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葭白露
总是丢不掉
正文
睡衣如花
曾宁
最近，从上海传来消息：“世博举行期间不得穿睡衣上街”已成明文规定。对此，各方各派喋喋不休地争论起来。我却由此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即改革开放之初，上海滩的睡衣潮。
我的童年，文革虽然煞了尾，但从物质到精神，疮痍满目。灾难形于衣着，就是满天下的“蓝蚂蚁”。 蓝外套，白衬衫，蓝长裤，脖子上的红领巾是唯一的亮色，却嚣张霸道， 和排山倒海的红标语、红横额、红招牌混在一起，令人眼睛发腻，发涩。这情势，到了八十年代初，才逐渐扭转，却无突变，主色调依然不脱黑和灰，幸亏有那么一片风景，象花朵一样开在记忆深处。冷色调的荒芜人间，蓦然冒出朝霞般缤纷、彩虹般鲜艳的花潮，那是万万千千件睡衣的交汇。
睡衣出笼在这样的季节：春雨滴在梧桐树最初的鹅黄色芽苞上，童稚好奇的眸子开始紧张地向上，向上，一路追踪，看从一根根偃蹇的枝桠到密密排在山阴路的一行行，怎样勇敢地喷青吐绿。再过一段日子，眼睛滴进黄梅雨季的雨丝，低头，弄堂里每一颗石子都湿润如酥软的春泥，我们傻乎乎地蹲在阴沟边，看狡猾的苔藓，抬头，树上，梧桐叶带着从嫩黄到深绿的多种层次，逶迤开去。看看日历牌，有点迫不及待了。 雨停，翻过石库门高墙的阳光刺得眼花。女孩子奔走相告：“晒霉了！”那已是骄阳高照的初夏，满弄堂各家院子里夹竹桃花和喇叭花怒放，大家雀跃无比：“我们的”季节到了！
这就是展示美丽的季节，兴高采烈的女孩和爱美的妈妈合作，把压在樟木箱子底部、带着樟脑丸浓郁味道的花色睡衣翻出来，对着五斗橱上的小镜子，穿在身上。“合身吗？”在旁边监督的妈妈，边点头边下评语。还没学会涂胭脂画眉毛的小女孩，激动得手发颤，以最挑剔的眼光把睡衣检查过，央求妈妈缝好脱线的衣襟，或放一放边，扩大尺寸。请外婆勾上新花边，拼镶在领口，最好能绣上各色花朵，以求与往年不同。弄堂里，没有人会奢侈到特意买新衣料做孩子的睡衣，我们童年的睡衣，前身全是旧衣服。
一天，外婆把一件睡裙放到床头，那是用妈妈的旧玻璃绸衬衫改成的，浅紫色底，磨损的袖口，在巧手下变成“泡泡袖”，拼上雪白的绉纱花边，领口改成圆领，缀上一朵由白花边做的蝴蝶结。我放学回到家看到，发了疯似的，把玫瑰花般的睡衣拿到冬青树下的空地，高高抛起，任它在浓绿中飘扬。正在跳房子的红梅不服气甩来一句：“我也有！”“拿出来啊！”花瓣散开落在我们身上，一件件别致的睡衣有了用武之地。
终于，类似于西方国家小女孩“睡衣派对”的盛会开锣。在黄昏，夕阳西沉，余晖抹在弄堂的水泥地上，一似金汤。第一阵晚风，柔和得像出门前外婆为我整理小辫子的手。晚饭是十分匆忙地扒完的，洗澡更是蜻蜓点水。这辰光，弄堂里的响声，都和竹子木头有关——大人们把椅子、凳子和摇椅搬出门外。万事俱备，女性身穿五彩缤纷的睡裙睡衣出场！
女童们头上的羊角辫，聚在一块，成了一片能移动的苗圃，都栖息着绸布扎的小蝴蝶。此刻，她们坐在小板凳，嘻嘻哈哈，貌似得意忘形，然而一个个小心眼里都在较劲，看谁的睡衣抢眼。雨羽穿蛋黄拼镶洋红的花裤子，弄堂口的红梅穿贴着小猫钓鱼童话的月白色裙子，仔细一看是绒布剪贴，精工细作。三号的晴一袭浅黄底淡淡的绿葡萄绣花，大胆地用上进口大花边！
我们唱着早晨在幼儿园学会的歌谣《小鸟在前面带路》， 男孩子们酸溜溜地冲我们喊：“下雨咯，打烊咯，小巴拉子开会咯，十八路电车回去咯。”我们呢，凭什么怕他们？睡衣使我们美丽成虹口公园开得最茂盛的花坛。红梅领头，挑战他们玩“好人坏人”。他们统统是汉奸、特务，这一件件印着亮晃晃的鼻涕的老头衫，哪件不是灰不溜秋的？不是“下三滥”才穿的吗？我们呢，一定是坚强不屈的“地下党”，大智大勇地与他们周旋。男孩子不服气，抗议说：“你们才女特务呢，看花里胡俏的衣服就是！”
