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昨日文）
历经风雨
1953年，父亲与原来的朋友来往都中断了。当时经常上门聚会、谈话的，只限于父亲早年相识的三五位学生。
“反右”时候父亲“幸免于难”，可他早成了“反面教员”，在政协大会小会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我称他是个“老运动员”，永无“退役”之日。父亲从不为这些事情苦恼，仍专心从事自己的著述工作。但毕竟，在公开场合被批评指责，总不是一件令人舒心的事，有时他也会因此失眠。此时，他责备自己修养不够，不该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1966年8月一天，一群红卫兵跑到父亲家里抄家。一声令下，把梁家祖辈留下的书籍和字画，以及父亲自己保存的一些名家，如蔡元培、梁启超的手札，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抄家的一个月后，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父亲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全文4万字完成后，又接着改写《东方学术概观》。一些书稿被抄走后，他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发还。信中说: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读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信发出去后如石沉大海。过了很久，终于收回若干被抄走的日记手稿。
1973年10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将父亲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漩涡。父亲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一样，并不清楚这场运动的政治背景。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唯有父亲一直沉默不语。可是“不表态”就是一种“表态”，沉默是不允许的。会议主持人三番五次“动员”，要他亮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只要他一张口，批判的靶子就有了。因要求保留意见不被允许，从1974年1月开始，父亲动手写文章阐述自己对孔子的看法。他本并不打算对外公开这篇文章，“以免有碍当时的政治运动”。无奈形势逼人，不由他完全做主。
1974年2月，父亲用了两个半天约8小时，在政协直属组做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在那“批孔”的狂潮下，他仍然捍卫孔子，替儒家思想辩护，无疑是件触犯众怒之事。父亲公开讲过“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这引起了对他的大会小会不断的批判。1974年9月23日，历时半年多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问他有何感想，父亲回答:“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他做解释。父亲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我知道，在父亲内心深处，一直以“不容自昧”作为自己自律的底线。所以即便面临当时的政治高压，他依然具有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面对一切可能发生的种种结果。
1973年，冯先生发表“批孔”文章，父亲看到后，以为不值一读，对冯先生的“转变”极不以为然。父亲与冯友兰先生的关系，始于北大。1917年父亲为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的冯友兰讲过《印度哲学》，也可以说是老朋友了。1985年12月4日，北大为冯友兰先生举办90寿辰庆祝会。冯先生的女儿宗璞代表冯先生电话邀请父亲参加其家宴，被父亲拒绝。事后，父亲给冯友兰写信，说明拒不参加是“因足下曾谄媚江青”。
又经过一番周折，同年12月24日，宗璞陪冯友兰先生来父亲住处与其会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晤面。双方均未再提批林批孔的事，也更未涉及有关“谄媚江青”之事。只是宗璞以晚辈身份半解释半慨叹，说了一些，“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与冯先生最后一次晤面的情形大体如此。可令人遗憾的是，《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将此事误说为1974年，并称当时冯先生“悄悄地”去向父亲去诉苦等等。这样一来，事情的真实面貌便变了样。结果是冯先生家属不满，并招了许多议论“最后晤面”的文章，浪费人们的笔墨与时间。
△ 《论语》全书不见“苦”字，与“乐”相对的是“忧”，这使父亲以入世对待人生。
生活中的父亲
在那些年月里，应该承认，我们兄弟俩与父亲的距离拉开了，但严格地说并没有划清界限。父亲的为人如何，是否“一贯反动”，我们心中明白，但精神压力还是有的。
父亲自知他对家庭照顾很少。我的母亲黄靖贤念过初级职业学校，粗通文字，外祖母家是旗人。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家庭一样，父亲在外谋生养家，母亲在家带着我们生活。我的记忆中，父亲没有一个春节是在家过的，母亲去世的那年春节父亲在广西出差，最后一个团圆节也没有能和母亲过。
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记得1938年夏父亲在去重庆前，送我和弟弟到湖南衡山的姑姑那里。到了衡山，弟弟不肯留下，躲在另外一间屋子哭。父亲和姑姑听到哭声过来问怎么回事，弟弟说要跟父亲去四川。父亲于心不忍，就把我们从湖南带到四川南充一位表姑那里。这次父亲走的时候，却是我在哭了。因为今后照顾弟弟的责任，恐怕是落在我身上了。那一年，我13岁，弟弟10岁。我们中学后住校，寒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和弟弟还是要住校。但我们在生活上很早就自立了，也没感觉很苦。
