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葭白露
总是丢不掉
正文
曾宁印象记
谷谷
见曾宁之前我们在电话上有过一年多的交流。她在旧金山的早晨给我打电话，而我们这里却是夜半时分。她用电话卡打过来，我们的话题围绕着文学谈开，不知不觉间就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有时更长。窗外，鲁中的冬天在落雪，我坐在摇椅上，手拿话筒跷着二郎腿，一边往电脑上敲字，漫不经心。我猜想远方的她也会是这个样子。
我替她的话费心疼。后来她告诉我美国的话费很便宜，打一个小时不过两美金或三美金，她说你放心好了，反正超不过十美金。时间长了，我发现她是个性格开朗阳光明媚的人，她的话直率得令人尴尬。于是我们互相开一些为世俗所不容的玩笑，我叫她“花瓶”，她似乎一愣，反映很快地还击我“乡巴佬”。我有点儿震怒，被这个隐含轻蔑的称谓刺伤。我骂了一句脏话，操，不理你了。第二天她给我妻子打电话，两个上海女人的默契和沟通很协调，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把我出卖。我妻子放下电话先是笑了半天，说宁宁姐姐真是好玩。她让我转告你不要生气，“乡巴佬”是个昵称勒。我说：哼！。
四月的春天里，我正在外地开会，参观李清照故居。曾宁打来电话，说九月份有个海外作家研讨会在威海开，邀请她参加。我说你来吧，我请你吃山东烤地瓜。晚上我到文心论坛，看到她发的帖子，与白天给我的电话内容一致。大意是九月我要到山东来，希望届时见到山东的朋友们。我当时想，这个人心里藏不住事儿，她太没有城府了。
八月九号，她终于风尘仆仆地来了，同时回大陆的还有她的先生保平兄和她的儿子可爱的泥鳅。
而我见到曾宁，却是在一个月以后了。回国后她忙于北京、上海、南京三地的辗转：1、北京有个电视剧组选定她出演一个角色；2、上海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度过整个忧伤的少女时代；3、父亲是复旦大学教授，退休后定居金陵。其间她发短信息给我：谷谷，你还不来看我？你摆什么臭架子。我知道这是戏言，九月她将和严歌苓、虹影、刘荒田、施雨等海外名家一道聚会威海，我已和东野牧人等朋友相约去威海。届时，我会兑现请她吃烤地瓜的承诺。其间她在上海虹口区的一幢公寓里住下来，还雇了保姆照看儿子。她打算住三个月或者半年。她在电话里眉飞色舞地讲述创作计划，对文学的抱负和雄心。她正着手准备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此次回大陆的另一重要原因也在于此。她想吸收更多新的文学理念，尝试更多新的写作技法。妖媚的文字俘虏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终生背负沉重。她选在虹口住下来，感受童年的气息，寻找着陈年旧影。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没有给她带来精神的充裕和满足，当孤独频频袭来的时候，她就开一辆宝马在空旷的旧金山原野狂奔，灵魂在尖叫，泪水在眸子里旋转。说到这里，她在电话里嚷：我就是讨厌那个地方！美国。
事实证明她没有矫情。见面后的交流让我从另一角度理解了她___一个爱和恨都很强烈不假掩饰的女人。一个性格活泼热爱幻想的文学女人，她在异国它乡生活了十多年。这个时间长度足以让一个人看透自己所置身的眼前世界的本质。但她已经涉入其中，无力自拔。
这一天，我正在陪妻子逛超市，她打来电话，超市里涌满了嘈杂，我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只隐约感到她的声音似乎有些紧张，像是有什么急事。我于是出了超市把电话打过去，她的口气很不安详，说我打电话N遍了，总是无人接听。我解释说在陪娇娇逛超市，根本没听到。她说，我要马上离开大陆回旧金山。我以为她在开玩笑，说花瓶，你又玩什么花招？她无意还击，懒洋洋地告诉我她已经接手了新的工作：到一家新创办的中文报纸任职。她说事情到来的很突然，我必须赶在9月24号前返美。非常遗憾，与山东的朋友们见面的计划要泡汤了，而这一别就有可能数年下去。也许是三年五年，也许是十年八年，到那时，我们都老了。我冷酷地忍住了某种悲酸，说曾宁，不要伤感，也许一切都是天意，你回去了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交流，对了，你不是让我谈谈你的小说吗？现在我来告诉你，我喜欢你的文字，你的文字很敏锐，你的直觉很棒……没想到，她第一次呼着我的本名骂我：周蓬桦！你根本不配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然后，她挂断了电话。
