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１８.忧国忧民记时弊

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

作者：惠文

１８。忧国忧民记时弊

最近到处奔走，由于农村道路崎岖、坎坷不平，偶不小心，扭伤了脚，剧痛难忍，不得不请几天假休息。一静下来，翻看报纸，感慨多端，思绪万千，忧国忧民，情不自禁，便提起笔，聊记所见时弊，以作备忘之录。

关于实事求是

现在，又在大力提倡实事求是这个问题，要求干部“如实反应情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等等。

这是个好现象。广大人民莫不高兴。但是不说老实话的人，始终还是不说老实话。他们的宗旨是，要求别人说老实话，而自己则说欺骗话。在一些细小的地方、细小的问题上不说了，就是在一些大问题、原则问题上，至今还在欺骗人民群众。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如：

(一)近两三年来无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都显著地下降了，可是报刊上仍在闭着眼睛说瞎话，什么“生产蒸蒸日上，生活逐年提高”，现在仍在“大跃进”和“持续跃进”等等。

（二）有不少地方土地成片荒废，人口、牲畜大量死亡，主要原因是粮食连年歉收，农村人口生活无着。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为，这是在农村大刮“五风”，人为的灾害造成的，而偏偏把这个责任推给客观，硬说是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竟至连主次都不分，这哪里有实事求是精神？

（三）最近在普查人口，搞得神神秘秘、鬼鬼祟祟，有些单位制造假数字，报喜不报忧，不反映真实情况。搞一阵人口普查，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根本不公布，连一些国家的主人翁都不知道。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认为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些撒谎说假话的人，能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恐怕历史和人民群众是不会承认的。

关于历史的真实性

前代的古人，后代的子孙，和我们这一代活着的人，谁都料想不到，在中国要出现这一段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痛苦的历史。

凡是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有感情、有良心的人，一想起心里就难过，情不自禁地要掉下眼泪来。经过的很多辛酸事，就会一幕一幕地历历浮现在眼前，悲楚万分。这就是1958年以来这几年的历史。

这段历史的黑暗面，将来要想在报刊上、图书资料上，找到点反映出历史本来面目的资料，给写历史的人参考，从眼前的情况来看是万万不能的。因为这段时间的报刊杂志，完全歪曲了历史的真实性，说的都是假话。

在“舆论要一律”、“宣传有纪律”的严格要求下，无论什么刊物，都是转载社论，定下基调，辗转相抄，鹦鹉学舌，异口同声，随声附和。无论什么刊物上面登载的，总是热热闹闹地宣传“大跃进”、“大生产”、“大胜利”、“伟大成绩”、“达到史无前例水平”等等之类。

但是，宣传归宣传，舆论归舆论，历史本身却与此相反。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大后退、大破坏、大逆不道。

任尔说得天花乱坠，但也有一点是掩盖不了的，那就是一些报刊和行文用的纸张，比正常年景揩屁股用的手纸还差。这又作何解释呢？

生产力的大破坏

在“三面红旗高高飘扬”下，在“大跃进”、“持续跃进”的阵阵浪声中，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向大自然开战”的呐喊声里，我们来看看它给生产力带来的破坏性有多么严重。

可以说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

这次破坏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社会动乱的破坏不同，它是集中全面、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而且，它是从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起决定性作用的劳动力的破坏开始的。

（一）劳动力的破坏

劳动力的破坏大致情况是这样：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以县、乡、村为单位，强迫其集中起来实行“三化”，即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

所谓组织军事化，就是把劳动力按军队的编制，编成班、排、连、营、团、师……完全和军队一样，配以各级长官，规定军纪，成立指挥部，施以军令、军法。如果谁不服从或违背军纪，就实行打骂。

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集体劳动、集体吃饭、集体睡觉。以劳动的地方为转移，当时实行“大兵团作战”，在什么地方劳动，就在什么地方吃饭、睡觉和休息。由于农业劳动是在野外山坡或田土里进行，所以提出了“田间劳动、田间吃饭和田间住宿”的口号。在劳动的田间“安营扎寨”，成立了田间的连部、营部、团部、师部等等。

劳动的一切行动，由田间司令部或指挥部统一下达命令。男男女女，都驻扎在营房。有的妇女还背上刚生下不久的奶娃娃一起露宿营地。这样的娃娃，由于母亲的过度疲劳，加之人多拥挤不堪，不是因哺乳不好遭拖死，就是睡着了被压死。

