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芦随笔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能够思想。
“阳光并不灿烂的日子”（１） 林园杂忆(上)
“回忆是一滴露水，却能折射出一个时代。”–思芦
1964年，我随父母移居山城重庆。新建的军事通讯学院在林园。林园地处沙坪坝区歌乐山上，山下就是著名的渣滓洞和白公館。林园原是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林森因车祸辞世后，这里又成为蒋介石在重庆的住地。园内有蒋介石的住所和宋美龄的舞厅。环境清幽，林木茂盛；有奇花异草，碧泉清溪。重庆是长江四大火炉之一，夏日闷热难耐，林园的温度却要比山下低好几度，是山城的避暑佳境。接风宴上，还没尝其它食物，我就被面前的一盘红红的辣椒吸引。见其非常可爱，不禁拿起筷子夹一只入口，顿觉一团火在口中燃起，欲哭无声，泪流不止。这是辣味重庆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
我上的是军队子弟小学。学校在一个叫山洞的小镇上。从家走到学校，单程十里。三年级前住校，男女同室，中间一条楚河汉界分割，彼此好奇，朦胧的性意识也许是此时萌生。个别淘气胆大的小男生，窜入女生床中，被生活老师一顿斥骂。镇上有一书铺，出租连环画。看一本虽然只要两分钱，但对我们已是天价。幸好看铺的经常是书铺老板的小儿子。我们从学校果园偷摘他几颗桃子给他，就可以全天地免费看书。在这里我读了三国水浒说唐等全套的小人书，从此喜好读书。阶级斗争是我们在学校的一门主课。有一次，几个小学生看见两个戴着瓜皮帽的老头在镇上茶馆里喝茶，打扮像是电影里的地主坏蛋，而且形迹可疑。认定是特务在接头。于是向老师报告后，全班行动，在附近布岗放哨，盯梢监视。我们又紧张，又兴奋，以为这下可以证明我们是合格的革命接班人了，可惜最后弄清那两老头只是普通的老头。
小学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玻璃很快都被砸光。高年级同学成立了各种红卫兵战斗队。一个五年级学生是我的大朋友，也拉起了一个战斗队。他自任头头，拉我们一帮小孩去凑热闹。队部好办，砸开学校的一间办公室，门口贴上一张“风雷激战斗队队部”的牌子。但是没有钱，连个袖章都没有。头头于是打起我们班小羊的主意。这头小羊是班里为了学农养的。在班里养了一年，很受孩子们的喜爱。放暑假时，我把它带回家。每天带着它满山乱跑，给它找各种各样的食物。我从收过的白薯地里刨出残留的白薯根，用小刀削成薄片，喂给它吃。小羊吃得高兴，黑黑的眼睛显得温顺又感激，满意地咩咩叫。看着它被牵到市场去，我心里很难受，但是觉得革命和友谊比一只羊更重要。小羊卖了8元钱。头儿用这钱印了十几个红袖章，上面印着黄色的红卫兵三个字。头头自己是001号，给我发了002号。后来这个袖章被用来包灯泡做暗室红灯了。
战斗队成立后以玩为主。只记得有一次，和另一个战斗队辩论十六条，无胜负。约定以摔跤定输赢。就像古代打仗一样，由双方头头单挑，小喽罗们在旁呐喊助威。结局是我方头儿将对方摔倒在地，于是算是我方立场得胜。赢者欢呼雀跃，输者一哄而散。很快，觉得战斗队不好玩，大家作鸟兽散，回家玩去。
消息不时传来，在中央隐藏很深的走资派、特务、叛徒被一个个揪出来。刘邓陶之后，又是王关戚。中央领导更换如走马灯，一般长不过三个月。我家住在红楼，那是院里的高层干部和教授住宅。这时红楼成了重灾区。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只见一户户，门旁，窗下被刷上了大字报，大标语。不是叛徒特务，就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看看左邻右舍一个个落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哪天轮到我家。终于有一天，家里窗下也贴上了标语和大字报。父亲作为教研室主任，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大字报上赫然一条，反对毛泽东思想：说父亲反对每节课不管相关不相关，都要引用几条毛语录。父亲被打倒之后，我的心情反倒安定了。等待注定会发生的灾难的过程比灾难本身更让人难受。许多朋友的父母都被打倒了，大家命运相同，倒觉得被打倒也不那么可怕。有一次母亲与造反派发生了争执。造反派用带铜扣的皮带抽在母亲的背上，留下了一道血印。还不肯罢休，一大群造反派们闯进我家，动手抄家。母亲被他们押在窗台前批判，窗台外一群孩子在围观。我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母亲让我别哭，不要害怕他们。于是我为我的软弱而羞愧。他们把我家的书扔了一院子，还抄走了一些书和笔记本。临走时一脚把碗柜踹倒，轰然一声巨响，柜里的瓷器都粉碎了。
