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12章 理不清的“家务事”

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12章 理不清的“家务事” 作者：李文 第十二章　理不清的“家务事” ---------------------------------------------------------------- 山东的八路军就像一个大家庭。从１１５师进入山东时开始，这个大家庭的力量不断壮大。从总的方面讲，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矛盾，并且也经受过挫折。 “家庭矛盾” １１５师进入山东后，师的领导干部长期没有配齐。１９３８年春天，当时的师参谋长周昆携巨款逃跑，师参谋长的位置就一直空缺。入鲁之初，罗荣桓仍然兼任师政治部主任，政治部的工作主要由副主任黄励主持。 １９４０年１月间，黄励因为个人问题没有处理好而突然自杀，这样一来，领导师政治部的担子又全部落在罗荣桓的肩上。６月，军委任命鲁西军区政治委员萧华任师政治部主任。萧华于９月间到任后，罗荣桓便不再兼政治部主任，而以全力领导全师的工作。１９３９年底，原来留在晋西南的１１５师独立支队，对挑衅的阎锡山进行反击后转移到晋西北，翌年５月在支队长陈士榘的率领下进入山东，１０月间，到达鲁南，陈士榘这时被任命为１１５师的参谋长。因此陈光的工作量也大大减轻。到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１５师的领导班子虽已配齐，但在山东进行抗日斗争的八路军（包括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却仍未形成统一的领导。 自从１１５师入鲁以来，在山东就存在着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他们是当时平行的兄弟部队，这种情况不利于发挥共产党在山东的抗日力量的整体作用。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４日，北方局向中央建议，派徐向前到山东工作，并成立八路军第１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６月，徐向前和朱瑞到达鲁中地区，８月１日，发表通电，宣布就任第１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职务，并正式宣布成立八路军第１纵队。１９４０年６月，第１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离开山东返回延安（从１９４１年起，山东第１纵队的番号就不再使用）。因为徐向前的离开，山东又缺乏统一的领导。 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８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建议：山东暂由陈光和罗荣桓实施统一指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于１９４１年８月８日又作出决定，加强山东八路军作战指挥的统一。指示的内容是： “（甲）分局、１１５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 （乙）山东纵队归１１５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丙）将山纵及１１５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山东分局随即开会研究贯彻中央这一决定，决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１０月２日，罗荣桓和陈光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１１５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部署。 １０月２８日，中央又给山东发电报，重申上述指示，并明确指出：山东今后应“巩固与扩大１１５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发展方向……”中央要求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商量决定具体的集合地点。 在１１５师刚刚到达山东时，中共中央曾有让该部以山东作为跳板，然后继续南下的设想。这也是中央迟迟未统一山东抗日力量的一个原因。通过上述指示可以看出，中央已决定把山东作为１１５师的基本根据地。这样一来，１１５师的基本任务和预设战场就已经很明确，但山东八路军的统一和指挥仍存在问题。 山东纵队虽然“归１１５师首长指挥”，但只是“配合作战”。既然是配合，那就是说山东纵队还不属于１１５师。 统一指挥问题有所突破，但还不是干净利落，对某些问题并未明确。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 对于同山东纵队并肩作战，１１５师的领导陈光和罗荣桓一直都比较重视。特别是罗荣桓，他身为政委，更为关心。他强调要维护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主力和地方关系搞不好，要由主力负责。这一点，中央要求也很严格。为了增进了解，交流经验，在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之间进行了干部交流，并互相派人到对方部队观摩学习。 因此，１１５师与山东纵队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比较融洽。 为了打通抱犊崮山区与山东纵队机关驻地沂水蒙阴地区的联系，必须控制费县东部的天宝山区。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交通闭塞，相传从光绪以来，就没有向官府交纳过钱粮，真可谓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三打白彦之后，陈光和罗荣桓即争取当地的廉德山地方武装，并于７月间进驻这一地区，开辟了天宝山根据地，随后将师部北移到天宝山区的桃峪，缩短了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驻地之间的距离。 在中央提出由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商量决定如何靠拢后，两个部队之间的矛盾就随之产生。因为由１１５师领导整个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那么从形式上讲，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就有被１１５师“兼并”的可能，这样就造成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中一些人心理上的不平衡，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于是，山东分局的个别领导就向中央打起了“小报告”，对１１５师司政后机关提出多项指责，同时还向中央建议：“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会后再定。”这里所说的会，就是１９４０年秋季召开的１１５师高级干部会议。 桃峪不平 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１５师高级干部会议在桃峪召开。这地方有很多桃树，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桃花，非常迷人，因此当地的一些文人就将桃峪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相比。但当时的百姓并未过上幸福生活，桃峪并不是真正的桃花源。１１５师的桃峪会议也偶起风波。 陈光和罗荣桓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者有各支队和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人，山东分局的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罗荣桓在大会上作了关于１１５师在山东的总结报告，他说，１１５师进入冀鲁边、苏鲁豫、鲁西、鲁南等地区后，开辟了根据地，给这些地区输送了３００多名党政干部，帮助建立了一批县级政权，扩大了八路军的力量，建立了２个军区，６个军分区。