这时的劳动强度特别大，深翻土地2～3尺，有的要求4～5尺深。每人每日要求深翻面积5～8分，甚至一亩左右。

除了白天劳动以外，夜间还要加班苦战。几时休息，几时睡觉，开初还有规定，由于指标订得高，任务完不成，就逐渐地搞连续苦战、夜战。由于阴阳不分，人的精力耗尽，在连续苦战中，眼睛渐渐睁不开了，头不断往下坠，坚持不了多久，便一头倒在地上睡着了，如死一般。这些劳动力也就这样渐渐地患了风湿症、浮肿病等。

所谓行动战斗化，就是一切行动只要上级号令一下，就像在战场上打仗一样，行动要做到非常迅速、紧张、猛勇。搞农田水利建设、挖堰塘、担土、翻土，要求一个紧跟一个，不得掉队偷懒，并且要表现轻轻松松的样子、面带笑容，以表示对胜利充满信心。旁边有首长督战，不时有巡回的啦啦队呐喊鼓动。工地上红旗似海，迎风招展，四周的高音喇叭或手持话筒在不断地表扬“好人好事”，频传“捷报”。

而在夜战中，却是另外一派景象：用竹筒装进棉花，灌以植物油，或以纸条编成“草鞋板”，用竹棒撑着浸饱植物油，插在土中，或用部分人握着点上火，以作工地照明。照得田野十分明亮。远望，宛若密布大地的繁星。而白天一到，看见田间一滩一摊的油。农村社员对此疾首痛心，很是难过，深感太浪费了：“我们平时吃的油都少得很，现在却到处是油。真是败家子！”这是社员触景生情的感叹之词。

这种夜以继日的苦战，数月之后，人们的身体就垮了：筋骨疼痛、浑身无力、手脚皮肤破烂，湿气病、浮肿病发生了。广大妇女由于和男人一样光脚下田，在严寒冬天、打霜下雪也进行劳动，身体受到极大摧残，连月不来月经，面黄肌瘦，体质脆弱，出现小产、流产、子宫脱垂，浮肿病也随之出现了。

以上现象出现以后，虽有一些休整，但劳动方式并没有改变，1959～1960年，在“持续跃进”的号召下继续着。

这个时期，同1958年比，如果说有所不同，就是生活下降了。1958年尽管劳累，但饭还是可以让你吃饱的。当时在有些集体食堂的大门口，曾经贴上这样的对联：

鼓足干劲生产

敞开肚子吃饭

横批：“吃饭不要钱”或“共产主义好”。

从1959年开始，便逐渐降低了粮食标准和供应。

在一些二类地区，曾有两斤豌豆吃六天，或者三两米吃一天的。

由于自留地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名义全部收缴归公，家家户户的铁锅被没收去砸烂了大炼钢铁，不准私人在家里开伙，只准在集体食堂吃饭。

本来，每个人的供应已经够少了，再加上有些基层干部多吃多占、食堂工作人员揩油贪污，广大社员群众的生活就愈来愈困难、浮肿病频发，不能支持干活。干部便以食堂作手段规定：不劳动者不给食，不出工的就扣饭。社员生活不下去，就去搞小偷小摸，偷集体（公家）的东西。被干部抓到了就严加拷打，进行罚款、抄家等等。这实质是进行残酷的统治。

1959～1960年中，广大农村劳动力因生活不落实，缺乏营养而得浮肿病死亡的比比皆是，不计其数。

在简阳县农村，可以说队队有之，院院有之，户户有之。一个生产队往往死去数十人，一个大队往往死去数百人。农村的医疗设施差，医务人员少，几乎所有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动员起来，都医治不赢，无济于事，难以抢救那些生命垂危的社员，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社员痛苦地死去。

例如，简阳县平泉区有一个生产队，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40多个主要劳动力，到1961年只剩下3个。红塔区黄连公社是二类地区，该公社五耕作区六小队死的人占全队人口的47％。禾丰区青龙公社1958年转社时，人口为11000余人，到1961年底只有7000人左右。

这样一来，农村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就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损失、大破坏。

