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人家的平凡事

平凡人家的平凡事

作者：陈贤庆

作者身份：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中华诗词家联谊会会员，广东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广东省岭南诗社社员、广东省楹联学会会员、中山诗社理事，中山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员等。 笔名观潮、岭南才子、黄圃客等。


　　……到了1959年，情况开始转坏，商店里的货品日见稀少，市场上的农
副产品日见缺乏，到饭店里吃上一顿饭已不容易，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时，
父母亲不时要带我们到街上的饭店吃饭，才能吃到一些鱼肉之类，去得比较
多的是广大路与中山路交界的华北饭店，那吃饭的情景终生难忘：当我们去
到饭店时，一般是没有座位的，我们必须站在某一张桌子别人的背后，看着
别人吃，等着别人离开，然后才有座位；而当我们自己吃饭的时候，我们的
身后也站着别的人，他们在看着我们吃，等着我们离开。这是一种十分尴尬
的吃饭形式，然而，饥饿之中的都市人，也顾不得面子了。即使这样的吃饭
形式，不久也盼不到了，饭店而没有饭菜供应，这并非天方夜谈。而在农村，
人民公社的大饭堂从饭菜任吃到无饭可吃，那亩产千斤万斤的“卫星”已无
力再放上天了。在乡下的我的姑姑、舅舅、堂叔等家庭，不时写信或来人求
救，他们已处在饿死的边缘，而且真有两位婶婶已病饿而死去！这一目了然
的严峻的形势，有人就是视而不见，不肯认错！庐山会议时，政治局委员、
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书党主席毛泽东，说了真话，如果这个时候纠正错误，还
可以挽救千万人的性命，然而，旷古奇冤的大悲剧却上演了，勇为人民“鼓
与呼”的铮铮铁汉，却被自认为代表人民愿望的毛泽东定为“反党集团”的
头目，被撤消一切职务！我在年少时即对解放军的将帅无限崇拜，家中贴有
一张“十大帅”的画像，想不到，我所敬仰的彭老总，一夜之间变成了“阶
级敌人”，当时只有11岁的我，是无论如何也参透不了其中的奥妙的。

　　1960年，中国人民陷入了极其苦难的深渊。还是后来刘少奇总结得对，
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时，粮食奇缺，以我们在广州为例，每人每
月只有十几二十斤米；油料奇缺，每人每月只有4两；猪肉和鱼每人每月都
不足半斤，肥皂要证，牙膏要证，草纸要证，火柴要证，而数量都是少得不
能再少；最记得还是布料，每人每年是一丈三尺六寸，不够成年人做一套衣
服！然而，最大的问题还是吃的问题，这关乎到生命是否能延续。现在的人
生怕吃得肉多吃得油多而胆固醇增高，那时的人，恐怕浑身也找不出一点胆
固醇来，街上所见到的，多是骨瘦如柴或浑身水肿的人。为了自救，人们只
有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街道的大姐们，发明了“双蒸饭”，即把饭煮熟
后，再加一次水去煮，饭自然就变得“多”了，这发明立即被推广，人们居
然也接受了这自欺欺人，更无营养的“双蒸饭”！不久，又有人发明了“米
糠糕”、“蔗渣饼”；不久，又有人发现了“黄狗头”、“小球藻”、“番
薯叶”、“香蕉心”可以吃，于是，也弄来吃，而上述那些东西，都是我吃
过的！我还曾跟随母亲到下塘一带挖过一些还能入口的野菜，也顺便割一些
青草回家喂那只自家养的兔子。当那兔子长到有两三斤时，父母亲合力把它
宰杀了，它那血肉化成的营养，应在我们体内保持有两三周时间吧。除了兔
子，我们还养过一种动物叫葵鼠，并非当宠物饲养，养他们是为了吃他们，
救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在广州市，还能勉强活得下去，乡下人尤其是穷山区
以及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的百姓，要吃到树皮、草根、观音土等，据有
关部门书籍提供的数据，1959至1961年，中国每年都饿死一千多万人！那么
，最终使我们家能度过难关的是什么？还是那让人背上黑锅的“海外关系”，
那“香港同胞”。从父亲的交代中可知，我的九叔解放前夕在海南读书，解
放军渡海，他被迫随国民党军去了台湾；而我四叔则是在解放时去了香港。
有这种关系，过去是十分糟糕的，起码有敌特之嫌，父母亲也从不向我们谈
起他们俩，但是到了最困难的时候，父亲也不得不求救于四叔他们了，因为
除了我们，还有远在云南的大哥，以及乡下的亲戚们，更需要猪油生油等救
命！正因为有了一点油料、食品等的滋补，我们才得以活下去。想想那几年，
父母该是多么的艰难啊！

　　1961年，情况稍有一点好转，原因是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几年来太过于冒
进，欲速而不达，不得不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收拾残局，
于是，他们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给农
民分点自留地，适当放宽农民的种养政策，适当开放农贸市场，这样做，使
得农民能够喘一口气，城里人也能见到一点农副产品。在离我们家比较近的
下塘，开辟了一个农贸市场，东西虽然贵，但能买到一点。一天，父亲去那
里，花了十几块钱买了几条番薯回来。回家后，他大惊失色道：“我明明记
得是买了8条，怎么现在手上只有7条？------到底是7条还是8条？------”
他拿出木称，称了又称，显得又无奈又痛心。这是我们都牢记而母亲又说了
多年的一件深刻往事。

　　那年，转业在南京教书的二哥回广州探亲，那时商店里已开始出现了一
种糕点，叫“高级饼”，其实只不过是纯用面粉做的罢了。既然叫“高级饼”，
价钱当然贵，似乎十几二十元一斤，但起码有得卖。二哥带我和妹妹上街，
我和妹妹站在那柜台前，眼睛紧盯着那些饼，口水都快要流到那玻璃柜台上！
这事，已小学毕业的我当然有记忆，而二哥更是记忆犹新，他后来也忍痛买
了一斤回家，让大家开开洋荤。某日，二哥带我们全家到北园酒家吃饭，那
时酒家已有一点东西可吃了，但非常贵，我们吃了三四十块钱，还只是半饥
不饱，回家后，仍要煮一锅粥吃，这事，也令母亲有了一个多年可讲的话题。
到了那年的年末，大哥从云南回来探亲，他那眼睛深深，胡子长长，穿一身
旧棉袄的样子，绝对比现在从河南安徽等地来广东行乞的老乞丐好不了多少。
农场方面让他回来探亲，大概也怕他饿死在那里。次日晚，我带路把大哥引
到长堤及南方大厦。那时南方大厦也有了一些东西卖了，以致大哥很感慨地
说：“走完南方大厦，就好象走完了一个城市。”我想，那时云南省赤贫得
更是可怕了。如果不是大哥已决心留在广州，如果不是父母坚决支持，大哥
再返回云南，后果将不堪设想！

　　1962年起，中国的经济情况才真正的渐有好转。天灾结束，人祸也得到
遏止，“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渐见成效，粮食多了，副食品
多了，轻工业品多了，人们变得健康些了，脸上也有一点笑容了。

　　……

　　摘自陈贤庆 ：“平凡人家的不平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