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落平阳加拿大 第十二章 硕士之梦

在第一学期的课程中，有一科叫高级Java程序设计，老师叫Henry(亨利)，似乎是个台湾省人。这位老师为人刁钻，但却很有点儿民族气节，他不信任外国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在第一次上课时，他挑出四个学生，用命令的口吻说：“You should drop 啊！”

这是他的原话。我记得我当时没好气儿地笑了笑，一来他的英语确实蹩脚，Drop是退课的意思，后面还加了个“啊”字，这种中英混合式的英语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二来就是我们这四个学生被挑出来是因为我们不是他教出来的学生，这理由听起来有点儿荒谬。

与我一同被挑出来的还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女同学，她叫阿奴，这个女孩因此而成为了我的朋友，并几乎一直做我的学习夥伴，直到毕业。

我们同命相怜，又能用英语快速交流，课后便攀谈起来。阿奴的反应让我首次意识到，印度也是一个被人凌弱的民族，她当时看起来很着急，问我校方有没有熟人，争取支持。而我却镇定自若，我知道北美学校各负其责，老师没有权力干涉学生选课。我当时的心态有点儿象个占领军，我想大概这个学校以前还没碰见过真正的学生，该杀杀你们老师的霸气。因此，我并未附和阿奴。

第二次上课，亨利见我还在班上，便又一次挑衅地说：“你为什么还在这儿？你应该退课。”

“No.”我当着全班的学生斩钉截铁地说，“这对我不公平！你没有权力强迫我退课。”

不知亨利当时心里是啥滋味，反正他嘴里立刻含了热豆腐，象是对我、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没有完成Java I，就一定不能选Java II。”

我又大声地用英语说：“我学过Java I，并通过了学校的辅导员，我有正式成绩单。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现在就让你看我们学校的课程概要，它就在网上。”

我的气势大概让亨利吃惊不小，另外，能在网上看课程概要也把他给镇住了，毕竟Seneca是全安大略省最大的学院，当时的装备还是很先进的。他只得暂时作罢，而课间休息时又装做颐指气使的样子过来看。我熟练地打开Seneca的网页，并连珠炮似的给他讲解，弄得他那混合英语一点儿也派不上用场。一些学生站在后边看热闹，也给他一个无形的压力。

他大概知道这回撞见了对手，同时也被我的气势压倒，不得不服输。其实我很尊敬亨利，后来又选了他的课。

这下可好，我的名声就此传开，一些中国学生不知道我是哪里出生，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嗑嗑吧吧地跟我说话。同时，我便明显感觉到他们那看着异类的目光 ── 中国人的歧视还是蛮严重的。我便又对他们说普通话，表明我可是同类，不要排斥我。英语后来成了我在校图书馆打工的本钱。

因为学校有TA，所以这里的老师不象Seneca，他们不用担心课下耽误太多时间判作业，所以老师就会全心全意地为学生考虑而出作业。这里的作业一周一次，由小到大，循序渐进，到了期末，你会发现原来所有这些作业累加起来便是一个完整的软件程序了，这样的学习即轻松又有长进。

亨利的课要求两人一组完成作业，阿奴自然成了我的夥伴。有个东北口音的人，叫侯哲，不知为什么，我怎么看他，怎么象个中国警察的儿子，我有两次请教他，他很热心。班上还有许多女士，她们的老公都是搞计算机的，家里有个备份，学起来会轻松一些。

学校的课程一般从下午开始，晚上最热闹。这是为了满足老师白天上班和学生白天打工的特殊需求，而我住得离学校很近，所以就上午做作业、中午睡觉休息、晚上上课，与我的生物钟正好合拍。

我住的房间后来来了个泰国人，叫个什么卡瓦拉潘这样的名字，是个执裤子弟。他二十出头儿，长长的头发，人瘦得比一把骨头还细。他有个毛病，无论是坐、是站、还是与人谈话，总用一只手卷自己脖子上的头发，似乎嫌弃那头发不是卷卷似的。他经常在夜间往泰国打电话，开门关门也一贯是兵兵帮帮的，晚上睡觉必须开着音响放重音乐。三天之后，同宿舍的人就受不了了，他们问我是怎么睡着的，有的到学校反应。而我就直率地向他礼貌地提出意见。