（二）生产工具的大破坏

与劳动力遭到大破坏的同时，生产工具也遭到史无前例的大破坏。破坏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⒈大刮共产风，打乱所有制，以集体名义乱拿社员的生产工具。许多农具，如犁、耙、风车、砻子、锄头、粪桶、扁担、挞斗、围席、柜子、石磨等等，凡是生产上能用的东西，不管是何人的，只要“集体”认为需要，只要知道哪家哪里有，便直接去拿来用。一用就不还，随用随丢，任何人不得干涉，不敢说个“不”字。如有顾惜的表示，或未给拿者以便利，便会被扣上“右倾保守”、“留恋私有制”、“对大跃进不满”等大帽子，推到大会上去“辩论”，即是遭批判、挨斗争。此后，政治上就抬不起头，处处受打击。这样一来，农村里的家家户户免不了遭受洗劫，祖祖辈辈、一代一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大小型生产工具，便被搜抄，损失殆尽。

⒉搜抄来的工具在大兵团作战的工地上，无人专管，任其乱扯乱丢乱扔，搞坏谁也不修，遍地抛弃，一任日晒夜露、风吹雨淋，即使是新制的工具都会散架，何况这些无人爱护的工具，不散架才是奇迹呢！集体食堂缺柴禾，这些散了架的工具，正好被炊事员拖去当柴烧。老农民见了此状，没有不摇头、叹息、痛骂的。

山林竹木大破坏

在大量农具遭到破坏的同时，对制作农具的原材料山林竹木也给予毁灭性的砍伐。无论是森林、山坡林、坟场林，还是住家院子周围的掩荫竹木，以及千百年来留下的街镇、庙宇、桥头、祠堂边的名贵大树、风景古木都无幸免，被滥砍滥伐一扫而光。

如此发疯似地砍伐，是拿它们作大炼钢铁的燃料（据说，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上山砍树子的，有九千万人，实际上并不只此，因为很多人虽未上山，但也在平坝自己居住的附近砍伐竹木），或作田园化耕作搭棚子、做绳索牵引机（木头做机器，竹子做绳索，要60斤竹子才能做一根牵引机绳）、做鸡公车、蹦蹦车（大黄桷树、大黄楝树砍来做车轮，青杠树、柏树、杂树砍来做车架），或做温室、温床的燃料，等等。

把山青水秀、风景优美的锦秀河山破坏得满目疮痍，到处一片光秃，使人目不忍睹。这样的结果，给1960年耕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劳力减少，工具缺乏，要制作新的工具，又没有原材料，真是难上加难。1961年夏天，我们在简阳县解放公社民主大队和社员在一起收割小春时，整个生产队找不到一个拌桶（又叫挞斗）、一把叉头扫帚、一床晒席。麦子收回来后，只好往凳子上一把一把地打麦粒。没有晒席，就只好放在未经碾整的泥地坝上晒。一遇天下雨，要把晒的麦子攒成堆堆收回去，没有扫帚，就用手捧，或用烂衣服来代替扫帚。工效很低，队长急得双脚跳。

有一次，大雨来得又快又猛，平地起水把粮食冲跑了不少。我急中生智，拿了一块大门板来推。这样还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地面很滑，我用力过猛，一跤摔下去，身体往前扑，嘴唇正猛撞在断门扣上，下嘴唇撞了很大一个口子，两块破肉突起老高，血流不止。我急忙捏住嘴唇压住流血，跑到就近的公社找工作团的医生缝了两针，加上药物医治，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方始治愈。

没有晒席，晒油菜子和芝麻就更难办了。如果晒在泥土地坝，既不干净，也很难收起来。在这种困境下，只好动员社员把床上的垫单、篾席借来垫着晒了。

由于原材料缺乏，生产生活上很多需要的工具，拿钱到市场上也难买到，即使有少量能买到的而价又很高。

1961年从损坏社员私人农具退赔的价格比较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价格情况。（见表1）


表1：农具的退赔价与市场价比较表
品名 单位 退赔价
（牌价） 实价
（市场自由议价） 备　注
竹子 1斤 0.02元 0.15元
尿桶 1挑 3.20元 5.50元
小箩篼 1挑 2.00元 6.00元
木料 1斤 0.03元 0.14元
晒席 1床 5.00元 30.00元
拌桶 1个 10.00元 60.00元
风车 1架 12.00元 70.00元
磨子 1副 9.00元 50.00元


