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松松
随便
生在中国，死于洛杉矶（上）
－ 说说俺为什么去美国之 7
到 美国来的中国人形形色色。尤其是像洛杉矶这样的国际性大都会。汇集了全世界几乎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人种。在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太多的英语，也不需要太高 深的文凭，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谋生圈子。所以在洛杉矶这个地方，你时常会在不经意之间，就遇到一个你可能在大陆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见到的“人 物”。譬如说，有一次我在罗兰岗的一家中餐馆用餐的时候，发现坐在我桌子对面的一个衣着入时的女人，竟然是国内一个十分有名的女喜剧明星宋丹丹。我太太 10多年前还是一个美容师的时候，她说有一天，马季突然走进了他们的理发店。。。
我是在教会里认识刘大叔的。大约是在1994到1995年那会。
这 是一个怪事。按说常到教会参加聚会的，多半都是一些思想上相对来说比较“右倾”的朋友。但是这位刘大叔不同，他的背景和我们都不一样。他是这一位16岁就 入党的“红小鬼”，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革命。所以，当最初牧师跟我介绍起他的背景时，我感到十分惊奇。而且这个老头竟然在我们的教会中，一 呆就是好几年时间，一直到他最后再洛杉矶去世为止。
这位老哥到教会里来要寻找什么呢？起先我们谁都不知道。他出生贫苦，是个孤儿。后来被 部队收养。 在那里入党，提干，接受教育。1950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杀过美国兵。后来从部队复员，就在一个地方中级法院担任副院长。按照保守的估计，他来美国的时候 至少有62岁了。照理说，一个受党教育和培养了那么多年的“老革命”，要转变思想和信仰，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我想给这个“刘大叔”写个传 记。因为绝大多数到美国的华人， 都有一个非常具体明确的“美国梦”。但这位老头却没有。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美国呆了好多年了，早已经超过他探亲护照上所允许的在美国合法逗留的时 间。他好像对美国一无所求，一不要美国政府的各种救济补贴，二不申请绿卡或入籍，第三也不到外面打工赚钱。说起来，他来美国之后享受到的一个唯一的“好 处”， 就是一张免费的公车“月票”，这是美国政府给所有55岁以上的老人所发放的免费的福利。除此之外，他在这个以富裕而闻名的洛杉矶，基本上就是个“家徒四 壁”的穷光蛋。
但是他也不回中国。按理说，他在国内的地位，起码够一个“离休”的老干级别。日子会过得很“滋润”。但他为什么不回中国去 呢？这里面的原因众说纷纭。他来美国，原本是为了探望在芝加哥读博士的儿子。时间大概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春夏之交。但那一年中国的政坛上，发生了一 起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而这个政治事件，竟然也影响到他后半生最后几年的命运。
结果他就“滞留”在了异国他乡了。我想大概他老人家感到理想极度破灭吧 — 一个过去他所热爱的政党，竟然向自己的老百姓开枪，这他想不通。他便决定要留在美国，参加海外的一些“民运”团体，以便协助中国进行民主改革。
但 说这老头是个“民运分子”，可能只说对了3分。不错，他非常活跃，出入于任何一个有民运团体出没的场所。所有的募捐﹐讲座什么的﹐只要他知道的﹐没有不参 加的。但他的动机，却和人家大相径庭。第一，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中，绝大多数的党员同志还是好的﹐腐败堕落的毕竟是少数﹐第二， 对党也要一分为二﹕60 年代以前的共产党基本是好的﹐这点你必须承认。但以后是犯了错误了﹐尤其是89年痛打学生娃这件事情，过头了。 应当批评。第三﹕你必须从外部帮助共产党搞改革﹐但是绝对不能搞革命。