我与妻子一路无话。回到家各自收拾购买的东西，空气很沉默。妻子突然问我：奇怪，你们连面都没见过，怎么老是吵呀？一年了……我说：不打不相识嘛。嗯，以后不吵了，这个人要回去了。
晚上我收到她的短信：我错交的朋友，如果你到美国来，我一个多月不去看你，你会作何感想？只剩下几天了，明天去南京处理许多事情，请不要打扰我。发你文章的报纸我会寄给你。就此话别。
我妻子看了，数落道：这多不好呀！我们真应该去看看她。妻子说有一次她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俩都不像上海女人，傻傻的。那么当代经典的上海女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既不是张爱玲也不是苏青，更不是王安忆。说真的，我对上海女人的印象说不上有多么好。她们继承了那座城市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气息。毫无诗意可言。但生活教会我再不能做一个“一概而论”者，我从不认为地域是一个模具，脱胎造就完全相似的生命。莱布尼茨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事实上，生命比树叶更多姿。你有什么理由，要另外一个人屈从你的方式？
我想起四月的济南西郊，我与作家Ｚ一道漫步在春天的阳光中。Ｚ俯身捡起一根青绿的柳枝，对我说：我现在最害怕的，是对这个世界冷漠……在这个貌似广大和悠远的时空中，那些让我们内心真正相信的事物少得可怜。我们总是怀疑这怀疑那，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指责人类。却从没想到这是对别人的束缚，也是对自己的束缚。
去上海之前我曾到青岛温习海风。那天下午，青岛的女诗人苇子请我喝上岛咖啡，然后又一人吃了一份难咽的西餐。席间曾宁发来短信：在喝黑咖啡？加不加糖？我回复：是的，不加糖。她问：一个人？我说：和苇子。她说：问苇子好！明年我回来到青岛看她。此前我曾向苇子介绍曾宁，苇子说好有性格的女子！并让我代她向曾宁约稿，在青岛晚报开一个随笔专栏。
然后我和苇子逛东部书城。从书城出来天已经黑透了，满街都是流淌的灯火。我们散步来到五四广场，倚着海边的石栏交谈，半轮明月当空照耀。在初秋的季节里苇子却戴上了一顶花布帽子，我只看到她一双漆黑闪亮的眼睛，仿佛长了月光的羽毛。苇子说：我们终于处在了人生最好的年华。但我们又都毫无例外地患上了一种时代病，这种病叫“心硬化”。非常不幸，我们都是“心硬化”的患者。苇子说这话的时候，石栏下的海水在涨潮。
哦，十年了，苇子说。后来我们在月光下告别，我带着一颗已经“硬化”的心回家。三天之后，我又带着它乘上南下的火车，去看望一位传奇女子---她早年丧母，做过演员，模特儿，编辑，记者，从事写作。 我到上海那天的时间是九月十九号上午十点。当时曾宁在南京，她的手机是限于上海市区使用的小灵通。我们没有联系上她，心里焦急，而车票已经定好了。妻子说到上海后再说吧，反正她这两天是要回上海的。我们在上海站的地下广场直接乘地铁到最后一站莘庄，妻子的父母家住在一个花苑内，一幢由台湾人开发、绿色石头砌成的高层建筑。电梯把我们送上高层，妻子说不要敲门，给他们一个惊喜。她从包里掏出钥匙，小心翼翼地探进锁孔，我们屏住呼吸，感觉像小偷，生怕惊动了屋内的人。门开了，结果却让我们大吃一惊：女儿小月亮捂着嘴在门口吃吃地笑，笑得弯了腰。哈，原来我们中了外公和外婆的埋伏。女儿扑到妻子的怀里享受亲吻，泪水打湿了脸蛋。只几秒钟的工夫，全家人就陶醉在团圆的天伦。在蒲东工作的舅舅也在，趁他们吃饭聊天，我给曾宁打电话，不通；只好再发短信，告诉她我们已在上海。这次她收到了，我的手机很快响了，里面传来她欢快的声音。她正在秦淮河的一家回廊酒屋，与一位专程自新加坡来看望她的朋友一起喝茶。我要她第二天回上海，她执意说：不，我下午就赶回去。结果，她因此冷落了那位新加坡的朋友，让我至今心中不安。这是后话。