在统一战线中，执行了党的政策，增进了与友军的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各个击破顽固势力，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用“争、插、挤、打、统、反”６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已经在各根据地采用的工作方法。 同时，罗荣桓也指出了１１５师存在的缺点。 一是军事发展与党的群众工作配合不好。由于不善于团结地方干部，求得地方党的配合，造成主力的极不充实，同时地方武装工作薄弱，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基点。 二是由于部队分散，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因而纪律松懈，破坏党的政策、损害党的传统的现象已很严重。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八路军只能进行相对分散，并进行游击战，这样一来，上级就无法对下级进行十分有效的控制，有些部队自以为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上国民党部队的一些习气。 这种违反纪律和政策的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就发生在桃峪会议召开前不久。８月间，已编入八路军的天宝山大队长廉德山叛变投敌，将八路军的一个侦察班和师政治部的几位民运干部扣押在山寨内。９月２日，八路军向叛匪发起攻击。廉德山的部队裹胁了一些群众固守天宝山险峰南大顶，使进攻南大顶的八路军遭到很大伤亡，这激起了攻击部队指战员的极大愤慨。罗荣桓担心部队攻占山顶以后会违犯政策，立即派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到前线去。然而，直工科长刘四喜又被叛军打死。而另一位同去的科长急红了眼，在攻下南大顶以后，不但没有制止违犯政策的现象，而且自己也枪杀了俘虏。罗荣桓得知后，立即将他撤职，同时批评了有关人员，并派组织部长梁必业去处理。随后，罗荣桓又向上级报告了此事，并作了自我批评。在桃峪会议上，罗荣桓主要是通过这一件事，并联系以前发生的一些问题，再一次强调执行政策、严格纪律的重要性，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这次会议上，罗荣桓还提出了“治军要严”的口号。 与会者对１１５师进入山东以来的工作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也反映出一些不同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对山东形势的估计，以及如何贯彻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等问题上。有的领导认为，共产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初步取得了优势。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已占全山东省的６０％，人口也占５０％。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他们便倾向于强调建设正规化的主力兵团，认为打游击战已经不过瘾，要打大仗，打运动战（或称运动游击战），而对于坚持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却不够重视，也缺乏更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罗荣桓和一些人不赞成这种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们从山东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八路军对敌伪军还是劣势，在当时组建正规兵团、打运动战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 会议期间，八路军总部来电，对桃峪高干会议作出指示，批评了１１５师军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１１５师已经作了严肃的处理，罗荣桓也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尽管如此，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还是以南大顶事件作为把柄，对１１５师进行严厉的指责。 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对１１５师的不断指责，有些是针对罗荣桓个人的，罗荣桓觉得山东的工作很难作。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在这一位置上可能会好些。于是，１０月４日，罗荣桓以个人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八路军总部对１１５师工作的批评，并请求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１０月１７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复电，在肯定八路军总部批评的同时，指出： “１１５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接到这一电报后，罗荣桓就放弃了个人的要求，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在桃峪会议上暴露出的各种分歧，在会议期间没有得出统一认识。 桃峪会议结束后，为了便于实行山东军事上的统一指挥，１１５师决定按照山东分局的意见，将师部转移到沂蒙山区。但考虑到鲁南地区是通向华中的枢纽，又是沂蒙山区的屏障，这个地方也不能放弃，于是，又把教导２旅一部，转移到沂水县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 解决“家庭困难” １１５师师部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靠拢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多粮少，部队和机关的日子都非常艰苦。 １１５师驻地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田少石头多，是山东有名的穷地方。由于山东八路军和共产党机关都挤在这一地区，吃饭成了问题。部队日常吃的都是煎饼，是用高粱面或其他面糊糊在平底锅上摊成的。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咬起来十分费劲。一些煎饼中的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为了便于下咽，在天宝山区烙煎饼时，还在面糊糊里掺一些山梨或柿子。当地蔬菜十分罕见，战士们时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如果是北方人，习惯于吃面食，不管面的质量如何。可是，师部有一些知识分子是南方人，习惯于吃米饭，又不会卷煎饼，双手拿着煎饼吃很像看报。于是，开饭吃煎饼时，他们便开玩笑说：“读报了，读报了。” １１５师的领导也同大家一样。当时罗荣桓虽有很厉害的痔疮，但也是每天“读报”不已。 穿的是羊毛棉袄。这乍一听，穿羊毛棉袄，还以为满不错，然而，却是名实不符。 １９３９年，１１５师从晋西出发时带了６万元，到鲁南后不久便花光了。于是南下郯城码头，才筹款解决了当年的棉衣问题。桃峪会议以后，又到深秋，因搞不到棉花，棉衣仍无着落。后来发现，当地养的羊不少，便决定就地取材，搜集老乡未经漂洗的羊毛，指战员每人发几斤，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用羊毛做絮，缝制棉衣。 正在大家忙于洗晒羊毛，制作棉衣的时候，陈士榘到任了。一天，罗荣桓同陈士榘沿着河边散步，见到许多战士在岸边石头上用柳条抽打羊毛。