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客栈
临时客，澳籍华人，职业工程师，曾任“澳洲日报社”社会新闻版记者。
正文
之一、
我和勇认识是差不多30年前的事情了，可以这么说，我们是少年时代的同窗非好友。
大约是高一的时候，那时我在HDZX读高中，班上转来一个新男生，据说是从长沙城里的中学转过来的，这就是勇了。由于年代太久远，初见勇时的印象已经不深了。不过我估计，他跟我一样，一开始也经历了学习成绩比较落后的阶段，HDZX是名校，教育水准较高，我自己就是初一的时候，才从乡下的小学转过来的。刚转来的时候，我的考试成绩就“一鸣惊人”，名列全班“第一”，只不过这个“第一”是把成绩排名倒过来看而已。勇的情况可能稍好一点儿，毕竟他以前读书的学校也不是那么的差，还不至于一到班上，就处于倒数第一的困境。
勇是极聪明又勤奋的好学生，没过多久，他就稳定在全班前十名之内的位置了。那时候是1980年，文革后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家长们都是高校里的老师，望子成龙的心情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家长都要浓厚。于是，“一切朝考大学看”就蔚然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学的师资力量、高考成功率、平时考试的名次、临场水平的发挥等等，就成为家长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可那时候我们自己不过都是些十五、六岁的小孩子，玩心很重，哪里会去想那么长远的事？勇除了成绩较好之外，平时表现也是一般般，比我也强不到哪里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做物理实验的时候，由于调皮捣蛋，勇被老师轰出了实验室。
我父亲是一个极善于做长远分析的家长，每次拿着成绩单，都要给我做长时间的“高考前景分析”。他的结论是：按照过去几年的经验，我们中学考大学的升学情况是，在班上排名前10名的同学基本上都可以考上大学。而我的名次，长期稳定在第11名。真可谓：“排名前十进大学，贤郎就在第十一！”把老爸急得够呛，敦促我努力学习，把名次再往前提一提，就有把握考上大学了。有一次，老爸甚至举出勇的例子说明我不够努力：“你看这个勇，原来的名次远远在你后头，现在就稳定在前七、八名的样子了。”我有点儿不服气地狡辩说：“他本来就很会读书的，刚来的时候没有跟上，现在只是恢复了正常水平而已。再说，他上物理实验课的时候，还被老师轰出过教室呢！”老爸立刻纠正我的错误想法：“高考录取的时候，大学招生只看他的考试分数，根本就不会知道他被老师轰出过教室的情况。”我顿时哑口无言。但英明神武的老爸万万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勇就会让他自食其言。这是后话，下章再提。
1981年的高考，长期稳定在班上第11名的我，居然考了个第10，把名次往前提了一位。这完全是因为班上有一位本来成绩很好的女生在高考时紧张过度、发挥失常所致。照理说，我这种名次上升并无实际意义。但仿佛是为了印证老爸的预测正确性似的，当年湖南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是412分，我考了一个414分，我们班凡是比我考得好的，统统被录取，勇自然也在其中；凡是比我考得差的，统统没被录取。只有我，压在分数线之上2分，险坐榜尾。最后是由于高考体检没有过关，我又拖了一年才考上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们很早就相识，但在中学时代，我跟勇并不是很铁的好朋友，他有他的朋友圈子，我有我的。那时我最好的朋友是阿源，每天放学之后，我总是习惯性地和阿源一起到广场上的小人书地摊上消磨时光，有时候，一本小人书可以看上一个多小时，我看一遍，阿源再看一遍，然后还要再讨论一番，那时候看一本小人书只要一分钱，随便你坐在那里看多久都行。我们一直要坐到天黑才回家。若干年后，勇对我在中学时代的全部印象就是：总是和阿源同进同出，一起看小人书的样子。
中学时代，勇的朋友比我要多得多，他好像很会和别人相处的样子。很多中学同学直到几十年之后的今天，都跟他有联系，勇一直是他们彼此之间联络的一个中心人物。至于他们在一起玩什么？又怎样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保持着友谊？我都搞不大清楚，归根结底，我跟勇也不能算是特别合得来的朋友。但勇就有这样一种本事：无论相隔多久，当你见到他的时候，总会油然产生一种亲切感，在朋友交往之中，他确实是一个随和的人。
正因为如此，我总是觉得：勇跟我不是一类人，要我发自内心地非常钦佩他是不大可能的；这个道理反之亦然。我们彼此实在是太熟悉对方的个性了。
(待续).