曾宁以最快的速度与亲人告别，乘上回沪的火车，我们约好在虹口物华路上的“名典咖啡语茶”见面。她让我四点半赶到。由于我中午喝掉了一瓶绍兴“古越龙山”，倒在床上睡得死沉。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睁眼一看屋子里空无一人，妻子带着女儿他们去逛“克丽丝汀”。我给她打电话，说曾宁大概快到家了，头一次见面，我们一起去。妻子说时间来不及了，女儿不会让我离开的。妻子说你自己去吧，把我送她的内画壶捎给她，我明天再和你一起见她。我匆匆出门，曾宁就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到站了，问我是不是已经在咖啡馆等她。我一时语塞，忍住了撒谎的欲望，含糊其词地说已经在路上了，她说好啊，我直接过去吧。不过我匆匆忙忙地从南京过来，没有化妆，样子很难看。我说：我也没有化妆，脸都没洗。她嘎嘎地笑着，说你是不要脸了。我说头一次见面，你最好再叫上个人。她说好啊，那就叫上“粗嗓子”吧。“粗嗓子”是她的童年女伴，有一次她们一起逛城皇庙，“粗嗓子”和我通过电话，并且以其粗粗的嗓门儿冒充曾宁的“男友。”
但我还是姗姗来迟了，我先乘地铁到西客站，再打车到虹口。几经周折，当我赶到物华路时已经晚间七点钟了。曾宁在咖啡馆等了我两个多小时。其间她打电话不停地询问，到哪儿了？哦，明白了，不要急。奇怪！她的口气里竟然没有一丝焦急和责备，这与她往日留给我的印象截然不同。可气的是，出租司机对那一带并不熟悉，开一会儿车就停下来扒拉交通图。他不停地探头问路，我也出了一身热汗。后来还是我无意中看到了“名典咖啡语茶”闪烁的霓虹灯，就把一张五十元钞票丢给司机：师傅请停下。不用找了。咖啡馆在二楼，我站在楼下给她打电话，说终于到了。她似乎长舒了一口气，说上二楼，只有一个座间是女的。上了二楼，小姐却把我引领到一个包厢里，里面果然有两个女人，见突然间进入一个男子竟都用惊诧的眼光看我，知道错了，我说对不起，有一丝被捉弄的感觉涌上来。这时手机响了，曾宁说在这边，这边，看到你了。傻瓜！你往右看---一个美丽的倩影摆了摆手，就坐回到沙发上去了。我快步走过去，终于老朋友般坐了她的面前。说真的，她第一眼给我的印象与照片和想象中的形象差别很大，我甚至以为她是个冒充者，这一切不过是个玩世不恭的恶作剧。因为坐在对面的这个叫曾宁的人完全是个小女孩的形象。她至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我一时难以适应，眼前的女子与照片在脑海交替闪烁，却怎么也难以吻合。眼前的这个女子纯净若雪，着一身古典气息的唐装，一把闪亮的金簪别在发髻，一双大眼睛在温柔地注视。她太美丽，她太不泼辣。在某个瞬间里，我真想站起身来走掉。她问我，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很失望？我摇摇头，脑子一片空茫。她说，告诉你吧，曾宁没来，我是她妹妹。见我充满狐疑的表情，她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放肆，旁若无人。这笑声我熟悉，从寒冷的冬天到飘零的秋季，它如此热烈地跟随，渐渐融入了我的生活，终至成为一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珍贵纪念。于是我叫她“花瓶”，她还击我“乡巴佬”。我们喝掉了两壶篮山咖啡，不加糖。
第二天她请我和妻子吃四川菜；在多伦路上，我请她吃了一块烤地瓜。
后来我问她，如果那天你见到的是个猥琐的男人，该怎么办呢？她说，不会，你知道，我的直觉很好。我不甘心：万一判断错了呢？她说：那我会立即站起身来走人，我从不计较把尴尬留给不合口味的对方。
２００４年
谷谷
