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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英国《泰晤士报》出版。当时的英国政府不愿意有这么个报纸整天念叨自己，可又找不出不让它出版的理由，就想了个办法：收税。每出售一份报纸，收税四便士。税一重，报纸售价就上去了，一般群众看不起了，发行大受影响。不过摊贩们也有自己的办法。你限购是吗？那好，我不卖了，出租总行吧？租一份报纸看，只收费一便士。
对于这种做法，英国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呢？重罚。对出租报纸者课以罚金50英镑。
至于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做得就更过分了。有的报纸鼓吹无政府主义，支持虚无党，政府经常命令军警干涉，拘捕报纸主笔，不少人还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去。
这些事情，都是清朝末年中国的报纸刊登的。1903年12月2日的《新民丛报》说起这些事，评论道：“今日中国政府，时时有禁阻新闻纸之事。然此等举动，非独中国有之，昔日各国，亦多有类此者。而从今日文化发达之后，追思当日政府之状态，实多有可笑者。虽然，文明高下之程度，则固可由此而见也……特在英国，则已成为笑谈既往之逸事，而在中国，则犹视为正当不易之政策。”
每当有社会大变革要发生的时候，媒体就特别繁荣发达，清朝末年也不例外。清朝的报纸有好几种，一种是官办的“官报”，由各地政府出资创办，基本都是官样文章，甚至不讲究文法，毫无可读性，被称为“三无报纸”（无新闻，无评论，无副刊）。还有一种，是民办的报纸，经常受到打压，不过往往也有官僚在幕后支持。再有一种，就是洋报纸了，大股东往往是洋人，政府轻易不敢动，说些过分的话，政府也只好忍着。这里面办得比较有名的是《万国公报》。据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在光绪皇帝住过的宫中发现了整套的《万国公报》，这让报社大受鼓舞——你们瞧瞧，我们报纸的读者都是谁！
对付民办商办的报纸，清政府可是厉害多了。1905年，北京的《中华报》独家报道了在天津的北洋军务处秘密处死康梁同党的消息，让袁世凯大为震怒，立马查封了这家报纸，罪名是“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评论”。报人杭辛斋被递解回原籍，彭翼仲被发配新疆，监禁十年。
这个狠劲儿比沙皇一点都不差吧？
还有更狠的。1903年，清朝正和沙皇密谈《中俄密约》，结果这事儿被天津的《新闻报》捅了出来。慈禧大怒，将31岁的记者沈荩拿到刑部，判斩立决。因为正赶上慈禧生日，砍人不吉利，又改成杖毙。为此刑部还特制了大板子。沈荩被打到二百多板子的时候，已经“血肉飞裂”，“骨已如粉”，板子打上去都没声音了。打完了，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没想到沈荩念叨：“我怎么还没死啊……”最后，还是用绳子绞死了他。
情况如此详尽，是因为自沈荩被捕之后，天津《大公报》就一直在追踪报道此事。沈荩的惨死也导致中外舆论鼎沸，清政府的形象瞬间崩坏，各国公使夫人们见到慈禧，也总说沈荩冤枉，弄得老佛爷颇有悔意。沈荩是第一个被政府处死的记者，此后没有人再受到这样的酷刑，当然，监禁、流放、罚款还是络绎不绝的。
为了保护自己，当时国内的许多报纸都会想办法找个洋靠山，让洋人入股，或者在租界办报。这样相对安全一点，但请注意，只是相对的。
上海租界里有一份报纸叫《苏报》，向来激进，在章士钊当了主笔之后，不仅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还发表章太炎的文章，把光绪皇帝都给骂了。它就是再有背景，朝廷也坐不住了，和租界谈判，最后由西捕出面抓人。最后，章太炎被判了三年，主动投案的邹容却病死狱中。
这件事情和沈荩案的时间差不多，可能是因为涉及租界吧，好歹是有法庭审判了。
当然，对付报纸，清政府还有特别的办法，比如出钱。1908年，上海道台蔡乃煌就干过这样的事情。他的办法是两个，一是自己出资创办报纸，貌似民办，实则官办，占领舆论阵地，出现“不同声音”；二是出资入股或者收购民营报纸，然后利用出资人的影响力，让这些报纸转向。不过这种“文明”的办法只对濒临生存困境的小报管用，对大报也不灵。后来，蔡乃煌的靠山端方，因为派人在慈禧和光绪的葬礼上照相，以“大不敬”罪名罢官，蔡乃煌也受牵连被撤职，他的渗透计划也戛然而止了。
想控制舆论，还知道投资，算是一种进步吧。连钱都不投，就想让别人听自己的，那就太霸道也太愚蠢了，更和现代文明不沾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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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视野》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