我和勇认识是差不多30年前的事情了，可以这么说，我们是少年时代的同窗非好友。
大约是高一的时候，那时我在HDZX读高中，班上转来一个新男生，据说是从长沙城里的中学转过来的，这就是勇了。由于年代太久远，初见勇时的印象已经不深了。不过我估计，他跟我一样，一开始也经历了学习成绩比较落后的阶段，HDZX是名校，教育水准较高，我自己就是初一的时候，才从乡下的小学转过来的。刚转来的时候，我的考试成绩就“一鸣惊人”，名列全班“第一”，只不过这个“第一”是把成绩排名倒过来看而已。勇的情况可能稍好一点儿，毕竟他以前读书的学校也不是那么的差，还不至于一到班上，就处于倒数第一的困境。
勇是极聪明又勤奋的好学生，没过多久，他就稳定在全班前十名之内的位置了。那时候是1980年，文革后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家长们都是高校里的老师，望子成龙的心情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家长都要浓厚。于是，“一切朝考大学看”就蔚然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学的师资力量、高考成功率、平时考试的名次、临场水平的发挥等等，就成为家长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可那时候我们自己不过都是些十五、六岁的小孩子，玩心很重，哪里会去想那么长远的事？勇除了成绩较好之外，平时表现也是一般般，比我也强不到哪里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做物理实验的时候，由于调皮捣蛋，勇被老师轰出了实验室。
我父亲是一个极善于做长远分析的家长，每次拿着成绩单，都要给我做长时间的“高考前景分析”。他的结论是：按照过去几年的经验，我们中学考大学的升学情况是，在班上排名前10名的同学基本上都可以考上大学。而我的名次，长期稳定在第11名。真可谓：“排名前十进大学，贤郎就在第十一！”把老爸急得够呛，敦促我努力学习，把名次再往前提一提，就有把握考上大学了。有一次，老爸甚至举出勇的例子说明我不够努力：“你看这个勇，原来的名次远远在你后头，现在就稳定在前七、八名的样子了。”我有点儿不服气地狡辩说：“他本来就很会读书的，刚来的时候没有跟上，现在只是恢复了正常水平而已。再说，他上物理实验课的时候，还被老师轰出过教室呢！”老爸立刻纠正我的错误想法：“高考录取的时候，大学招生只看他的考试分数，根本就不会知道他被老师轰出过教室的情况。”我顿时哑口无言。但英明神武的老爸万万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勇就会让他自食其言。这是后话，下章再提。
1981年的高考，长期稳定在班上第11名的我，居然考了个第10，把名次往前提了一位。这完全是因为班上有一位本来成绩很好的女生在高考时紧张过度、发挥失常所致。照理说，我这种名次上升并无实际意义。但仿佛是为了印证老爸的预测正确性似的，当年湖南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是412分，我考了一个414分，我们班凡是比我考得好的，统统被录取，勇自然也在其中；凡是比我考得差的，统统没被录取。只有我，压在分数线之上2分，险坐榜尾。最后是由于高考体检没有过关，我又拖了一年才考上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们很早就相识，但在中学时代，我跟勇并不是很铁的好朋友，他有他的朋友圈子，我有我的。那时我最好的朋友是阿源，每天放学之后，我总是习惯性地和阿源一起到广场上的小人书地摊上消磨时光，有时候，一本小人书可以看上一个多小时，我看一遍，阿源再看一遍，然后还要再讨论一番，那时候看一本小人书只要一分钱，随便你坐在那里看多久都行。我们一直要坐到天黑才回家。若干年后，勇对我在中学时代的全部印象就是：总是和阿源同进同出，一起看小人书的样子。
中学时代，勇的朋友比我要多得多，他好像很会和别人相处的样子。很多中学同学直到几十年之后的今天，都跟他有联系，勇一直是他们彼此之间联络的一个中心人物。至于他们在一起玩什么？又怎样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保持着友谊？我都搞不大清楚，归根结底，我跟勇也不能算是特别合得来的朋友。但勇就有这样一种本事：无论相隔多久，当你见到他的时候，总会油然产生一种亲切感，在朋友交往之中，他确实是一个随和的人。
正因为如此，我总是觉得：勇跟我不是一类人，要我发自内心地非常钦佩他是不大可能的；这个道理反之亦然。我们彼此实在是太熟悉对方的个性了。
(待续).
评论
TomAmy2007
2007-04-18 08: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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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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