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花坊的博客
爱神爱人，有喜乐，有盼望，活得有滋有味，过的是精彩人生。
李务农
“民间修史是我一直主张的，是我的文章里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至少我自己用文学的方式来为这个严重篡改了历史的国家，一个没有一页纸的当代史是真实的国家，我愿意用我的文章，甚至愿意呼吁更多的同道来写作，来还原这个国家被歪曲的历史”野夫还说：“如果我们这一代都自个悄然刨灰，无声地埋葬自己，我们的儿孙何以知道，我们曾经历了怎样一个三刀六洞的时代啊”……在这沉重言说的背后，只要稍稍打开记忆的门户，破门而入的血与泪的悲情、生与死的离别、是与非的倒错、罪与罚的荒诞、权力的邪恶与疯狂、个人的渺小与无助……就会奔涌而来，那是何等的慑人心魄、令人窒息且不堪回首啊!
有人说，野夫的《地主之殇》等文章，可谓当代史笔!这话没错，其文有史的真实与凝重，有史的开阔和才情，更有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德与史识。野夫在《地主之殇》里，记述了他的父系家族在土改中遭遇的惨祸：其祖父是土司后裔，因为有数十亩薄田成为“地主”，最终在酷刑下，自缢身亡并被曝尸;大伯横死、二伯劳改，服刑几十年，大伯和二伯的妻子一夜之间双双自杀;父亲是一个煤矿的矿长，曾参与土改、剿匪，在文革中遭批斗，至死都将家族的灭门之祸隐忍不言……。有学者沉痛地指出：50年代初的整个土改运动，事实上是摧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道统，彻底地消灭了维持民间礼俗秩序的乡绅阶级。这个后遗症十分恐惧。如果一个政权的建立，完全依靠对国民的残忍来实现，那么其合法性又在哪里呢!
关于土地制度、土改、乡村自治及土改后遗症等问题，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野夫在该文中都有自己深入的思考与理解。
一、关于土改及土地问题，野夫说：
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民国时代的1930年，政府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规定----政府占用私地须收买;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的土地仍属私有。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自古土地私有;二是地主惨遭杀身之祸，并非地主罪大恶极，乃是政争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几百万地主一夜之间便成了冤死鬼!我们知道，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一不起诉，二无开庭辩护，当然也无什么两审终审等司法制度。今晚研究谁谁必须死，明天就立马执行枪决。没死的也因此成了永远的阶级敌人，被打入另册永世不得翻身，往后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株连九族，祸及子孙。因此，土改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而中国的政治运动一般与法治、人权是不沾边的。
那么，中国的所谓地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以下三点是必须说明白的：第一、中国的所谓地主的形成，从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来看，有学者指出，大体有以下三种：一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二是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三是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慢慢上升爲地主。当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爲地主的，但这种人只是极少数。第二、法律问题。地主的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産，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是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第三、历史的合理性。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以降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当然，这种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很脆弱，最终会出现土地的兼并，广大农民失地后社会出现动荡。但这个问题的实质不在地主，而在官府。秦晖教授指出：由于专制权力的存在，国家和各种特权者凭借权力对土地进行巧取豪夺，在这种权力可以通吃的社会中，土地私有权受到侵害的不仅是众多的“平头百姓”，就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中小地主也难以逃脱这种土地被兼并的命运。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过去那样说，是误导或误区，千年的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王朝专制政权的矛盾。采取激烈的斗争手段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再从肉体上把他们消灭，这是极端错误的，揆诸历史，世所罕见。而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后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府先通过和平的手段对地主的土地进行赎买，然后再卖给无地的农民，没有斗争与杀戮，是公道的人性的土地改革。有学者深刻指出，中国大陆的土改运动其实是一场政治运动，土地问题只是一粒棋子，一个策略。