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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院那棵广玉兰开败了最后一朵白花 , 黄黄的火柴梗一样的花蕊,随着泛了黄的花瓣,稀里哗啦掉在树下那一人高的龙头假山石上时 , 徐阿姨又夹着她的裁缝包来了。
喜欢看徐阿姨做针线活。她是那个年代很少有的大脚姨婆。据说从小叛逆,结婚不久,年纪轻轻的,离开老公,只身一人,一块印花蓝布包着两件替换衣衫 , 便从绍兴到上海为人做佣了。
哥哥出生时,她就在我家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她成了邻居家的佣人,爸爸妈妈却雇了个小脚的无锡阿姨。
每年徐阿姨只是在这个落花的时节才来我家。那时的裁缝是吃住在雇主家的。一家从小到大一年的棉袄、夹衫都得翻新,怎么地都得两三星期。在我家做生活的那些天,无锡阿姨会在饭桌上多添几个菜,下午还要特意做水铺蛋给徐阿姨做点心。那是裁缝的待遇。
邻家同龄的孩子都喜欢凑在院子里一起玩 , 女孩子捉迷藏 , 玩娃娃,男孩子搓泥丸 , 打弹弓 , 我却喜欢绕在徐阿姨身边,边看着她做针线活 , 边听她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家长里短的说那些永远说不完的故事。她的故事就象她手中的活, 千针万线,密密麻麻。
龚家的故事就从那时开始了......
趴在八仙桌边,看着徐阿姨利索地打开那事先缩了水、黑底带金黄菊花的黄宫缎,反面对折,摊在桌上,又用指甲刮着面料,对齐了上下层。我递过划线盒,看着她从那小圆木盒的一端抽出一条黑线,按住一端,轻轻地在中间一拉,那道黑线就笔直地弹在了面料上了。
“徐阿姨,为什么肖品妈妈从来不和肖品爸爸说话?”问这话时,我才八岁。
肖品是龚伯伯的小儿子,一个比我大 7 、 8 岁的男孩。
徐阿姨在画了那开襟棉袄样子的的臂和腰身间熟练地画了一道弧,眼光从架在鼻翼上、一个镜脚用白色胶带固定着的老光镜上瞟了我一眼,提起剪刀,喀嚓喀嚓地延着那画线外两公分下了刀:“宁啦,不好作孽哦!”
我不懂那“作孽”是什么,似懂非懂地看着她。
“大小姐,你不懂的!” 那开襟棉袄面子已初具雏形了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