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了，国内的报刊、电视用了大量版面、时间来报道会议情况，国外媒体也给于很大关注。

作为中国老百姓，平时见不到人大代表，也不知他们在干什么？遇到了困难或问题，没有听说有人民的代表能挺身而出给于帮助。只有要开会了，才见到他们搞些调查，写个提案等等。至于人民代表开会期间是如何发挥作用，老百姓知道的更少了。

我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说今非昔比，现在的情况有很大变化，代表在会上也能为老百姓振臂高呼一两下，但根本的变化有限，看来“橡皮图章”、“表决机器”的帽子相当一段时间还摘不下。

我参加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一次会议，时间是是 1978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5 日。

1978 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召开已中断了十几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为人大机构在“文革”中被毛主席他老人家基本解散了，干部打倒的打倒，下放的下放，调走的调走，加上十几年没开全国会议了，中央一下子没有足够的人筹备会议，于是决定从各部委临时借调干部。

对借调干部，除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外，特别提出各单位要推荐曾坚决反对过“四人帮”，在抵制“批邓”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人。我所在的石油化工部（文革中，石油部和化工部合并）有两个名额，由部机关各司局及下属各单位推荐，最后部领导决定。我非常幸运，被石油化工部选中并报送到全国人大大会秘书处帮助工作。

现在回忆起当年参加会议的情况，有些花絮还是很有意思的。

一、 繁忙的会前准备

春节一过，我就到部里去报到。那时春节不像现在放那么多天假，我记得初三我就上班了。部里另一位参加会议的是一位女处长，丈夫是辽河油田的一把手。她一见我就说：“我早就听说过你，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我也早就听说过你。”我俩一见如故，会议期间配合的很好。

大会筹备组在人大会堂开了个动员会，哪些领导讲过话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李先念（他是大会秘书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讲了话，传达了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关于开好会的讲话精神。会上宣布了分组名单，我们石化部的两人都在大会秘书处下设的前门饭店秘书组，负责住在前门饭店的八个省代表团的会务工作。我们秘书组有四个人，组长是我部的那位处长，另一位是国务院来的，个子不高，很活跃，叫张克智，几年后我们工作上又有过联系，他后来官位至国务院副秘书长（副部级）。还有一位是中组部来的，名字记不清了，高高的个子，工作很认真，但不爱讲话。

当时北京的大饭店很少，只有北京饭店、前门饭店、新侨饭店、京西宾馆、华侨饭店等几个像样的饭店，许多省的代表团不得不住在一些部委的招待所里。安排住在前门饭店的代表团都是比较重要的省，即华国锋有可能参加小组会的省，如北京团（华是北京选出的代表）、湖南团（华原是湖南的省委书记）、山西团（华是山西人）；还有几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代表团，如西藏、新疆、贵州、内蒙、宁夏等省。因此，我们的担子比较重，压力也大。当然，见到华国锋的机会也比较多。

会前大量的工作是分发材料。会议的材料很多，有华国锋的政府工作报告、叶剑英的讲话、宪法修改方案、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国歌新歌词方案、代表名单、代表的大会发言等等。每个代表一个牛皮纸口袋，装好材料，写上名字，等代表报到时发到个人手里。开完会后，我们要负责把材料收回来。这是个又细致、又紧张、又累人的工作，仅北京市代表团就超过 200 人，其工作量可想而知。

到火车站去接代表团是另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中国的民航事业还不发达，国家也穷，代表们到北京开会一般都坐火车。各代表团来的时间不一样，有白天到的，也有晚上到的。我们事先根据性别、级别、年龄、民族的区别安排好房间，门上贴上他们的名字。代表来后，我们代表秘书处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看望代表，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二、 小组发言和批判

人大开会，开大会的时间少，开小会的时间多。因为有简报组，有专门负责记录的，我们秘书组的不一定非要听会。有一天，事不多，张克智对我说：“你自己找个代表团的会议室听听小组发言，能了解很多情况。”

我到了湖南省的会议室，正在讨论华国锋的政府工作报告，听了五个代表的发言，清一色的忆苦思甜、感谢党和华主席的调子。有的摆出苦难的家史，说如果不是党和华主席，自己还在苦难之中；有的讲现在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了，自己才能当上人大代表；有一个是少数民族代表，讲了五分钟，全是讲村里的事；有一位像是省的负责人，主要是谈在“文革”中自己是怎么受迫害的，虽然有几句话提到了政府工作报告，也全是赞美之声，没提出一点建议。我在想，你们代表全省数千万人民来北京商讨国家大事，就这么个讨论法，有什么意义？