土地的大破坏

在劳动力、劳动工具、山林竹木遭受破坏的同时，土地也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其破坏的办法是：

⒈实行大深翻。组织大批人力，实行“大兵团作战”，把常年耕作、施肥、种熟了的好土质深翻几尺（要求土质越好的翻得越深。最浅的一尺五到二尺，一般的三尺，最深的四、五尺）。这样，便把好土翻到了底下，而把常年耕种不到的底下瘦瘠、带石子、粗硬的孬土翻到了上面，使整个土质大大变坏。根据老农经验，农作物生长之根，无论田土作物，只在一尺左右，深翻几尺，完全是劳民伤财的愚蠢作法，是一种破坏行为。土质变坏变瘦瘠了，含水能力减小，含水量也减少了，而渗透力强大了，需要更多的水分和肥料。当时无论农家肥还是化肥都缺，肥料供应不上，便使农业大幅度减产。

⒉实行三圃制。所谓三圃制，就是把常年种植的耕地面积划成三等分，用三分之一种粮食作物，三分之一休耕种牧草，三分之一绿化种花果。种农作物和种牧草的土地进行轮作，三年一循环。种花果、种“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的这一部分，是“美化中国”、“实行大地园林化”。提出这种耕作法，完全是建立在浮夸风基础上的自欺欺人的。1958年全国农村，到处放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高，粮食亩产量由过去几百斤上升到几万斤。简阳县火盆公社比起全国其他各地算是唱低调的了，亩产小麦“已达到”7300斤，水稻亩产20000斤，红苕亩产24000斤，棉花亩产200斤。既然亩产几倍地翻番，全国的土地就多出了几倍的面积可以不耕种了，就可以“少种高产多收”，种三分之一的面积就足够了。由中央传到地方，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粮食已经过关，现在中国人不是愁没有粮食吃的问题，而是愁粮食多了不知怎么办的问题。于是中央那个脑子最发热的决策人，提出了“三圃制”，把它写上文件。这个文件一贯彻，就遭到农村不少干部和群众的怀疑和抵制。但是，有一部分地区是贯彻执行了的。凡是贯彻执行了的，粮食是几倍地减产，绝大多数土地荒芜、野草丛生、土质变坏，长不出庄稼，这些地区饿死的人就更多了。

⒊打破传统耕作常规：坡土填平沟，坝土填平渠，小土变大土。据说，这样可以搞“田园化”耕作，江山如画，更美丽好看。结果，造成的却是很大的损失和破坏。如简阳县的解放管区民主大队，公社化以前，从山坡到江边有好几条大干渠，加上纵横的大小沟排水，干渠边和江边还种植了芭茅保持水土。那些芭茅及其根子像筑的长堤一样抵抗着水灾，防止水土流失。1958年转入公社，打破地界，连根拔除了芭茅，填平了沟渠。结果，两三年来，一下大雨，山坡的洪水满土流，沙石俱下，冲烂很多土地和庄稼；平坝低的田土，水排不出去，又被水涝；江边肥沃沙土，由于没有芭茅挡护，被洪水冲走100多亩。被洪水冲烂的土地，高低不平，成堆的泥沙、石块浮于地面，土质严重变坏，使农作物大大歉收。

家禽、牲畜、耕畜等养殖业的大破坏

在转入人民公社时，由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得很厉害，要开什么现场会、经验交流会等等，就乱捉社员的家禽来杀，不付任何代价。很多农民养的鸡、鸭、鹅、兔、猪、羊等，怕刮走了钱财两空，感到自己辛辛苦苦饲养了，给别人大吃大喝，不如自己受用。于是，横下一条心，赶快处理，拿到街上廉价出卖；卖不掉，剩下的就自己杀来吃。有的社员，一个晚上就杀六、七只鸡，煮一大锅，深更半夜把大人娃儿从床上叫起来啃鸡肉。比较大的牲畜，如猪、羊等，也牵去卖，市场上一时出现了“毛猪生产过剩”的现象，售价很低。这个高潮一过，牲畜就强行集中起来在小队、大队饲养场内养，大量的是放在公社饲养场养。由于集中饲养，人力有限，管理不善，再加上“大胆革新”：用马粪、牛粪、人屎、野草、生饲料饲养，造成大量死亡。死亡率低者30%左右，高者50%左右。简阳县解放管区，属一类公社，发展生猪算全县好的单位，在整风整社期间，毛猪已下放饲养（尚留有部分）的情况下，死亡率还占37.8%。这个公社在1958年转社时有毛猪8000多头，到1960年底下降到1571头，到1961年底也只有1576头，可见其下降的幅度和破坏的程度了。

