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傻子
作者：老鬼
1968年底共有4千多北京知青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姜傻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叫姜一凡，21岁来到内蒙古锡盟，21年后死在内蒙古锡盟。
他虽是高二的，文革中我们却来往很多。早在长征去狼牙山时，我们就一起从棋盘坨悬崖上吊着往下爬了一小段，体会体会悬崖的滋味。他的故事很多。他拉二胡非常棒，全校数一数二。小学时就常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演拉二胡，并还与马连良等著名艺术家一起参加过春节茶话会。文革前中央乐团就想破格要他，被他谢绝。学校广播员朗读忆苦思甜文章时，总把他拉的《江河水》当背景音乐。
姜傻子拉二胡全校闻名
他是独生子，家里很有钱，自己有一个德国蔡斯相机，还有一特高级的曝光表，这在当时的中学生里极其罕见。但他平时总穿着旧蓝布制服，非常朴素。他说话有些罗嗦，一句话会反复说半天，生怕别人不懂，口吐白沫……他平时爱剃个小平头，有时候还剃光头，来学校总骑一辆旧的凤头牌自行车。因为他的一些苦行僧式的举动，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姜傻子。比如他常常用馒头跟人家的窝头换着吃；他的凤头牌自行车成了公车，同学随便骑。他公开声明不想上大学，一心一意要到边疆务农。还发誓一辈子不结婚。由于他特别爱帮别人办事，助人为乐，在同学中威信很高，文革前就加入了共青团。像他这样出身不好的，能被发展入团，还是比较少。
文革初期，他曾写了一篇很长的大字报，批判血统论，不同意对联。除了署自己的姓名外，还特地声明：出身民族资本家。这样不合潮流的大字报本来就招恨，再加上他又公开了自己的出身，结果引来了扑天盖地的围攻，一帮子人就差动手抡他了。全校出身不好却敢公开贴大字报反对对联的不多，姜傻子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他思想较左，好像真把父亲视为阶级敌人，对父亲态度生硬，说话冷冰冰。他文革前就幻想到西藏落户，从1968年起就开始策划着步行去西藏拉萨。为经费、纲领、人员四处奔走……到这年秋天，他终于从首都中学红代会处搞了些钱，组织了一帮同学，开始实行他步行西藏的壮举，走时轰动了全学校。
当他们一行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留影宣誓，全校有近百人为他们送行，有的女生感动的流了泪。但理想虽美，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他们刚走出北京不远，就被河北农村的民兵给抓住，逐一审查出身。民兵们可不管你去哪儿，走什么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了他的地盘就得接收他们的检查。最后洗劫一空，连车费都没给留。他们这一行人又灰灰溜溜，折回学校。姜傻子威信大跌……人们对他的动机产生怀疑，觉得他有吹牛的成分，爱出风头。他这支队伍的前后遭遇，给人感觉有点像演戏，刚开始气壮如牛，不久却像打败仗的逃兵一样垂头丧气折回。更惨的是回来不久，他们队伍中的一位女生王罗兰就被公安部抓走。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有说王罗兰是个流氓，有说她是日本特务……而姜傻子因为和王是一个班的，王又是团支书，关系比较密切，自然受到了牵连，处境孤立。这时很多人都疏远了他，不敢跟他来往。他不得不一天到晚向人解释他和王罗兰的关系。见人就说，不管人家想不想听，他翻来复去解释，说得口吐白沫。
有人说姜傻子太爱出名，就想干惹人注意的事；也有人说他极左，步行到西藏完全是盲动主义，根本不可能。后来王罗兰的问题渐渐明朗，她并不是什么流氓，特务，主要问题是她积极替在公安部工作的父亲翻案。因父亲会日文，被怀疑是日本特务。
