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当不益壮
现居海外，常回国内，自称
房地产人士：房屋既然是商品，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价格就要按市场规律办，由供求关系决定。行政干预市场，人为控制价格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我：市场经济就没有管理了？就没有调控了？以美国为例，美国司法部根据美国反垄断法的规定起诉微软公司垄断就是一个对市场管理的例子。我不是冲你去的，我最反感某些开发商用供求关系的说辞为哄抬房价的行为打掩护。住房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人可以不要车，不看电视，不打手机，但不能不住房。没有房屋，就不能组建家庭，生儿育女。
住房的第一属性就是居住消费。但现在开发商最热衷的是异化房屋的属性，放大住房的投机性，除了自己囤积房屋等待高价出售外，还把房屋几套、几十套的卖给投机者，扰乱市场秩序，人为制造供求紧张。房价越来越高，与住房过分强调市场化，忽视社会保障功能有关。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市场需求，投机需求只能导致市场泡沫化。在全国大城市，至少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有钱的人买去用来投机，造成真正需房的民众买不到房，买不起房。国家能不干预吗？
房地产人士：投机行为主要发生在北京、上海。在我们那里不多。
我：我曾对北京市的一位官员讲过，你们是北京民众的父母官，北京市的住房供应还是要面向北京的民众。北京的土地资源这么紧张，全国的富豪想在首都买房的人多了，你要建多少房屋才能满足？你满足的了吗？
在中国，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国家还是控制很严。谁敢倒卖粮食、哄抬粮价？煤气、电、自来水、公共交通涨价都要开听证会，由政府批准。我就不明白，在关系民生的重大领域中，为什么唯独住房价格地方政府不控制？人可以不用电、煤气，不乘公共交通，但不能没有住房。除了吃饭，住房就是头等需要。现在搞得老百姓买不起住房，结不起婚，社会能和谐、安定吗？
房地产人士：开发商在商言商，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应是政府的责任，把矛盾、责任推给开发商不公平。
我：你说的对，是政府的责任。房地产价格上升的这么快，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与政府的职责发生变化有很大关系。
二十多年前，我在建设部工作，当时的工作重心就是如何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也就是胡景涛后来提出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文革后，多年的欠账，城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三点六平米。当时有两大矛盾，一是国家财力有限，投资跟不上需求；二是福利分房的政策造成住房苦乐不均，能拿到国家投资的单位如政府机关就好些，有权有势的不但住大房，还不断换新房，一般老百姓，根本别指望分到房子。无房户、三代同房的困难户占大多数，居住矛盾十分尖锐。
房地产人士：我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这情况在东北更严重。
我： 1978 年，副总理谷牧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城市住宅会议，把解决住房的意义提的很高。当时我们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扩大投资方面入手，国家增拨了城市住宅补助投资，我们又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鼓励侨汇建房、城镇居民私人建房的文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工资普遍很低的情况下， 1982 年国家还开展了补贴出售住房的试点，即政府补贴三分之二，个人只负担三分之一。你们东北的四平市是第一批试点之一。北京等八十多个城市是第二批试点城市，北京的团结湖小区有一栋楼就是补贴出售的。当时的宗旨就是让老百姓能买得起房、住得起房。
房地产人士：当时咱们的收入也就是六七十元，补贴三分之二也买不起房。
我：因此要对住房制度和工资制度配套进行改革，改变消费基金和工资的构成，把积累基金中非生产性基本建设资金的住宅投资改为消费基金的工资部分，提高工资收入，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实行住宅商品化，用经济杠杆调节住房需求。这个改革设想是我最早于 1979 年提出的，引起当时总理赵紫阳的重视。 1980 年，他点名让我去中南海汇报。 1981 年，我又陪建设部常务副部长谢北一到中南海当面向总理汇报了改革方案。
那时，考察各城市的重要政绩是看老百姓的住房解决的如何，每一年有多少无房户、困难户解决了问题，有多少户改善了居住条件。你再看看现在，有多少城市的领导、城建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把老百姓居住的疾苦放在心上？全是向钱看。所以我说，政府的职责发生了很大关系变化。
房地产人士：既然实行商品化，发展到今天这样应该很正常。
我：住房变福利分配为货币分配、实行住宅商品化是一个问题，如何规范住宅市场，防止 “过度市场化” 是另一个问题。住宅商品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在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有步骤的发展。它的发展不能脱离其宗旨，即：更好、更全面地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同时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健康发展。但我没想到的是，它的发展如脱缰的野马，背离了当年改革的初衷，其主要问题是：
一、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失控。房价涨得如此之高，其价格远远背离了价值，房地产业成为暴利行业，催生着一批又一批亿万富翁，人民为解决居住问题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广大民众已难以承受，住房已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
二、住房的原有作用被异化，像股票一样，成为人们炒作、投机的对象。在上海、北京等城市，一半的住房被有钱人、外商买去炒作。
三、虽然建了大量住房，人们的平均居住水平大大提高，但苦乐不均的现象反而加剧了，住房问题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状况，再次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