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文革毛泽东对周恩来态度 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
2006-12-26 08:30:41 中华网文化
正当周恩来紧张筹备四届人大的召开时，1973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来中国访问。这是基辛格一年之内的第二次访华。其目的是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合作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达成一致意见。
毛泽东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要求美方“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但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暧昧，强调有困难，还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对此多少有点不满。
接下来，周恩来同叶剑英一起，与基辛格就中美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对基辛格说：我们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好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方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方已草拟了文本)。
不论采取上述两种方式的哪一种，都需要在美国的卫星与北京之间建立热线，以便在几分钟之内让你们得到消息。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会谈进行得相当艰苦。周恩抱着大量便血的重病之躯，连续地与基辛格昼夜会谈。应该说，这次会谈取得了很大成果。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同意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事先已经毛泽东及在北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圈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是基辛格提出的关于中美之间建立热线的问题，毛泽东听取了有些人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态度软弱了，说了错话，犯了错误。
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有关成员开会，以批评的口气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毛泽东还建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江青一伙以为“倒周”的时机来了。
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激动地站起来与江青争辩。
次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违心地检讨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周恩来的检讨并没有让周恩来过关。“四人帮”也绝不会放过这样一次打倒周恩来的机会。
从11月21日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人乘机对周恩来、叶剑英进行围攻？
“这次中美会谈简直就是丧权辱国，比李鸿章还李鸿章！”
“这次中美会谈所表现出来的错误就是投降主义！”
“我们党有过十次路线斗争。严肃地讲，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你周恩来就是错误路线的头子！”
“周恩来有野心，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
……好家伙！此时，套用毛泽东批评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时说的一句话“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一点也不过分。气焰之嚣张、气氛之紧张，前所未有。会议期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开水，听到了他们指名道姓地斥责周恩来，惊吓得把茶杯掉在了地上，哭着跑了出来。这名服务员也因此失去了为政治局会议服务的机会，连打下手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于这次政治局会议，当年在周恩来身边担任卫士的高振普有着清楚的记忆？
1973年11月21日晚8时，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会场设在东大厅。
东大厅这个地方不止一次地召开重要会议。和往常一样，我们把总理送至会场门口，把文件包交给他，就守候在会议室外面。会议时间很长，这并不奇怪，因为政治局开会哪一次也得五六个小时。照以往的做法，参加会的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把饭送进会场，他们边吃饭边开会。那天，我们把总理的饭准备好，请服务员送进去。时间不太长，饭一点没吃，原样退了回来。我很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先把饭端回厨房，等一小时再送一次。我并没有想别的，总理不按时吃饭是常事，今天不同的是，他没说等一下再吃，而是把饭退了回来。
一小时过去了，送去的饭又退了回来。服务员传话说，总理说不吃饭，也不再叫送吃的。我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想不出原因，只是等在外面干着急。我与大夫商量，不吃饭该吃的药不能误时，于是请服务员准时把药送去。总理把药吃了，我们稍微放松了一下。
几个小时过后，散会了。我跑近会场门口，等待着。总理第一个出来，他的脸色难看，人显得很疲劳。我接过文件包，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问总理：“你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他的语气很低沉。
“饿吗？”
“不饿。”
……再去开会，总理装文件的皮包轻了许多。临进会场，总理回头对我说，开会中间不吃饭。我马上说：药还是按时吃吧。总理让我们掌握。
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往开会不是这样，不吃饭，还让送杯玉米羹，今天什么也不让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年来的习惯，散会时，总理多数是最后走出会场，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交谈。这几天，情况有点反常：总理都是第一个走出来，而且是一个人，情绪又是那样的不好。这几天，只是在这里开会，没到过别处，也没约人谈话；这几天，毛主席那里也没去过。这种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这事出在总理身上。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我和张树迎轮流跟总理去会场。趁总理在家时，我俩也议论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直感是：中日、中美关系的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多大用场了，像要动手杀“牛”了。
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有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
“他妈的，我不干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回忆说？
