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1910年7月，胡适在北京以第55名的成绩，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生，一个月后，他与赵元任、竺可桢等人齐集申江古渡，踏上开往美国的轮船，开始了他学习和了解西方文明的脚步。
时隔五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胡适的文章，便写信去美国与他约稿，两人于是开始通信。在此之前，胡适改良旧文学的想法已近成型，并已开始尝试白话诗的创作。他将这一主张告诉了陈独秀，两人一拍即合。两年后，胡适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他提出新文学的“八不主义”，成为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胡适的名字也由此风靡学界。后来胡适的学生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上用的，当时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1917年，恰逢胡适完成博士学业。在陈独秀的保荐下，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邀请胡适到北大任教，这对胡适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这一年夏天，留洋7年的胡博士学成归国，即被聘为北大高薪教授，时年27岁。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归国任教于北大之后，胡氏依然致力于推广白话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按他的计划，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意义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似乎已经指日可待。
但是，变故出现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胡适晚年回忆说：“1919年所发生的学生运动，是对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一种干扰——他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项政治运动。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地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最后《新青年》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查封，陈独秀随即被捕。此后《新青年》的主创人员们便各奔东西，而胡适依然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
1923年，北洋政府下令“取缔新思想”。胡适正生病住院，于是有人怀疑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为此胡适特地在《努力周报》上发文公示：“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
胡适性格坦率，言之亦行之。后来胡适的学生唐德刚说，胡适先生的一生“就像金鱼缸里的金鱼，摇头摆尾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然而，他私领域的部分却是“金鱼缸”里看不到的，一个人私领域相当多的生活经验和表现，其实和公领域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适去世后，蒋介石在送他的挽联上写道，“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句话是颇有道理的。
27岁归国那年，胡适遵从母命与乡下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成婚。他对婚约的态度，与后来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参与等行为准则上趋于一致，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并带有些许妥协。在胡适婚后的一张全家福照上，夫人江冬秀端坐于太师椅上，颇有“一家之主”的风范，而胡适和儿子则规规矩矩地垂手站在两边，胡适的目光中还透出几分惶恐。
对于婚姻，胡适在一篇日记中提到过自己的感受，“世人都说婚姻让我受了很大的委曲，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婚姻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益处，它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认可”。胡适觉得他的婚姻怎样处理最有利于从事社会活动和传播他的思想主张，他就如何从事。尽管他后来也有很多女朋友，但都遵从一个基本模式，就是情感上放得不多、收得很快，一旦发现这些女子有些纠缠时，他马上放弃。这就是胡适，在情感上相当内敛，保守，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中也尽量隐藏。
与对待婚姻的态度相似，胡适为人宽厚、热情、真诚，他不及鲁迅尖刻，没有徐志摩多情，更不如郭沫若势利。他的交际方面归结起来有“四多”：一是客人多。胡适家中就是聚会场所，周末专门为他的学生朋友开放，名曰“胡适做礼拜”，主要谈学问谈生活；二是演讲多。胡适是个非常琢磨演讲技巧、精心刻画自己形象的人。在美国留学时，他喜欢用英文演讲，并且总会花很多时间准备；三是参加宴会太多；四是兴趣太多：与梁启超相似，他对人文世界的点点滴滴都感兴趣，甚至花了5年时间去考证《水经注》，但《中国哲学史》的下半部分反而没有写成。
蒋介石是诚恳的
终其一生，胡适人际关系中最说不清道不明的大概就是蒋介石，由于一个执着地宣扬西方民主政治理念，一个逐步强化中国式的独裁统治，两人的交情真挚而微妙，不是善始，最后也谈不上善终。
1987年，季羡林看到报上有人说，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忍不住写文章辩驳：“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但他是不是死心塌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呢，胡适从来不是国民党员，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
胡适1931年在武汉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时，曾送给蒋一部书，叫《淮南王书》，意在希望蒋介石能像淮南王那样，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真正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现代化国家。蒋介石虽是行伍出身，但他很愿意结识像胡适这样的文化泰斗。当时胡适给朋友罗隆基写信时也谈及蒋介石：“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
胡适在美国的留学经历让他对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产生了近乎虔诚的信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对蒋介石的期望是：“我们期望蒋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宪政的精神是情愿造起法律来束缚自己。不但束缚自己不许做恶事，并且束缚自己不许在法定职权之外做好事。”然此时的蒋，侥幸从“西安事变”中全身而退，大概正琢磨如何处置张学良。以后来张一生囹圄而观之，“用法律来束缚自己”不啻为对牛弹琴。
尽管政见上有些隔阂，但胡适与蒋介石的交情还是很好的。在美国当寓公时，胡适希望自己出资，在台北南港盖两间小房，以便利用中研院的资料，完成他尚未完成的两部著作《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蒋介石得知此事，立即拨款为胡适盖了一栋小洋楼，配齐家具、盥洗用具，其中很多都是进口货。