见曾宁之前我们在电话上有过一年多的交流。她在旧金山的早晨给我打电话，而我们这里却是夜半时分。她用电话卡打过来，我们的话题围绕着文学谈开，不知不觉间就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有时更长。窗外，鲁中的冬天在落雪，我坐在摇椅上，手拿话筒跷着二郎腿，一边往电脑上敲字，漫不经心。我猜想远方的她也会是这个样子。
我替她的话费心疼。后来她告诉我美国的话费很便宜，打一个小时不过两美金或三美金，她说你放心好了，反正超不过十美金。时间长了，我发现她是个性格开朗阳光明媚的人，她的话直率得令人尴尬。于是我们互相开一些为世俗所不容的玩笑，我叫她“花瓶”，她似乎一愣，反映很快地还击我“乡巴佬”。我有点儿震怒，被这个隐含轻蔑的称谓刺伤。我骂了一句脏话，操，不理你了。第二天她给我妻子打电话，两个上海女人的默契和沟通很协调，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把我出卖。我妻子放下电话先是笑了半天，说宁宁姐姐真是好玩。她让我转告你不要生气，“乡巴佬”是个昵称勒。我说：哼！。
四月的春天里，我正在外地开会，参观李清照故居。曾宁打来电话，说九月份有个海外作家研讨会在威海开，邀请她参加。我说你来吧，我请你吃山东烤地瓜。晚上我到文心论坛，看到她发的帖子，与白天给我的电话内容一致。大意是九月我要到山东来，希望届时见到山东的朋友们。我当时想，这个人心里藏不住事儿，她太没有城府了。
八月九号，她终于风尘仆仆地来了，同时回大陆的还有她的先生保平兄和她的儿子可爱的泥鳅。
而我见到曾宁，却是在一个月以后了。回国后她忙于北京、上海、南京三地的辗转：1、北京有个电视剧组选定她出演一个角色；2、上海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度过整个忧伤的少女时代；3、父亲是复旦大学教授，退休后定居金陵。其间她发短信息给我：谷谷，你还不来看我？你摆什么臭架子。我知道这是戏言，九月她将和严歌苓、虹影、刘荒田、施雨等海外名家一道聚会威海，我已和东野牧人等朋友相约去威海。届时，我会兑现请她吃烤地瓜的承诺。其间她在上海虹口区的一幢公寓里住下来，还雇了保姆照看儿子。她打算住三个月或者半年。她在电话里眉飞色舞地讲述创作计划，对文学的抱负和雄心。她正着手准备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此次回大陆的另一重要原因也在于此。她想吸收更多新的文学理念，尝试更多新的写作技法。妖媚的文字俘虏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终生背负沉重。她选在虹口住下来，感受童年的气息，寻找着陈年旧影。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没有给她带来精神的充裕和满足，当孤独频频袭来的时候，她就开一辆宝马在空旷的旧金山原野狂奔，灵魂在尖叫，泪水在眸子里旋转。说到这里，她在电话里嚷：我就是讨厌那个地方！美国。
事实证明她没有矫情。见面后的交流让我从另一角度理解了她___一个爱和恨都很强烈不假掩饰的女人。一个性格活泼热爱幻想的文学女人，她在异国它乡生活了十多年。这个时间长度足以让一个人看透自己所置身的眼前世界的本质。但她已经涉入其中，无力自拔。
这一天，我正在陪妻子逛超市，她打来电话，超市里涌满了嘈杂，我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只隐约感到她的声音似乎有些紧张，像是有什么急事。我于是出了超市把电话打过去，她的口气很不安详，说我打电话N遍了，总是无人接听。我解释说在陪娇娇逛超市，根本没听到。她说，我要马上离开大陆回旧金山。我以为她在开玩笑，说花瓶，你又玩什么花招？她无意还击，懒洋洋地告诉我她已经接手了新的工作：到一家新创办的中文报纸任职。她说事情到来的很突然，我必须赶在9月24号前返美。非常遗憾，与山东的朋友们见面的计划要泡汤了，而这一别就有可能数年下去。也许是三年五年，也许是十年八年，到那时，我们都老了。我冷酷地忍住了某种悲酸，说曾宁，不要伤感，也许一切都是天意，你回去了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交流，对了，你不是让我谈谈你的小说吗？现在我来告诉你，我喜欢你的文字，你的文字很敏锐，你的直觉很棒……没想到，她第一次呼着我的本名骂我：周蓬桦！你根本不配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然后，她挂断了电话。