我听不下去了，来到新疆代表团的会议室。一进门，就被一片大批判的气氛所震住，全团正在批判政治局候补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自 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军区第一政委 赛福鼎。赛福鼎坐在会议室中央，低着头记录别人对他的批判，额头不时冒出汗来。有人揭发他于 1976 年在《诗刊》发表三首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的诗；有人批判他投靠“四人帮”， 1976 年五一劳动节在上海“四人帮”的老巢活动；还有人揭发他在新疆搞独立王国，树个人迷信，以至有新疆人只知有赛主席不知有毛主席等等。

我很奇怪， 没听说赛福鼎是“四人帮”一伙的，何况他身居高位，在新疆说一不二，这些人怎么敢这样对待他？我回到秘书组问张克智是怎么回事？张说∶“上面没人点头，谁敢批他。估计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否则也不会让他参加会了。”后来，他再度当选副委员长，不过他在新疆的职务都取消了。

1992 年我去新疆喀什出差，再度和 赛福鼎相遇。当时我住在市委、市政府的一个宾馆里，有一天接待单位和我商量，说赛老来喀什，最好的房间就是我住的这一间，能否让出来？我说∶“应该，应该。”后来在院子里我和他相遇，我主动和老人家打招呼，自我介绍。并告他十四年前就认识他。这是后话。

三、 见华国锋的风波

一天早上八点多，我们正在秘书组开碰头会，突然两个新疆少数民族代表气冲冲地找来，说警卫人员不让他们见华主席，而且对他们很粗暴。其中一位维吾尔族妇女非常激动，说∶“我们是人民代表，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说到激动处，眼泪都掉出来了。原来情况是，华主席今天要来北京团参加小组讨论会，消息传出后，吃完早饭代表们就聚集在一进门的大厅里，等着华主席的到来。警卫人员不让他们呆在大厅里，驱赶他们，态度比较生硬。

处长是性情中人，听完情况后脱口而出∶“太不像话了！”她问张克智∶“老张，你看怎么办？”张克智在国务院工作，见多识广，重大问题处长都和他商量。以往遇到问题，张克智都是快人快语，主动积极，一句话∶“这事我去处理。”这次一反常态，比较谨慎，只是说∶“保卫部门有他们的考虑，不过这样对待代表也过分了。”没表示应该如何解决，更没有想出马的意思。处长对我说∶“你去处理一下，万一有什么不妥，我还能挡驾一下。”我也看出来，这是个非常棘手的事，两边都不能得罪。他俩都不想出面，只有我出面了。

我和两位代表一起来到一楼大厅，那儿还有三四十名代表站在那里，看得出来，他们大多是少数民族或基层来的代表，纯朴并对华主席有敬仰之心。中国的老百姓，因远离领袖，加上那个时代对个人迷信的宣传，对领袖有一种对神一般的崇敬。华国锋因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当中有很高的威望，代表们想近距离地看看华国锋也是可以理解的。维族的那位代表悄悄对我说：“人比刚才少多了。”

有位警卫人员看见一些代表还不离开，有些急了，一边喊着“快离开大厅”，一边用手推代表。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上前一步横在他和代表之间，说∶“请你放尊重点，他们是人大代表！” “你是干什么的？”他有些恼羞成怒，厉声斥问我。我把胸前的牌子拿起来给他看，说∶“我是大会秘书处的，是为代表服务的。”他看了看照片和名子，态度有所软化，他知道大会秘书处的地位。他说∶“他们聚集在这儿，影响首长的保卫工作。”

他不说则罢，说出这种水平的话可把我惹火了。我那时也是年青气盛，又是刚刚打倒“四人帮”，比较敢讲话，加上我对这种首长保卫制度早有看法，看谁都像阶级敌人，把领导与人民远远隔离开，使领袖不能亲近人民，我忍不住地高声说∶“你看清楚了，他们是人大代表！他们都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由人民选出来的，你不相信他们你还相信谁？！华主席既是领袖，也是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他们是平等的。你们在这里警卫，既要保卫华主席，也要保卫人大代表，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大代表？！” 我之所以大声说，就是要让大厅里的人都听见。

