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提起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我们都不陌生。他代表了美国五十年代一段政治上的黑暗时期。在“追查共产党间谍”的名义下，无数政府官员，军官，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受到无端调查，猜忌以至迫害，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让位于“清除共产主义之癌”的狂热。然而，这个噩梦是怎样结束的呢？这个问题能回答的人就不多了。这里，我就来讲讲麦卡锡从兴旺到末路的故事。
其实，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并非当年反共产主义的领袖人物。美国政府对苏联共产党的渗透和间谍活动的追查，在二次大战时就开始了。臭名昭著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成立于1938年。在麦卡锡参议员声名鹊起之前，这个属于众议院的委员会已经办了一系列著名的“间谍”案子。而在麦卡锡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反共产主义的努力并未终止。FBI的局长胡佛到六十年代还在从事“反共大业”。然而，麦卡锡被看作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他目无法律的蛮干，他对行政部门和军方肆无忌惮的挑战，他操纵媒体造势的娴熟技能，的确把反共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而 他自己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共和党参议员，借着民众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而一夜成为最受媒体追捧的明星政客。
麦卡锡在1950年以子虚乌有的“外交部里的205名共产党员名单”一夜成名，而到1953年更执掌了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主席的位置。这本来是个相对的闲差，但麦卡锡却将这个委员会变成了他与共产党“战斗”的桥头堡，大肆举行旨在“揭露共产党间谍活动”的听证会，传唤“嫌疑人”来“作证”。他还首创了“行政听证”(executive session)的形式，在公开听证前举行秘密听证，便于他威吓，误导“证人”。这些秘密听证的记录，在前几年前才被公开。光是在1953年，就进行了117场秘密听证，包括395名证人。麦卡锡公然违反“疑罪从无”的法理传统，给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的证人加上“第五修正案共产党”的标签。在他两年的任期内传唤的653个证人中，没有一个人被定罪。但是很多经历这个噩梦的人因此丢掉了工作或受到了名誉伤害。由于在委员会里呼风唤雨而且受到媒体追捧，麦卡锡越来越不可一世。有一次记者质疑他在读的是不是一份机密文件，他竟然回答说：“现在不是了，因为我刚把它解密了。”还有一次他对朋友说：“你想当将军吗？我可以帮你搞定。我在陆军说了算！”
麦卡锡的倒行逆施一开始就遭到种种反对。对于1950年他提出的“205名共产党员名单”，调查麦卡锡指控的“外交部雇员忠诚调查委员会”得出了“查无实据”的结论，更指责麦卡锡“无中生有和作伪”。但是结果麦卡锡毫发无损，反而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 马里兰的民主党员泰丁斯（Millard Tydings）当年落选，而麦卡锡直接干预了这场竞选。后来关于此事的调查和对于麦卡锡的其他指责在参议院产生了至少两份对麦卡锡相当不利的报告。但这些都未能撼动这位政治明星。麦卡锡委员会里的民主党成员抵制他的管理决策而退出活动。共和党成员也渐渐淡出，只剩下麦卡锡一人。可是这个“一人委员会”不但没有丧失信用，反而给了麦卡锡为所欲为的空间。当时，大多数政客害怕被指责为“红色同情者”或出于党派原因，不愿公开反对麦卡锡。