我与妻子一路无话。回到家各自收拾购买的东西，空气很沉默。妻子突然问我：奇怪，你们连面都没见过，怎么老是吵呀？一年了……我说：不打不相识嘛。嗯，以后不吵了，这个人要回去了。
晚上我收到她的短信：我错交的朋友，如果你到美国来，我一个多月不去看你，你会作何感想？只剩下几天了，明天去南京处理许多事情，请不要打扰我。发你文章的报纸我会寄给你。就此话别。
我妻子看了，数落道：这多不好呀！我们真应该去看看她。妻子说有一次她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俩都不像上海女人，傻傻的。那么当代经典的上海女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既不是张爱玲也不是苏青，更不是王安忆。说真的，我对上海女人的印象说不上有多么好。她们继承了那座城市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气息。毫无诗意可言。但生活教会我再不能做一个“一概而论”者，我从不认为地域是一个模具，脱胎造就完全相似的生命。莱布尼茨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事实上，生命比树叶更多姿。你有什么理由，要另外一个人屈从你的方式？
我想起四月的济南西郊，我与作家Ｚ一道漫步在春天的阳光中。Ｚ俯身捡起一根青绿的柳枝，对我说：我现在最害怕的，是对这个世界冷漠……在这个貌似广大和悠远的时空中，那些让我们内心真正相信的事物少得可怜。我们总是怀疑这怀疑那，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指责人类。却从没想到这是对别人的束缚，也是对自己的束缚。
去上海之前我曾到青岛温习海风。那天下午，青岛的女诗人苇子请我喝上岛咖啡，然后又一人吃了一份难咽的西餐。席间曾宁发来短信：在喝黑咖啡？加不加糖？我回复：是的，不加糖。她问：一个人？我说：和苇子。她说：问苇子好！明年我回来到青岛看她。此前我曾向苇子介绍曾宁，苇子说好有性格的女子！并让我代她向曾宁约稿，在青岛晚报开一个随笔专栏。
然后我和苇子逛东部书城。从书城出来天已经黑透了，满街都是流淌的灯火。我们散步来到五四广场，倚着海边的石栏交谈，半轮明月当空照耀。在初秋的季节里苇子却戴上了一顶花布帽子，我只看到她一双漆黑闪亮的眼睛，仿佛长了月光的羽毛。苇子说：我们终于处在了人生最好的年华。但我们又都毫无例外地患上了一种时代病，这种病叫“心硬化”。非常不幸，我们都是“心硬化”的患者。苇子说这话的时候，石栏下的海水在涨潮。
哦，十年了，苇子说。后来我们在月光下告别，我带着一颗已经“硬化”的心回家。三天之后，我又带着它乘上南下的火车，去看望一位传奇女子---她早年丧母，做过演员，模特儿，编辑，记者，从事写作。 我到上海那天的时间是九月十九号上午十点。当时曾宁在南京，她的手机是限于上海市区使用的小灵通。我们没有联系上她，心里焦急，而车票已经定好了。妻子说到上海后再说吧，反正她这两天是要回上海的。我们在上海站的地下广场直接乘地铁到最后一站莘庄，妻子的父母家住在一个花苑内，一幢由台湾人开发、绿色石头砌成的高层建筑。电梯把我们送上高层，妻子说不要敲门，给他们一个惊喜。她从包里掏出钥匙，小心翼翼地探进锁孔，我们屏住呼吸，感觉像小偷，生怕惊动了屋内的人。门开了，结果却让我们大吃一惊：女儿小月亮捂着嘴在门口吃吃地笑，笑得弯了腰。哈，原来我们中了外公和外婆的埋伏。女儿扑到妻子的怀里享受亲吻，泪水打湿了脸蛋。只几秒钟的工夫，全家人就陶醉在团圆的天伦。在蒲东工作的舅舅也在，趁他们吃饭聊天，我给曾宁打电话，不通；只好再发短信，告诉她我们已在上海。这次她收到了，我的手机很快响了，里面传来她欢快的声音。她正在秦淮河的一家回廊酒屋，与一位专程自新加坡来看望她的朋友一起喝茶。我要她第二天回上海，她执意说：不，我下午就赶回去。结果，她因此冷落了那位新加坡的朋友，让我至今心中不安。这是后话。