一位年级约有四十多岁的中央警卫局负责人走了过来，看了看我胸前印有照片的牌子，挥手让那位警卫人员离开。他和蔼地对我说∶“和你商量一下，你看是否让代表们稍微往后站站，让出过道。一会儿中央领导人进来，大家可以鼓掌，呼口号，最好不要拥上去握手。”我说∶“没问题。”我把他的意见大声向在场的代表转达。刚说完，门前警卫人员和记者骚动起来，是华国锋来了，陪同他的有汪东兴、吴德等人。代表们如此近距离地看到华国锋，都激动地鼓起掌来，有的代表高声喊∶“华主席好！” “代表们好，同志们好！”华国锋一边鼓着掌，一边微笑回答。他看见有少数民族的代表，主动走上前同他们握手。

华国锋走过去后，代表们才陆续离开。有的代表情不自禁地说∶“华主席真是平易近人。”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处长，她和老张也想看看华主席，又担心我处理不好，悄悄躲在代表后面目睹了全过程。她小声说∶“好样的，干得好！”张克智说∶“也就是你敢说。他们可能从没碰见这么厉害的。警卫局那帮人牛的很。”我笑着回答：“我还不是借人大代表的胆子。要不是开人大会，在这么多人大代表面前，你就是给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惹他们。他们可是御林军，权力大极了，早就收拾我了。”

回来后，我陷入沉思∶个别警卫人员没把人大代表放在眼里，深刻反映出人大代表的地位还是很低的。就是我们的代表们，哪位对自己头上“最高权力机构”的光环有足够的底气？这种事在美国简直不可想像。美国的总统见了议员都要礼让三分，如果在国会，哪位议员受到总统卫兵这种待遇，早就翻了天，不但总统会挨骂，有关人员也要丢饭碗。看来中国的民主制度还要走很长的路。

四、 吃饭小插曲

有人曾问过我，你到人代会工作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的回答常使他们出乎意料∶“美餐”。现在的年青人体会不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破坏到什么程度。按当时中央的讲法，“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城市里，每人每月半斤肉、半斤鸡旦，粮食定量供应，凭粮票购买，别说吃好，吃饱都是个问题。我女儿才一岁，为了保证她一天一个鸡旦，我们的鸡旦包括她姥姥、奶奶的鸡旦都拿出来作贡献。什么海鲜、鸡、鸭、牛羊肉只能在梦里看到。

国家再穷，也不能穷到人大会上，会议的伙食还是很好的，鸡鸭鱼肉顿顿都有。特别是在人大会堂参加的两次宴会，那真是终身难忘。会议开幕、闭幕各有一次宴会。人大会堂的厨师水平就是不一样，同样的东西他们做的比前门饭店的师傅高一个档次。人大会堂用的餐具都是在景德镇定制的，漂亮极了，以至于我们用时个个小心翼翼，生怕碰坏。服务员是美女如云，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眼都晕了。“文革”中文艺团体都被解散了，美女们无处去，据说到这里当服务员是挤破了头，没有一点关系还进不来。在这里常见到中央首长不用说，如被某人看上，还能嫁个好人家。

正因为是在比较困难的时期，会议对吃饭的人控制很严，代表们交不交粮票我已不记得了，但必须凭饭票吃饭。每个代表按会议日程发了专门的会议饭票，分早、中、晚三种样子。吃饭时十人一桌，每人拿出一张饭票，放在桌子上，等服务员收齐才能上菜。这样就出了问题，人大代表中，有各省各部委的高官、知名人士，也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有的人从来没有交饭票的概念；有的年纪大了，易忘事，以至于经常出现已坐满十个人而饭票只有八九张的情况。如果有人记得自己没交，赶快补上还好；如果都认为自己交了，谁都不肯再交一张，问题就复杂了。服务员是坚持原则：饭票不齐就不上菜。全桌人都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