虽然我们和父亲并没有生活在一起，但在感情上从未感觉与父亲疏远过。他给我们的感觉从来不只是慈父，也是良师。他关心我们，但给我们的信中很少提及生活上的琐事，而是在思想上有所指点。有人问我，父亲是否很严肃？不，他从来都是以商量或建议的口吻与我们交换意见，从不命令或强制。他关心我们的思想品德，不在意于成绩分数。有一次放假，接到学校的成绩单，地理考了59分，通知我提前返校补考。我顺手把成绩单递给父亲看，父亲看了没有一句责备话就还给我，他认为自己不需要说什么。
母亲去世后，父亲本来决心不再结婚。1942年香港脱险后他在桂林，先后在几位学生或朋友的家里搭伙，朋友认为他这样的生活非长久之计，劝他再组织个家庭，父亲改变了主意。经朋友介绍，1944年，他与48岁的陈树女士再婚。
我的继母毕业于北师大，当时在桂林任中学教员，一直未婚。事后见出父亲的这段婚姻并不如意，他们的共同语言不多，思想境界又有差距。写《最后一个儒家》的美国学者艾恺曾推想父亲后面的妻子“更合意些”，因为她的文化程度高于我生母，但事实并非如此。
父亲能在这么多年的政治风浪中泰然坚持下来，一直活到95岁，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1979年，他写信给朋友:“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这都是多年来对佛学和儒学“践履实修”的结果。
对佛学的道理，父亲是“老而弥笃”。我们小时候跟他去寺院，从不见父亲拜佛、烧香，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破我执”，“忘我”，如果一个人能“忘我”，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有根本不同，很多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
1942年，父亲自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写过一篇《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的文章，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因为这句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许多人的讥评，说他狂妄、口气大。我理解他还是出于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发此感慨的，他曾说:“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他认为自己对整个中国文化甚至于中国前途，都有所见，甚至有所责任。他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不能死。
父亲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有朋友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朋友吓得大惊失色，急于躲避，父亲却一直镇定自若地聊天。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父亲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1988年，父亲因为肾衰竭住院。他认为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顺其自然，他也是如此。5月11日他把我叫到床侧，示意有话要说。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我问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他只坦然说:“火化。”1988年6月23日，父亲的人生大幕徐徐垂下，享年九十有五。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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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书生侈谈治国。2兵者不知诡道。65人可以此老为戒，多长些出息。 - 大江川 - ♂ 给 大江川 发送悄悄话 大江川 的博客首页 大江川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2 reads) 06/25/2014 15:23:45
? 下篇不错。 - 低头的谷穗11 - ♂ 给 低头的谷穗11 发送悄悄话 低头的谷穗11 的博客首页 低头的谷穗11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 reads) 06/25/2014 17:52:05
因为涉及老毛的不雅量？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啊！有风骨的人越来越少了！
梁不服，写信给毛辩解，说他没这个意思。还说，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次日，观剧。梁又缠着毛说，请他收回这个话。毛生气了，说不收回。
几天后的正式会议上，梁漱溟又说：要求毛收回这个话，“要看毛主席有无雅量”，这种对着干的事，惊动全国。1953年秋，毛发表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分量很重。但梁没受什么大的冲击。
二是“文革”时代的冲击就大了。先是中学生抄家，把梁家三代的藏书、明清名家书画，搬去院子烧了几天。接着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又被拉去游街批斗了一个月。而梁先生被批斗之后回到家，沉下心来写成了《儒佛异同论》。至1973年，梁老已八十高龄，江青别有他图的“批孔批林”又点了梁的名，随后转为批梁。批了数月，要梁对批判发表感想，梁“惊天地”地吼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他的勇气和风骨深深留在我们这一代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