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涛晚年的人情味

刘澜涛晚年的人情味 
吴江　文 
 
　　　　马克思名言

　　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是不容易的。友谊需要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谅解去护理。

　　以此赠与吴江同志共勉

　　以上所录马克思名言，是刘澜涛离世前三年赠送给我的。此外，他还赠我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并精制的洮砚一方，从刻工看，至少是清代之物，上刻他曾书赠给我的《红楼梦》中的两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一个人，尤其是曾做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人，当他行将走完一生艰难路程、结束凶险难测的战斗生活之际，渴望在同志间找到一种“真正的友谊”，把这种友谊看得非常重要，并要求彼此“共勉”，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里透露出一个在特殊环境中奋斗过来的人在回顾往事时所蕴蓄的心声。

　　1948年5月，我调华北局工作，接手协助编华北局党刊《建设》周刊。当时华北局的日常工作由刘澜涛主持。我逐渐了解刘澜涛是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对上绝对服从，说一不二；工作上小心谨慎，严肃认真，绝不擅权，华北局的大政方针都取决于薄一波或请示党中央，他决不自作主张。对下，则是只顾使唤，只谈工作，督促完成，严格要求，从无个人之间的交流。我在他身边工作六七年，除工作外，从无一次个人性交谈，或问一问你的生活、经历或碰到什么问题等。举例说，我是有家室的人，离开组织部时交出了住房，到他那里编刊物却有一段时间没有住房，勉强挤在他秘书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也不加过问，这件事我的妻子至今提起来还埋怨我。他对他的秘书班子也约束很严，一切循规蹈矩，无任何特殊照顾。

　　文革中，刘澜涛属于“六十一人集团”冤案重要人物之一受到迫害，他的夫人因不堪折磨被迫害致死。

　　刘澜涛从1979年重返政坛，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然后，又由邓小平提议，出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此时我因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而同他又有些工作上的接触。这段接触中深感他的工作态度认真如旧，但特别的是：他对干部的谦逊态度大大增加了。后来他任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而后离休。我和刘澜涛的长期贴身秘书接触较多，他告诉我刘离休后的生活和心情：刘是一个放不下政治和国事的人，他离休初期常到外地各处看看，留心种种新问题，既有欣慰也有忧虑。后来身体不好，不常下去了，就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听到一些情况。但是，他发觉，愿意跟他接触和倾谈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他又没有其他任何嗜好，因此孤寂感越来越困扰着他。

　　后来我了解到，刘在晚年对他的一生进行反思时，总是不能摆脱一种内疚心情：他在“左倾”猖獗时期也曾整过人，时间都在他任职西北局期间。两次整人的情况不同：一次是在中央确定了“有人利用写《刘志丹》小说反党”的事件后，立了一个大案进行审查，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这个案子涉及到西北地区的许多老革命家。中央确定这个审查小组的负责人本来另有其人，刘不在内，但刘恰于此时出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因此中央就把这案子的具体审查任务交到他的手中。虽然刘与“立”此案无关系，但他仍按老习惯：凡是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地去办。他接手这件案子开了多次批判会，因此伤害了一批西北地区的老同志。第二次是在“四清”初期，那时他完全接受并执行所谓“桃园经验”那套东西，而另一位西北局负责人则对当时的做法表示不同意，两人的分歧后来在刘澜涛的主持下演变成一场批判，这一次又伤害了西北局的一些同志。

　　我们党在进入50年代之后，党内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整人的政治运动不断，有整人的，有被整的；被整的也曾整人，整人的也会被整。“文化大革命”中刘澜涛自己也身遭大难，被整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文革”的严重教训使他不能不反思自己的过去。他向过去被自己错误批判过的同志做了诚恳的由衷的检讨并表示道歉，有的不止一次。多数同志表示谅解，但有的同志仍不免耿耿于怀，刘为此深感痛苦。

　　过去，他可能从未重视过个人之间的友谊，甚至连“个人”在他的观念中恐怕也没有地位。在他的头脑中，“组织”和“铁的纪律”是同一概念，而“个人”则和“个人主义”是同一个概念。而如今，他却在寻求个人之间的友谊，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离不开友谊，并直接鼓励他身边的人要多交朋友。这在他来说是多么大的变化啊！这个变化究竟说明了什么呢？（《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