大约是1968年秋，姜傻子报名去内蒙古，没批，显然是因为出身问题。初冬，待去内蒙古的同学们走后，他一个人买张车票，自己悄悄地闯到了内蒙古阿巴哈那尔旗。这次他一点没声张。走之前，他正告母亲，继续上班，不要送。可那天母亲还是提前回了家。他斥责母亲为什么回来？母亲辩解道我不是送你的，是身体不舒服。傻子到家附近的车站后，还是看见母亲瘦小的身影，悄悄跟着他。傻子生气了，喝斥母亲回去。母亲并没走远，躲在附近一角落，目送着他上了车……
这次，他成功了，阿尔山公社接收了他。不久，因为挖肃，他们那儿的北京知青与牧民发生冲突。北京来的红卫兵刚勇好战，积极投身挖肃。在和对立派的一次武斗中，失手将一牧民打成重伤，后不幸死亡。这帮知青从此开始倒霉。死者有个亲戚是旗公安局的，不依不饶，一定要抓凶手和后台。随着挖肃运动从高潮到低潮，积极挖肃的知青处境越来越不好。结果为首的一个北京知青阎小红给抓了起来。姜傻子也成了抓捕对象，因他是这伙人中岁数最大的，被对方认为是武斗的策划者。在同学们的大力掩护下，他躲过了一次次抓捕，秘密逃回北京。
这时47中的同学都劝他，傻子，你出身不好，那儿又出了人命，千万别再回去了，反正你户口还没有办，另外再找一个地方吧！姜傻子在北京躲了一段时间后，情绪渐渐平静，他来到学校取户口。管户口档案的老师问他：“给你开到哪儿？”他说： “阿巴哈那尔旗。”“你怎么还到那儿？回去要给你抓起来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我一点都没参与，说清楚就没事了。”“你可考虑好了，户口一给你开到那里，就再也不能去别的地方了。”他坚定地说：“我想好了。我得回去。”“你别那么死心眼儿，你们那儿出了人命，你再去那儿，真要想想后果。” 47中全校的人都知道到内蒙古锡盟阿巴哈那尔旗的那帮同学出了事，打死了人，已经抓了一个，还要再抓姜一凡。老师同学自然都向着47中的，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度过这段危险期。
姜傻子恳切地解释：“那儿的同学们岁数都小，出了事最需要有人出面应付。我不能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离开他们。” 在傻子反复要求下，老师只好给他办了手续。同学们都替他着急，说他回去是自己往虎口里送。骂他没有智慧，傻B！父母也急坏了，几乎要跪下给他磕头，乞求他别逞能。哪儿都可以插队，干吗非到出了人命的地方去？傻子却毫不犹豫地拿着户口又返回了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在北京躲的这段时间，他虽然没有被抓之虑，良心却不舒服。他有点像张学良一样，本来完全可以不失去自由，却偏偏要自己走进牢笼。
1968年底全国自己奔赴边疆农村的青年学生千千万万，但像姜傻子这样，好不容易从出了人命的地方逃出来，再重新回去，自投虎口的恐怕也就他一个。
果不其然，姜傻子一回内蒙古就被专政起来，说他是这帮打人凶手的黑后台……他被剥夺了各种权利，连他曾为之担心的一些初中小同学也不再理他，说他步行去西藏是沽名钓誉，伪君子……有一个女生竟然还抽他一耳光，说他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傻子怒不可遏，又还了这女生一耳光，结果惹来大祸，立马被批斗，说他搞阶级报复！沦为劳改犯，整日与队里的五类分子一起干最繁重，最苦的活儿，背过死尸、起过厕所、打过石头、赶过马车……幸亏当时挖内人党很乱，锡盟的公检法也半瘫痪，旗里没有正式逮捕他。他这一段经历如果写出来，肯定是本很意思的书，但由于时间久远，很多细节已经遗忘了。5年后打死人的事终于不了了之。他才解除了本队监督改造的日子。
傻子爱骑马，也喜欢马，为了给本大队的马群改良品种，增加集体收入，他千方百计从种畜场搞来一匹种公马（据他神采奕奕对我讲，其实是骗来的，也可说是借用几天），并用两匹马从伊利特公社换来一匹卡巴金种母马。他还弄了不少参考书，花好大精力搞配种试验，鼓捣了很长一段时间。
什么样的生个子，傻子都能骑
他特喜欢帮别人跑腿办事，好像这成了他的习惯。每逢探亲回家，他的小本子上写满了要给牧民办的事，整天整天给牧民买东西。所采购的物品堆了半屋子。父亲感叹道：“姜一凡要是把对蒙古老乡的感情给我们十分之一，就是个大孝子了！”