由于大量生猪没有粮食饲养，以野草、禾秆作饲料饲养，抢去了耕牛的饲料，便影响了耕牛等耕畜的发展；加之集中饲养，管理不善，使用时又不爱惜，造成耕畜大量死亡。1958年公社化前，一个生产队普遍有耕牛四、五头，多的有十多头。到1962年上半年，有的生产队只有一头耕牛，有的连一头都没有，有两头耕牛的生产队少得很。就是这极少的耕牛，其体质还很差，有的走路都打偏偏，如遇吹大风，难免不被吹倒！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1958年转社前喂的肥猪，200斤以上的很多，膘厚的达四、五指，而现在喂上100斤左右就算好的了，膘厚有两指的就算上等肥猪了。不达标准（毛重130斤）宰杀的很普遍，往往皮厚肉少；肉也是绵扯扯的，下锅没有油质，费了柴禾老煮不火巴。这是“锅边转”们所公认了的。“没有粮食给猪吃，喂禾秆、野草，还没有多的，怎么喂得出肥猪来！”这是猪场一些饲养员经常说的话。的确如此。解放公社解放管区解放大队二小队社员刘孝章，1961年队上下放一头猪给他喂。听饲养员说，这是1958年生的仔猪，养到1962年2月份，猪嘴两边已经长出长长的獠牙，形状两头尖，头额皱着深沟老皮，毛硬如刺，根根直立着，重量估计只有20斤。因长期出不了槽才喂到现在，人们叫它为“霉古子”。其躯体虽小，可资格老，被群众笑喻为“四朝元老”（即花了喂四槽肥猪的时间还没有把它喂肥出槽）。没有见过此种猪的人，听起来似乎是件新闻，可我确是亲眼看见了的。解放管区集体养猪场，1962年1、2月份喂的母猪有18只受孕，有14只流产，而产下的仔猪成活率很低，几乎死去一半，主要原因就是无粮喂养。

猪喂得少，很多社员两三年没有打过一次牙祭（吃肉），只有交了收购任务，有返回肉的生产队在1962年过春节时，每人才配给了二至三两肉。有的社员说：“这不知是啥年头，猪肉比金银还稀奇，拿着钱也买不到肉吃。”当时市场上确实很少见到肉，间或有少量的出售，每斤卖到8～10元。在这种情况下，社员的生活怎么会不苦，农家肥哪里有来源，粮食怎么会不歉收？

政治上的左倾路线

现在看得很清楚，实际生活中执行的是一条左倾路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条左倾路线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有其发展过程的。早在1954～1956年掀起互助合作运动中，搞强迫命令就开始了。在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还没有多大变化，生产提高不显著的情况下，却由互助组急转为低级社，由低级社急转为高级社，进而转为人民公社。短短的数年之内，多次由小公到大公，不断改变生产关系。这种改变，连财务上转移帐目都来不及，造成经济帐目的极大混乱。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生产关系向另一种生产关系转变，一般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现在用行政命令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内就要完成，真是左得出奇！

在我国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按照历史规律，什么性质的革命，革命胜利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就是什么社会。毫无疑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和权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第一届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1953年中宣部颁发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1954年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宪法的精神是吻合的，同我国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同我国国旗图案的含义是一致的。《宣传提纲》明确规定：在三年经济恢复之后，大约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实现“一化三改”（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资本主义工业、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段时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属于过渡时期，社会也属于过渡性质的社会。然而，1956年在“三改”中，便用行政手段、搞群众运动的办法，生硬、简单、粗糙地完成，一化还没有实现，就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改变了说法。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我国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性质。这样一来，那个《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和一系列权威性文件，就一下被否定了。经过近三十年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社会，就一句话抹掉了。接着，又在经济条件不成熟、生产力水平很低、产品还不是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还不高的情况下，1958年草率成立人民公社，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在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这是一种严重的左倾，其实质是小生产者热衷于追求的平均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给予了批判。已经死去了的东西，竟然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复活，而且是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帜搞平均主义。这样作，是对历史的捉弄。它必然损害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降低它的标准和威信，到头来只能损害党的事业。人既然捉弄历史，历史也将回过头来捉弄人；人违背了客观规律，规律也将回头来惩罚人。困难时期广大人民遭受苦难、过着悲惨生活，就正是规律对人的惩罚，是左倾路线带来的危害！