曾宁以最快的速度与亲人告别，乘上回沪的火车，我们约好在虹口物华路上的“名典咖啡语茶”见面。她让我四点半赶到。由于我中午喝掉了一瓶绍兴“古越龙山”，倒在床上睡得死沉。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睁眼一看屋子里空无一人，妻子带着女儿他们去逛“克丽丝汀”。我给她打电话，说曾宁大概快到家了，头一次见面，我们一起去。妻子说时间来不及了，女儿不会让我离开的。妻子说你自己去吧，把我送她的内画壶捎给她，我明天再和你一起见她。我匆匆出门，曾宁就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到站了，问我是不是已经在咖啡馆等她。我一时语塞，忍住了撒谎的欲望，含糊其词地说已经在路上了，她说好啊，我直接过去吧。不过我匆匆忙忙地从南京过来，没有化妆，样子很难看。我说：我也没有化妆，脸都没洗。她嘎嘎地笑着，说你是不要脸了。我说头一次见面，你最好再叫上个人。她说好啊，那就叫上“粗嗓子”吧。“粗嗓子”是她的童年女伴，有一次她们一起逛城皇庙，“粗嗓子”和我通过电话，并且以其粗粗的嗓门儿冒充曾宁的“男友。”
但我还是姗姗来迟了，我先乘地铁到西客站，再打车到虹口。几经周折，当我赶到物华路时已经晚间七点钟了。曾宁在咖啡馆等了我两个多小时。其间她打电话不停地询问，到哪儿了？哦，明白了，不要急。奇怪！她的口气里竟然没有一丝焦急和责备，这与她往日留给我的印象截然不同。可气的是，出租司机对那一带并不熟悉，开一会儿车就停下来扒拉交通图。他不停地探头问路，我也出了一身热汗。后来还是我无意中看到了“名典咖啡语茶”闪烁的霓虹灯，就把一张五十元钞票丢给司机：师傅请停下。不用找了。咖啡馆在二楼，我站在楼下给她打电话，说终于到了。她似乎长舒了一口气，说上二楼，只有一个座间是女的。上了二楼，小姐却把我引领到一个包厢里，里面果然有两个女人，见突然间进入一个男子竟都用惊诧的眼光看我，知道错了，我说对不起，有一丝被捉弄的感觉涌上来。这时手机响了，曾宁说在这边，这边，看到你了。傻瓜！你往右看---一个美丽的倩影摆了摆手，就坐回到沙发上去了。我快步走过去，终于老朋友般坐了她的面前。说真的，她第一眼给我的印象与照片和想象中的形象差别很大，我甚至以为她是个冒充者，这一切不过是个玩世不恭的恶作剧。因为坐在对面的这个叫曾宁的人完全是个小女孩的形象。她至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我一时难以适应，眼前的女子与照片在脑海交替闪烁，却怎么也难以吻合。眼前的这个女子纯净若雪，着一身古典气息的唐装，一把闪亮的金簪别在发髻，一双大眼睛在温柔地注视。她太美丽，她太不泼辣。在某个瞬间里，我真想站起身来走掉。她问我，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很失望？我摇摇头，脑子一片空茫。她说，告诉你吧，曾宁没来，我是她妹妹。见我充满狐疑的表情，她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放肆，旁若无人。这笑声我熟悉，从寒冷的冬天到飘零的秋季，它如此热烈地跟随，渐渐融入了我的生活，终至成为一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珍贵纪念。于是我叫她“花瓶”，她还击我“乡巴佬”。我们喝掉了两壶篮山咖啡，不加糖。
第二天她请我和妻子吃四川菜；在多伦路上，我请她吃了一块烤地瓜。
后来我问她，如果那天你见到的是个猥琐的男人，该怎么办呢？她说，不会，你知道，我的直觉很好。我不甘心：万一判断错了呢？她说：那我会立即站起身来走人，我从不计较把尴尬留给不合口味的对方。
２００４年
文章结束的有品位
喜欢你的文笔,也希望能否结识率性的你,我也住在湾区OAKLAND
MELLWANG
你是作家喽？
能否拜读下大作？
难得的珍稀动物。
Now I really understand the Theory of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