这是他的“三个坚持”的理论。他不仅到处宣讲﹐还脸红脖子粗地跟人家辩论，一来二去，搞到后来，人家“民运组织”看到他，就像老鼠汤姆遇到大猫杰里一般。
不 过，离开这些海外“民运组织”﹐他又觉得自己无所事事，生不如死。要让这个老头放下身段去打工赚钱，他宁可饿死。好歹他也是个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英 雄。要低声下四地为五斗米折腰，这老脸他丢不起。想当年朱自清教授宁死不喝美国奶﹐他也想争这口气。所谓的“88绿卡”，他坚决不要。美国政府的医疗保险 ﹐生活补助也一概拒绝。只有老人公交车月票卡﹐也是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才申请的：原因是不搭乘公车，他就无法离开家门一步，如何搞民运呢？
他 原先是靠他儿子救济。但父子后来闹翻了。这“粮栈”也就断了。我听说刘大叔的这个儿子， 相当优秀。不但拥有美国的博士学位，还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飞黄腾达的经历，是很有传奇色彩的。但他们父子之间，后来为什么会闹得如同寇仇一般呢？说起来， 竟然是为了儿子的离婚案件。原来他的媳妇，是儿子在大学期间的博士导师，一个台湾华人教授的女儿。这位台湾教授，不但在学业和生活上， 都曾经给过他儿子许多资助﹐末了﹐甚至还把自己的女儿都下嫁给了这位大陆学生。让他当了上门女婿。
儿子要跟这个对他恩重如山的台湾太太离 婚，这使得老爹怒不可遏。本来结婚离婚﹐ 在大陆来美学人中﹐流行得跟吹泡泡糖似的，没人在乎。可这在我们刘老头的眼中﹐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说自己革命几十年﹐ 最痛恨的一种人就是“陈世美”。他说他曾经有过两次开枪打人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夸大﹖)。一次是冲那个治死了自己老婆的庸医。而另一次呢﹐就是冲者一个 非要抛弃自己妻子的“第三者”。可见， 他痛恨“陈世美”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起先是苦口婆心﹐接下来是大吵大闹。显然他的儿子固执也象他 的老爹，无论他怎么反对，还硬是将恩师的女儿给休掉了。结果老头子一怒之下，就离家出走，一人跑到了洛杉矶，再也不和自己的这个“逆子”有任何的往来了。 平常连提都不提。日子一久，他不晓得自己的儿子在那里，同样，他的儿子也不晓得老爹在什么地方。
他的生活这时极其清贫，居无定所。很多时 候是住在大陆偷渡客所谓的“移民公社”里，一间斗室8条汉子，每天仅区区6美元的开销而已。不过，他是属于那种低生活要求的人。除了烟酒﹐罕有多余的奢侈 享受。 既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只要能闹革命，哪怕维持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他也甘之如饴。
性格刚硬，拙于沟通。要么过于压抑自己﹐要么性情火爆。这是他后来患肝硬化，肝癌的心理因素。一方面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但另一方面﹐对于理想和原则问题﹐却往往保持
者一种普通人很难企及的“高标准”﹐毫不妥协。谁要是在这些问题上和他发生冲突，他多半是没有半点的人情味的。
他 和我在“为什么要来美国”的理想上，完全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相处于同一个教会，他一发言，我通常都会保持沉默。一来觉得自己是“老基督徒”了，二来知道 你必须“尊老爱幼”。 这大叔天生就是一个为着理念而生﹐为着理念而死的人。他可以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但绝对不能没有地方让他宣讲他的理想。能不为发财，而单单为“救中国” 而在洛杉矶四处奔忙，虽然愚蠢，但也令人尊敬。
他十三岁投身革命﹐过世哪年大概是67 岁﹐死时我们谁也没在场。 包括他在蒙特利公园市的那个香港女友都没有通知到。我和牧师，是在第二天早晨，从南加大医院社工的来电中，才得知这位老革命已经在凌晨4 点钟左右离开人世了。 原先医生估计他最多只能再存活3-6个月，没想到连死神在他的坚强意志目前都要退避三舍。他居然硬撑了一年半。