这人倒好，知错就改。而我就奇怪，难道以前就没人教育过他吗？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一次，一位室友把我叫到客厅，指着他胡乱堆在桌上的英语作业让我看。那上面开头写到：“要不是我那可恶的叔父，我们家可能会更加富有。”

我这才知道他出身豪门，大概是父母管不了，才送来美国，让我们来管。他有个女朋友在泰国，长得很漂亮，一个月后从泰国专程前来探望。短短一周时间，两人出去租旅馆住了。这下可乐坏了我们，大家买啤酒庆贺。一个礼拜之后他回来，说要去一个泰国餐馆打工。又一个礼拜后，他宣布要搬去老板娘家住了，大家问他要不要退掉学校的宿舍，他说：“先留着吧。”

就这样，直到我毕业他也没有回来，却一直在付学校的房租，而我就一直享用单人卧室。

在第一个学期上到三分之二的时候，班上就有一个同学找到工作了，职位是UNIX系统管理员，据说年薪7万8，这在当时只算中等水平。记得在班上，大家让他介绍经验，他只说没什么特别的，但提到有个考试，人家让他写个管理程序，他二话没说，拿笔就在黑板上写，结果当场签Offer。

Offer是聘书，根据公司大小，Offer从几页到几十页不等。那上边不仅写明年薪，还会列出你享受的福利和保险，另外也会标明你的责任。据说有的人比较抢手，一天能拿好几个Offer，煞是令人羡慕。

学校不时传出某某某找到工作了的消息，因为我初来乍到，这些人多半我不认识，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能没学习动力吗？加上我选的课程又确实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几乎一天到晚泡在学校里。

计算机不同于其他课程，来不得半点儿马虎。程序基本上没有工作得好不好之说，它是要么工作、要么不工作，或是要么做得对、要么做得不对。而且不工作的程序都有你以前不知道的新问题，需要去分析、去猜、去试。而且越往高走，碰到的问题越没人可问。有时被一个问题卡住，两三天解决不了，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给人的挫折感很强，没有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的人，很难坚持下来。国外的共识是做IT这行的中国人和印度人较多，我想大概因为这两个民族的民族性格里都有个 “忍”字。一般白人女孩儿做IT较少，概因她们长得漂亮，不必受这个苦。白人男孩儿呢，只要是在这个行当里的，一定有个鬼聪明，我们叫“怪杰”。

我们邻居的House住着学校的女生，她们经常心血来潮地请我们吃饭。有时，我们也会凑几个菜请她们过来。其中有个四川来的女孩叫Stella，长得清新、漂亮，有许多追求者。她属于那种心地善良的中国女孩儿，不忍残酷地拒绝别人，我曾经看到她在宿舍门口与她交往不久的男朋友干站着，那男朋友似乎在缠着她，脸上很痛苦。

另一个北京女孩Holly更有意思，开始听说她经常给国内的男朋友打电话，一会儿英语一会儿中国话的。后来才知道，他的男朋友是个美国人。再后来，男朋友回美国来和她结婚，竟然管我叫“王哥”，记得当时我大笑世界颠倒了。

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成绩很好，令我蠢蠢欲动地要找工作了。找工作又免不了面试，湾区周边城市很多，没有车应付不了面试。一天夜里，我借用我的同学和他的车，开到奥克兰附近一处灯光昏暗的街区，找到一位只讲广东话、不识汉字的厨子，在他女儿的翻译下，我们半广东话、半英语地讨价还价了一个多小时，终於离开了他那低矮破旧的小屋，开回了一辆94年的马自达。

有了这辆车，我帮朋友买菜、送人，也帮自己招工面试，跑了湾区不少地方。第一次面试是在旧金山，也是我第一次需要加油。我开到加油站，象在加拿大一样地拿起油嘴儿，按了油级按键，但油泵不工作。正当我近距离仔细观察油泵的当儿，一个离我耳朵半寸的小喇叭响了，吓了我一大跳，一个声音招呼我进门说话。一个越南口音的女人，比划着告诉我，我需要先付钱。我问是我需要先付钱呢，还是所有的人都得先付钱。她象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说：“所有的人。”我这才知道，在美国是先付钱后加油，概是为了防止有些人加完油就溜号儿，我当时立即意识到这里的信用不够好。