当然，小女孩的睡衣，再郑重其事，也不能占领舞台的中心。年轻的姑娘和少妇们，才是富于美的暗示的风景。她们洗过澡，扑好痱子粉，洒上花露水以后，手里轻挥檀香扇，款款登场，看到喧闹的小孩子群里，拧了拧细眉，拉开距离。我的脑海里，还存留着她们的“睡衣变迁图”。开始是谨慎的冷色系列，细格子白底短袖衫加长裤，后来格子成了粉红，粉蓝，嫩黄，蕾丝纫上袖口领口和裙边，内衣内裤若隐若现，更加招引男子的遐想。改革开放后，舶来品充斥，透明的粉红睡裙招摇过市，不过，到底是害羞，里面加上衬裙。我舅妈刚过门时，参照香港时尚杂志，做了一件宽大的半透明白睡衣，大开领口，高贵的蕾丝花边缀满边缘，在街灯下烟视媚行，一颗颗水晶扣子冷不防闪亮，头顶上的星空仿佛有一小角被她穿上。那时我才八岁，被舅妈这绝代风华迷住了，趁她不在，悄悄地拿来套上身，整个人被埋进白色里面，可怎么也舍不得脱下。20年后，我结婚时穿的婚纱，竟和这件睡裙一模一样。
别以为每天黄昏时开始的、不着痕迹的睡衣表演，只局限在弄堂内部。聚在一起说够悄悄话，时不时爆笑的女人们，终于按捺不住，一个说，要给孩子买棒冰，一个说，要去对面看看请病假的同事。然后，成群结队，花团锦簇地“穿弄堂”去，花露水香味洒满街道，使好几条一到夜晚就死气沉沉的弄堂顿时生龙活虎起来，时不时会有个穿汗衫短裤男士睡衣的小青年，羞涩踌躇地出现在她们身边，随后有名年轻女孩跟他悄悄离去。
睡衣的时髦，使得老人家也不安分。本来，外婆是不敢穿睡衣出去乘凉的，因为外公反对。外公在旧时代供职于英租界的海关，是基督徒，他说：“穿睡衣出门没教养。”外婆不敢反抗，晚间穿上睡衣，只安分守己地听老式吊扇在天花板上嗡嗡发响。
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外婆先是遮遮掩掩地“微服出巡“，几次以后，便决定参与其中。自然，优雅如她，不会轻率从事，第一次为穿哪一件颇费了脑筋，最后挑中纯蓝色长如旗袍的睡衣。那年头的老年女性，多穿黑色香云纱长袖衣裤，她们对外婆的睡袍并没有莫名惊诧，倒是眼尖的少妇看出蹊跷，笑问：“六号师母，怎么那么长？象道袍。”外婆微笑着，没作解释。外婆身旁的五号阿婆，婆家从前是拉丝膜厂的老板，这过气的资本家太太打量一下外婆，内行地说：“这个蓝色，现在染不出来的。”外婆深藏不露，五号阿婆轻轻抚摸一下衣料，低声问外婆：“是印度绸吧？”外婆也小声说：“破四旧时没舍得剪，改成睡衣了。”五号阿婆自嘲似地抬起胳膊：“看我这身，刚结婚时候做的，只穿过两次，扔了可惜。”她的紫色丝绸睡衣，和蓝宝石般的夜空映衬着，行走时如月下苏州河水波的立体，一路引来轻轻的赞美和带醋意的讥笑。她们一来一往地私语，人们都以为是在八卦自家的儿孙。
这一晚，乘凉罢，外婆感触地对我说，五号阿婆这典雅的色调若镶上滚边，配琵琶纽扣，让鸿翔的老师傅精心裁制，加上一套珍珠项链和耳环，那活脱是上礼查饭店的贵妇了。我在旁听着，只恨自己太年轻，品不出外婆的言外之旨。
到了深夜，穿睡衣的人们，不胜轻寒，都有点瑟缩。远近陆续响起回家的脚步声。昏暗的路灯，幽静的弄堂，偶尔一两个穿睡衣的男青年飞速骑自行车驰过，撂下尖利的呼哨。
夜中花朵渐渐闭合， 我们仿佛躺在花蕊中，花瓣轻轻遮上我们，梦中不知启明星已升起，另一个时代来临————
曾宁