请看一则事实：牛友兰，山西兴县首富，其子牛荫冠，清华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期间加入中共。抗战开始后，牛友兰毁家纡难，支持中共晋绥边区政府，不仅家财散尽，两名侄女亦因此牺牲。1947年晋绥边区土改，因支持抗战与革命，已地无一垄、房无一间、身无一文的牛友兰被划为“曾经剥削过兴县百姓的大地主”而遭批斗，身戴手铐脚镣，跪于尖锐碎石之上，被以成捆燃香烧炙，后以铁丝穿鼻，由返乡协助土改的儿子牛荫冠执绳牵鼻游斗，至鼻骨断裂，鲜血喷溅方止，三天后于监禁中绝食而亡。其后政府赞其子牛荫冠“对党毫无怨言”、“对党的路线无条件拥护并为之长期奋斗，大义灭亲，实为党员干部之榜样”。1949后，其子官至正部级。那么，为何不用和平手段分田地、“均贫富”?毛泽东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他是为了巩固基层政权，让基层老百姓在恐惧和紧张之中不得不跟共产党站在一起。所以通过杀地主，通过夺取土地，既制造血腥和高压，又巩固和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一箭双雕。1956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可以看到，在刘少奇的这段话里，土改的成就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党走和打击地主富农。当年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喻权域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赐’、‘救济’，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威风，共产党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原来，土改是立威，是煽动仇恨，是控制农村，是一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就极权主义而言，一切都是政治的。事实上不几年土地全被国家收走，既然要收走，为何土改时不一并收走呢?土改后再收走的必要性在哪里?最后是土豪被彻底消灭了，耕者仍然没有其田，但农民视共产党为救星，政权稳固了。
“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呢，它要再把它收回去。而它收回去是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说建立公有制，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变得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李肃：《斗地主的真相与目的》载《财识网》)
二、关于传统中国乡村自治及士绅的作用，野夫说：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历朝历代的入登大宝者，多数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即使满人入关，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众多的草民，不能仅凭枪杆子去管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艽野，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统的丢弃。而一个丧失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他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在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什么叫民主?从某个角度来说，民主就是自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就目前来说，世界各国的乡镇管理模式最好的一种形式就是乡镇自治。托克维尔最服膺美国的乡镇自治。在托克维尔看来,乡镇制度是乡镇自治的表现形式,乡镇精神是乡镇自治的政治效果,两者有机组成了美国乡镇自治政治传统。乡镇自治通过培育自由的民情、以社会权力制约政治权力和抵制多数人暴政等途径,促进了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和谐。乡镇自治是民主与自由在美国和谐相处的根本原因。
当然，我们中国过去几千年的乡镇是另一种管理模式：乡绅阶级行其管理职责，宗法文化维护其人伦秩序。学者杨海坤指出，乡绅阶层的政治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乡村社会贯彻朝廷的政令。中国幅员辽阔，在广大乡村地区很难直接派遣官吏进行统一管理，因此朝廷的政令必须经乡绅传达于民，并由乡绅负责宣传，以促使政令的执行。其二、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领袖或利益代表。在等级秩序下，乡村民众对朝廷各种政令的态度，首先反馈至乡绅，再经乡绅传达至官府。乡绅阶层的政治及税务管理责任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乡民的文化价值的引导作用。乡绅阶层都是儒家文化信徒，他们捍卫儒学，为农民甚至官吏做表率。他们通过儒学得以入仕，同时又促进儒学的发展，影响着一般民众的价值观，因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乡绅阶层是一个中间环节，在社会稳定发展时期，他们常常是沟通统治者与人民的桥梁。这股力量的作用发挥得好，有助于维持基层社会的政治稳定;这股力量一旦松弛、瓦解，乡村社会的政治秩序就会出现紊乱。
现今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土改，乡绅阶层这个中间环节已经不存在了。秦晖教授指出，社会剧烈变革，使农村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等都发生剧变，有些制度发生了严重断裂。因为土改中的你死我活，一个方面提供了高强度动员机制，把组织资源高度的一元化;另一方面，把传统的乡村认同一扫而空，使得乡村社会彻底丧失了自主治理能力，以至于到了1960年出现饿死几千万人还基本维持平静的可悲局面。土改过后，乡村和政府之间出现了结构断层和权力真空，中国乡村社会陷入了混乱无序的局面，国家不得不将政权全面下移至乡一级，既加大了财政支出，又影响了乡村精英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
