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西路在哪里？别说新到上海的，即便是很多上海小年轻都未必知道。
它过去的名字叫“吕西纳路”，Lucerne Road；和伦敦一条马路同名——英国人命名马路有个特点，不是用王室的名字，就用伦敦一模一样的路名。利西路也属于20世纪初，公共租界越界修路，筑路于1912年，东边接着忆定盘路（Edinburgh Road），也就是现在的江苏路。
因为接送小孩上幼儿园，每天都会路过那里，但从没有想过，这条连入口都那么不起眼的小马路，会有那么多的故事，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图书馆查阅老房子的时候，发现一幢利西路44号的保护建筑，这里就是1889年，李鸿章为其老母所建的别墅。
李鸿章的后半生，建家业于上海，至今在上海西区仍有不少李家的遗迹，如丁香花园，利西路44号别墅、延安西路李宅、华山路枕流公寓产业、复旦中学李公祠等。
利西路上的这幢别墅，外观看似中国传统的2层塔形建筑，据在此居住50多年的老住户说，李鸿章老母亲诚信佛教，故建成塔形，底层面积大，二层收小，底层方形平面均削去四角，成立八角形，二层重檐的八个戗角反翘，均有吻兽，二层屋顶顶尖，曾立有一只仙鹤。
这幢2层塔式建筑全系木结构，外墙采用钢板网浇混凝土10厘米厚，面贴小河卵石，外墙墙体中空，内层墙为板条抹灰，整个外墙隔热性能良好，使住房冬暖夏凉。这幢建筑所有木料均为上乘檀木，自今一百多年，地板、门窗、楼梯主要结构和主要部件均基本完好，在木结构建筑中实为难得。
原建筑用地约5亩，建筑面积为607平方米。建筑底层，南立面为开三个圆洞的廊墙，现已被封死，圆形痕迹尚清晰可见，圆洞墙后是约3米宽的门廊，门廊系暗红色磨石子地面，进户大门开在东南角，由室外拾阶而上，迎面是一扇双开黑漆大门，二扇门上有一对30厘米的铜质狮子头门扣，二个铜环穿在狮子的鼻子上，今东南侧大门已被封死，现门廊也被隔成房间。
经磨石子门廊向里即是别墅的厅堂，厅堂面积约60多平方米，堂屋地面系条形檀木地板，局部拼成各种花纹，厅堂层高约4米左右，在厅堂迎门处原有李家老太供奉的镏金弥勒佛坐像，约有六七十厘米大小。佛像底座下是镏金紫檀木浮雕二十四孝图。房屋大修拆除时还香气四溢。
楼梯扶手下沿是连续木刻花纹，每根楼梯栏杆都串着一个18罗汉木雕像，其面相、姿态各异，都是镏金的木雕，可见这幢建筑之气派。室内一般门窗都有木刻浮雕，主要内门还镶嵌贝骨浮雕，东侧内室门罩是一檀木镂空挂落。堂屋顶棚为30厘米原木大料成井字构架，至今完整挺立。
这幢房子的楼梯立柱，只雕狮头而不雕龙头，这也是因为仕途人家，不敢冒犯皇规。李鸿章当时仅为总理大臣，雕了龙头，或者屋面用了黄色的琉璃瓦，都会冒犯皇室，要治罪杀头。
这座建筑内部的一些装饰，一直能够保留到“文革”结束以后，这是很是难得的。但是，在1978年大修时，由于技术问题，屋面被改成了普通青瓦屋面，加上局部搭建和房间分隔，建筑面目已非昔日。屋面戗角、楼梯栏杆、24孝镏金浮雕、佛像等，也都在那一次大修时被毁。
据这里的老住户说，这幢李氏住宅在20世纪40年代，还由李鸿章的孙子居住。解放前夕，李鸿章孙子移居美国，解放后此房分给居民居住，正房有六户居民，房屋内部结构尚好。
除了李鸿章的老宅，利西路上，还有一处在上海留下大量建筑作品的外国人的婚房，他就是邬达克。只可惜，这“吕西纳路17号”的花园房子，早已成了历史。
1922年，邬达克与苏格兰后裔伊丽莎白·吉塞拉·梅耶结婚。与吉塞拉的家庭相比，邬达克属于正宗凤凰男。1920年时，他还是来到上海的前奥匈帝国军人，下船的时候一文不名。而吉塞拉的祖先，穿越西伯利亚来到大清，住在中国已逾三代。她的父亲是德国巴斯夫公司染料在华的独家总代理，母亲来自英国贵族家庭。
婚后，邬达克在吕西纳路（今利西路）17号，设计了自己的家，这是一个有着4000平方米大花园的宅子，建造经费，则是邬达克从岳父那里借来的。
邬达克新婚的住宅，距离他自己设计的中西女塾不远。而随着一单一单建筑设计案子的成功，邬达克有了积蓄。并且，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相继出生。邬达克在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买了一块地皮，想要建一座比吕西纳路的家更大的房子。
