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民众心服口服

 

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城发生了上万学生和民众打、砸、烧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公安机关大楼的骚乱，成为今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群体性事件之一。

该事件缘起于6月22日，当日该县三中初二（六）班女学生、17岁的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县公安机关仅凭嫌疑者的单方面口供就做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结论，在验尸前放走嫌疑人，并要求家属三天内火化。死者家属对死因有异议，23、25日两次向县政法委、公安局申请立案，并和死者同学多次到公安局理论，遭到拒绝和粗暴对待。在申诉无门的情况下，6月28日16时，死者部分亲属和同学约300余人在瓮安县城游行，得到广大民众的呼应，和维持治安的民警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了上万人的打、砸、烧的群体性暴力事件。

县级司法机关和党政部门被打、砸、烧，虽然近十多年来发生多起，广东某地还发生武警开枪事件，但因为这次发生在距奥运会开幕只有四十多天的敏感时期，而且还有从瓮安蔓延到全国、民意几乎一边倒的不满情绪，使执政党感觉到了极大的信任危机。

打、砸、烧政府部门，已触犯法律，应该追究。但是，任何事件都有个因果关系，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依法办事，执政为民，首先要从源头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安抚人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只能是民怨更深，按下葫芦起了瓢，造成更大的隐患。

 这次瓮安事件，从重视程度讲，可谓“惊动圣驾”。胡锦涛总书记作出了重要指示；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多次打电话到前线直接指挥；武警总部司令员吴双战作出批示，并派人赶到瓮安指导处置工作。从中央来看，应该涉及的领导、部门都被劳驾了，无人敢怠慢。看来，瓮安事件已被中央列为“天子第一号大案”。

再来看看贵州省动用了何等强大的班子来处理瓮安事件：28日事发当天，省委派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组成一线指挥部；29日又派出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为组长的省工作组，到瓮安指导、督促、监督相关工作；30日，省委书记石宗源亲自出马，专程赶到瓮安县指挥“6-28”事件处置工作，随同的除了崔亚东、王富玉外，还有省委秘书长张群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玉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俊平、武警总部副参谋长薛国强、武警总队政委张生枝参加。连续三天，一日提高一个级别，使人不产生联想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猜测来自中央的压力和复杂的瓮安形势，逼得书记不得不亲驾出征。建国以来，还没有为了处理一个县城发生的事件，动用了如此强大的班子。

遗憾的是，我们并没看出省一级的水平高到哪里。

石宗源一到瓮安，就宣布了对事件的定性：“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1、起因简单吗？我看不简单！

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轻姑娘李树芬，晚上被她的女同学叫出去，该女同学打电话还谎称李树芬晚上住在她家，结果死在河里。警方仅凭三个嫌疑犯的说法就断言是“自杀”，有这么简单吗？！能服人吗？！何况近几个月瓮安发生了多起类似的少女在河边被强奸杀害的案件，到目前为止一个案件都没有破。

众多民众亲眼看到、听到某个嫌疑犯的父母给省公安厅的某厅长打电话，群众还反映嫌疑犯有亲戚在县府、县公安局，导致嫌疑犯第二天被放。省公安厅发言人却在新闻发布会上只是强调嫌疑人的父母都是农民，县委书记和嫌疑犯没有亲戚关系，所答非所问，明显地在回避要害问题。死者的叔叔在公安局与警察争吵后，在街上被6个不明身份的人冲出来暴打成重伤。这些人是谁？和嫌疑犯有没有关系？公安局答应调查而至今没有个说法，这些现象简单吗？！

省公安厅比县公安局稍微聪明一点，在公布法医报告“溺水而死”的结论时，没再强调“自杀”二字，但想用“溺水而死”的法医报告作为“自杀”结案的企图十分明显。“溺水而死”的结论能排除被人故意或过失推下水而死亡的疑问吗？在死者体内没有验出精斑，就能判断死者生前没有受到性侵犯吗？能排除被猥亵吗？这个法医报告没有关于是否是自杀的分析和判断，也没有关于是否有其他的性骚扰行为的分析（包括强奸未遂）及死者是否处女等关键问题。对于民众提出的县公安局销毁血迹等罪证的问题，也回避，却搞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三个俯卧撑”。如此草率地对待瓮安事件的源头案子，仅用“简单”二字说的清吗？！ 

一个普通的农民子女，既然被认为是自杀而死，县里却成立个工作组做工作，还要死者家属在６月２８日签订协议，了结此事，这正常吗？7月1日晚上10点，停放在河边冰棺里的李树芬遗体，按照贵州当地风俗，在两声礼炮鸣响之后，由约二十辆警车与政府车辆护送到李树芬的家乡雷文村。如此兴师动众地运送、安葬李淑芬，无论如何也让人难以和一桩极为普通的自杀案子联系起来。其中是否还有隐情？大家只能发挥想象力了。

政府急于了结此案，但民众不信任政府，在官方陆续公布“真相”后，不但无法消除民众和网友的疑虑，该案件却越来越扑朔迷离。据外电7月7日报道，贵州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已自发成立“民间瓮安真相调查小组”，赴瓮安调查事件真相。全国都在关注官、民在此案件上的博弈。