最近，从上海传来消息：“世博举行期间不得穿睡衣上街”已成明文规定。对此，各方各派喋喋不休地争论起来。我却由此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即改革开放之初，上海滩的睡衣潮。
我的童年，文革虽然煞了尾，但从物质到精神，疮痍满目。灾难形于衣着，就是满天下的“蓝蚂蚁”。 蓝外套，白衬衫，蓝长裤，脖子上的红领巾是唯一的亮色，却嚣张霸道， 和排山倒海的红标语、红横额、红招牌混在一起，令人眼睛发腻，发涩。这情势，到了八十年代初，才逐渐扭转，却无突变，主色调依然不脱黑和灰，幸亏有那么一片风景，象花朵一样开在记忆深处。冷色调的荒芜人间，蓦然冒出朝霞般缤纷、彩虹般鲜艳的花潮，那是万万千千件睡衣的交汇。
睡衣出笼在这样的季节：春雨滴在梧桐树最初的鹅黄色芽苞上，童稚好奇的眸子开始紧张地向上，向上，一路追踪，看从一根根偃蹇的枝桠到密密排在山阴路的一行行，怎样勇敢地喷青吐绿。再过一段日子，眼睛滴进黄梅雨季的雨丝，低头，弄堂里每一颗石子都湿润如酥软的春泥，我们傻乎乎地蹲在阴沟边，看狡猾的苔藓，抬头，树上，梧桐叶带着从嫩黄到深绿的多种层次，逶迤开去。看看日历牌，有点迫不及待了。 雨停，翻过石库门高墙的阳光刺得眼花。女孩子奔走相告：“晒霉了！”那已是骄阳高照的初夏，满弄堂各家院子里夹竹桃花和喇叭花怒放，大家雀跃无比：“我们的”季节到了！
这就是展示美丽的季节，兴高采烈的女孩和爱美的妈妈合作，把压在樟木箱子底部、带着樟脑丸浓郁味道的花色睡衣翻出来，对着五斗橱上的小镜子，穿在身上。“合身吗？”在旁边监督的妈妈，边点头边下评语。还没学会涂胭脂画眉毛的小女孩，激动得手发颤，以最挑剔的眼光把睡衣检查过，央求妈妈缝好脱线的衣襟，或放一放边，扩大尺寸。请外婆勾上新花边，拼镶在领口，最好能绣上各色花朵，以求与往年不同。弄堂里，没有人会奢侈到特意买新衣料做孩子的睡衣，我们童年的睡衣，前身全是旧衣服。
一天，外婆把一件睡裙放到床头，那是用妈妈的旧玻璃绸衬衫改成的，浅紫色底，磨损的袖口，在巧手下变成“泡泡袖”，拼上雪白的绉纱花边，领口改成圆领，缀上一朵由白花边做的蝴蝶结。我放学回到家看到，发了疯似的，把玫瑰花般的睡衣拿到冬青树下的空地，高高抛起，任它在浓绿中飘扬。正在跳房子的红梅不服气甩来一句：“我也有！”“拿出来啊！”花瓣散开落在我们身上，一件件别致的睡衣有了用武之地。
终于，类似于西方国家小女孩“睡衣派对”的盛会开锣。在黄昏，夕阳西沉，余晖抹在弄堂的水泥地上，一似金汤。第一阵晚风，柔和得像出门前外婆为我整理小辫子的手。晚饭是十分匆忙地扒完的，洗澡更是蜻蜓点水。这辰光，弄堂里的响声，都和竹子木头有关——大人们把椅子、凳子和摇椅搬出门外。万事俱备，女性身穿五彩缤纷的睡裙睡衣出场！
女童们头上的羊角辫，聚在一块，成了一片能移动的苗圃，都栖息着绸布扎的小蝴蝶。此刻，她们坐在小板凳，嘻嘻哈哈，貌似得意忘形，然而一个个小心眼里都在较劲，看谁的睡衣抢眼。雨羽穿蛋黄拼镶洋红的花裤子，弄堂口的红梅穿贴着小猫钓鱼童话的月白色裙子，仔细一看是绒布剪贴，精工细作。三号的晴一袭浅黄底淡淡的绿葡萄绣花，大胆地用上进口大花边！
我们唱着早晨在幼儿园学会的歌谣《小鸟在前面带路》， 男孩子们酸溜溜地冲我们喊：“下雨咯，打烊咯，小巴拉子开会咯，十八路电车回去咯。”我们呢，凭什么怕他们？睡衣使我们美丽成虹口公园开得最茂盛的花坛。红梅领头，挑战他们玩“好人坏人”。他们统统是汉奸、特务，这一件件印着亮晃晃的鼻涕的老头衫，哪件不是灰不溜秋的？不是“下三滥”才穿的吗？我们呢，一定是坚强不屈的“地下党”，大智大勇地与他们周旋。男孩子不服气，抗议说：“你们才女特务呢，看花里胡俏的衣服就是！”