去 世的前两年，实际上他已经淡出民运。他发现另一个可以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 这时台湾冒出来个李登辉﹐老头子一下子又被激活了。离开民运，他转而投身到台湾新党的义工团队。从此变成一个职业“反独拥统”人士。从支持欢迎郝柏村开 始。研讨会，筹款餐会，游行，不管什么“发独”活动，他都是出了名的积极分子。
老头子永远有滔滔不绝的演说冲动。而且可怕的是：他有很多 的时间和耐性。洛杉矶本地最有名的华人电台，在傍晚的黄金时段谈两岸关系时﹐他多半一定会“叩应”，发表自己义正词严的反台独纲领的。这样的机会他一次也 不想错过﹐他非要和人争论到他的时间完全用完为止，还不肯善罢甘休。然后还要再争取﹐再拨打进去。那种耐性真的是让人家目瞪口呆。我自己就曾经试者给那个 节目拨过一次电话﹐结果是在电话接通之后﹐整整等了20 分钟都还没有发言的机会。可见大叔的耐性有多好了。到了后来﹐我想节目主持人都讨厌他了吧﹐他的发言太多了﹐人家一听他说出头俩字﹐就知道完了﹐这位著名 的，没完没了的反台独的大陆老党头又来了﹐怎么办呢﹖
他最后一次反台独发言，是在他临死前的一个多月左右。
那时候，他已 经住院好一阵子了。先是在一个地区医院，然而被转到赫赫有名的洛杉矶-南加大公立医院。 那里本来是不接受非急诊病人的。只是，原来的那个地区医院的美国医生，被他这个坚决不吃西餐的中国老头闹的七晕八素，只有将他转院一途了。他非要吃教会弟 兄姐妹给他做的小米稀饭什么，可医院离得远﹐谁也不可能天天给他送吃的呀。 他就想在医院里自己动手做﹐这哪成呢？
在南加大县医院住了些 日子﹐病情竟然有些好转﹐人家开始劝他回家﹐或转去疗养。所以他也只好回“家”里住了- 所谓的“家”，也就是大陆人的“移民公社”﹐8来个人挤在一个800-900 平方英尺的小地方。 他就在那里，给电台“叩应” 节目打了最后一次反台独电话，打那以后，洛杉矶的华人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他的声音了。
但回家还不到2 个礼拜﹐他又再一次被我们送回到了县政府医院里去了﹐是以“急诊”的方式送进去的。而这一回﹐他就再没能够出来了。
我 有机会在他大约临死前的7-8 天左右﹐在他的病床前﹐最后一次聆听他老人家关于台湾统一问题的看法。我握着他干枯，苍白﹐脱水了的手掌﹐一种疼痛与平静感觉从心里油然生起。 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就象在水里的人﹐拉住一根救命的木头那样。 我知道他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只能和他在一起祷告。心里默默地祝愿他走的时候﹐不但平安，而且有尊严有喜乐。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谈话啊。 人之将亡也，灯之将灭，他竟然还能想着国家﹐想着拯救我们的“民族”。这样的人，大概也是中国一个特定的时代的所独有的。 仅仅一个小时前﹐ 医生刚给他抽完了腹水﹐身体舒服了些﹐精神刚有点好转﹐马上又想到他的“中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了。甚至还打算到电台“叩应”，发表他的高论。但可惜的是﹐ 病房里固然有电话﹐可他的手，却虚弱到连握听筒的力气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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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子什么时候受洗信主的？我始终不太清楚。但这个老革命，最终还是信了上帝。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我听过他的一个见证。说有一回﹐他开车送两个台湾人去机场﹐车到半途﹐这两个台湾人开始批评大陆同胞﹐说中国人怎么怎么不好﹐台湾应该独立了。他说他当时就
已 经气炸肺了﹕这还得了？真反了你们。这俩台湾人自然不知道这开车的﹐竟然就是洛杉矶赫赫有名的反台独，老共党头﹐这不是摸老虎的屁股找死吗﹖他说他当时真 想卡住这俩台独的脖子﹐ 把车撞到高速公路边的隔离墙上﹐大家同归于尽才解气。不过好在这时候他看到了挂在前面后视镜上的那个十字架﹐他就立刻把自己的右手抓在那个十字架上﹐很痛 苦地开始祷告说﹕主阿﹐让我学会忍耐吧﹐学会爱我的敌人﹐让我知道有平安。 结果﹐的确很灵验﹐他的气竟然就消了一半。他说﹐那两个台湾人啊﹐ 他们可真的是很幸运厄﹐要是在一年前﹐他们说完这些屁话，还能完整地走下我的车吗﹖到机场﹖ 。。呵呵呵。。