2、是“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的吗？我看不是。

据记者私下采访时，询问当地民众 “县公安局的大楼该不该烧”时，10个人有9个认为“该烧”。可见警察在当地积怨之深。谁“不明真相”？是瓮安当地的居民还是省里来的大员？连石宗源都不得不承认：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他列举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香港亚洲週刊是这样评论的：事实上，瓮安事件在六月二十八日达到顶峰，已经超越李树芬之死。在当地社会矛盾尖锐、公权力信誉低下的情况下，任何涉及民生民权的事件，都有可能形成极端民意的集体爆发；任何关於政府的负面传闻都可以酿成一场大风暴，无论李树芬是自杀，还是他杀、姦杀，也无论李树芬是否真的死亡……

既然是这种状况，民众还用煽动利用吗？

“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是一种不确定对象的罪行用语，可以扣在任何想打击的人头上。这顶帽子，可以扣在现场的人头上，也可以扣在不在现场的人头上，可以扣在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利用短信传播消息的中国人，当然也可以包括一切“海外反华势力”，这是中国特有的法律用语，几十年来屡试不爽，得心应手。它可以使死者家属及一切有关人士战战兢兢，听任摆布。

3、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吗？我怀疑。

在中国，确存在着黑社会，他们残害的对象是弱势民众，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官匪勾结、警匪一家。自古以来，都是如此，除非他们是梁山好汉。近十几年来，地方黑恶势力与民众抗暴、反腐行为结合的事件还没有听说过，但地方政府利用黑恶势力扰民、害民的事件时有耳闻，如强征土地，暴力拆迁，暴力对付上访者等等。黑恶势力多是逐利之徒，为民抗暴，决无好果子吃，而与腐败地方政府合作，则可为霸一方，他们怎么可能为民撑腰？！

在瓮安，涉及黄、赌的特殊行业和大众娱乐行业多为地方黑恶势力把持，而开办特殊行业都得当地公安机关的默许或暗中保护，县级司法机关与黑恶势力合流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他们怎么会反对政府？瓮安年发刑事案件达600——800起，破案率仅为50%左右，刑事案件不能及时侦破，群众缺乏安全感。群众渴望打击的是这些黑势力，包括把死者叔叔打伤的那些“不明身份”者。
    而当前打击的所谓“黑社会”，不去抢劫，不去绑架，不去勒索，不去杀人，不去威胁强拆，不去搞黄赌毒，不去收保护费，不去欺负老百姓，却替一个冤死的女学生报打不平，冒着被围剿的危险，替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得到了上万民众的呼应，世上有这样的黑社会吗？

贵州省维权人士张明珍表示，瓮安事件反映出当地广大民众对官商勾结、官官相护、鱼肉百姓的社会现状极度不满。她表示，当局至今对死因不明的女中学生命案没有拿出让人信服的交待，反而又拿出整人的一贯作法来扣大帽子。以前开口就说，你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现在是讲“黑势力”。上万人，哪会有这么多黑势力？
    目前，翁安县公安借着“打黑”的名义，正在加紧拘捕“6•28”事件的涉案者。据贵州卫视报道，截至7月4日17时，专案组共查获涉案人员116人，通过查获涉案人员的供述，目前共排查出“6•28”专案涉案人员共计249名，目前正在全力追捕。而贵州“民间瓮安真相调查小组”了解的情况和官方的报道有很大出入，他们反映，目前已有300多人被抓捕，大部分是中学生。

4、心理没鬼，怕什么？

让人吃惊的是贵州地方政府在这次事件中，一度“四封”，即封城（外地人一度只许出不许进）、封网（一度断开当地网络链接，在网上删除各种非官方的信息）、封通信（二十九日一度断开手机对外联系）、封记者（严防记者，几次把记者请离瓮安），使信息不能开放，因而难以赢得民众的信任。有出租司机向记者反映，瓮安县副县长肖松6月30号曾经召集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开会，叫他们不要乱说。当地出租车司机已经接到交警部门的通告，未经公司登记和批准，不允许搭载外地客人到瓮安。某位死者的亲属向记者反映，现时政府十分黑暗，与黑社会势力勾结，将死者家属严密监控下来，威胁家属不准接受记者采访，家属感到生命安全没有保障。

贵州省政府为了维护县政府的面子，证明“6•28”事件的起因是无理取闹，为镇压找借口，自然是要维持县政府原有的“自杀”结论，竭力隐瞒与这个结论不符的一切事实，因此，怕死者亲属讲出真相，怕瓮安民众讲出真相，怕外来的记者了解到真相。几十年来，中国的官员都是这样处理突发事件，很少有公开纠正错误的。李树芬案至今扑朔迷离、疑点重重，与政府的干预与不明朗的运作机制直接相关。据外电报道，刚刚宣布成立“民间瓮安真相调查小组”的几个主要成员，已经下落不明，因为他们要做政府不想让他们做的事。

谁都知道，没有对死者死因鉴定结果的不满，就不会有“6·28”事件。掩盖只能使事情复杂化，贵州省7月1日的毫无水平的新闻发布会，使省公安厅取代瓮安县政府，成为全国众矢之的。我就不明白，“6·28”事件的教训够深刻了，省政府为何不能下功夫重查女学生的死因，并以事实说服民众？！中央要求各级政府执政为民，建立和谐社会，政府的结论应有充分的证据支撑。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当地政府有责任说明，“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是谁？是什么不轨之心？所谓“黑恶势力”又是谁？是怎样“直接插手参与的”？抓没抓学生，有多少未成年人？

中国不需要用谎言来治国，也不需要用压制信息来作为统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