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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了,社会也开始震荡。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纪念“五一六”的文章里已经写了从涿县回校后发生的事情,记载在文革纪实栏目内,现在再补充一些。
我在北美碰到很多的国内来的不同行业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但凡是经历过文革的,留给他们的负面印象是那么的深。有一次教堂老人团契活动,一对从合肥来的老教授和我聊天,问我文革时在那里,我说在北农大念书,女教授马上说:“我们那时候就是被你们斗的”。 我没说话,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一代的同龄人中确实有一批打手,为了各种目的伤害了许多人,但是开始整人时是中央及各级政府派了工作组到各地领导的运动。如北京清华大学就是王光美。刚刚下去当工作组整完农村领导的学生,一部分又在工作组领导下整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或出身不好的同学,一部分同学成了被整的。那个年代共产党教育的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进行的是没完没了的整人运动。
在肯塔基时一个上海朋友告诉我她的父亲挨斗时被逼着啃死人骨头,她的舅舅舅母都是我们系的教授也被整的很惨。 工作组把每个老师职工的履历过了一遍,凡是有问题的都揪了出来。旧社会过来的人谁为了吃饭没和旧社会的各行各业扯上的哪?况且那些材料都是人家自己填写的。在涿县成天和我们在一起的,都要入党了的刘步洲老师,一回校就被批斗,说他曾经参加过三青团。有些同学还参加了批判小组,那时我就想我没参加共青团也好,将来万一变了天,不会说我参加过什么。我大娘的侄子是农学系的教授,留苏的。大姐问我他怎么样,我说人家说他是日本特务,大姐说怎么会哪?从国外回来的老师就更不用说了。黄小玲教授讲遗传学时谈到单倍体和多倍体,说美国的面包比中国的好吃,因为美国的麦子是多倍体。她是从美国回去的教授,结果被抖出来挨斗说她崇洋媚外。开始被斗的就是这些人,那些当过右派的, 历史上有问题的就更不用提了。植保系的一对留美回国的教授和夫人不堪受罪,吊死在图书馆里。 来美国后,我还碰到他们的朋友问起此事。如果没有人在后面,学生又知道什么哪?
五.一六之后,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得到毛的支持,以后全国就开始了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刚刚领导文革的工作组被撤销成了替罪羊开始被整,学校里领导运动的党委书记,系主任都遭到批判,被整的队伍越来越大。我在这儿认识的一个老板娘,她父亲因为是大连市长的秘书,市长被斗,他也被斗,当场被打破了头。刚好她哥哥去找爸爸,碰上了就用自行车把他爸爸拉到医院, 人家还不给治,三个小时流血不止,死在医院里。她母亲听说丈夫被打伤,赶到医院一看人死了,一歪头趴在死人身上也脑溢血死了,她那时才十几岁,一下子就没了双亲,底下还有弟弟妹妹。三家村倒台,底下受批斗的不计其数。我嫂子因为是中学历史老师,北京历史学会的会员,八竿子打不着的也被批判, 因为吴晗是北京历史学会会长。
中央领导也像走马灯,今天此人在头版头条,跟着主席在前边走,过些日子就不见了,换了新人跟着,再过些日子又不知道是谁出事,相片又换了。那时的摄影技术也真不错了,领导的头可以在相片上换来换去。所以你只要看报上的照片少了谁就知道谁又倒霉了。
开始中央鼓励学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破四旧,立四新”,后来又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反革命口号。因为怀疑一切就包括每一个人,那怎么行。
学生们从回校就完全停课闹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