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共和国长大（4）-半农半读

1964年12月18日，农业部向国务院农林办请示，将涿县实验站作为北京农业大学半耕半读生产劳动基地。后经谭震林副总理批准，将涿州实验站移交给北京农业大学，改名为“北京农业大学涿州实验场”。

65年初二年级后半学期我们都去了涿县半农半读，也是上级的号召，虽然让大家讨论了，大部分人有意见，认为我们来是要学知识的，很多基础知识都没有学呢，不理解，但是那是想通想不通都要做的事。那时年轻，党叫干啥就干啥，全校几个系的一，二年级的学生浩浩荡荡到了涿县分校。我们蔬菜专业是跟着刘步洲老师和农场的吴师傅下去的。我们就都睡在铺了稻草的地上，门透着风，我挑了门口正对着的铺位，那时候是拣不好的留给自己，好的给别人。稻草很湿，后来上面的稻粒都发了芽，就知道地有多湿了，好多人都腿疼，我也得了关节炎，甚至拄了双拐。

我们是蔬菜专业，从掏粪，挑粪，沤粪，平地，整地，修渠，修阳畦，盖温室，打草帘，编柳筐，播种，间苗，倒栽，搭架，打杈，收菜，挑菜，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学，学的还挺带劲，种菜许多活都得蹲着，光是一个蹲功就练了三天。刘老师问谁会编筐，我报了名，金同学说：“你会吗就报名？” 我说什么都是学出来的，就参加了，我学到了基本技术，到内蒙后有很多的柳条，我可以编各式筐和篮子，学的技术，终生有益。到美国还大显了身手，这是后话。马家爸爸最勤快，样样走在前头，刘老师很喜欢他。

 

刘老师每天穿件老棉袄，拿根草绳系在腰上，教我们学本事，吴师傅则是动手给我们看。我们还写了快板表演节目，只记得说“吴师傅抓起一把粪，不臭不算好！”。他真的是这么干的。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盖起了一栋栋温室，修了一排排阳畦，种出的菜除了供应自己的食堂还拉到涿县城去卖，马家爸爸到了美国还说过，到县城卖菜时就去买油饼吃，那里的油饼又大又好吃（当然自己花钱）。不过他们吃的多，粮票和我们一样也是三十一斤，怎么够吃？也挺苦，所以那时不用减肥。刘老师没孩子对我们象自己的孩子一样，他还成了好教师的典型，领导要发展他入党。王校长也常下来看我们，跟我们亲切交谈，一点没架子。后来盖起了学生宿舍，教室，大食堂，很是规模。

 

畜牧系也下去了，系主任也下去，很有本事，马家爸爸常跑去看，听说老师不怕脏，胳膊直接插进马屁股，检查有没有病。他可是沾了光， 他们允许让他骑马，真是痛快。

 

大厨房的刘师傅也去了，饭菜还是那么棒，每天就是醋溜白菜，焦溜肉片，滑溜里脊，回锅肉，当然有现在叫的青炒时菜了。青菜5分一份儿，肉菜1角2分一份儿，日子过得很愉快，潇洒，白天干活上课，晚上回来打排球，吃饭，男生就到大渠里去洗澡。周末我们也会走十几里路去爬山。记得到了一个地方是大渠我跳不过去，马家爸爸还拉了我一吧，好幸福。

 

最苦的活是插稻秧，早春，弯腰站在冰凉的水里插秧，多累不能蹲下，要不裤子就湿了，收割稻子也是一样，我干活就是慢，马家爸爸比谁都快，一人顶俩。这本来不是我们的专业，但是节令不等人，要抢种抢收，所以全校低年级总动员。

最美的是水果熟了的日子，西瓜，蜜桃，杏子，李子，又鲜，又甜，又便宜，又好吃，本来我每月的钱有剩，都攒在那里，结果全吃光了，好日子啊。每天嘻嘻哈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那时也要求进步，想入团，中学大学都一个班的老哈还是我的介绍人。团支书找我谈过话，问我为什么开会不发言？我最受不了有人一发言就以小时记，手里捏着自己的扣子，没完没了，我真的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后来开始对学生分类，要求进步的学生开会，没有我的份，当然也没有我的好友老叶，汤同学和另外两个男生的份。全班四十五人就我们五人是另类，我们也不在乎，少开会更好，照样愉快地玩。

但是我怎么也琢磨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被选为班干部啊。后来大学毕业了，我问老哈到底咋回事，她说因为我的亲戚在台湾没法调查。后来工作了在内蒙古办学习班时我就说：“我每天在共产党领导下守着共产党的亲戚，我受她们的教育大影响大，还是受我的国民党亲戚影响大？你们这明明是贬低共产党的领导”。听完人事局的符姐也说我说的有道理，不过我对进步已经不感兴趣了。

 

后来，农垦部在涿县农场搞了个四清试点，整二区队的队长，为了玄乎，把他们那儿说成是小台湾，把队长挂了起来，也是停止工作，上楼下楼，狠整了一通，批判时让我们全体同学去听。八十年代，回到北京，那个整人的农垦部领导整人的组长调到我们蔬菜所当了书记，每次见面时总有说不出来的一股劲儿，因为那时整人的人已经不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