然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麦卡锡四处树敌，终于踢到铁板，招惹上了美国陆军。
麦卡锡与陆军的梁子，起于他对新泽西一个陆军基地的调查。他声称这个基地安全管理松懈并庇护共产党人，为此进行了多次听证。而陆军部则在不得罪麦卡锡和保护军官和军队运作之间走钢丝。终于，有一次麦卡锡对一个被传唤的将军十分无礼，激怒了陆军部长。他命令这位将军不要再去作证，从而直接与麦卡锡冲突。随后，媒体公布了陆军部法律顾问的日记，详细记录了麦卡锡及其助手为一位应征入伍的亲信争取特殊待遇而屡次对陆军施加压力的行为。麦卡锡阵营则公布了一些备忘录，指责陆军为了报复对陆军基地的调查而故意为难那位亲信。当然，这样的事就需要通过听证来解决。于是，这场“麦卡锡对陆军部”的听证在1954年4月22日开始。
谁知，这场听证直接导致了麦卡锡的覆亡。本来，听证就在麦卡锡的“永久调查委员会”进行，他算是至少占了地利人和。但是因为利益冲突，听证必须由另一个参议员主持（他也是麦卡锡的朋友）。而且以前抵制委员会活动的民主党成员也都回来了。这样，麦卡锡就不能一手遮天了。更重要的是，在参院民主党领袖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暗中推动下，这个听证全程在电视上转播。以往，麦卡锡的“行政听证”是不公开的，但麦卡锡常常在会后召开记者会，介绍听证的情况，成了媒体的唯一信息来源。现在全程转播，至少麦卡锡的对手在美国公众面前取得了和他同样的话语权。
听证一开始，麦卡锡就连遭挫折。陆军方面的律师韦尔奇（Joseph N. Welch）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利用麦卡锡篡改照片和信件的两件事大做文章，大大打击了麦卡锡的可信度。麦卡锡在会上飞扬跋扈的做派也引起了普遍的反感。麦卡锡恼羞成怒，终于走出了注定自己败局的一步棋。
当时韦尔奇所在的律师所有个律师叫菲舍（Fred Fisher），早期参加过一个接近共产党的律师协会。韦尔奇在接受陆军委托时就曾经犹豫，生怕麦卡锡因此而伤害到他的同事。后来双方达成协议：麦卡锡方面不提菲舍的事，陆军方面也不提麦卡锡助手的一件丑闻。可这时在听证会上，麦卡锡眼见自己的助手在韦尔奇的追问下无词以对，忽然提出了菲舍的事。此言一出，了解内情的人们顿时目瞪口呆，整个听证室鸦雀无声。
也许是早有准备吧。韦尔奇并没有指责麦卡锡违反协议，而是抢占了道德制高点。他在众目睽睽下缓缓说道：“参议员先生，直到今日，我一直低估了你的残忍和不负责任。”在介绍了菲舍的历史，以及指出菲舍和听证会没有任何关系以后，他继续说：“我做梦也想不到你会如此残忍和不负责任地伤害一个小伙子。的确他还在我们事务所工作。而且他会继续工作下去。但是我遗憾地说，你毫无必要地给他制造了永久的伤痕。如果我有权饶恕你的残忍和不负责任的话，我会这样做，因为我是个君子。但是你的宽恕，必须来自另一个人。”
麦卡锡还想还嘴，韦尔奇打断了他的话：“参议员先生，我们到此为止吧！我们承认他曾参加过律师协会。让我们不要再伤害那个小伙子了吧。你已经做够了。你到底有没有善良之心？你还有没有善良之心？”
说完这些后，韦尔奇低下头，走出了听证室。在外面众多摄像机面前，六十多岁的韦尔奇痛哭失声。直到这时，麦卡锡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两手一摊：“我做错了什么？”
至此，形势急转直下。麦卡锡的公众支持一夜之间蒸发殆尽。他算是完了。
麦卡锡多年倒行逆施，也结下了不少强敌。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胡佛也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但他对麦卡锡的信口开河很反感，早就不同他合作了。更重要的敌人，是1952年当选的美国总统，共和党员艾森豪威尔，人称艾克。麦卡锡发迹初期，靠的就是指控当时的总统，民主党员杜鲁门肃清共产党不力，指控政府机构包容共产党。这对共和党夺取国会多数和总统宝座出了力，也得到其他共和党员的支持。可是艾森豪威尔就任后，麦卡锡不知轻重，依然故我。特别是，麦卡锡攻击的军方人士中，有很多是总统的旧部。这就使得艾克很不爽。但是老谋深算的艾克并不公开发难，而是等待时机。上面说到陆军部抛出的“日记”，就是艾克幕后运作的杰作。在听证会开始后，艾克终于走到了前台。他签发了一项指令，制止任何行政官员就行政分支的内部交谈作证。明显地，这就给麦卡锡传唤证人造成了极大障碍。麦卡锡听到消息后也一时不知所措。