时至今日，我们的乡镇管理还是没有真正的自治与自主权，还是党政化，还没有村民化，比之土改前的乡绅精英的管理模式是明显的倒退了。我们要改变传统中国乡镇治理模式，也只能是吸取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乡镇自治经验，而不是根除乡镇自治，实行中央集权统治，这是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我们知道，村民自治之正当性就体现在它的“自治”与“自主”上。勿庸置疑，村民自治的核心在于“自治”。那何谓自治?这方面的权威马克斯·韦伯曾作过经典阐述：“自治意味着不像他治那样，由外人制订团体的章程，而是由团体的成员按其本质制订章程。”农村不但需要自治，而且这种自治还必须是自主性的。“自主意味着，领导人和团体的行政班子依照团体自己的制度任命的，而不像不自主的团体由外人任命的那样。”亨廷顿曾指出：“用普通的政治术语来说，缺乏自主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就是腐败的。”自主才能使村民选举告别“党政化”实现“村民化”，自主才能使村委会具有凝聚力，自主是村民选举及村委会运作走向制度化的必要条件。只有从产生到运作、从实体到程序都制度化了，村委会才有内在的动力，村民自治才是现代民主宪政意义上的自治。
三，关于土改后遗症，野夫说：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秦晖对土改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土改最真实的秘密，与野夫的观察如出一辙。只是秦晖用的是学理式话语。秦晖教授说，土改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平均地权，更不是为了什么发展生产力。土改表面上是分地，实际上不过是借分地的机会，人为地在农村社会内部制造相互仇恨、仇杀，一方面彻底毁灭传统乡土社会纽带，使广大农民丧失传统的社会组织资源而变成孤独无助的一盘散沙，再也无力抵抗共产党这样的强大组织力量对农村社会的全方位统制;另一方面使农民在这样残酷惨烈的相互仇杀中不得不向党交出一份“投名状”，从此以后只有死心塌地跟党走。不难看出，土改中普遍存在的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开展的暴力血腥相互仇杀现象，根本不是什么“左”的问题，更不是什么工作偏差、甚至也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正常现象，是建立东方模式的极权体制的基本途径，更进一步说，甚至也是维持东方极权体制的基本手段之一。
几十年来的人为的斗争、分离彻底产除了民间社会这一公民成长的土壤，公民社会的阙如，公民及公民精神无法生长壮大，单个的分散的个人无法形成对巨无霸国家权力的制约与监控，长此以往国民始终只能处于被操纵、被奴役的地位。
野夫的文字告诉我们，宪政民主政治，不仅要求我们打破经济、政治的国家垄断，在文化上怎么去诠释历史，怎么去理解历史，我们同样要打破国家垄断。我们不能完全以国家意识形态的语言，政治化的语言讲述那段时间的历史，我们的历史要有个体的，生动的，活泼的个性化的文字表述。
野夫写苦难，为的是让苦难进入历史。苦难唯有进入了历史，才会具有一种历史的力量。如果苦难不进入历史，就是微不足道的。
野夫写苦难，不是村夫野妇的张狂哭诉，他的文字苦涩中不泛温情，沉郁中不泛凝重，虽疾恶如仇却又心怀慈悲。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逆境中孤独的个体，这些孤弱的生命，虽伤痕累累，但个个都不卑不亢，自尊自爱，那种精神上的自足与超迈，那种对自由的固守与追求，令人心生敬慕与感喟。余英时先生说，二十世纪是中国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代。社会的边缘人物占据了政治中心。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特别是20世纪的后半叶，悲风惨雾遍被华林，在每一块僵硬的土地上掩埋着多少冤魂屈鬼?这些冤魂在被故意的淡忘与涂抹以后，他们的面目暗淡了，他们暂暂离我们而去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在迷人的意识形态下以革命的名义，以正义的化身发生的。可悲可痛的是，至今还有多少人不明就里，甚至认为是冤魂屈鬼的个人性格使然，抨击国民性而无视社会制度，人们不去咀嚼诅咒这个荒唐无序的时代，不去追究制度原因，这是何等的不幸与不公，又是何等的悲凉与失望?
野夫的文字是充满道德勇气的。他说，道义是无需解释的，道义就是真理，是道路，是人类最伟大的共同价值观;写作是一种反抗，既是对自己内心黑暗的反抗，也是对社会邪恶的反抗，没有真实的写作基础，没有对时代的批判意识，没有对自由的基本渴望，那样的写作毫无意义一钱不值;纵观全人类，凡伟大的文学，一定都有道义担负，道义就是你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感，没有使命感的写作，是写不出真文学的，因为他注定将被未来的时代所淘汰。
文章千古事，故不能苟且。野夫的文字，独立清正，至诚厚实且悲天悯人。胆、识、才、力四者交相为济，心思氤氲磅礴，上下纵横，这一切铸就了野夫这汉子在世道冷酷门槛前的沧桑吟唱。
【资料来源：共识网】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历朝历代的入登大宝者，多数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即使满人入关，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众多的草民，不能仅凭枪杆子去管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艽野，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统的丢弃。而一个丧失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以上的论述，本人深有体会，有空会以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