慢慢的，阿尔山公社的知青们都走了，只剩下了他在草原上放马。他骑马骑罗圈了双腿，脸被晒得黢黑，满是疙瘩。与牧民亲如兄弟，整天喝酒吃肉，不住地抽烟。有一年他为了给一对新结婚的牧民捎高级蛋糕，不惜大年三十返回内蒙古，把老妈气的扑簌簌流泪。
后来，盟文工团和盟乌兰牧骑都曾想要他去拉二胡，他都没同意。
他本人是独子，完全可以办回北京，但他没有。他对我说，我这么老大不小了，回北京干什么？一想到每天8小时上下班就头疼，我自由散漫惯了，还是草原比较适合自己。
直到1981年，盟检察院缺人手，检察长亲自请他去当信访接待员，他才同意了——挨过整的人，最知道上访的苦楚，最想混进公检法给老百姓干点事。1983年他又去呼市上了两年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回来继续在盟检察院干。工作起来后没日没夜，啥也不顾。全锡盟检察系统一提起姜一凡，没有不知道的。能喝酒，能拼命，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蒙语。由于他有群众基础，处理来访，解决纠纷都很有一套，下去办案从没出过差错。
现在回忆起来有两件事，有点对不住傻子，隐隐作疼。
那是1969年初冬，当傻子在最困难，最需要人帮助时，曾给我打过一个电报，说“十万火急，火速来我旗”。我已听说他们出了事，打死了人。但当时我在兵团处境也很不好，要向指导员请假，肯定不批，就没有答理傻子。我们西乌旗离他们旗大约有3百多里地，来回要用好几天的时间。不过我处境再不好，如果去不了，也应该寄封信或打个电报告诉他，而我当时却没顾上理他。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惭愧。姜傻子长年挨整，一直是单身。大约1983年左右，我的一陕西插队同学问我：“有没有男的，帮帮程万红吧，她现在还没对象。”程是我们学校老初一的女生，文革初期叱吒风云，舌战群雄，威镇全校。到陕西延安插队后，因为恋爱问题，精神受了刺激，有点分裂症，弄得没人敢和她来往。再加上多年吃药，把她吃成肥头大耳，远不如学校时漂亮。父亲虽是个大使，也成了困难户。
我想，程万红这种病如果有了男朋友，结了婚，可能就会好的。就把姜一凡介绍给了她。当时曾有同学劝我，不要干这事，程万红有病。我却仅凭跟程万红谈过一次话，就觉得她没有病，同意了她本人的说法：是某某人害她，想封住她的嘴，才说她有病，因为她知道这人干的坏事。
姜傻子很快就和程万红结了婚，并还把程万红带到内蒙古住了一段。2年过后，再见姜傻子时，他苦笑着对我说：“她真的有病，而且越来越重，生活都不能自理。没一点记性，什么都忘；把一堆带血的月经纸扔在枕头旁边；屋里苍蝇成群，还不让打，说是小生命；衣服泡了一个月也不管，在水里都沤烂了。成天就是睡觉，什么家务活也不干。” 我望着姜傻子那饱经风霜的脸，无言以对。
姜傻子每天下班后都要给病老婆做饭，收拾被老婆扔了一地的东西。家被她给弄得像猪窝一样乱，又脏又臭。有一次他这疯老婆竟一丝不挂爬到房顶晒太阳，轰动了锡林浩特市的左邻右舍，给傻子带来了数不清的苦恼。
我后来改变了立场，劝他离婚。那程万红也成天叫嚷要离婚。但傻子的傻劲又上来了，虽然也埋怨过程万红隐瞒了病情，却始终下不了决心离，优柔寡断，与这个神经病老婆厮守。以后程万红的病情严重到砸锅砸碗，不让傻子吃饭。刚生的孩子也不管，宁肯抱着小狗把自己的奶喂小狗，却不喂孩子，孩子给饿得老哭。没办法，傻子只好把老婆送回北京娘家治病休养。他们的小男孩姜炯，由傻子的母亲照料。
多年草原生活，让傻子有一大帮牧民朋友，这些牧民一到锡林浩特就找他喝酒。他成了“酒鬼”，肝儿不好，还总大碗地喝。全身喝得胖了一圈，脑袋出奇的大。插队前我比他块儿，插队后他比我块儿，体重足有90公斤以上。他回北京去见老同学聊天，总要带瓶白酒，一喝就是大半夜。
1986年因肝病他回北京治疗，曾找过我妻子，帮他联系到了302医院住院。医生说傻子的病情很危险，已有肝硬化的症状，让他一定不能再喝酒。傻子一笑置之，出了院，就天天帮同事和牧民老乡跑腿儿，买东西。每次在京期间，他就是采购员的角色，大部分精力用来帮别人办事。为了买到一个假眼球，他跑遍了全北京城。他父母感伤地对我说，姜一凡从没有这么热心地为他们老两口跑腿。