不料工程还未结束，他就意外接到了购买请求。买家是一位重要的、无法拒绝的中国客人，他就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而这栋建筑就是番禺路、延安西路口上的“神秘别墅”——我们曾有一篇《番禺路上的神秘别墅》，专门介绍这处建筑的曲折历史。
于是，邬达克只能另寻地皮重建新家，他找到的地点也在哥伦比亚路附近，就是现在番禺路129号，邬达克纪念馆的房子——这座类似于英国都铎时期的“黑白”建筑，成了邬达克一家在上海的生活之所。
短短一条利西路，不仅有名人之所，官宦之家，还有民族企业家曾经十分精致的旧宅，这就是现在位于利西路24弄5号的“戴宅”。
这个“戴”字是谁？戴耕莘，当年上海滩著名的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老上海说华成烟草未必都知道，但是，要说“美丽牌”香烟，那一定是人人皆知，不仅知道，而且曾经还有不少老上海曾经追捧过。
戴耕莘，又名芳达，原籍宁波镇海城西虹桥村中戴家（又名洪桥戴家），1895年生。父亲戴运来，系著名旅沪商人。戴耕莘十六岁辍学就商，进英商怡大洋行作练习生。三年后离开怡大，进利昌铁行，跟着父亲学经商。1919年，其父病故，他继承父业出任利昌铁行总经理，那一年，戴耕莘才25岁，不仅如此，他30岁时便被推为上海总商会会董——就在这一年，戴耕莘和他的同学挚友陈楚湘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盘下了华成烟厂。
20世纪初，自英、美商人联合在上海设立“英美烟草公司”之后，外国公司制造的香烟，就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各地倾销，中国的钱财自然也随之滚滚流入外商之手。许多中国商人为了振兴民族工业，打破外商烟草垄断的形势，设法开设烟厂，却因资本、战乱等原因而失败。
老华成烟厂原先生产的只有10支装“三棋牌”香烟，质量根本无法与英美烟草公司产品匹敌。戴耕莘、陈楚湘接手华成后，发愤图强，先是创出了“金鼠牌”香烟，不仅质量上乘，而且包装精美，售价又低于当时畅销的“红锡包”香烟，很快受到大众欢迎，从而打开了销路，时有广告语“金鼠牌香烟，烟味好，价钿巧！”
随后，华成烟草公司还一度打破了英美烟草公司对北美烟叶的垄断，低价购入大量优质原料，着手推出新的品牌。特邀请沪上著名画家谢之光先生设计包装。据说，受托当晚，谢之光随手翻开一份画报，便以上面的一帧名伶肖像为模特，将她画在了烟标图案正中，并落墨取名为，“美丽”牌香烟。
据传，所画的人物正是当红名伶吕美玉（我们在介绍高邮路的文章里，讲述过吕美玉的故事），但这张肖像并不是她的素身照片，而是她主演时装戏 《失足恨》中的一张戏装像。1925年3月， “美丽” 牌香烟隆重登场，因烟丝纯净，烟味醇和，加上商标精致华美，一炮走红。
不久，已为阔太太的吕美玉，引发了一场 “肖像使用权” 的侵权案。最终，华成烟草公司与吕美玉达成协议： 除重金赔偿之外， 每生产一箱 “美丽”牌香烟， 便支付肖像使用费大洋五角——“美丽”牌香烟在1926、27、28年间的销售量， 分别为3258箱、 14621箱、22744箱，仅这三年，吕美玉获得的肖像使用费，就高达两万多大洋。
“五卅惨案”后，全国掀起了“抵御洋货，提倡国货”的呼声，“金鼠” 、“美丽”为中国烟草工业的发展争得了市场，公司也因此大为盈利——股票原来100元票面只值30元，后来涨到了2000元，还没有人肯脱手。
就在这时，戴耕莘决定为自己建一栋花园别墅，设计师是公立营业公司的顾道生工程师，位置就在吕西纳路和忆定盘路的转角处，法式风格，假三层砖木结构。
一层南面中部外凸，顶部形成了一个阳台，其东侧有一处较大的室外平台。中部的阳台门是圆券形的，共有三扇。屋顶呈荷兰式风格，挑檐处往外微翘，极为别致。老虎窗的比例比一般的大些，原有的内部装修现在保存得比较好，尚有墙面壁画留存。整体看上去具有强烈的艺术气息。
这幢住宅后来由戴耕莘的儿子、华成烟草公司股东戴伦庠继承。1950年，戴伦庠将它以人民币十四亿元，出卖给解放日报社作职工住宅，自己搬到了五原路。