陈士榘就问罗荣桓： “这羊毛能不能像弹棉花那样弹呢？” 罗荣桓摇摇头说：“如果有一台破毛机就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他又说：“这只有等到胜利以后，现在只能是望梅止渴。” 这一年冬天，１１５师的领导与其他人一样，也是穿着这种羊毛棉衣。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弄得到处是羊毛，而且一它一它地向下坠，往往是棉衣的下部厚厚的，而上部却成了单衣。就是这样的衣服，帮助１１５师的指战员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在那种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部队有困难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１１５师到山东后，本想就地获取一些给养。但山东的国民党政府却百般阻挠，说１１５师的防区不在山东。从根据地里搞吧，当地的老百姓本身也苦得很。没办法，一开始八路军主要是靠打仗来维持生计，但打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不但要有好的作战目标，而且也应有足够的实力。 后来，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山东境内的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全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先是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和收藏。但是，不久很多地方又出现军民争荒地的矛盾。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山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参加了盐场的规划、建设和后来的晒盐劳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去卖，来回１００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可以赚３０余元。 后来，罗荣桓又指示机关开展多种经营，这样，机关又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３个生产队、２个油坊、１个酱园，还开办了供销店。当时的买卖做得还不算小，他们把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生活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用品。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山东八路军甚至把当时在抗大华中分校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留在山东帮助工作。１９４２年，返回延安的薛暮桥经过山东，在山东停留了３个月，后来中共中央来电催他回延安。罗荣桓就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暮桥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后来，薛暮桥认识到山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就留了下来。 另外，八路军还开了金矿，在根据地内发行自己的货币（即抗币，山东称为北海币），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自力更生，到１９４４年，山东八路军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年，罗荣桓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 “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５钱油盐，１斤多菜，每月１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于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１套，体力亦渐增强。” 八路军自己动手，战胜生活困难，不但顺利地渡过了难关，而且也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负担，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你还我干部” 从根本上讲，部队的战斗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二是武器。其中人是最重要的，而那些经过多次作战锻炼的人则更为重要。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有较好的心理素质，还有那种在作战中能随机应变的本领。这些人是部队的宝贵财富。长征结束时，红军只剩３万多人，但后来却不断壮大，战斗力仍没有减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八路军保留了相当一批红军骨干。在抗日战争那种艰苦环境中，这些骨干却是越来越少，少也是正常的，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但有些却是可以避免的，这关键是一个战术问题。 抗战以来，１１５师有一些指挥员习惯于１０年内战中那种猛冲猛打的战术。在与优良装备的日军作战时，有时伤亡过大。 １９４１年２月７日，教导２旅副旅长，人称“张疯子”的张仁初带着一个团，在郯马地区奉命出击时，在重坊附近与从新安镇（今新沂县城）出来“扫荡”的数百名日伪军相遇。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向八路军实施进攻。张仁初跨上战马，举起枪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跟着他勇猛地拼刺刀，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很严重，特别是许多长征过来的老战士和干部都牺牲了。战后，罗荣桓看到牺牲名单时，十分惋惜而又沉痛地说：“都是多么好的战士啊！” 就在这时，张仁初来了。他一脸兴奋的神情，老远就喊“政委！”罗荣桓这次既未让坐，也没有给他倒茶，而是狠狠地盯着张仁初，劈头就问： “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吧？你是来领赏的吧？” 张仁初懵了，愣愣地站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罗荣桓厉声说：“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没有赏给你。你真是个疯子！你还我干部，你还我战士！” 一向稳重的罗荣桓政委，此时怒容满面，透过黑边眼镜，可以看到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你违反了游击战的原则，拚掉了我们的红军老干部。你赔我的干部来！” 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战争岁月里，作战经验就是本钱，就是财富，有时可以说就是胜利。在作战中损失了那些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老战士、老干部，对八路军来讲，就意味着遭到了比较大的损失。特别是那些红军干部，他们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不但具有十分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还经受了意志上的磨练。他们很多都曾与罗荣桓一同战斗过，罗荣桓非常深刻地了解他们。一旦失去他们，无论于公于私，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感情上讲，都是难以接受的。 张仁初一声不吭，低着头站在那里。抛开作战的胜利，去想一下所遭受的损失，他的那种兴奋感陡然消失。