当时被批准进入现场的服务人员、个别首长的随员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这哪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说话的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人员。她刚从东大厅里端着托盘出来，将盘子往桌子上一放，就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起先只是唏嘘声，一会儿便抽泣起来了。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跑过去把服务间通向外边过道的大门关上，又回过来劝她：“我们都是为首长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有做好本职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们管不了……”
我想以此劝她不要哭。
“张大夫，我实在看不下去呀！”
“我理解你，快擦干眼泪，一会儿你还要进去工作呢。”
我担心她的哭声一不小心被外边的人听到了，对她和我都不利，说不定还会连累更多……真不敢往下想。
……我在工作间里为总理用开水加温中药汤剂，请服务员送进去。我好容易把那个抽泣的给劝住了，又来了一个更厉害的丫头。她便是前面提到过的、被江青诬指投毒害她的小赵。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说：“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电影，游山逛景。总理一天到晚为人民操劳。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开完会回去，一起喝葡萄酒庆贺干杯呢！我真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要她轻声点。她又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我不怕坐牢……”
我的确服了她了。这广西妹子真的吃了豹子胆。自然，就像后来她也跟我说过，她不是不害怕，是豁出去了。
以上两位亲历者的回忆，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的处境。周恩来是一个善于克制自己感情的人，但就是善于克制自己的周恩来，也在工作人员面前表现得这样低沉，不吃不喝，可见面对江青等人颠倒黑白的嚣张，他是多么愤懑，多么难受！只因为江青等人手中握着毛泽东的令箭，周恩来只能痛苦地忍受！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是周恩来的品格。
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很快就发觉了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搞得太过。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一方面肯定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很好，但同时又批评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对于江青提出的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同一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毛泽东像是有意趁此机会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和支持。根据会谈记录，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情况的几个人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制止了江青一伙借机打倒周恩来的企图。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的批评戛然而止。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批周’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实质是觉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却绝不会打倒周。江青等人想借机闹事，结果也被毛泽东批了一下。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让一心倒周的江青集团大失所望。”
毛泽东心里的政治，就像他神奇的军事战略战术一样，总是让人琢磨不透。
摘自《重拳出击》 作者：陈扬勇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12-26 08:30:41 中华网文化
正当周恩来紧张筹备四届人大的召开时，1973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来中国访问。这是基辛格一年之内的第二次访华。其目的是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合作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达成一致意见。
毛泽东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要求美方“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但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暧昧，强调有困难，还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对此多少有点不满。
接下来，周恩来同叶剑英一起，与基辛格就中美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对基辛格说：我们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好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方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方已草拟了文本)。
不论采取上述两种方式的哪一种，都需要在美国的卫星与北京之间建立热线，以便在几分钟之内让你们得到消息。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会谈进行得相当艰苦。周恩抱着大量便血的重病之躯，连续地与基辛格昼夜会谈。应该说，这次会谈取得了很大成果。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同意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事先已经毛泽东及在北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圈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是基辛格提出的关于中美之间建立热线的问题，毛泽东听取了有些人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态度软弱了，说了错话，犯了错误。
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有关成员开会，以批评的口气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毛泽东还建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江青一伙以为“倒周”的时机来了。
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激动地站起来与江青争辩。
次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违心地检讨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周恩来的检讨并没有让周恩来过关。“四人帮”也绝不会放过这样一次打倒周恩来的机会。
从11月21日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人乘机对周恩来、叶剑英进行围攻？
“这次中美会谈简直就是丧权辱国，比李鸿章还李鸿章！”
“这次中美会谈所表现出来的错误就是投降主义！”
“我们党有过十次路线斗争。严肃地讲，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你周恩来就是错误路线的头子！”
“周恩来有野心，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