这个老共产党员﹐追求革命﹐ 救国救民一辈子﹐可到了晚年﹐当蜡烛将尽﹐生命将残的时候﹐忽然却发现﹕不对呀﹐他们用他们毕生的经历所追求的东西﹐革命也好﹐民主也好﹐其实都象草上的 露水一样﹐转眼之间就便成了虚空。儿子令他失望﹐民运令他失望﹐新党国民党同样也让他失望﹐到后来，看来就剩下一位上帝，他还能寄托些希望吧。
他跟牧师也吵架﹐一次一次地离开教会﹐后来又一次一次地回来。我相信这里面的确是有一样东西深深地吸引住他了。那就是一种比斗争和仇恨更强大的，爱与宽恕的基督教信仰的力量。
老 头到这个时候了﹐我估摸着，才有机会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内心。虽然是迟了一些﹐但总是给他以一种新生的感觉。譬如象死后财产安排这样的事情﹐原来我们都是非 常顾忌的。牧师说应该趁他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就做一些安排﹐因为美国在这方面的法律是非常严格的。不要到了最后的时刻﹐你再安排怕都来不及了。可是我想﹐ 谁能在这种时候开这个口呢？谁敢阿﹖ 再说来﹐老革命哪有什么财产阿﹖几件旧衣服而已﹐再加上一些药丸子﹐可能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不错﹐他是有一辆七成新的三菱车﹐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也不是 他的财产。而是他的一个香港女友“送”给他的﹐本来，人家是有意要跟他结婚的。但老革命觉得在 “理想”方面与她的差距太大了。 所以只好跟人家保持一种“朋友”的关系了。 我们估计如果他过世的话﹐他的这个香港女友当然会把车子再要回去。
令人惊讶的是﹐后来他 居然能非常冷静地，主动找牧师谈他的身后 “遗产”的安排事宜。 他的意见非常慎重﹐算是正式的 “遗言”。连牧师都感到意外。第一﹐他说他不想将他过世的事情通知他在国内和本地的任何亲属。当然包括他的儿子在内。 统统不许找。 第二﹕ 他的那辆车子﹐一定要捐给教会﹐因为他会说服他的女友同意他这么做。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上帝﹐回报弟兄姐妹们对他的爱心与关怀。第三﹕他要求捐出 他的遗体给美国政府做癌症研究之用。 绝对不可以埋葬或是火化了。
当然有些事情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他人走了。后面会发生什么？也就由 不得他了。他最感叹的一个经历就是：他革命﹐反美反了几乎一辈子﹐在战场上也厮杀过。可万万没想到是﹐到了最后﹐他过去的敌人竟然对他这么好。他没钱﹐没 地位﹐在美国的身份也非法﹐比在路上的那些无家可归者还糟。可是他连着两回住医院﹐人家都没有因为他是中国人﹐因为他贫穷，而把他拒之门外。 实际上连他的身份都没有查﹐只问他有医疗保险吗﹖他说没有﹐于是社工就说﹐那好吧﹐你先住院吧，看急诊﹐我们帮助你申请一个特别的补助项目。
就这样，他在南加大医院里住下来了。而且还是这么一个一流的美国大医院。生病固然不幸。但不幸中的大幸的是﹕如果在中国得了这个病﹐ 没钱，没地位﹐没身份﹐没关系﹐就象一个乡下人那样，那么，那一家医院不是把他当狗一样给轰出去呢﹖
这 是我在他那里听到的唯一句幽默话。他说他现在感觉象当部长了。病房是俩人一间的﹐有空调﹐厕所﹐电视﹐电话一应俱全。 还有专门的医生护士﹐而且这些医生护士们从来不对他发脾气﹐很多时候他骂人﹐吵闹﹐可人家都还是那么认真地替他治疗﹐从不敷衍了事。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可 不是部长级的么？
这样的病房，每天的费用是多少呢﹖ 他问我。我说如果是普通的加急病房的话﹐一天至少$800美刀起 ﹐还要再加上其它的费用。我8 年前我也在这里住过3 天2 夜﹐因为是肾结石。回来我收到的账单是一个$7000 多元的天文数字。但是﹐我说﹐如果是重症病人的加护病房的话﹐恐怕说什么也得$1500-1800 一天吧﹐而且手术费是另算的。
老革命听了我的话﹐吃惊的俩眼都快要暴出来了。说﹕这可怎么办阿﹖以后要是出了院﹐不是得背一个$40 万到$50 万一上的超级账单吗﹖ 可我心里想﹕嘿嘿，刘叔﹐我倒希望你真的能背这么一个账单阿。