想到那些永远也不会再见到的战友和部下，他的眼圈也红了。 罗荣桓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干革命不能单凭一股冲劲，打仗也不能只靠勇敢。现在我们是开展游击战，不是打阵地战。只管打得过瘾，动不动就硬拚，革命的本钱被拚光，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 张仁初低着头，十分沉痛地说：“政委，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 是啊，打仗不能光靠勇敢，要有勇有谋。既讲勇气，也要讲战术，讲谋略。 张仁初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每逢提起，他总是十分后悔地说：“唉，罗政委说得对，我真是个疯子。” 针对重坊战斗这一类情况，罗荣桓和陈光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认为有必要提醒下属各部队。４月２４日，罗荣桓在司令部研究整军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具体条件不同了。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不是全部都可以适用于今天的。” ７月间，陈光和罗荣桓在发给各单位并报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指出：“部队对军事学习和战术素养的提高未引起重视，以致虽在实践中表现英勇顽强，但在战术上非常不够灵活、机动、巧妙，致使每次战斗都有较大伤亡。 仅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７月，即伤亡５５２５人。” “部队自转入敌后，由于战斗的频繁，部队军事教育不认真、不精细、不深入、不严格、怕麻烦，存在游击主义的习气与工作方式，使许多优良传统、好的作风逐渐荒疏。干部不注意军事学习，不看军事书籍，在这次干部军事测验中，部队干部１０５人测验，仅３８人及格。机关各部１２８人测验，仅３４人及格。总平均分数是５２．６分，相当惊人。” 这份电报列举了军事指挥脱离敌后游击战争实际的问题。比如，小部队作战指挥，多取正面进攻，队形过于密集，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采取灵活的队形与姿势。 针对上述问题，陈光和罗荣桓提出要加强军事教育的组织领导，对教育要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造成干部学习军事、提高战术素养的热潮，培养大批灵敏勇敢有高度战术素养的指挥员。对上级的一切指示、命令、通报等文件，一定要认真研究，结合实际严格执行；战斗之后，各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作为训练的教材；教育要严格、认真，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讲求实效，不白费精力；加强战士的军事技术教育，如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和防空、防毒，对付敌人坦克、装甲车、炮兵，以及夜战、伏击、袭击的训练；干部要熟悉部下，密切指战员的关系，各级干部定期向部下进行行政管理教育，讲部队倾向与克服方法；加强各种徒手、器械体操及障碍竞走的训练。 １９４１年８月１日，１１５师为检验部队的学习和训练效果，在蛟龙汪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军政检阅大会，进行了射击、投弹等军事项目的比赛和政治测验。 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１１５师的军事训练取得了很大成绩。指挥员明确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战斗员提高了军事技术水平，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歼敌数量不断增加，而伤亡明显减少。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７月，平均每月伤亡７９０余人，到１９４２年，每月平均伤亡下降到２９０余人。这是１１５师认真贯彻执行积蓄力量、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的总方针所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 刘少奇到了山东 １９４１年，日军在山东进行“扫荡”时，虽然山东的八路军给了日伪军以重大的打击，但那毕竟是一种缺乏主动权的作战行动。在整个反“扫荡”过程中，八路军只是根据日军行动而采取一些相应的应付措施。虽然八路军坚持了沂蒙山区的抗日根据地，但也蒙受了重大损失。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以及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但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山东的八路军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失误。 １１５师的两位领导罗荣桓和陈光通过总结沂蒙山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指出了这些失误，并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反映了存在的这些失误。 罗荣桓和陈光认为，这次反“扫荡”，反映了领导人过去对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在上半年比较和平的环境中，产生了麻痹的情绪，未能接受其他地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对反“扫荡”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同时，对于山东的三角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在当时的情况下，日伪军、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三方谁都没有能力一下子消灭任何一方，因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方面，却忽略了对日军的武装出击。 他们指出：在此次沂蒙山区反“扫荡”中，完全证实了中央军委指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已进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阶段，我们的斗争方针应该是长期的分散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保存自己的实力，加强民兵及全部武装地方化，准备迎接配合战略反攻，是万分正确的。同时证实，不采取灵活的游击战争，而守村守寨单纯防御挨打的办法，和一切依靠主力打天下，想先将敌顽一齐消灭，打开局面后再进行工作等，都是不正确的。 他们还认为，在这次反“扫荡”中暴露出机关庞大、周转不灵以及不切实际、工作不深入、铺张、形式主义作风等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八大剧团的会演上，也表现在习惯于开大会、做大报告上。对于这些完全不适合敌后环境的机关作风，罗荣桓从１９４１年４月起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没有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 罗荣桓看到了问题，但却没有权力解决这些问题。桃峪会议不但没有消除山东纵队与１１５师之间原来就已存在的矛盾，反而矛盾越来越多。问题和失误是明摆着的，而自己又没有办法处理，罗荣桓只好请求中央来解决。 １９４２年１月３０日和２月２日，罗荣桓又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再一次提出了对分局领导的意见，指出：这决不是由于困难来抱怨，而是为了认真总结沂蒙山区反“扫荡”的严重教训。罗荣桓还表示，自己在分局中也有责任。