作的一首《七律》和一阕《鹧鸪天》:

 

病居医院,张大千兄令孙张晓鹰赴美,来视并拍照,因寄怀大千兄。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 鹧鸪天病居医院至诞辰敢赋》

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父亲去世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摘自《挖历史》第二辑,作者周海滨,口述历史著名作家,凤凰网历史专栏作者。已出版《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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