有一次，我所在的桌子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谁都说交了饭票，但服务员数来数去只有九张。我眼看着周围各桌都上菜了，只有我们桌还尴尬地僵在那里，便又掏出一张晚餐卷交给服务员。我本是做出点牺牲，多拿出一张，却不料引来一桌人对我的不满，一位老同志对我说∶“小伙子，你年纪青青的怎么连饭票交不交都记不住？多耽误大家时间。”他到不是恶意，却引来其他人的笑声。我这才明白，为什么饭桌出现少票时，没有人肯多拿一张，因为谁拿谁就成为焦点，你再解释，也没人相信，反而责怪你。

第二天早上开碰头会时，我把这遭遇讲了，没想到大家都有这种遭遇。为什么非要收饭票呢？大家凭会议证吃饭不就行了？我曾就此事请教过张克智，其实他也讲不清，因为这是行政后勤部门的事。但他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会议期间饭店还是有会议之外的人进出，如来看望会议代表的亲朋好友、代表们的在京领导、下级等等，你不可能全都拒之门外。进来了，有些就会留下来吃饭。还有一些和会议有关的部门来人办事，送文件、材料的，也可能乘机留下来吃饭。现在东西紧缺，饭店在会议期间都是享受特供，如果不实行饭票制度，饭店领特供物品如鸡鸭鱼肉就没有凭证了。收了多少饭票做多少人的饭，有帐好查。

怎么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出现？经过情况汇总，发现有几个人经常忘交饭票，其中名人有歌唱演员郭兰英、钢琴家刘诗昆（曾是叶剑英元帅 的女婿 ）。我们作了分工，张克智负责盯住刘诗昆，我负责郭兰英，其他俩人负责容易健忘的两位老领导。

每次开饭时，我就早一点来到餐厅，站在门口。郭兰英是山西代表团的，我看过她的演出，很好认。一见她来，我就跟着她，她坐哪桌我就坐哪桌，有时我就坐在她旁边。按现在的讲法，我就以她的粉丝身份和她套近乎。人们常讲，演员台上台下差别很大，有的台上光艳照人，下台一卸妆，就是另外一个样子。郭兰英脸上有像妇女生孩子后长得蝴蝶斑。有一次我坐在她身边，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告我，长期化妆，底色质量不好造成的。

为了避免她忘记交饭票所带来的尴尬，我一看桌上人来齐了，不等服务员来收票，我就站起来把大家的票收齐，这样谁交谁没交一清二楚。我会主动向郭兰英要饭票，免得她忘记。由于这一切我做得很自然，没人看出我是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克格勃”。

现在国家经济好了，人大代表吃饭收饭票早已成为历史。

五、 投票与表决

作为人大代表，最神圣的时刻就是行使自已的权力，对重大法案或人事问题进行表决或投票。但实际上如何行使这个权力，往往不是代表自己所能作主的。

所有的重大人选，中央早已定下来了，人大就是走个形式，完成个法定程序。人大开会期间，除了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强调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外，各团还召开党员会议，强调会议纪律、党的纪律。因为人大代表中，党员占绝对多数，要保证中央确定的人选和方案，能在人大顺利通过。但既使这样，中央还不放心，于是就有了预投票的程序。也就是在投票的前一两天，把代表都拉到人大会堂投票，除了投票没有法律效力外，一切都和正式投票一样。

我记得预投票是在一天的晚饭后，当时还没有电子投票，是手工投票。会场上设了二三十个大票箱，一米多高，我们作为监票员，先把空票箱举起，打开底部，让大家看清是空的，表明没有作弊，然后再把票箱底部锁好。票箱上面只有一个窄窄的投票口，人手是伸不进去的。选票印好候选人的名子，旁边有“同意”、“反对”、“弃权”三项空格，每人只能选一项打勾，选两项以上或不选的空白票都算废票。代表们填好票后，按规定的顺序排队到票箱前投票，哪个代表团在哪个票箱投票是有规定的，不能乱投。回来后我们把票箱打开验票，基本上对正式投票的情况有了数。如果发现异常现像，及时做工作还来的及。

但既使这样，也难保万无一失。据朋友讲， 1995 年开人大会时，姜春云是江泽民钦点的副总理人选，引起北京市委书记陈锡同等人的不服。预投票时，许多人搞了障眼法，姜春云票数很高，让江泽民吃了颗定心丸。不料正式投票时，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投反对票或弃权票，创人大历史上之最。江泽民大怒，派人调查，发现北京代表团大部分团员投了反对票。这也是陈锡同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题外话。