农民是劳动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他们的财产是不能剥夺的。农村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毫无代价地硬性拿走他们的东西，这不正是一种剥夺行为么？这不正是左倾的表现么？

在农业生产中，搞揠苗助长，搞越密越好，搞瞎指挥、高指标、放卫星，搞日夜苦战赶进度，等等，不一而足。这一切不正是左倾的表现么？总之，农村大刮的五风及其一系列政策，无一不是左倾路线的产物。

反右倾运动造成的内伤

在广大农村，为了制服那些对“三面红旗”，特别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两面红旗有不同看法、反对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打人骂人风、干部多吃多占风）的人，曾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在这次运动中，讲不出多少道理，对群众提出的很多正确意见，解释不清，说服不了，便恼羞成怒，对群众实行惨无人道的新型镇压，给他们带上“思想严重右倾”等大帽子。是群众的，就在社员大会上给予批斗；是干部的，就根据其级别和“情节”，弄到大队部、管区、公社，或者区、县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去，又打又斗。有的被打后养了很久的伤才恢复，有的因此致残，有的被打后抬回家去卧床不起而丧生……经过这一运动之后，直到现在，无论农村干部或社员，只要一提起反右倾，就会不寒而栗、浑身发抖，给人们心灵留下了严重的内伤。从此以后，有些领导干部向下布置任务时，就拿这样的话来吓唬人：“如果不按时完成任务，谨防反你的右倾！”基层干部听了此话，印象极深，相当重视：想方设法去完成任务，完不成就说假话，用虚报数字、成绩、进度来“完成”。它说明，下面说假话，完全是上面压出来的，是左倾路线逼出来的。当时说假话、搞浮夸成了风，层层都有，只要蒙混过了关，谁去追究？因此，有的人就利用这样的手段，受到上级的重视，得到了提拔重用，升了官、晋了级。经这运动一整，再老实的人也不敢说老实话了。怕说了脱不到手，要挨整挨斗，于是他们沉默寡言，叫他干啥就干啥，唯唯诺诺，毕恭毕敬；甚至干了活没有吃的，辛苦一年反成了超支户，得不到收益反而要向队里交钱也不敢吭声。渐渐地认为没有活头了，有病也不去求医，就坐在床头等死亡。农村不少的人，就这样倒下去，停止了呼吸。这些人当中，很多人在三座大山高压下没压垮，有的在战火弥漫的年代挺过来了，有的在与拿枪的敌人搏斗中撕杀出来了，可是，他们却在这“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年代倒在饥饿、迫害之中！他们是多么的不幸，多么的无辜！他们能够死而瞑目吗！

文化教育大滑坡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四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化发展特色；每个朝代，都重视文化教育，尤其重视历史，重视文学艺术。这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保留下来大量历史文化典籍，值得后人借鉴。这些文化遗产在思想上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富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个光荣的传统，在困难时期也遭到了破坏。其表现是文化教育大滑坡。

就以简阳来说，困难时期文化教育大滑坡是比较突出的。简阳县在困难时期前有18所中学，困难时期停办了7所，将近40%的中学停办。小学停办的数字就更大得多了。这样，使得很多应该入学的青少年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没有停办的学校，则大量削减招生数量；教学计划中又废除了历史课，不重视语文课。学校教育设施差，教学内容、课程安排、教学方法、教师质量、师资来源及学校管理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总的是，质量低劣，培养出来的不少人，错别字成堆，读不懂简单的古文，哪里还谈得上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在道德品质方面，不少人不爱惜公共财产，寡廉鲜耻，道德败坏，只长于喊空洞的政治口号，不善、不会做具体实事，满口脏话，粗鲁野蛮，不讲道理，人伦丧尽。常听一些人抱怨说：“真不知现在学校培养的是什么学生！”

