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大右派

新中国的大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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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

在 1957 年的反*右*運*動*中   他堅持    “我有封建思想，決不出賣朋友”。
當時三家僅存的全國性黨外報紙中，《文匯報》、《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徐鑄成、儲安平都已中箭落馬，如果不是毛澤東金口玉言說《大公報》的總編輯就不宜再劃為右派，他是絕對無法幸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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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鑄成
九八○年八月，七十三歲的徐鑄成在「改正」大會上仍遭敲打，有人要他們這些「犯過錯誤」的老文化人必須謹記兩條區別：一、不忘九個手指頭與一個手指頭的區別；二、勿忘「延安」與「西安」的區別。徐鑄成先致感激，隨即痛言：「含冤二十年，人生有幾個二十年？我們這二十二人中（指中央級老右），三分之二已經不堪折磨離開人間。至於九個指頭一個指頭之分，有時難以區別，請問像文革十年所犯之失誤，是一個指頭還是四五個指頭？同樣，當時號稱兩個司令部，究竟哪一個司令部是延安，事先誰有識力敢於區別？」 言畢落座，滿場民主人士，只有一兩位開明者，向他熱烈握手道賀。

http://humanities.uchicago.edu/faculty/ywang/history/big5/Chuanping.htm
儲安平,男，原光明日報主編，1957年被劃為“右派”，1966年被抄家批斗后失蹤，當時儲安平57歲。
那時他正在北京郊區石景山模式口“政協工地”進行勞動改造。
儲望華先生回憶說︰“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給他帶去些食品衣物，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間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裡黑暗潮濕，充滿著霉腐惡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這是儲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實生活處境。儲望華先生說，1982年6月，他準備
儲安平之死
1957年之后，儲安平基本上就結束了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生涯，因為從此以后他就再沒有為人所注意。他成為右派之后，一直由九三學社管著，從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說還過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壓力。他成為右派之后，他的長子曾在《文匯報》上發表過和他脫離關系的聲明，那時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時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時過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還和他有些來往，可以想見他的內心是非常孤獨的。
1966年文革開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關于儲安平的死，現在還是一個謎，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終結局，我曾和他的女兒說起過這件事，她也說不清楚。有人說他是在北京一個地方跳河死了，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說他是在青島跳的海，也有人說他在新疆改造時，逃到蘇聯去了，前幾年還有人寫文章說他沒有死，而是在江蘇某地一個山上當了和尚。這些說法，都是傳說，沒有一點文獻材料為証。所以我們現在只能說，儲安平是不知所終，我個人以儲安平的個性和他的經歷推斷，他是有自殺可能的。
他的小兒子，現居奧大利亞的鋼琴家儲望華在《父親，你在哪裡？》一文中說︰“父親‘失蹤’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與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龍橋邊潮白河自殺未遂后一個多星期。當時他從關押他的‘九三學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裡已是第二次被‘紅衛兵’抄家。居室、客廳均被洗劫掠奪一空，除了滿地的碎紙亂片外，已一無所有。面對這般情景，父親的心便整個地絕望了。于是他踽踽離開家中，走了出去。------- 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當時主管‘九三學社’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梁某女士打來的電話，她問我︰‘你父親有沒有到你那裡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裡？’我說︰‘父親不是被你們押管著嗎？你們不是正在籌備批斗他的大會嗎？’到了9月20日，中央統戰部下達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國慶’之前找到儲安平，‘以確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學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黨員），並要求我和我二哥協助。我們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東、西城不少街巷轉了好幾天，查訪了過去與父親曾有來往的朋友們，卻毫無結果。
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幾個穿著軍裝的干部來找我，說他們是‘奉周恩來之命，由公安部、統戰部等組成儲安平專案組，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查尋儲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況予以協助’。首先他們要求我提供幾張父親的照片。我頗覺詫異︰憑他們的權力，他們完全可以通過組織途徑去向有關部門索取，相信不難獲得他的照片，卻偏偏來向家人索取照片，實在令我疑慮。事后聽說這幫‘專案組’的人是有意通過這種試探，來考察我是否和父親‘劃清了界線’。”（台灣《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第59、60頁）
據儲望華先生回憶，到了1966年秋天，他們尋找父親的失蹤仍然毫無結果，兩后之后，又有人來調查儲安平的下落，對于這種調查，儲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沒有信心了。儲望華先生說︰“事實上，這是一個‘生死之謎’，如果‘活’著，為什么兩年來沒有任何活動跡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時間、地點、方式，又如何得以確証。”儲望華先生記得，早在60年代初，儲安平曾和他說起過“想要自殺”的想法。自從反右以后，儲安平雖然寫過檢查，雖然被改造，但他在心裡並不以為自己是錯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個“摘帽子”或者“平反”。這不僅是因為他有“脾氣強牛”的個人性格，而是因為他身上有一些知識分子“可殺不可辱”的氣質。面對“抱負”不能實現，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時他正在北京郊區石景山模式口“政協工地”進行勞動改造。
儲望華先生回憶說︰“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給他帶去些食品衣物，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間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裡黑暗潮濕，充滿著霉腐惡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這是儲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實生活處境。儲望華先生說，1982年6月，他準備去奧大利亞留學時，單位的一位領導才匆匆拿來一份文件，告訴他︰“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正式做出‘死亡結論’”。這時儲安平已經失蹤16年了，這個結論對他的孩子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一個終身為自由主義理想奮斗的知識分子，最后就這樣消失的無影無蹤，人們再想起他的時候，對很多人來說，他早已是一個完全的陌生人了。
1998年9月23日晚于太原南華門東四條

