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从前的老北京人一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你吃了吗?”一样,“你出了吗?”近几年在我的生活圈子周围常常会听到。所谓“出”,不是出国,而是出书。但却与出国热(钟书先生喻为猩红热)差不多,问答的双方,出了的面有得色,俨然人五人六之态;未出或待出的则诚惶诚恐,大有落后知耻、需要迎头赶上的痛悔。
大陆的出书热已有十来年了,但至今犹未衰减。从影视名星出自传,到党政干部出论文集;从乳臭未干的少年少女出大部头小说或诗歌集,到四五十岁的父母出教育子女心得体会集;从学界为完成指标而凑字剪贴加自费,到文坛雇人当枪手找人写捧文,直至最近越演越烈的博客出书,很多人早已踌躇满志,不仅要出一本两本,而且开始了著作等身的宏伟计划。
这股风也刮到了海外华人的圈子里。侨居生活本就寂寞无边,中文报纸又可轻易入室登堂,各类网络平台更是无门槛接入,海外中文世界早已变得象天桥一般热闹,绘画、摄影、诗歌、小说、散文、杂评各项把式一应俱全。众把式在卖力搏好听口采之余,到国内出集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提上了日程,总不能只在草台上吆喝一辈子吧?出上一两本书,也算是变相的衣锦还乡,别的成就提不起来,好歹还会码几个字,没白到海外闯荡一回,在乡亲父老同学朋友就有了面子。于是乎,各种聚会场合上,传观新著大作就成了特色一景。
相形之下,“读书”与“论道”却是很不走运,大家都在说忙,好不容易有点儿空闲,又是忙着上网读天南地北的逸闻趣事,又是忙着看永远也看不完的中文影视剧,当然,主要还是忙着写书,忙着联系出版社,忙着筹划出书的银子,忙着参加各种聚会,展销自产的大作。读书?太忙了,没时间!能在一年之中,完整地读下一整本长篇小说的人,已经很少见,而读完一本非小说类又没有直接功用著作的人,更可以称得上是文明世界的罕物了。
这就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一个奇观:一方面是争先恐后的出书,一方面是急功近利的读书。前者饥不择食,题材广泛而多样,一本集子里杂七杂八,只要凑得出字数,又能支付一定资金,就可以出版发布,却丝毫不考虑连自己都不读书的年代,多出一本文化垃圾又有什么价值;后者则除非具实用价值(诸如学语言、选大学甚至化妆烹饪等)而少有人读,书籍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结晶的要义已因实用目的而更形矮化,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文明素质也因乏好书的滋养而日渐粗鄙。
旧时的书籍,除少数供科举用的应考书或具体专业用的工具书有很强目的性之外,多半是自然产物,而非刻意追求所致。用功的读书人,读多了自然忍不住落笔成文,文华绝代的大才子更少不了诗词唱和,由是留下无数锦绣文章,构成了几千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所敬重的一些学界前辈,一生除数篇论文外,没有出过书。他们或以“述而不作”而自解,自认一辈子教书育人,没有大块时间坐下来静心修书;或坦承学问不够精深,只能写出几篇心得,而难以成就大部著作。那时节,读书倒是占了他们不少时间,不仅在古籍故纸中乐而忘返,而且收罗一切新出的高品质中外学术著作,他们往往会托学生或朋友买来,仔细读过之后,再与大家一起切磋讨论。找书、读书、讨论的快乐将师生的关系拉得很近,也成为人生日常俗务之外最美的亮点、最享受的精神生活。对比今天的聚会,无疑,我更怀念那时的论道情景,更渴望那样的师友氛围。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此话诚然,很多成大事者并非读书人,不读书当然无碍于经商、做官,甚至成王成寇。不过,如刘项等辈,倒也并不和读书人拚财力抢出书,从这一点看,至少比今天的许多“作家”有自知之明。换言之,不读书不为过,不读书而忙出书却是对文化的大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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