对原有质量比较高的知识分子，却又大加摧残、践踏，政治上歧视打击他们，每次运动都列为挨整、斗争对象；经济上压低价格，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比一个看们的勤杂工的收入还低；社会上，大受提拔重用的，是些一登上台就拍胸口，宣称自己是“黄泥巴脚杆”、“大老粗”的人。他们大多是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每次运动中的宠儿，反别人右倾的佼佼者----实际上是“鹰犬”、“打手”之类。这些人，在心理上，既嫉妒、怀恨知识分子，又不得不依赖、使用知识分子。嫉妒、怀恨，是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依赖、使用，也还是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他们有的就深有感触地说：“知识分子像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还是蛮香的。”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他们不得不利用知识分子为他们草拟各种文件、代写发言稿、写总结汇报材料、整理先进模范事迹，甚至犯了错误还要帮忙代写检讨书等等。总之，被他们控制使用和充当往上爬的垫脚石。如果有哪点不将就、不顺从、不如意，就给小脚鞋穿。知识分子工作又苦又累，还受折磨，甚至还要遭到人格侮辱。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各种因素交叉的压力点，都集中在知识分子的身上，造成他们不少人未老先衰；有的遭受心灵的创伤，在受到迫害时抱头痛哭，千悔万悔，恨自己读了书，悔不该当知识分子：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认为读书是个大错误，在社会上总是低人一等，当工人多好。

再则，加上新培养出来的，又是那么个样子，这就更加深了社会上那些轻视知识分子的人更轻视、歧视知识分子了；这也就造成了农村很多家庭抚养子女成长，父母最关心的不是他们的读书，而是去干什么工作、生活是否落实。

理论方面的错误

近几年来，国家有这么大的困难，中华民族遭受如此巨大的灾难，人民经受着这么大的痛苦，主要是理论方面的错误导致了实践方面的错误。

由于政治上推行了一条左倾路线，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一切方面都执行左的政策，因而提出的理论也必然是为这条左的路线和政策服务的。理论方面的错误，就其大的方面来讲，比较明显的有这些：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而现在却把二者分割开来，要么强调辩证法就丢掉唯物论；要么强调唯物论又抛弃了辩证法。这就使哲学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去了。如搞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丢掉了生产力、生产工具这些物质方面的内容，丢掉了唯物主义；讲到发展，就一个劲地只讲发展、变化，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注意了形式，忽视了内容，大讲辩证法，不讲唯物论。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如对犯错误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出身不好的人，就抓住历史上的老问题不放，每次政治运动一来，就根据老问题、历史问题、成份问题来分类排队整人，根本不看现实，不看发展变化。这又是丢掉了辩证法，片面地去强调唯物论。总之，在哲学理论上，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不是搞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就是孤立地去搞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

二、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承认中国应有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阶段，又不承认中国革命胜利后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同时，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社会历史阶段，也否认其质的差别和规定性，只强调二者之间的联系，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大讲不断革命论，丢掉革命发展的阶段论。

三、在唯物辩证法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对立与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基本规律。从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形态、道路、方向等不同侧面来全面完整地揭示和阐述事物的发展变化，并用五对基本哲学范畴作补充和助手来深刻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现在，却不讲事物的发展有从量变到质变等问题，只强调和片面地讲“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而在这一个规律中，又只强调对立，不讲统一，只强调“一分为二”；不承认甚至批判社会生活中和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合二而一”。分与合、对立与统一，本身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人为地硬把它们分割开来，实际上是在搞形而上学，这哪里有辩证法的气息？坚持这种错误理论，主要是为了人为地制造矛盾、闹对立、搞分裂，为阶级斗争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服务。

四、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导致了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提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方针去付诸实践，就是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叫做“主观对客观的能动作用”，或者叫“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首先是建立在承认客观第一性、决定性的基础上的。而现在却把主观能动性夸大、上升到第一性、决定性的程度。把真理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7]。从北京郊区的四季青人民公社，到全国各地农村，都强调：“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等，就是明显地提倡唯意志论。唯意志论很强调“心”的作用，从而导致了唯心主义。