1948年12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忘不了老朋友胡适，特派专机到北平接他南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说：“外寇来侵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内战，怎能丢开北大不管？”话虽如此，胡适最终还是同夫人江冬秀匆匆赶到南苑机场，登上蒋介石专门派来接他的飞机，仓皇飞往南京。临行前夜，胡适留下便条：“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在追随蒋的道路上，胡适已经无法回头。离开北平之前，胡适只拣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
也许胡适确实已经跟蒋介石走得太远。蒋介石在1948年3月29日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的第一次“国民大会”，胡适作为“国大代表”前往出席。蒋介石提议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而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其实蒋的提议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花招，而胡适却书生气十足，认为“蒋公是很诚恳的”。最后，胡适还是帮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一直追随他到台湾。
回台湾定居的3年多，可以说是胡适一生最为暗淡的岁月。他尽可能对蒋介石提出各式各样的意见。遗憾的是，蒋介石对胡适，往往“表里不一”。因为胡适支持《自由中国》杂志，赞扬作为言论自由象征的杂志负责人雷震，建议蒋介石无为而治，不要再连任总统，这激怒了恋棧不去的蒋介石。
1960年是胡适与蒋介石关系破裂的标志。9月，胡适的好友雷震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杂志也随即被查封。因为杂志系胡适手创，他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感到“大失望”。而蒋介石居然说“雷震背后有匪谍”，责备胡适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
胡适更没想到“气度广阔”的蒋介石后来还把他定为围剿对象，他被拥蒋学者扣上“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
没有学术自由哪有学问
毛泽东最早是很仰慕胡适的，据《西行漫记》记载，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表示尽力给予支持。
然而，二人观点上还是存在很大差异。胡适一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1935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说：“我至今还相信这种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国家统一的最有效的方法。”他对中共的武装斗争持否定态度，这与毛泽东的政见相悖，后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时，胡适也连同“规劝”其放弃武装斗争，这使毛泽东对他彻底失望。
1948年蒋介石内外交困。2月，解放军围城后，一个地下党学生对胡适说，前一天夜里延安广播电台曾对胡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听后笑道：“他们会用我吗？”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在广播中将胡适列为战犯。这以后，胡适又多了一个头衔——重要的战争鼓动者。
建国后，胡适的著作不再出版，散落于各省市、高校图书馆的书也不再对外流通借阅，如是出于批判需要，还须凭相关部门批条借阅。此时的胡适成了一个可怖人物，是“老鼠”、“狐狸精”，只有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检讨中，依稀可见他的影响力——批胡以前，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几乎人手一册，胡适的“独立评论”一时洛阳纸贵，他是众人口中最热烈最时髦的谈资……
在美国，胡适的房子小，夫人唯有打牌为娱乐，他只能时常去图书馆，研究海峡两岸齐头并进的批胡材料。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共200多万字。胡适宣称自己是“唯一看完八册胡适思想批判的人”。学生唐德刚戏谑问道：“这里面难道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第二年，老友陈源从大陆邀请胡适“回来看看”，并致信说，大批判“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胡适在这句话下画线，旁注道：“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其实50年代，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人在批判胡适的同时，仍没有完全放弃对他的争取，毛泽东曾派人向在美国的胡适转告，“尊重胡先生的人格，反对的只是胡先生的思想”。但胡适最终没有回去。后来，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然而，1959年情况突变，胡适再次被批，连同被批的赴台知识分子还包括北大前校长傅斯年，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内的胡适次子胡思杜也迫于形势批判父亲，但他并没因为与父亲划清界限而免遭厄运，他也成为右派分子中的一员，在绝望中自杀。而在大洋彼岸，那位“马列主义凶恶的敌人”，只是个贫病交迫，每天上市场买菜买米，抱着个黄纸口袋，蹒跚行走在纽约大街上的小老头。
短暂的存在
文革时期，胡家后辈胡明接触到的胡适最正面的材料，还是电影《鲁迅传》的一张定妆照。在北大红楼前，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从一辆美式老爷车里钻出来，正是胡博士。但电影未开拍就被紧急叫停，“那是个细节处处都得小心翼翼的年代。”胡明回忆说。
同一时期，作为六大家之首，鲁迅的地位却不可动摇，北大中文系专门为其开辟了一门鲁迅研究课。相比之下，在现代文学史教材中，胡适是一个短暂的存在。在五四运动章节里，胡适参与了，但很快与李大钊、鲁迅分道扬镳。胡适“一方面受资产阶级特有的软弱妥协性格限制，另一方面，又是美帝国主义圈养、培植出来的一只走狗……”这位被大陆贴上“蒋介石走狗”标签的独立知识分子，在台湾曾被蒋介石钦点批斗，幸而，批判运动草草结束。
彼时，海峡另一岸的政治气候也开始解冻，胡适的印迹却已然模糊不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拍摄的《末代皇帝》中，赴紫禁城拜见溥仪的胡适居然是个五十多岁的糟老头。“那时胡适还是个3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啊，”胡明说，“作为顾问的一批大牌学者们对他生疏得只能凭借想象了”。
归结起来，胡适一生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但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却不容忽视。1918年毛泽东等人创立新民学会，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还通过章士钊募捐了两万大洋。但临行前他决定不出国了。他解释是受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影响，决定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后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还重点销售了胡适的著作。
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在酒会上他情绪激动地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在其所有文字及口述自传中，胡适从来没有怪过那些对他动过粗的人。
胡适一生从不主张激烈的变革，而主张渐进式地改革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激烈地尝试全盘推翻中国传统。他一生都在这样的拉扯中，渐进和激进。也因此，胡适挨了不少骂。鲁迅骂胡适骂得最狠，骂他是黑势力的帮凶，“能言鹦鹉毒于蛇”、“好向候门卖廉耻”，对此，胡适倒是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不过后来鲁迅对胡适的一句评价倒是颇为中肯：“胡适是一位荷戟独彷徨的斗士。”
【本文来源：《天地人》杂志网站，作者：佚名，原题：《胡适：荷戟独彷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