http://hi.baidu.com/%BD%DC%CE%CC/blog/calendar/200610
章伯钧（１８９５——１９６９）安徽棕阳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１９２２年，赴德国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１９２７年，脱离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０年，与邓演达等人创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抗战期间，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１９４７年，创建“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主席。１９４９年后，任交通部部长、政协副主席、民盟副主席等政界要职。１９５７年，在中共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提出“政治设计院”的构想，被当局打成“大右派”，受到严厉批判，至今未平反。
　　现将章伯钧在中共统战部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节录如下，供网友参考：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罗隆基的后台是谁
罗隆基（１８９８——１９６５）江西安福县人。清华大学毕业，赴美国、英国留学，攻读政治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公学任教授。曾任《新月》杂志主编、《晨报》社长。抗战期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宣传部长。１９４９年后，任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要职。１９５７年，在中共整风运动座谈会上，提出设立“平反委员会”的建议，要求中共对待知识分子要“礼贤下士、三顾茅庐”。他的发言，受到当局组织的大规模政治批判，罪名是组织“章罗联盟”，“阴谋反党”。他被打成“大右派”，至今未平反。
　　现将罗隆基在中共统战部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节录如下，供网友参考：
　　＊＊＊＊＊＊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等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
　　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将受到打击报复。
　　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就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
　　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
　　引自《中国百名大右派》３４页《罗隆基＊“三顾茅庐”和“平反委会”》

蒲熙修
１９５７年，在中共反右运动中，被定为“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毛泽东亲笔撰写文章，称她为民盟右派中“一位能干的女将”。

蒲熙修（１９１０——１９７０）江苏嘉定人。北平师范大学毕业。１９３６年进入《新民报》社，任记者。抗战胜利后，对国共和谈的全过程进行了跟踪采访，被誉为“国共和谈新闻的专家”。１９４８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７０多天。１９４９年后，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１９５７年，在中共反右运动中，被定为“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毛泽东亲笔撰写文章，称她为民盟右派中“一位能干的女将”。
　　蒲熙修与罗隆基关系密切，在１９４９年前后的十年中，两人交往频繁，“欲结婚而未结婚”。在当局组织的政治大批判中，将她与罗隆基相提并论，提出“罗隆基－蒲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公式，称“章罗反党联盟”通过她利用文汇报作为向“党”进攻的工具！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蒲熙修病卧在床，精神崩溃。随后，她在《人民日报》上作了深刻的检讨，“揭露”了罗隆基控制文汇报“反党”的“罪恶”！
　　尽管蒲熙修“缴械投降”，但当局仍然是“痛打落水狗”，给她戴上“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剥夺了她的政治权利，她也被迫离开了心爱的记者职业。
　　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下去！这就是专制政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