在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面试以后，我在Cupertino找到了我要的工作。这是个南韩人投资的公司，公司里除了南韩人便是印度人，我想这下可没挑了 ── 地点是矽谷、同事是印度人，再典型不过的IT公司了。CEO是个在印度工作过的南韩人，他对如何使用印度人非常在行，经常戏谑印度四股道上跑六辆车，几个印度老哥儿也不得不苦笑称是。有一次，他问我，说他看到韩国报纸刊登照片，是毛泽东在长江游泳，好象是个大事件，为什么？我说毛泽东喜欢挑战，所以到大江大河去游泳，他摇着头表示那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做的。我当时心想也是，试想一个韩国总统如果动用保安人员和地县长陪他在汉江游泳，似乎真的不可思议。

公司每周五有工作早餐，包括Bagel、Cheese、Doughnut和橙汁、牛奶、可乐等饮料，是CEO和员工拉家常和布置工作的好时候。平时冰箱里总有冷冻快餐和饼干，开始我以为这是公司文化，后来悟出其道理，原来是为员工加班用的。印度人加班是家常便饭，早晨不到8：30他们就来了，常常一直工作到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他们大都住在圣何塞，就是说，他们回到家几乎必须倒头便睡，不然则没精神支撑第二天的工作。我试着探寻，原来他们大都持工作签证，丢了工作就面临回家，所以都拼命表现。南韩人也经常加班，通常加一个小时是基础值，与印度人倒挺合拍。有个叫Reddy的印度人干得特别苦，后来知道公司正在给他办绿卡。“完了，”我想，“CEO面试我时说的给我办绿卡的事算是猴年马月去了。”

在矽谷加班可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儿的移民多，排队等绿卡的人也多。美国移民法规定，持工作签证的人申请绿卡必须有工作单位担保，即有正式工作，且一旦更换工作单位，则必须重新申请，或者说重新排队。这一招儿把工作签证的人看得死死的，人们为了不被解雇，都在拼死加班，人与人的竞争也很激烈。不少雇主则视工作量而雇佣员工，工作量大的、要加班的雇需要绿卡的Full-time，工作量小的雇小时工或Part-time。我听一个同学说，她的房东两口子都是大陆人，双双为Oracle公司工作，早晨睁眼就走，晚上经常十一点到家，端着饭进卧室，第二天早晨才出来，房子基本是给她买的。

我记得2001年的大年三十，我们几个加班到没有公共汽车，我好心送那几个印度人回家，结果迷了路，在101公路附近转却找不到入口，当时已是半夜两点多了。我就等在一个交通灯下，一辆黑色捷达迎面驶来，我闪动前车灯，捷达驶过我又转回头来，前面坐着两个白人大男孩。我请求他们把我带到101入口，说话间捷达的后窗户缓缓摇下，从后座上坐起一位华裔大女孩，令我着实大吃一惊。女孩的脸象是北方人，长得很周正、性感，显然，她是二代移民，已经融入当地社会。她没有说话，任凭两个大男孩掉转车头，当他们从101入口驶过时，一只胳膊从驾驶室里伸出来指了指，我加快速度，鸣笛感谢。

这个年之后，公司又雇了一个伊朗裔项目负责人、一个斯里兰卡裔质检、和一个中国女孩程序员。有一次我向伊朗人反映一个EJB少一个数据库功能，希望他能告诉EJB项目组加上，不想他竟叫我在JSP页面上加。他此言一出，我就知道他不懂这个技术的结构，在当时情况下，我竟不知怎么办。如果是现在，我会发给他一个Email，同时CC给EJB项目负责人，请他们加上就完了。其实，在IT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这种事是时常发生的，发一个Email、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各方都会接受。由於我当时缺乏解决这类问题的经验，竟找CEO谈。南韩人的自尊心是天字第一号，可我当时并不知道。结果CEO不懂，觉得丢了面子，搞得十分尴尬。

我对Email的运用缺乏理解还表现在讨论问题上，我当时认为写Email多麻烦，两秒钟走到头儿面前问一下不都清楚了？其实不然，我不知道的问题往往头儿也不知道，他也需要查书、查英特网，而Email就给了人家一个缓和的机会。

