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19号晚于北京解放军306医院病逝！享年79岁！
上音任教 认真执着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徐孟东教授与记者一起在郊区开会，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神情顿时沉痛不已：“他入院一个星期后，我去北京看望了他。虽然他当时处于昏迷中没有和我说话，但怎么也想不到他就走了。”徐副院长向记者讲起了温可铮教授在上音任教、担任声乐系主任那些岁月的一些事情，似乎他的身影还就在眼前。这位十分认真和执着的声乐艺术家，就这么匆匆离去，不但让他的同事们感到很突然，就连多次采访过他的记者，听到消息心头也不禁为之一紧。
不懈追求 内心平和
前些年，他在上海大剧院中剧场举行独唱音乐会的情景，似乎还历历在目。那次，他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一定要听听他的演唱。当时，他已年过古稀，安排的曲目分量又很重。站在舞台一侧观看排练，见他每一首歌都放开嗓子认真试唱，还不时与担任钢琴伴奏的夫人王逑琢磨交流。一个多小时的音乐会，他排了整整半天。排练间隙，他边擦着汗边告诉记者：“要说我不累也不现实。我经常画国画，每每在演唱时，就会用画画的心境来调节自己，这时会觉得内心平和，气息匀畅，渐渐就不累了。”
幽默诙谐 艺术常新
还记得他演唱拿手的《跳蚤之歌》时的情景，幽默的神态和诙谐的歌声，不但充满着讽刺的意味，还经常让人忍俊不禁。温可铮教授举办过200多场独唱音乐会，参加过1600多次音乐会演出，这首歌，他也唱了几十年。记者问他：“反复演唱一首歌，会不会产生疲劳感？”他呵呵笑道：“艺术要常新，才能有生命力。这首歌我也不知道唱了多少遍，除了歌曲的规定情景之外，每次演唱时，我都要酝酿情感，给自己身临其境的感受。”
纽约个唱 中国歌曲
不过，温可铮教授尽管是唱美声唱法的男低音，但每次开音乐会，他必定会唱中国歌曲。有一段时期，他和夫人居住在美国纽约，居然在一年里先后开了3次个人独唱音乐会，曲目中当然少不了中国民歌，如《红彩妹妹》《在银色月光下》《凤阳花鼓》等，还在纽约创办了华人爱乐合唱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辈子就和声乐艺术绑在了一起。我是中国人，用一切机会为弘扬和推广中国的声乐艺术做点事情，是我最乐意的。”
昨天，上海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熊郁菲听说了噩耗后，心情沉痛地对记者说：“虽然在上音读书时，我不是温老师的学生，但我去年到北京参加央视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时，他主动把我叫到他家里，非常认真地听我唱，然后提出建议。我进入决赛后，他又对我进行了详细的辅导。这一切，好像还都发生在昨天……真不敢相信，慈祥的温老师已经和我们永远分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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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留声机学歌剧
与很多年少成名的歌唱家一样，十岁就已登台演唱的温可铮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他从小便跟着留声机学唱戏、唱歌：“我父亲有一台留声机，他喜欢唱点京戏，我有时候在家里听听戏也知道四大名旦——梅兰芳、尚晓云他们，也知道马连良、唐凤英的大名，那时候他们正是很年轻、很红火的时候，我还比他们小一点。”做律师的父亲从来没想过儿子要学声乐，但是看到温可铮从小就能唱戏还是挺高兴：“父亲喜欢京戏，也懂得听刘宝全的说唱和京韵大鼓什么的。那时候家里人听京剧的唱片，很奇怪我就喜欢买外国的唱片，当时那种很老很老的那种从日本进口的原版唱片，1907年最老的那种胶木单面唱片，就是狗头旁站着一个喇叭。歌唱家冲这个喇叭唱，这个喇叭下面搁一个蜡盘，那个振就振动那个蜡盘就录出来了。”
一个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小孩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居然自己知道找西洋音乐的唱片，温可铮可说是天生就与歌唱事业结缘：“卡卢索是意大利的歌王，他的声音我觉得跟金韶山的京剧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听着都是唱得好，这个声音都是好饱满，传得很有力量的那种，就是那么仗着唱，我觉得很大的满足。比如金韶山的《好寿辰》也有点这个味道，这种声音跟意大利的这个歌剧有一点接近，我那个时候不懂得什么用气不用气，反正就觉得里头有不同的地方，虽然唱功不一样是两个味道，但是里面有许多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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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声乐不惜写血书
温可铮小时候学什么像什么，他从小就喜欢模仿，平时就学瘸子走路、学胡同里的叫卖，反正是喊的都喜欢学，有时在家里弄两个毛巾搁到手上，甩着水袖翻个身，自己就很过瘾，但是他学歌剧完全是从唱片里学得的：“我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意大利歌王，《跳蚤之歌》《伏尔加船夫曲》《波斯恋歌》都是他的代表作，等到后来学了音乐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歌剧，小时候只知道《跳蚤之歌》和《伏尔加船夫曲》，没有考虑到要学音乐，拿家里炕头当舞台，就在炕头上耍起来了。”