五、提出用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思想认识来划分阶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根据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占有的多少，剥削和被剥削的情况来划分的，现在却用政治态度、思想认识来划分。1957年反右斗争是如此，1959年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如此。这种理论现在在全国广泛推行，危害很大，把一个人的阶级当成一个经常变幻莫测的东西。所谓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就是要跟他一模一样，一唱一和，亦步亦趋，在思想和行动上“紧跟”。

如果你今天同他一样，你就是好样的，是无产阶级，是革命的；明天，你同他不一样，你就是资产阶级，是反革命，是敌人。以此划分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整倒了很多的好人，造成无数的冤案。本来“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阶级也就基本消灭了，而这种理论一提出，社会主义却变成了“阶级消灭了，但阶级又存在着”的社会。按照这种理论演绎，在今后的历史上，阶级这个概念将不是一个历史范畴，而是一个永远消灭不了的未知数。由于“阶级”划分的变幻莫测，人们将要用很多精力，付出很大的代价去对付它。

六、提出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相统一、相一致的理论。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平、社会经历、社会实践的情况不同等多方面原因，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必然在思想方法上，在认识程度上有所不同，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是很自然的、正常的。可是，现在在社会领域、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思想认识就不准有差异。不管你思想认识是否正确，只要你同上级领导的说法不一样，你就是阶级立场有问题。然而，有个前提，上级领导代表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这是固定不变的；反过来，你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或者说是反动阶级，因为你的思想认识同上级领导不一样，你就代表了反动阶级说话，所以你也就是反动阶级。为什么？阶级立场和思想认识是一致的、相统一的嘛！

七、提出以政治挂帅为主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物质利益是微不足道的，人越穷越革命，即物质是次要的，精神才是主要的，也就是立场坚定、思想先进、有共产主义觉悟才是主要的。在这种理论原则指导下，干部提职提级不提薪，工人增强了劳动强度多干了活不增加工资，农民增加劳动强度日夜苦战可以不增加口粮。进而也就只讲工作，不讲工作条件；只抓生产，不抓生活，或者实行“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只重视生产，不重视安全、卫生；只重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重视生活福利的改善等等，使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很差。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不是越过越好，而是越过越苦，越过越穷。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理论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问题，闹出这么多的笑话，主要是搞孤家寡人、个人一手垄断理论的恶果。身居深宫禁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听好的，不听孬的，凭主观想象在那里研究理论，提出理论来指导实践。国家科研单位、高等学府的大量理论家，只准他们附和宣传解释，不准他们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谁要提出，谁就要遭到像杨献珍、马寅初、胡风等人那样的下场。只准自己发展理论，不准别人发展理论。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实际是“一家独鸣，一家独放”，大家只能跟着随声附和。

实践上的错误

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错误的实践。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叫做“先搭架子，后充实内容”。所谓“先搭架子”，就是先挂牌子，宣布名称，大传喜讯，发动群众锣鼓喧天地庆祝新生事物产生；所谓“后充实内容”，就是后作实际工作。如清理财产物资、转移帐目、调整组织机构等等。全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叫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把人民公社称之为新生事物、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这样的“伟大”实践先不试点，也不作社会调查，物质条件、精神条件都不具备，农民普遍没有思想准备。这根本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是广大农民自觉的要求。所有的歌颂赞美夸耀之辞，完全是主观强加给客观和群众的，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如此建立起来的组织，具体问题多如牛毛，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其生命力到底有多强，还得让以后的历史作证。

农村人民公社既然如此草率成立，必然会在工作上、思想上遇到种种问题和障碍，而且由科学文化知识、理论水平普遍差的基层干部，去贯彻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并提出假、大、空、快的要求，必然促使他们去大刮“五风”。可以这样说，“五风”是人民公社产生的一群怪胎产儿，是当前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包括工作作风、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的具体表现。

有人会说：中央文件并没有叫农村干部去大刮“五风”，刮“五风”是农村基层干部自己干的。的确，中央文件并没有规定下面要刮“五风”，而且，中央文件从理论、逻辑、用词、语句等方面都说得很好。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不能只从言词上、声明上去看问题，要从实际行动、客观效果去看问题，要尊重事实。上面没有风眼，下面怎么会形成风口呢？如果真是单纯的下面产生的问题，又何必大动干戈，花去这样大的精力、动用如此多的人力、耗费这么大的财力、用上这样长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搞这场运动呢？现在看来，只有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1962年3月2、3、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