他建议分局召开一次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前来参加，总结山东工作，开展自我批评，明确山东今后的工作方针，加强党内团结，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刘少奇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１９４１年５月前称中原局）和新四军政委。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４月，山东曾受中原局领导，刘少奇对山东的情况有所了解，因此，罗荣桓等建议由他到山东来检查工作。这时，恰好刘少奇要返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１９４１年２月４日，毛泽东致电在苏北的刘少奇，指出：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过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同时，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对山东领导干部的配备提出了初步设想。 ３月３日，中央书记处又就解决山东领导问题分别给刘少奇、山东分局、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发出电报。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系统地介绍了山东情况和意见分歧的来龙去脉。在给山东分局、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的电报中，中央分别要求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得团结和统一。 ３月１８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及随从人员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教导５旅１３团团长周长胜率部护送他们穿越日伪军的数道封锁线，１１５师派教导２旅旅长曾国华率部队到陇海路以南迎接。 ４月１０日，刘少奇一行到达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驻地临沐县朱樊村。由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期已经临近，所以，刘少奇一落脚就找朱瑞等山东党政军负责人，了解各方面的情况，１１５师的两位领导罗荣桓和陈光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汇报了山东地区的敌我友三角斗争形势，陈述了对山东工作的意见。 刘少奇不但与许多干部深入地交谈，而且查阅了大量材料，并从当地其他干部和群众中直接了解了很多情况。在掌握了全面情况以后，他先召集山东分局委员（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以及肖华、陈士榘，开了一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刘少奇首先肯定了抗战以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武装，给日伪以重大打击，建立了根据地与游击区，发展了大批党员，训练了一批干部，初步组织了基本群众，并派兵增援了新四军，由此使共产党在山东站稳了脚跟，造成了长期坚持山东抗战的条件。同时，他也指出共产党山东领导层在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未能完成中央１９３９年１１月提出的“应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的任务。而事实上，在山东的各种力量的座次排列中，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只是位居第三，１９４０年反“扫荡”斗争的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刘少奇分析了山东的三角斗争的形势，认为：“力量对比为敌占优势，顽军次之，而我则处于第三……山东敌友我是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局面中，谁也不能很快解决问题。” 刘少奇认为，山东八路军之所以未能取得优势，除客观原因之外，在山东工作中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他指出：开始由于缺乏明确、坚定、独立自主地发动组织群众争取山东抗战领导地位的战略思想，失去了一些建立根据地、争取战略要点的有利时机。而１１５师进入山东又比较晚，故未能迅速取得优势。而有些同志“对山东形势的估计常是陷于过分乐观，以为自己已有优势，已有领导权，对形势可能的恶化及困难则估计不足”。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缺乏坚定的方针与切实的部署，在执行统战政策上，过于信任中间力量，让他们在我们根据地内组织“抗敌自卫军”，而我们自己的地方武装，却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 刘少奇还指出，在党的干部中，阶级观念、群众观念薄弱，减租减息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他认为这是广大群众未能真正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根本原因。 此外，刘少奇还指出山东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这主要是指前一段时间的“肃托”，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及党八股作风等。 刘少奇提出，今后“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国际国内的伟大事变。” 刘少奇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得到了在场的全体人员的赞成。 座谈会后，召开了一次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山东工作的战略方针、部署问题。不久，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又召开了分局委员会议，分局各位负责人彼此思想见了面，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朱瑞代表分局按照刘少奇讲话的精神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党工作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分局就此报告作出了决议，随即在中国共产党山东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普遍和深入的传达。 刘少奇来到山东，指导分局形成这一决议，对山东军民胜利渡过抗战的艰苦阶段，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协”的改组 在１１５师向山东分局靠拢之前，就存在一个“抗敌自卫军”这个山东特有的问题。１１５师转移后，罗荣桓就此事进行了调查。 事情是这样的：１９３９年夏，山东文化教育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受沈鸿烈排斥，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们中间有老同盟会会员、大学教授，也有参加过国民党的进步分子，有的早年就与共产党有过友好关系。他们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１９３９年７月，在山东分局的支持下，他们发起成立了“国民抗敌协会”（简称抗协），主要负责人有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杨希文、路雨亭、耿光波等。其中李澄之是在山东颇有影响的人士。