虽然唱的不错，可家长坚决不支持温可铮搞声乐：“我父亲觉得男孩子唱歌没出息，当时学数学、学理工或者做工程师、做律师、做医生都觉得好，可他认为唱歌是那些没出息的学生学的。他特别反对我这个想法，但我要是在家里玩业余那他很喜欢，就是认为这个行当不能学——因为那个时代搞艺术的人地位低下，说不好听的那就是叫戏子。我后来要学唱歌的时候我跟我父亲打了个赌，说我要出去学的话我就得学成个教授，跟别的教授一样在学校里教书，要是不当教授我也不回家，但一直说不服他。17岁时我才从家里硬跑出来的，我那时还跟父亲发了誓、写了血书，这才让爸爸放我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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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声期带来全新声音
1946年到上海学习的温可铮恰好处在变声期，但是声音的变化却成了他心头的一块大石，很长一段时间里令他非常难受：“我小时候说话的声音跟女孩没有很大区别，就是声音比较有力量。有的男孩子变声一直变到二十三四岁，虽然他说话还是男低音，但突然还会有童声的痕迹。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话很不好意思——小时候唱歌得过奖，在华北儿童协会合唱团也是独唱演员，声音变了就觉得心里很难过，变成了一种心事了。那个时候学校开周会的时候还要唱歌，我唱不出来就觉得很没面子，自己心里很难受。”
命运的转折往往发生在一念之间，一个音符的体验就让温可铮从尴尬与彷徨中挣脱出来。“一天晚上，我正在跟老师学，看看月亮突然就找到《伏尔加船夫》的声音了，这个声音唱不响，但是我听着觉得跟唱《伏尔加船夫》的声音很接近。我这时候非常高兴，就觉得好像抓到稻草了，声音没有死亡。”经过这样一个尴尬的变声期，温可铮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还很嫩很薄，不像是完全的男低音。经历过这样一段波折，温可铮感到这辈子能干了这一行的确是幸福：“干一个专业又是自己热爱的，爱到这种程度的，每天跟它在一起，这简直太美了，太幸福了，假如我不干这一行，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夫唱妇随五十余载
21岁便在国内开了个人音乐会的温可铮个人生活很快有了改变，他的爱情居然也与音乐生涯有着紧密的关系。“那时到金陵女子大学教声乐，学校里全是女学生，而我当时也非常年轻，去了之后也就装成老师样，把衣服弄的整整齐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其实那时我和女学生的岁数也差不多大。那时学校钢琴系主任是从美国回来的，我不能总请主任给我伴奏，所以有的时候就请王逑伴奏，在弹伴奏的过程里开始有好感，结果就伴奏了整整50多年——虽然当初她是我的学生，但她是钢琴系的，我在那儿只是教唱，因为弹伴奏的关系，我们的这个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
1956年，27岁的温可铮和这个瘦瘦小小的女学生共结连理，此后他很多伴奏都是由夫人包办的：“一般的伴奏都是由她弹，后来她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在家里练熟了，就觉得比较方便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家里有一个钢琴伴奏，天天都可以合，我就觉得这个方便；假如说声乐伴奏的话，还得跟人合去，还得说哪里轻哪里重，艺术的东西是见到谱子以后一起长起来的，相互之间就比较默契。”
绘画投在程十发门下
文革结束之后，温可铮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上海文化广场纪念冼星海、聂耳的活动上演唱《码头工人歌》，已很多年未登上舞台演唱的他对那个场面记忆深刻：“我刚一出场，就有一部分观众站起来鼓掌了，我看到观众这样鼓掌也哭了，从台里一直哭到台前唱不动了，那个场面使我特别受感动，一直记得特别清楚。我很感谢这些不遗忘音乐、不遗忘音乐人的观众，音乐的力量真是很伟大，我们真的把心交给观众，观众就会记住你的。”在首次登台后不久，温可铮连续在北京举行了四场个人演唱会，前后唱了85首不同的曲子，他在这十多年里并没把歌唱事业荒废了：“别人插红旗的时候我就背歌词，我没有浪费时间。其实那个声音怎么练也不如正规练好，但观众还是很喜欢我凭热情唱出的歌。”
除了歌唱，温可铮的另一大爱好就是美术。“我有一个表叔是中国画的行家，他觉得我画画很有天赋，就鼓励我应该学习国画，因为学国画他有他的经验，后来我去学了音乐他还很不高兴。我画了五十多年，对我鼓励最大的就是程十发先生，我到新加坡去开音乐会，他给我写了个‘多才多艺’，他看了我的画也写了很好的文章。画画带给我很大的安慰，就像王维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觉得书画是视觉的，有声的就是听觉的，都是你心里灵感的东西。”
请再次欣赏温教授演唱的视频：
1) 在这神圣的殿堂—男低音歌唱家温可铮
温可铮的所有歌曲在线试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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