这 次谈话以后几天﹐老革命差一点就报销了。 原因是他不听医生的劝告﹐偷偷吃中国的点心。这一吃不要紧﹐他因为腹水而导致的门脉静脉血管曲张﹐碰上这些硬邦邦的中国糕点﹐一下子就破裂了﹐演变成内出 血。 当时就昏迷过去了。按理说﹐ 这种情形若是在中国﹐他根本已经回天乏术了。可一来是他生命力顽强﹐二来是医院的技术一流﹐不愧是洛杉矶有名的大医院。一个晚上的抢救﹐硬是将他暂时从死 神的手中给夺了回来。他居然又多活了一阵子。
三天后我再去看他时﹐他一边吊着血浆﹐一边对医生护士们称赞不已。 他告诉我说﹐医生们都替他高兴﹐说他竟然能活过来真是奇迹。当然他更高兴了﹐说自己不会死，时间还没有到呢﹐上帝要让他活下去，多做一些救人的工作。 他说医生们给他使用了一种高级的针药，一针下去就得$800-1000 美元呢。我说我不知道。
他又问我这样一次急救手术﹐要花掉多少钱 呢﹖我说不清楚。这么大的一个手术﹐至少得好几万吧。 他听了以后就默然。我心想怎么到这个时候了﹐你老人家还关心钱不钱的呢？ 他又问我说﹕你说人家为什么要救我呢﹖我反正都要死的﹐今天死﹐和明后天死﹐有什么区别呢﹖你说他们何必在我这个中国穷老头身上浪费呢﹖值得这样做吗？他 们又没有什么东西有求于我的﹐我又不能回报他们什么﹖ 我说﹕ 大叔﹐话不应该这么说的吧﹖他摇了摇头﹐缓缓地说﹕唉﹐我只能感谢上帝了﹐我想这样的事情﹐ 大概只有在一个信上帝的国家里﹐才是有可能的吧。
他说的这最后一句话﹐仿佛哪就是他一生结束时的一个惊叹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显然，他明白自己的人生，要在离他故乡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洛杉矶，画上句点了。
好 几年以后﹐我有机会看到 “拯救大兵雷恩”。我忽然将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大兵雷恩与这个刘老头，这里面有一种我们中国人完全陌生的关于 “拯救”的概念。看起来他们美国人是相当地愚蠢﹕ 在战场上为了拯救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他们宁愿花出比这多出几十倍的生命代价﹔在医院里面﹐明知无法救活一个癌症晚期的中国老头子了﹐却还是楞往他身上白 白地砸下几十万美元﹐尤其是这个老头连半个美国公民都不是。他们图什么嘛？
( 后记﹕那次手术以后10 天不到﹐老革命就走了。最后的那几天﹐他一直在昏迷中度过。走的时候很平静﹐不知不觉当中﹐就将一生的道路走尽了。 不过他在此之前﹐总算跟牧师说定﹐死后一定要帮他将他的遗体捐献出去。做医学研究之用。他是流着泪对牧师说这话的。意思是他欠的债，唯有献出自己的身体来 还了。如果他的身体能对美国社会做出一点点贡献的话﹐那么他在天上﹐也算是可以暝目了。
我们照着他的遗嘱去做了。
只 是遇到了一个小小的﹐然而却是我们无法跨越过去的法律的障碍。我们到了洛杉矶县的民政部门﹐要求他们接受大叔的遗体给南加大做癌症研究之用。但令人惊讶的 是﹐这样的好事﹐竟然被他们给拒绝了。说来可笑﹐拒绝的理由仅仅是由于大叔生前没有在一份什么小小的文件上签名。我们找了主管的部门经理﹐给他看有大叔签 名的遗嘱﹐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 “遗体捐献”这样的字眼。但还是不行﹐差一个地方没签字就是不行 。我们告诉主管的人﹐这是大叔的最后的一个心愿﹐假如他不答应的话﹐可能大叔在天上都会不开心的。 但哪位老兄还是一个劲地说 “SORRY﹐I CAN’T HELP”。 最后我们只好问他﹕那你们准备将他的遗体怎么办呢﹖那位老兄说﹕没办法﹐政府会先将遗体冷冻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家属来认领﹐如果没有的话﹐一年以后 就要火化了﹐如果两年以内再没有亲属认领的话﹐那州政府只好将其当作无主尸体来处理了。我问﹐这是什么意思﹖那位先生说﹐意思是﹐那政府就会找一个公共的 墓地将那骨灰给埋葬了。
我想想有时感到挺难过的﹐想到刘叔此刻正孤独地躺在一个什么黑暗的地方﹐遗愿竟然没有实现。而且﹐还要等几年 以后才能下葬。 而他的儿子﹐还有他在国内地那些亲属们﹐则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在那里﹐也永远不会知道大叔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想给美国留下一些贡献﹐结果呢﹖还是没有如 愿阿﹗唯一的安慰是；他在最后接受了上帝，而上帝也接纳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