他曾在沈鸿烈包办的山东抗日动员委员会内工作，因为思想进步，受沈鸿烈的排斥，便脱离国民党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购粮委员会，帮助抗日的部队购买军粮。沈鸿烈又出来干涉，李澄之愤怒地说：“反正我们是要抗日的，国民党不让我们抗日，我们去找共产党。”从此，他和耿光波等人便来到共产党的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一开始，“抗协”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在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山东分局有的领导人忽视了发展进步力量这一工作，产生了把“抗协”组成一个中间性质的国民党的念头，硬性将“国民抗敌协会”改成“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实际上违背了“国民抗敌协会”多数成员的初衷。１９４０年７月，山东分局又帮助“抗协”建立了“抗敌自卫军”，并且供给他们武器和经费，还派进去许多干部。这样一来，“抗协”是既有“党”，也有“军”，而且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套组织，实际上成为在根据地内与共产党、八路军平行的组织。虽然领导人都是热心抗战的进步分子，但是他们多是知识分子，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且出现了与共产党争权争位、争人争枪等错误倾向。 １１５师的领导人，特别是罗荣桓对建立和发展抗敌自卫军有不同看法。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９日，罗荣桓与陈光在给１１５师各单位的指示中提到，对于“抗协”组织，务使其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进步分子与对我同情者手里，对于“抗协”武装，须帮助掌握，防止“造成与我对立现象”，发现有不可靠或别具野心者时，另行处理。在无法改造的情况下，则由八路军接收整理。但这些指示，并未根本解决“抗协”的问题。 不久，刘少奇来到山东，帮助山东分局解决了这一让人头痛的问题。 刘少奇提出了这样的原则： “任何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到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参加抗日，必须服从我们党的领导和遵守党的各项政策。根本的问题在于有利于壮大抗战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战力量。” 遵照上述原则，刘少奇与朱瑞邀请“抗协”负责干部１０余人开座谈会，研究对“抗协”及“抗敌自卫军”的处理办法。 经过耐心的工作，“抗协”的负责人表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愿意将“抗协”所属“抗敌自卫军”交八路军统一整编。 ６月１８日，抗敌自卫军编入八路军。 ７月１３日，“抗协”山东省总部通知各级组织，将“抗协”的半政党性质改变为统战组织性质，同时做好解散的准备。 当年下半年，“抗协”的各级干部逐步安排到政府的文教、经济等部门任职，“抗协”的活动逐渐停止。 “抗协”的主要干部和很多会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１９４３年８月，耿光波、杨希文等还被选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的委员，李澄之等被选为参议员，稍后，许多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治军有方 如果说部队是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这个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素质高不高，部队的战斗力强不强，关键就要看这支部队的领导是否治军有方。在这方面，１１５师的两位主要领导，特别是政委罗荣桓，有自己的主意。 １９４０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时受到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为了经受住这场严峻的考验，罗荣桓认为要提高部队官兵的素质，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不能只片面地强调人数的增加。素质的提高包括３个方面，一是军事素质，一是政治素质，还有文化素质。 一般来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每个军人都明白的道理，所以对于军事训练，大家的思想都比较统一。但对于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很多人就不那么重视。１１５师领导在抓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注意抓部队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 １９４２年“八一”军政大检阅以后，从８月２２日开始，１１５师在蛟龙又召开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政治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抗战４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罗荣桓在会上讲了话。 会议由萧华作报告，报告稿是按照罗荣桓的意图起草，并经他修改审定的。 萧华的报告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 在政治工作方面，罗荣桓一贯强调政治和军事要紧密结合，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他在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４日的司令部部务会议上说：“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是以党的政治工作去保证，但另外一方面，不可缺少的一方面，要以行政工作的决定与实施，去完全适合党的总方针，并以行政系统指导工作，把党的政治工作与全部行政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政治工作落于空洞，不实际，甚至与行政工作失去协调，这就必然妨碍党的总方针在某些部门中的具体实现。” 罗荣桓认为，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表现在它用不同于军事工作的方法，达到共同的目标，而不是要和军事工作争权。他在教导２旅工作总结会上说：在军事管理方面，是有些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之不够，巩固高度的集中行动，保证战斗任务之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更艰苦耐心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之民主，来稳定战士的情绪，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和工作任务。这种不同的方式，不能解释为连长权力大，政治指导员权小，更不能由此引起关系的隔阂。相反地应法发扬互助精神，求得工作步调一致。如在队前执行纪律时，这是军事指挥员的职责，政治工作便不能随便去代替。……要努力工作去保证军事纪律的执行，并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任何对立与推诿责任的现象都是不许可的。 罗荣桓认为，要做好政治工作，必须首先发挥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他强调，政治干部的威信，要靠自己的模范行动、模范的工作去取得。他常常说，红军时期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与士兵的关系很密切。