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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爸爸是我北京农业大学的同班同学,都是北京人。
我们上大学时有规定:不许喝酒,不许抽烟,不许跳舞,不许搞对象。所以大家每天赶课,后来又变成半农半读,一天到晚地插秧收割,加上不停的政治运动,那有闲心想别的。我是班里的文娱干部,每次国庆去叫大家练习跳舞,他和几个好友就逃跑,这是唯一打交道说话的机会。
不过他给我很好的印象是他跑得快,体育课上,别人才跑了一圈儿他都跑了一圈半了。插秧也是别人刚到地中间他已经到头了,无论干什么都不惜力。我们班打排球是全校最好的,特别是文革期间不上课了,每天都打,场地就在我宿舍前,他是当然的主力,印象就深些。因为去男生宿舍,看到他常帮别人缝被子, 觉得他不错很爱帮助人。捎带一句,马家爸爸也是很帅的人,他又在军乐队吹黑管,后来我们排大型歌剧时,我演个小主角儿,常常能见他在台下乐队中,就不时偷看一眼。
马家爸爸是个正直的人,文革中,有人叫他去整我们尊敬的刘步洲老师,被他干脆地拒绝了。他的理由是:我出身不好,叫别人吧。那时人人讨厌那个高高挂在大烟囱上的,天天乱叫的宣传大喇叭,男生中有人愿拿2斤馒头做奖赏,给敢爬上去摘喇叭的人。马家爸爸和另一个蔡同学偷偷地爬了上去,几十米的大烟筒到了顶上前后左右晃晃荡荡。他们就这样挣了两斤馒头。
到了毕业前夕,他几次受到军宣队的批评,更受到大家瞩目。他是个忌恶如仇的人。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很多班里学生整同学,整老师,打得人上吊的,喝农药的,跳楼的,跳河的,跳烟囱的,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就住在我门宿舍对面的楼,从二楼跳下来还摔死了。我们宿舍楼有个女生因为写信给北京市委,替他父亲鸣不平被整,从五楼跳下来愣没事儿,爬起来就跑,抓回来说她假自杀,又被狠狠地抽打,我们学校成了全北京市大学的重点,死学生最多。
我们班考入学校那年成绩最好,但家庭成分高,所以没人打过同学,对打人的人很不感冒。有一次搬宿舍,正好碰上打人最厉害的那个土化系家伙,马家爸爸就故意找茬和那人吵起来,进而动起手来,我们班别人也加入进去,他们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了这个人身上,自然受到了严厉批评,让他检查。后来不知为什么,又兴起了半夜查户口 ,连学生宿舍也不例外。明明住在他们宿舍的工宣队员证明没外人,军宣队还要人人拿出学生证来,马家爸爸又带头吵起来了。当然又是一顿批评。类似的事发生了五次。可是没人斗他,因为他替我们大伙出了气,当然更引起我的瞩目。
临毕业了,放松了,大家全都着急地找对象。我的堂姐说一定要找个工农子弟,改改我们的成份。我的好友晓华问我想找谁,我想他家好像是工人出身,人又好,就说此人不错。晓华的男友已毕业正好回来看她,她就拜托他去问问。马家爸爸说他得问问我们班同学,结果一位同学说:行,她们家有钱。于是他就答应了。其实我母亲只是个护士,但孩子少所以经济比他家强。后来我让他见了我母亲,就订了朋友的关系,毕业一起被分到了内蒙工作。
我是糊涂人干什么都不追根刨底儿,结果后来我才知道他家不是工人,全家都被轰回老家大连新金去了。原来三十年代,他父亲从大连农村老家出来,在大明眼镜公司学手艺,出徒后又学了修理医疗器械,有5个学徒伙伴儿也想赚大钱,就开了个北京六大医疗器械行,后来又开了北京第一家医疗器械厂,赚了大钱,在王府井还买了小楼,出入北京饭店,喜好古典音乐。解放时他们卖了公司,要去香港,被徒弟告了,解放军派了军管会的主任来处理,没收了金条,把他们都留在厂里当了工人,但那个主任因着把金条装了自己的腰包,被枪毙了。
他家钱没有了,孩子却不断的出生,母亲也去做了装订工人。在他小弟弟1岁时,母亲又怀孕,因为搬纸垛,受了伤大出血不治而死。他早上出门时,他妈给了一角钱吃早餐,中午被人叫回来,母亲已去世了。当时全家一共七个孩子,他12 岁,排行老三。大哥,二哥都上了中专,为了这个家他决定停学半年,在家照顾一岁到10岁的四个弟妹。他学会了蒸馒头,做饭,洗衣,缝补,打扫卫生等所有的家务活。上了大学他每星期都还回家帮助做家事,替父亲分担忧愁。文革时他父亲和弟妹都被赶回大连新金老家,被吊起来打,很惨。
我们在洛杉矶管旅馆时,马家爸爸说:“一辈子学了那么多的本事,就是这洗衣服,清扫房间的本事用上了”。可笑的是,碰到坏人撵他们都不走,说我们的旅馆卫生。所以人一生学什么都有用,要不停地学。
我的email:bokun.zhou@gmail.com
你真好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