现在的戴宅，已看不出烟草大王住过的痕迹。住户们晾晒的衣服、放置的生活用具、外面随意搭建的遮阳棚使其看上去显得有点颓败。唯有房前的树木、 花草还显出勃勃的生机，在阳光的照耀下，暗示着它曾经的美丽。
说过了利西路的晚清重臣、民族企业家、最后要来说说，这条小马路曾经住过的一位名媛，永安公司郭老板的四小姐，郭婉莹(Daisy Kwok)。
利西路上的“郭宅”在路的南边，从江苏路的路口转进利西路，不远就能看到一幢北欧风格的建筑，这就是上海永安纺织、百货集团公司的创始人，郭家兄弟早期在上海的花园住宅。
1909年，郭婉莹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她的英文名字叫，“Daisy”。在六岁那年，她随着她的家族，飘洋过海的来到了中国。1917年，郭标应孙中山的邀请，和兄弟郭杰一起，开办了上海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而郭婉莹妈妈的家，正是开办先施百货公司的富商“马氏家族”。
永安公司蒸蒸日上，家里也搬到了一栋带花园的大房子里，这是从一个瑞典人手里买来的，一栋很美的西式大房子，更美的大花园——这就是现在利西路“郭宅”的前生。（后来，房管部门在花园里建造了二幢六层住宅，使花园成为小小的庭院，至今仍居住着许多户居民。）
郭婉莹一直是父亲郭标最心爱的孩子。因为怕绑匪，郭家的孩子只有很少的机会公开社交，他们最好的朋友，差不多就是宋家。那个时候，宋子文天天在利西路上的郭家吃饭，在宋家管账的宋美龄，和在郭家管账的二姐姐波丽好成一团，常常互相交流，怎么从家里的流水账里扣出钱来，结伙去看新出的美国电影。
郭婉莹中学读的是当时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大学是在燕京大学读的心理学，25岁毕业后，嫁给了吴毓骧，他是福州林则徐家的后代，他出生时，他家已经姓了吴，也算是清寒的书香门第了。然而，吴毓骧玩性很重，又是急想着如何一夜致富的人，即便是郭婉莹难产在家休养期间，他还是去俱乐部玩牌到深夜回家。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吴毓骧抓住了一次快速发财的机会，家中的条件日益得到改善。1951-54年，他们家又经历了上海民营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直到“公私合营”开始，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波折，开始轮番打击这个家庭。（如果您对郭婉莹的故事感兴趣，可以翻阅陈丹燕为她写的《上海的金枝玉叶》一书，篇幅原因，我们不再赘述。）
但是，在这炼狱般的生活压力下，郭婉莹并没有像当年很多“资产阶级反动派”那样选择自杀，或许，在这个天生骄傲的女子看来，没有什么可以打垮自己。改革开放后，顶了多年右派帽子的郭婉莹，被人们恭恭敬敬地请回了课堂，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为所里的专业人员上英文课。
在此之前，郭婉莹又和大学时期的同事，英国牛津毕业生汪孟立结婚。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汪孟立常常帮助处在困境中的郭。婚后，两人常常一起去旅行。四年以后，发现汪先生患了癌症，郭婉莹开始奔波于医院，直到两年以后，汪先生去世。
八十年代初，BBC电视小组、美国CBS著名的六十分钟节目，都曾到上海采访郭婉莹，尤其是六十分钟节目著名的主持人华莱士，在采访完邓小平后，他来到上海，希望从郭婉莹口中说出那个苦难、遭迫害的年代——但是，郭婉莹拒绝回答任何那个苦难年代的任何问题，最后，两人不欢而散——或者，在我们看来一段传奇的故事，对“戴西小姐”而言，这只是一段人生。
1998年9月24日黄昏，是她辞世的时刻。她到底没有说出对自己一生的怨言，躺到自己的小床上去，只是轻声说了一句：“我怎么这么累啊”——也许，这就是她想要保持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