行军的时候军事指挥员经常骑着马在队伍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士兵们对党代表很拥护。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怀疑，这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士兵自愿地尊重党代表。 罗荣桓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为政治干部作出表率。他在听取别人意见时，从不打断别人的讲话，对讲错了的给予正确的引导，耐心启发，从不扣帽子，使别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抗战初期，有位团政委调到机关当组织干事，不安心机关工作。罗荣桓从侧面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有一天，就与这位干事拉家常，先问他是哪里人，哪一年参的军。然后说：“在组织干事中，你的资格是最老的吧？” “是的。改编八路军时，给我评的是少校干事。” 罗荣桓又问：“论部队实际工作经验，你比其他同志大概多一些吧？” 那位同志笑了一笑，感到是对自己的鼓励。接着，罗荣桓便谈到机关工作与部队工作同样重要，机关干部不能光用年轻的知识分子，还需要有一些资格老一点的、有部队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作骨干。他好像是与那位干事一起研究工作，没有丝毫批评和指责，那位干事本想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但是听了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认识到机关工作的重要，感到领导的信任，便不再提个人的要求了。 为了提高１１５师政治工作的效率，并且能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罗荣桓强调政治干部不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军事、懂业务，了解战争，熟悉部队。他每天都到司令部作战室去阅读和研究军事情况的报告，还时常督促师政治部的部长们，到司令部看军事文电，及时掌握各部队的作战情况。他常常派政治机关的干部下部队任职，到前线锻炼，同时又从部队抽调干部到政治机关工作。 与此同时，罗荣桓要求军事、供给、卫生等部门的党员干部，增强党的观念，尊重党的工作机关。在他的倡导下，１１５师规定，旅长、团长调动工作，除条件不允许者外，都要到政治部组织部来谈话和办手续。所有党员对政治机关提出的政治学习、支部工作等各项要求，都要积极响应，认真完成。所有党员都要参加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状况。党员交纳党费、转组织关系，都要自己去办，不允许由秘书或通信员代替。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１１５师在抓政治工作的同时，特别重视干部的教育问题。特别是罗荣桓对此事抓得非常紧。早在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罗荣桓在《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中便指出：“提高文化水准须认为是提高政治水准的重要手段，不能识字要识字，不能阅读要阅读，不能书写要书写，不能作文要作文。因此，提高文化水准不仅限于在一般党员中……还应包括上级干部，须按个人现有程度提高。” 罗荣桓经常对干部说：“虽然现在是战争环境，但是我们必须从紧迫的时间里再挤出些时间来，多读点书，多学点东西，以适应未来革命的发展。”在他的倡导下，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规定，只要情况许可，干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进行学习。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罗荣桓还给师直属队的同志系统地宣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要求广大干部战士都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则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 罗荣桓在签发《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文件之前，专门对师直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准作了调查。当他得知教导大队长李梓斌在文件上签名将“斌”写错了时，便派人将他请到师部，和蔼地问道：“你读过书没有？” “我是平江山沟里的放牛娃出身，小时候听说附近庙里有个教书先生，可学堂的门朝哪开我还不晓得呢。”李梓斌回答。 罗荣桓被他逗得笑了起来：“啊呀，我还不晓得呢，你后来是怎么识字的？” “我当连长开始学的。以前当班长、排长的时候，连钟表也不认识，搞不清几点钟。夜里换岗都是点根香，以香为准，一刮风，那岗就换得快了。当连长后，上级来了通知，我连‘通知’这两个字也不认识，就让文书给我念，念完后，通信员叫我在通知上画个‘知’字。我不会画，文书就教给我。因此，我头一个会认的字就是这个‘知’字，以后再一个一个地学。” 罗荣桓颇有兴致地听他讲完，然后问道： “听说你签名有时还要文书代笔，是吗？” “是的。”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怎么行呢？”罗荣桓皱起了眉头。 李梓斌辩解道：“现在我有图章了，到时候盖个章就行了，不用签名。” “唉，”罗荣桓摇了摇头，“老粗太粗了也不行啊！你识多少字啊？” “我不晓得。不过一般文件都能看下来，可字潦草了不行。陈光代师长的签名一笔一划写得认真，我能认得。不过，有的字笔划多，就秀才认半边，念白字是常有的事。” 罗荣桓语重心长地说：“偶尔念个把白字，也在所难免，但多了就不好了。教导大队好比是一所学校，你这个大队长就好比是校长，你都当了校长了，不提高文化水准不行，字不但要会念，还要会讲、会写、会用。” 李梓斌问道：“那我该怎么学呢？” “用到什么，你就可以学什么，慢慢地积少成多。比如唱歌，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你不仅要会唱，而且要会讲，会写、会用。” 说到这里，罗荣桓招呼李梓斌坐到自己跟前，拿起一支铅笔边写边说： “比如这个‘游’就是游来游去，活动的意思……” 罗荣桓在逐字讲解了歌词后，问道：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啦？” 李梓斌激动地表示：“我回去一定好好学习。” 李梓斌回去以后，买了纸、墨、笔、砚，装进自己缝制的布袋，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时反“扫荡”上了山，就用大石头当桌子，坚持练习。几个月后，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作业在“八一”军政大检阅时被展览出来，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扬。 １１５师抓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的活动，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１９４１年７月，中央军委政治部印发的第三号《宣教通报》介绍了１１５师干部教育的成果。通报中说：“１１５师半年来干部教育，在政策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面收到了比较明显之成绩。主要表现在一般干部都知道对根据地的工作应作长期打算，表现在违反政策以及各种不良倾向的减少，有个别干部受训前常犯错误，受训后则（判）若两人。文化教育的收获表现在工农干部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几个旅团级干部过去识字很少，现在能自己起草电稿和写信……有几个团能做到全体干部作日记。有几个连队由于干部文化学习的推动与影响，战士们学习情绪提高，有（的连）全连９４个战士能记日记。” 要想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运用报纸和刊物是重要的手段。