1988年秋老父亲癌症晚期，他赶回来守护照料。这时他自己的肝病也很严重，腹水使他系不上腰带。可陪床期间，一有空还出去给别人办事。来日无多的父亲望着儿子的背影，默然无语。
等办完父亲的丧事，傻子匆匆来我家打个招呼就走了，因为我曾帮他父亲找过一著名的治癌专家看病。他与老娘、孩子、病妻告别后，拖着病躯返回锡林浩特。路上因身体疲倦，病情加剧，把公文包丢了，里面有持枪证，傻子心情沉重，到了锡林浩特就写检查，绞尽脑汁写。两三天后在办公室昏倒，住进医院。医生通知了傻子的单位，他的门静脉性肝硬化已到了晚期，日子不多。
单位决定马上送他回北京，在母亲身边度过最后时光，并给他一人买好了3张飞机票，让他躺着回去。傻子却死活不同意。他说：“赶紧把飞机票退了，给我留在这儿吧，不会有人比草原上的人对我更好了。”
检察长只好同意退票。是呀，锡盟各地来看望他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在个小地方，他才显出了他的价值。那一段时间，有一个北京知青要死了的消息传遍了全锡林浩特市。
认识他的蒙古牧民送来了各式各样的营养品，把病床下面塞得满满。仍在锡林浩特的知青们，北京的、天津的、呼市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纷纷前来探视。他的几位蒙古族朋友，一到周末就提着酒菜与他相聚。大家知道他快要走了，聚会的机会不多。其中有个冷冻站的朋友，特地给他留下两罐液氮，以备后事。
在3个月的住院期间，盟检察院的同志日日夜夜陪床，100多名干警都为他喂过饭菜，端过屎尿。为此他们准备了一百多副手套和几身隔离服。用检察长的话说：“为了一凡，我们冒着检察院关大门的风险。”
到最后时刻，他进入了深度昏迷状态。一名女知青在病床前不断地呼唤着他：“姜一凡，坚持住，你妈妈就要到了，坚持住！”这名女知青用湿毛巾一遍一遍地擦拭着他干裂的嘴唇。副检察长亲自把他母亲和孩子从北京接到锡林浩特。但母亲走进病房，无论怎么喊他，他也无力睁开眼睛。4岁的孩子拼力大叫“爸爸，爸爸！”他毫无反响，孩子急得用小手揪着父亲耳朵，把嘴对着耳朵眼，使劲大叫：“爸爸！你睁开眼看看我呀！” 人们这才突然发现傻子的眼角处滚动着一粒巨大的泪珠。可他连睁开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
1989年10月8日，姜一凡因肝硬化死在了锡林郭勒盟大草原。留下了一个4岁小男孩和一个孤零零的老娘。牧民们痛哭失声，把一瓶一瓶酒往他身上洒，让他喝个够。有个蒙古老汉跪下来给姜傻子咚咚磕头，念叨着姜傻子快死时，还嘱咐自己的同事给他垫钱买药。
知青们自发地凑了4000元送给了姜傻子的母亲。并对她说：当年和一凡一起来锡盟草原的有4000多人，您就当是他们每人都尽了一点心意吧。
望着众多来送行的人群，有人感叹道：姜一凡这辈子值了，检察院最大的官儿死了也未见得有这么多人来看望。
姜傻子自投虎口，热心于为牧民办事，真正在边疆扎了根，把生命的终点选择在草原，傻的可敬可爱！唯一的缺憾就是他与蒙古牧民“同流合污”，喝酒喝得太厉害了。还有，他对父母过于冷淡。
我当时正在巴黎。他去世后一年多才知道。非常后悔，要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最后那次见面怎么也得多和他聊聊。
姜傻子在北京生活了21年，在内蒙古大草原上也生活了21年。他用他短暂的生命实践了他在学校时去农村牧区落户的誓言。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就这一点来说，他值得人们怀念。他当初步行去西藏也不是什么沽名钓誉，出风头，是他生命中的一次认真的尝试。退一步说，就算他有点想出名的思想也没什么不对。
青年人脑子一热，说一些革命的话，干一些革命的事很容易，但把生命搭上，真正付诸实行21年，却不容易了。
我们的姜傻子做到了！了不起！
一转眼，姜傻子已经去世17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