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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幸运,从懂事起就碰上解放军攻济南,我家住在南门,几进的大院,后来房子卖给了妇产学校。记得国民党到我家来抢走白面,母亲在生病,气哭了。炮轰时妈妈抱着我躲在自己家挖的防空洞里,爷爷则躲在门后, 结果耳朵被震聋了。攻完城母亲和二妗子上街回来说看到墙上粘的都是胳膊,腿。爷爷每天祷告,求神保佑这个国家。但是时局变化,他生肺癌去世,记得葬礼一片白,我和母亲在棺材边守灵,办的很大,很多人来,可惜文革时我妈把那些照片都烧了。
后来我去上广智院的幼儿园,基督教内地会办的,院长是我的四姨奶奶。我四岁时,母亲把我送到大娘同学的小学上学了。老师常常抱我到操场的大台子上去唱歌。
山东土改几十万人挨斗,二十多万人被杀,奶奶虽然挨斗,但因为姑姑告诉她主动献上土地,被定为开明地主(后来知道刘少奇的哥哥也是这样当的开明地主)。二姨家,做了一辈子保姆的婆婆因攒的钱都买了地,又自己没种过,成了地主被打死,她做医生的先生和小叔子回去杀了杀她妈的人,最后都被定为还乡团,枪毙了。姥爷是中学老师没多少地,正好解放前两年前就送给了农友,所以继续当老师没事儿。
解放了,49年末,我们全家到北京,母亲在西城棉花胡同卫生部妇幼保健实验院工作,父亲在中国医疗器械总公司做事。二姑跟着党中央从西板坡进了北京,分到了北大医学院当工作组,组织控诉反动教授,正好我大伯父的车夫上去控诉,说贾伊箴他们坐车让他拉车。有意思,他不知道贾的妹妹就在台上坐着,贾的妹妹也不知他哥哥成了反动教授,谁叫他是胡适的秘书长哪?不过他们全家已去了台湾。还带走了我大哥,万幸。
开始我们住在西城区姑姑一位朋友家,他是个朝鲜人,姓方,是个老干部,后来在西安医学院当院长。每天他们都叫我做作业我就是不爱做,光知道玩,他有个三轮摩托,常带我们去颐和园玩。他总是喜欢逗我,装着要和我结婚,做她的新娘。
50年,我们搬到交道口大二条住。我以第一名考上崇实小学一年级,因为搬来搬去,这是我第三次上一年级,怎么考不好? 第一年下来就成了第七名,我是个晃荡学生不爱做作业,也过来了(别学我)。不知道哪年了, 我在老师的干涉下,入了少先队, 戴上了红领巾。
三反运动开始,只记得早上我母亲走得早,我也是6点半就到学校,到了我座位那儿,一抬头有个人吊死在我头上边,我扭头就跑出去,后来说那人是只老虎(贪污犯)。 那时很严,贪污1000元就枪毙。我妈说他路过什刹海也见人跳海,闹闹哄哄。
那时我的两个舅舅都在朝鲜战场抗美援朝,姥爷是光荣家属,受到政府很多照顾,过年总有人慰问,没人追究二舅在台湾的事。
记得有一次在邻居家,我说发生什么事,李大爷说没这事,我说报上说的,他说:“报上也有瞎说的时候”。我还不懂。
十一国庆跟姑姑到北京饭店阳台上面看游行,检阅,一辆辆敞篷汽车经过,记得彭德怀检阅三军。
54年奶奶来了,跟她去教堂,参加主日学,老师总发些小画片,很好玩,有一次老师让我演个生病的孩子,得了耶稣医治。晚上奶奶让我和她一起祷告,我问她看到过耶稣吗?她说只要信就会看到他。教堂到了圣诞节还演剧,看的人很多。我想让奶奶也给我买个钢琴,可是她只给了我两分钱去买猴皮筋。她说等我学会了再买。上哪儿学呀?街道上有个白教士,还提名被选为人民代表。55年教堂被改成医院了,没地方做礼拜,奶奶就开始和富大妈的女婿在家读经祷告。
55年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归国家所有,按股份分红。我们住的房子是天津第一医院院长的房子。政策规定超过十五间房以上的全要交公,所以我们住的房变成公家的了,大街上的小铺也都变成公家的了。
55年开始肃清反革命运动,父亲不让回家了,对门小朋友说你爸爸是反革命,无所谓,我和母亲带了花生去看他,后来又把他放回来了。奶奶搬到姑姑家。
高小我在国子监小学,校址是个尼姑庵改的。前面半个院子还住的尼姑,但是扒着门缝看看,怎么有那么多孩子跑来跑去,原来尼姑还俗了。
56年是宽松的一年,我妈和我舅妈全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颐和园住了一个星期,真美,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