但从另一方面，矽谷地区鱼龙混杂，象这个伊朗人就是个充数的滥竽，碰上不懂技术的经理、CEO，就能蒙上一阵子，拿着工资偷学点儿东西，再换其他公司继续干。这类人里移民较多，而移民里又以印巴人种和中东人尤甚。我觉得一方面是环境逼的，他们总得生存，另一方面就是道德和教养的问题了。

说到道德和教养，这里有三个例子。阿奴是我的同学、好朋友，他找我借一本教科书，我借了她。中国人的俗话叫“好借好还”，而她却把我的书画的乱七八糟，且还我时并未说声“Sorry”。她的丈夫是被印度外派多年的工程师，回国娶的她，按理说应该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但教养却如此的差。

还有一次我去买啤酒，收银员是个印巴女孩，她要我出示驾照以便查阅年龄。这我理解，但当时我多嘴地开了句玩笑，我说：“你看我象Underage吗？”她竟然说：“我看你象60多岁的。”我宁愿相信她这是开玩笑，可这玩笑也太没边儿了。

另有一次，斯里兰卡人对我落井下石。记得在一次例会上，我问了一个商业上的逻辑问题，CEO认为我早就应该知道，很不满意地责成斯里兰卡人会后单独给我解释。斯里兰卡人用他那象含了土豆儿的英语简单地解释了一遍，就阴阳怪气地问我明白不明白，我其实是不明白他说的英语，就说“不明白”。他一边蔑视地看着我，一边说：“我可以讲壹佰遍，直到你明白为止。”我心里委屈，说了声“不用了，谢谢你，我想我自己会搞清楚的。”就走出了会议室。结果我问遍我们组里的人，没一个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一个Email给大家，客气地请教，效果会好得多，而我当时却没有。

时间过得真快，留学的日子快要过去了，我人也几乎耗尽了。要上班、又要上课，上班的强度又这么大，我拼命地写程序，也只能赶上他们的三分之二。我的肩膀开始酸痛，夜里回家有时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穿着皮夹克就迫不及待地瘫在床上睡过去，同事们也都看出来我上班无精打采。就在此时，股市开始下滑了，“． com”们开始逐一倒闭，报纸上公开刊登大幅照片 ── 持工作签证的人开始卷铺盖回家了。

一天，CEO将我召进办公室，对我说：“考虑到你还是学生，请还是回学校吧。”我知道这是辞退我了，虽然心里很失落，但我还是感激公司的同仁们教给我的技能与经验，我给CEO鞠了一躬，问他愿不愿意给我写Reference，他说可以，信会邮寄给我。

我回到办公桌，打了一封告别邮件，发给同事们。大概是这封邮件提醒了二把手儿朴某某，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说：“我要你马上离开。”我当时真的觉得韩国人是如此的没有礼貌和野蛮。后来才知，这是北美的惯例，原因是为了防止我破坏公司的数据。允许我回趟办公桌，算是对我客气的，只是朴“韩国”的英语表达有些生硬罢了。

被辞退的我好像得到一种解脱，我挣的钱正好够我完成学业，我睡了一整天，数了数自己的钱，筹划着怎么跟我的同学们说。毕竟，被人辞退还是不那么光彩的事。

网络泡沫消失、裁员风潮搞得人心慌慌，一个中国女生幸灾乐祸地对我说幸亏她没有选择网络方向，其实我知道她是学不下去，才转学别的。同学中有准备回国的了，一天，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姐宣布将要回国，我们寝室准备给她开个欢送会，大家采购一统，派一个人去通知他。不料，这位老实人多说了一句话：“你的朋友也可以来。”这下不要紧，呼啦啦来了好多人。当然，大多数都带了礼品食物，但也有一些前来蹭饭。大家分分吹牛，象“你当了总理我就海归”之类的话更没少说。

相形之下，也有些人想方设法要留下来。一个哥们的护照过期了，自己却浑然不知。后来是我开车送他去照中国的护照照片，因为中国护照照片的尺寸要求严格，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与照相馆老板解释为什么只能照成这样、如果一次不成功如何不要收钱，等等。搞得老板脑袋都大了，直冒虚汗。据说，这位同学的爸爸可以在中国东北、在这位同学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为他拿到新护照，并办好签证。

加拿大给了我很好的庇护，因为我不必为留在美国而费心，所以不少人向我打听如果才能移民加拿大。看到如此形势，再加上美国工作加班和不同人种人际关系上的压力，我决心学成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