……好家伙！此时，套用毛泽东批评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时说的一句话“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一点也不过分。气焰之嚣张、气氛之紧张，前所未有。会议期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开水，听到了他们指名道姓地斥责周恩来，惊吓得把茶杯掉在了地上，哭着跑了出来。这名服务员也因此失去了为政治局会议服务的机会，连打下手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于这次政治局会议，当年在周恩来身边担任卫士的高振普有着清楚的记忆？
1973年11月21日晚8时，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会场设在东大厅。
东大厅这个地方不止一次地召开重要会议。和往常一样，我们把总理送至会场门口，把文件包交给他，就守候在会议室外面。会议时间很长，这并不奇怪，因为政治局开会哪一次也得五六个小时。照以往的做法，参加会的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把饭送进会场，他们边吃饭边开会。那天，我们把总理的饭准备好，请服务员送进去。时间不太长，饭一点没吃，原样退了回来。我很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先把饭端回厨房，等一小时再送一次。我并没有想别的，总理不按时吃饭是常事，今天不同的是，他没说等一下再吃，而是把饭退了回来。
一小时过去了，送去的饭又退了回来。服务员传话说，总理说不吃饭，也不再叫送吃的。我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想不出原因，只是等在外面干着急。我与大夫商量，不吃饭该吃的药不能误时，于是请服务员准时把药送去。总理把药吃了，我们稍微放松了一下。
几个小时过后，散会了。我跑近会场门口，等待着。总理第一个出来，他的脸色难看，人显得很疲劳。我接过文件包，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问总理：“你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他的语气很低沉。
“饿吗？”
“不饿。”
……再去开会，总理装文件的皮包轻了许多。临进会场，总理回头对我说，开会中间不吃饭。我马上说：药还是按时吃吧。总理让我们掌握。
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往开会不是这样，不吃饭，还让送杯玉米羹，今天什么也不让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年来的习惯，散会时，总理多数是最后走出会场，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交谈。这几天，情况有点反常：总理都是第一个走出来，而且是一个人，情绪又是那样的不好。这几天，只是在这里开会，没到过别处，也没约人谈话；这几天，毛主席那里也没去过。这种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这事出在总理身上。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我和张树迎轮流跟总理去会场。趁总理在家时，我俩也议论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直感是：中日、中美关系的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多大用场了，像要动手杀“牛”了。
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有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
“他妈的，我不干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回忆说？
当时被批准进入现场的服务人员、个别首长的随员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这哪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说话的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人员。她刚从东大厅里端着托盘出来，将盘子往桌子上一放，就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起先只是唏嘘声，一会儿便抽泣起来了。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跑过去把服务间通向外边过道的大门关上，又回过来劝她：“我们都是为首长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有做好本职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们管不了……”
我想以此劝她不要哭。
“张大夫，我实在看不下去呀！”
“我理解你，快擦干眼泪，一会儿你还要进去工作呢。”
我担心她的哭声一不小心被外边的人听到了，对她和我都不利，说不定还会连累更多……真不敢往下想。
……我在工作间里为总理用开水加温中药汤剂，请服务员送进去。我好容易把那个抽泣的给劝住了，又来了一个更厉害的丫头。她便是前面提到过的、被江青诬指投毒害她的小赵。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说：“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电影，游山逛景。总理一天到晚为人民操劳。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开完会回去，一起喝葡萄酒庆贺干杯呢！我真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要她轻声点。她又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我不怕坐牢……”
我的确服了她了。这广西妹子真的吃了豹子胆。自然，就像后来她也跟我说过，她不是不害怕，是豁出去了。
以上两位亲历者的回忆，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的处境。周恩来是一个善于克制自己感情的人，但就是善于克制自己的周恩来，也在工作人员面前表现得这样低沉，不吃不喝，可见面对江青等人颠倒黑白的嚣张，他是多么愤懑，多么难受！只因为江青等人手中握着毛泽东的令箭，周恩来只能痛苦地忍受！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是周恩来的品格。
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很快就发觉了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搞得太过。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一方面肯定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很好，但同时又批评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对于江青提出的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同一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毛泽东像是有意趁此机会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和支持。根据会谈记录，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情况的几个人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制止了江青一伙借机打倒周恩来的企图。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的批评戛然而止。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批周’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实质是觉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却绝不会打倒周。江青等人想借机闹事，结果也被毛泽东批了一下。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让一心倒周的江青集团大失所望。”
毛泽东心里的政治，就像他神奇的军事战略战术一样，总是让人琢磨不透。
摘自《重拳出击》 作者：陈扬勇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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