当然，小女孩的睡衣，再郑重其事，也不能占领舞台的中心。年轻的姑娘和少妇们，才是富于美的暗示的风景。她们洗过澡，扑好痱子粉，洒上花露水以后，手里轻挥檀香扇，款款登场，看到喧闹的小孩子群里，拧了拧细眉，拉开距离。我的脑海里，还存留着她们的“睡衣变迁图”。开始是谨慎的冷色系列，细格子白底短袖衫加长裤，后来格子成了粉红，粉蓝，嫩黄，蕾丝纫上袖口领口和裙边，内衣内裤若隐若现，更加招引男子的遐想。改革开放后，舶来品充斥，透明的粉红睡裙招摇过市，不过，到底是害羞，里面加上衬裙。我舅妈刚过门时，参照香港时尚杂志，做了一件宽大的半透明白睡衣，大开领口，高贵的蕾丝花边缀满边缘，在街灯下烟视媚行，一颗颗水晶扣子冷不防闪亮，头顶上的星空仿佛有一小角被她穿上。那时我才八岁，被舅妈这绝代风华迷住了，趁她不在，悄悄地拿来套上身，整个人被埋进白色里面，可怎么也舍不得脱下。20年后，我结婚时穿的婚纱，竟和这件睡裙一模一样。
别以为每天黄昏时开始的、不着痕迹的睡衣表演，只局限在弄堂内部。聚在一起说够悄悄话，时不时爆笑的女人们，终于按捺不住，一个说，要给孩子买棒冰，一个说，要去对面看看请病假的同事。然后，成群结队，花团锦簇地“穿弄堂”去，花露水香味洒满街道，使好几条一到夜晚就死气沉沉的弄堂顿时生龙活虎起来，时不时会有个穿汗衫短裤男士睡衣的小青年，羞涩踌躇地出现在她们身边，随后有名年轻女孩跟他悄悄离去。
睡衣的时髦，使得老人家也不安分。本来，外婆是不敢穿睡衣出去乘凉的，因为外公反对。外公在旧时代供职于英租界的海关，是基督徒，他说：“穿睡衣出门没教养。”外婆不敢反抗，晚间穿上睡衣，只安分守己地听老式吊扇在天花板上嗡嗡发响。
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外婆先是遮遮掩掩地“微服出巡“，几次以后，便决定参与其中。自然，优雅如她，不会轻率从事，第一次为穿哪一件颇费了脑筋，最后挑中纯蓝色长如旗袍的睡衣。那年头的老年女性，多穿黑色香云纱长袖衣裤，她们对外婆的睡袍并没有莫名惊诧，倒是眼尖的少妇看出蹊跷，笑问：“六号师母，怎么那么长？象道袍。”外婆微笑着，没作解释。外婆身旁的五号阿婆，婆家从前是拉丝膜厂的老板，这过气的资本家太太打量一下外婆，内行地说：“这个蓝色，现在染不出来的。”外婆深藏不露，五号阿婆轻轻抚摸一下衣料，低声问外婆：“是印度绸吧？”外婆也小声说：“破四旧时没舍得剪，改成睡衣了。”五号阿婆自嘲似地抬起胳膊：“看我这身，刚结婚时候做的，只穿过两次，扔了可惜。”她的紫色丝绸睡衣，和蓝宝石般的夜空映衬着，行走时如月下苏州河水波的立体，一路引来轻轻的赞美和带醋意的讥笑。她们一来一往地私语，人们都以为是在八卦自家的儿孙。
这一晚，乘凉罢，外婆感触地对我说，五号阿婆这典雅的色调若镶上滚边，配琵琶纽扣，让鸿翔的老师傅精心裁制，加上一套珍珠项链和耳环，那活脱是上礼查饭店的贵妇了。我在旁听着，只恨自己太年轻，品不出外婆的言外之旨。
到了深夜，穿睡衣的人们，不胜轻寒，都有点瑟缩。远近陆续响起回家的脚步声。昏暗的路灯，幽静的弄堂，偶尔一两个穿睡衣的男青年飞速骑自行车驰过，撂下尖利的呼哨。
夜中花朵渐渐闭合， 我们仿佛躺在花蕊中，花瓣轻轻遮上我们，梦中不知启明星已升起，另一个时代来临————
是关于特殊年代的爱美之心。
我也想她身材很美的，但是好杯具啊。一把年纪还穿真丝睡衣，是上街又不是上床。
那女人身材恨美吧？
现在更不可能了把。
现在到不会穿睡衣出门。一方面，现在大多睡衣吊带式，又薄，穿出去实在太暴露了，另一方面，外面灰多，散完步洗完澡才会换上真正的睡衣睡觉。睡衣变的名付其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