艾森豪威尔的指令也就是后来成为经典的“行政特权”(Executive Privilege)。在水门事件中，尼克松（当年艾克的副总统）就以此为据拒绝提供有关信息。以后总统在面对调查时也常常祭出这张王牌。但在当时，这种说法的法理根据是很可疑的。但是，由于艾克在公众中的威望和当时的人心向背，他居然不受挑战地建立了这个先例。
以麦卡锡的个性当然不会就此认输。十天后，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他也以个人声望作赌注，号召联邦雇员们对抗总统的指令，向他提供消息。而白宫则指责麦卡锡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由于联邦雇员并没有大规模“反水”，这一仗是麦卡锡输了。后来，麦卡锡还提出参院决议案来挑战总统，并向全国人民“道歉”，说当初不该支持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但艾森豪威尔已经不再把他放在眼里，不予回应了。
另一个挑战麦卡锡的，是共和党参议员佛兰德（Ralph Flanders）。听证结束不久，在艾森豪威尔的暗中鼓励下，他于1954年6月在参院提出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经过半年的折冲妥协，最后参院通过了比原提案减轻了很多的“申诫”案，其中指责麦卡锡的罪名只剩下一条：藐视参议院。尽管如此，这个申诫案还是给了麦卡锡严重打击，表明他在参议院已经不得人心。从那以后，不仅他在参院大厅里听者寥寥，在参院餐厅他也成了孤家寡人。
1955年初，因为共和党失去了参院多数，麦卡锡交出了他委员会主席的权柄。这时，他已经是个沉湎在酒精中的行尸走肉，往年的光环荡然无存。1957年5月2日，48岁的麦卡锡参议员离开了人间。
我们都知道，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自我纠正错误，特别是个别领袖的错误，而避免酿成大灾难。可是对于那个严重违背民主原则和基本人权的时代，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怎样纠正的呢？从制度层次上说，这个“纠正机制”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参院虽然认定了麦卡锡作伪和不当干预选举，却无法约束他。几百名被他“一人委员会”传讯，恐吓的人也无法找回公道。甚至他的亲信作为一名士兵也可享有种种特权，连陆军部长都无可奈何。而且，麦卡锡的倒台也是同样莫名其妙。整个故事中没有立法，没有判决，也没有选举。“制度”基本是无所作为。
而关键的，还是人。麦卡锡尽管倒行逆施，尽管违反了种种法律规章，但还是需要“人”来追究。当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红帽子”的时候，区区一个参议员，就可以把法律踩在脚下了。而当大家都敢怒不敢言的时候，几个人出手就能扭转局面，恢复公义。权力上管不到参议员的总统幕后操作，陆军部长为一个将军打抱不平而挺身而出，最后一个来自波士顿的律师慷慨陈词，就启动了麦卡锡倒台的雪崩。当然，媒体从头到尾也起了重要作用。当初煽起恐共心理和炒红麦卡锡的就是报纸。麦卡锡当时的声望使他所向无敌。当电视普及后，民众从纪录片中和实况转播中亲眼看到了麦卡锡的作为，对他的观感就有了大转变。这也鼓励了政客们公开向他挑战。
所以，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制度并不是“自动”的保险。它只是提供了一个舞台，而我们都是其中的角色。如果我们都高枕无忧了，“民主制度”也就睡着了。说到底，一个社会中的正义感和一些基本的信念，才是少走弯路，少犯错误的根本保障。同样，我们在建设民主制度时光着眼于三权分立，全民选举这些“硬件”，也是不够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麦卡锡这段美国历史上的“非常时期”，给我们了解民主制度的运作和局限提供了很好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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