大会结束的这天也是代表投票或表决的一天。这天我们处在高度紧张之中，首先要保证出席会议代表数量的准确。代表们因各种原因可能会缺席会议，并不是有多少代表就一定有多少人来投票。投票人数一定要和票数一致，如果人数大于或等于票数，投票有效；如果票数大于人数，整个投票全部作废。所以准确统计出席人数是关健之关健。

那时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派人分兵把守人大会堂各个门口，一个一个地收人大代表的出席证。我和另一位工作人员守在东门靠北的门，不断有联络员来查人数。代表们都进去很长时间了，还在核对人数，直到大会正式开始，主持人宣布了大会出席人数后，我们才撤离门口。

投票选举是在下午四点开始，结束后要进行验票。投票时间不长，验票时间很长。验票期间全体代表在大会堂会餐。吃完饭了票还没验完，大家只能坐在餐厅聊天，直到晚七点结果才出来，大会才结束。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政府工作报告》、《１９７６至１９８５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都是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我们工作人员坐在二楼，亲眼目堵了代表们举手表决的情况。

大会对各项议案是一件一件的表决，每项议案主持人都是问三次，如：“对《政府工作报告》同意的请举手”，“反对的请举手”，“弃权的请举手”。这种举手方式对持反对意见或弃权的人是一种极大的压力，没有大无畏的精神，是不敢在众目睽睽下举手的。

有趣的是，当问到“反对的请举手” 时，有几十个人举起了手，可一看见周围的人都没举手，大部分人赶快把手放下，只有个别人坚持举手。还有一种趣像，有的人，只要听到“请举手”，他就举，也不管前面问的是“同意”、 “反对”还是“弃权”，同一提案举了三次手，看到这种情况，我肚子都笑痛了。

无论是哪个提案，都有人反对和弃权。但在第二天的新闻广播和报纸上，全都使用 “一致通过”的词语。几千个人，怎么会完全一致呢？这就是宣传。而中国的老百姓，当时听不到别的情况。

现在采用了电子投票的方式，在大屏幕上能立即显示投票结果，既节省了时间，也消除了持不同意见人的心里障碍，在民主程序上是一个进步。把投票的情况如实公布，老百姓也不再蒙在鼓里。

但因人大代表在大会堂坐的位子是固定的，哪个位子上的表决器按下什么表决健，电脑上都能查到，持反对意见的人想要“人不知、鬼不觉”是不可能的。 1995 年北京代表团投票的情况就是这样查出来的。

六、 特殊待遇

在那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国家为了照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结束的那天晚上，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为代表、委员们设专场，里面卖紧俏商品或凭票商品，一般群众不让进。为了准备这专场销售，商业部门早早就从全国调拨紧俏商品、名优特产。

这是代表们最开心的时刻，也使他们感受到他们与广大民众待遇的差别。当时紧俏需凭证购买的“三大件”有进口手表、上海永久牌和天津飞鸽牌自行车、上海无敌牌缝纫机，在市场很难买到的商品还有进口相机、电视、杭州丝绸、全毛布料、全毛毛毯、开司米毛线、高压锅及各种铝锅、北京高级杂拌糖等等。另外，需布票购买的床单也免票购买。

到了晚上，大轿车一辆接一辆地把代表、委员们拉到百货大楼，大楼里灯火辉煌，人人喜气洋洋。我负责山西代表团人员的上下车、清点人数、按时回到饭店，故有机会也可沾点光进去。“三大件”等产品工作人员不能买。我买了什么已记不清了，惟一印象深的是排队买杂拌糖，因为人大代表、全国著名劳动模范 张秉贵亲自站台为代表们服务。

张秉贵有一手绝活，称之为“一抓准”和“一口清”。所谓“一抓准”，就是指张秉贵一把就能抓准份量。顾客要一两、二两、一斤，张秉贵一把抓下去，份量丝毫不差。他的“一口清”是非常神奇的算账速度。遇到顾客分斤分两买几种甚至一二十种糖果，他也能一边称糖一边用心算计算，经常是顾客要买多少的话音刚落，他也同时报出了应交的钱数。看他卖糖是一种享受。

现在你要去百货大楼，在楼前能看到张秉贵的半身雕像。

现在物资极大丰富，想要什么都能买到，国家也不需要为两会代表设什么专场了。讲句心里话，中国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要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