毕副院长是我家的邻居，他是1947年的海龟，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博士，和袁家骝、吴健雄都是同学。归国后成为中国雷达工程专业的创始人，国家一级教授。文革开始后，他就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打倒，长期关入牛棚。他事父至孝，一直奉养老父在家。老父亲在他被抓后，惊吓病重而亡。他被造反派押回家，只能在父亲尸身前磕一个头，说一声“父亲，是我连累了您。”没来得及给父亲办后事，就被押回牛棚。造反派也抄了他家，说是为了搜查特务的收发报机。抄家的第二天，他夫人就悬梁自尽。毕教授有一独子。1958年“拔白旗”运动，大整知识分子。毕教授首当其冲。当时其子正在上大学，和班上的一女生在热恋中。毕教授被内查外调，儿子的学校里也知道了。那女生也因此和儿子分手。其子竟不堪失恋之痛，精神失常。毕教授为此深深自责，只好为儿子用重金聘了一个农村姑娘做媳妇。他上养老父，下抚疯儿。儿子不发病时也还正常，毕教授终于抱上了孙女，得享四世同堂之乐。现在却赶上了文革，闹了个家破人亡的结局。媳妇抱着女儿回了娘家，疯儿子无人照管，每日在街上乱走。饿了在垃圾箱里翻点东西吃；困了随便找个地方睡觉。好几次在街上看见他，衣衫褴缕，赤足蓬发，脸色黝黑，皮肤上厚厚的泥垢。被一群小孩子，喊着“疯子”，追赶着扔石头。不久，他就死在街头了。文革后期，毕教授重新工作，媳妇已经改嫁，他和小孙女相依为命。虽经如此人寰惨剧，毕教授仍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被评为工学院院士。
文革十年中，穿插着各种整人运动。大的有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清队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由军宣队工宣队领导。通信学院是军级单位，现在由铁道兵的一个团政委来军管。清队期间经常在礼堂开全院大会。开会时，所有已被揪出的“阶级敌人”都站在台上，每人脖子上都用铁丝挂个大牌子：无非就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主持人宣布，革命队伍又取得了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经群众检举揭发，内查外调，我们又挖出了一个定时炸弹，现在把大叛徒，特务XXX押上来。这时预先在目标左右埋伏下的骨干分子就把目标的领章帽徽扯下，架起胳膊，把XXX一路小跑押上台去。戴上准备好的牌子。然后大家高呼口号，“打倒XXX。”所以这种大会气氛极其恐怖，宣布前人人自危，宣布后如蒙大赦。昨天还在革命阵营，今天也许就进牛棚。这样的大会两三天就有一次。渐渐地台上已站不下了，只好改为每个系各自开会。父亲有一天也被押到台上了。罪名是特务。被揪出的人都隔离起来，不能回家。每天写交代材料，监督劳动。每天早晚集合在操场上向毛主席低头请罪。军宣队，工宣队也把我们这些无学可上的小孩们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跳忠字舞。我们对着毛主席像，边跳边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话儿要对您讲……。”我们的学习班有一次遭遇了清队劳改队。看着父亲推车的身影，我感到了被排除出人群之外的孤独和屈辱。几个月后，父亲被解放回家。全家在家里包饺子庆贺。父亲说：他的罪名源起于青萍之末。解放前，他找工作时，从报纸上得知一个机构招考技术人员，他就报名参加考试。考了一天，发现考题和自己的兴趣不符，就没有参加第二天的考试。后来得知那是中统在招考技术人员。和他一起参加考试的人因为受不住逼供，把他咬了出来。(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