罗荣桓很重视运用报纸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开始《战士报》是油印的，每期两版，只能登２０００余字。可有的编辑写文章，语句啰嗦，拖得很长，一期报纸登不了几篇稿子。有一天，罗荣桓亲自参加《战士报》社的座谈会，他针对报纸存在的问题，要求写短文章。句子要短，少用形容词，简单明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战士能一目了然。为此，他要求编辑、记者深入部队，深入实际，熟悉连队，熟悉战士。罗荣桓还经常亲自审改《战士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有时自己动手写社论。 为了加大报纸的容量，提高报纸的印刷质量，罗荣桓积极主张将油印改为铅印。他听说在湖西活动的教导４旅有印刷机，便吩咐去教导４旅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梁必业，把印刷机带回来。梁必业带了装运印刷机的船队过微山湖东来，罗荣桓派教导２旅第５团干部带了几百名战士去接。印刷机运到后，《战士报》即改为铅印。这时、罗荣桓又教育印刷厂的干部和工人，在物质条件有了改善的情况下，仍然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由于当时的经费比较紧张，有时报社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罗荣桓总是想一切办法解决。印报的纸张没有了，供给部不拨给报社买纸经费，印刷厂的负责人向罗荣桓汇报，罗荣桓说：“走，你跟我去找供给部。”他对供给部长说：“为什么不给报社经费呀？你们不要轻视报纸工作嘛，有时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为了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１１５师组建了战士剧社。因为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进行工作，宣传队员们组织了战斗班，扛起大枪，经常跟着战斗部队一同反“扫荡”，一面行军打仗，一面搞宣传工作。 关于战士剧社的建设，罗荣桓同样给予重视。他鼓励战士剧社编演战斗性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当时战士剧社的王汝俊编了一个关于发动妇女参加抗日的小戏，叫《老太婆的觉悟》。剧社社长朱明男扮女装演老太婆，非常逼真。 罗荣桓一共去看了３次，给作者和演员以热情的鼓励。在１９４１年“八一”举行的军政检阅时，这个小戏被评为文艺一等奖，并发给５元钱的奖金。 虽然是战争年代，但是在１１５师，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不但不受歧视，反而在某些方面还受到优待。有一次，罗荣桓得知宣传队员们有时烟不够抽时，就嘱咐管理科长说：“剧社的教员都是文艺工作者，写作、演出常常熬夜，还要同大家一样行军打仗。凡是会抽烟的，今后每人每月发给一斤黄烟。” 打进根据地的日本人 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明显感到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为了更多地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持其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就改变其策略，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加紧对中国抗日军民的政治进攻，企图借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动摇群众的自信心，挑起中国各抗日力量之间的矛盾。 在山东的八路军，密切注意日军作战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作为主要领导人的罗荣桓，仔细地研究了敌人的阴谋，指出日军的政治进攻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军事进攻，告诫所属部队，认真加以对待。在加紧政治进攻的同时，日军在济南建立了各种名为“公馆”的特务机关，专门对八路军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对此，八路军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还是有空子可钻，一个日本人就在此时打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 此人叫水野清，来到鲁中的边沿区活动。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想与八路军建立联系。一次他送来了敌人将要“扫荡”的消息，随后又提供了另外一些情报。事后证实，这些情报都是真的。在敌人“扫荡”时，此人还掩护过八路军的个别失散人员，营救了几个被俘人员。他学着说中国话，嘴上常常挂着一些进步名词，甚至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极为称赞。从这些表现看，水野清不像是个坏人。因此，他渐渐赢得八路军和根据地一部分人的信任。水野清和边沿区的许多老百姓，甚至还有一些干部，都混得比较熟了，就常常给老百姓看病，送点药给群众，不少人都认为他是进步人士。 后来，水野清说日本宪兵因他通共要逮捕他，就跑到根据地来了。因他是“进步人士”，因此大家对他常住根据地也不太在意。但他的一些言行却与他的“进步人士”身份越来越不相符。他认为共产党、八路军对日军的做法“太硬”了，群众也很难接受。他还向八路军建议，在边沿地区设立一个“实验区”，他可以向日方交涉，实验区里不驻日伪军，也要求八路军不要去，完全用“中国人办中国事”，开医院，办学校，以做到中日人民“合作一体”，“共存共荣”。据他说，这种方法如果推广到全华北和全中国，中国的问题便解决了。 罗荣桓很早就注意到水野清这个奇特人物。他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在敌工部干部陪同下，亲自与水野清谈了一次话。罗荣桓察颜观色，详细地询问了水野清的身世和来历，从谈话中发现了许多疑点。谈话结束后，罗荣桓指示敌工部，要一面给水野清做工作，一面仔细观察，从多方面了解此人。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济南的日伪报纸，痛骂水野清“叛国”。后来，活动在边沿区的武工队，又得到一封日文写的密信，是济南日本军部写给水野清的。信中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说他的薪水照发，家属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长期的敌后工作经验，使罗荣桓能够作出准确判断。 不久，罗荣桓又了解到，水野清要办的那种“实验区”，在各地均有发现。这是在北平的一批日本政治谋略人员策划的一种政治阴谋。他们笼络了一些中国青年，搞了个“中国革新同志会”，鼓吹用“和平”、“革新”道路，“打开中国事变的僵局”，“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这个组织得到日本军方的津贴，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在军事进攻受挫之后发动的一种政治进攻。当得到这一情况后，罗荣桓迅速指示有关部门，向延安和各地发出电报和信件，并通过党在济南的地下工作者，了解水野清的面目，最后终于证实水野清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间谍。 在此之前，水野清曾打友邻国家共产党的招牌，进行过破坏活动，使用过许多假名字，水野清只不过是他的最后一个化名。当水野清的真实身份被确认之后，罗荣桓对其进行了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这个狡猾的特务不得不认罪伏法。 就这样，罗荣桓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粉碎了这个日本人破坏八路军抗战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