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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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铮铮罗稷南  1898年 --- 1971年  73 olds

(2002年08月22日)

■草婴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中主人公堂吉诃德骑的马叫罗稷南，翻译家陈小航怎么会用它作为自己的笔名呢？这里就不能不先介绍一下陈小航的简历。陈小航是云南顺宁人，生于1898年。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抗日名将蔡廷锴的秘书。1932年5月，在上海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从事反共内战。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派，在福州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在蒋介石进攻下失败。

陈小航在任蔡廷锴秘书时，甚得蔡的赏识，两人交谊深厚，陈也竭力支持蔡的积极抗日。蔡文化水平不高，凡自己起草命令，必请陈过目，并在文末写明，“请陈秘书修理修理”，这说明蔡对陈的信任。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蔡曾派陈去苏区谈判共同抗日事宜。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陈小航。由此可见罗稷南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同毛泽东见过面，有过交谈。这些情节我都是听罗稷南亲口讲的。

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陈小航就脱离十九路军，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工作，曾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并与人合办《民主》周刊。1949年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他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陈小航用罗稷南的笔名翻译和创作了不少作品，其中著名的有梅林的《马克思传》、狄更斯的《双城记》、高尔基的《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爱伦堡的《暴风雨》和《第九浪》等。他之所以用“罗稷南”做笔名，显然同蔡廷锴有关。蔡廷锴身材瘦长、勇猛无畏，他的所作所为使人想起同样身材瘦长、勇猛无畏的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而陈小航甘心不辞辛劳协助蔡廷锴抗击日军，多少有点像堂吉诃德的坐骑罗稷南。陈小航用罗稷南做笔名，也表示他愿为正义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

我在四十年代认识罗老，常见他工作之余在上海襄阳公园同人下围棋，聊天。他的棋友有王亚南（《资本论》译者、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杨午之（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振宁的父亲）等人。罗老性格开朗、豪爽，心地善良，表里如一。记得老画家贺天健对我说起过罗稷南，说他长年一件蓝布大褂，朴实大方，但总是腰骨笔挺，气宇轩昂。贺老这两句话确实勾画出了罗稷南的精神风貌。

“文革”以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罗老常参加上海政协和作协的一些会议。他爱好发言，总是直率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跟当年那些惯说空话、套话的人截然不同，因此常遭到批判和嘲讽，而一贯锋芒毕露、自视为“天生革命家”的姚文元之流更经常对他进行尖刻攻击，还恶毒地给他一个诬蔑性外号：“谬论大王”。但罗稷南不为所动，仍我行我素，表现自己的独立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罗稷南自然受到冲击，他的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和“中国爱伦堡”。我同他都是在出版系统受到冲击的。我翻译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作品而成为重点挨整对象，由于江青污蔑肖洛霍夫是“苏修文艺鼻祖”，我就成为“肖洛霍夫中国代理人”和“中国肖洛霍夫”，全家遭殃。“文革”初期，我和罗稷南等都在出版社蹲牛棚，共同经受许多非人的待遇，遭到造反派种种匪夷所思的虐待和侮辱。现想起几件事在这里说一说。

有一次，造反派想出十分恶劣的一招，强迫走资派和反动权威等人相互打耳光。有些身为出版社领导的人竟也毫不反抗，动手打人，但罗稷南拒绝这种卑劣的行为，毫不畏惧，始终不动手，尽管遭到造反派的训斥和怒骂。这事显示出他刚强的性格和正气。

翻译家王科一因翻译《十日谈》等名著并坚持个人自由翻译而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王科一当时是出版社编辑，因不堪忍受侮辱而自杀身亡。当年凡是自杀的一律被斥为“反抗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造反派勒令所有靠边的人都要表态，写大字报，斥责王的自杀行为。罗稷南也被迫贴出大字报。这事离现在已有三十余年，但他那张大字报的风格与众不同，坚持说真话，所以至今我还记得其中部分字句。他写道：“我与王君素昧平生，他的情况我并不清楚，但自杀是一种非自然死亡，我不赞成……”。

他的大字报一贴出，造反派大为生气，立刻又当众训斥他，说他至今认识不清，同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线。这一件事再次反映出罗稷南刚正不阿的坚强个性和独立人格。

“文革”中我是重点批斗对象，一般认识的人总是避开我，同我保持距离，尤其是同蹲牛棚的难友，相互不敢交谈。记得有一天在绍兴路上罗稷南看见我主动上来同我招呼。我当即问他；“罗老，你不怕同我说话吗？”没想到他竟然回答说：“我们不是朋友吗？”这句话完全出乎意外，当时真使我十分感动，因为在“文革”期间我已很难听到这种真诚毕露的话了。还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见也在出版系统工作的我的妻子盛天民，他也主动安慰她说：“不要急，草婴不会有什么事的。你放心。”罗老这番话确实给了她极大的安慰。

1970年，我利用干校每月休假四天的机会，悄悄到五原路他住的地方去看他，他当时已年逾古稀，卧病在床，脸容憔悴，但精神还好。以后我又去探望过他几次，后来知道他得了癌症，于1971年去世。当时我仍在干校，未能最后与他诀别，至今仍感遗憾。“四人帮”粉碎后不久，上海举行过罗稷南追悼会，我写了悼辞，为这位一生追求进步、铁骨铮铮的老知识分子作了应有的评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可贵人格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愿他在天之灵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