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３.打骂之风传奇闻

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

作者：惠文

３。打骂之风传奇闻

“打人骂人风”是困难时期农村大刮的“五风”之一，它是“三面红旗”的产物。“五风”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推动的。因此，这些歪风才会在这一时期愈演愈烈、愈刮愈大。

“三面红旗”中的总路线、大跃进都是强求速度。当时提出了“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五年赶上美国”（后来又提出“五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等口号。

在农业生产上，

一方面弄虚作假，大放亩产几万斤的所谓“卫星”[2]；

另一方面，又搞瞎指挥，规定密植规格，限定一个人一天挖土多少亩，播种多少亩，收割多少亩，等等。

无论作什么事，口号喊得很响，指标定得很高。如果达不到，就是右倾，就要遭反对。

中央一级，毛主席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右倾，理论上还讲了很多大道理，他由远及近，由历史到现实，由政治到经济，由经济到“军事俱乐部”，由世界观到人生观，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历次路线斗争到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都讲了，还有什么“关于枚乘《七发》”、“关于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等等。

参加开会的很多人起初有些模糊听不懂，后来他具体讲了，说彭德怀向他上书反映农村情况，是右倾机会主义，同彭德怀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等等。这下大家才明白了。

从而使很多人转变观点，由批左转为反右，由赞同支持彭德怀转向批判彭德怀。农村基层干部文化低，理论差，讲不出道理。反右倾火辣辣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粗暴的打骂来解决问题。

建立人民公社，打破所有制界线，搞平调，把农民长期、甚至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家私搜刮一空、毁于一旦，有的连住的老窝都遭捣了。

当然，他们是不愿意的甚至是抵触的。这种不愿意、抵触情绪，就被指责为留恋资本主义，是私字作怪。

当时认为，公字是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核心，与此相反的私字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核心。要反对资本主义，就要打掉私字。在偏激情绪的作用下，进而就打骂有私心的人。

社员对瞎指挥有意见，不按瞎指挥那套去做，也被扣上右倾的帽子，不是遭到反对，就是遭受打骂。生产搞孬了社员没吃的，有的往外跑，抓回来就遭反右倾----挨一顿打骂。

在困难时期，农村的“反右倾”、“拔白旗”、“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就是行使打、骂人的代名词。

由于这一套整苦、整怕了社员，闻之胆颤心惊，所以，农村基层干部在开会布置完任务之时，总要强调：“这个任务是硬任务，到时非完成不可。如果完不成，就反你的右倾，拔你的白旗，割掉你的资本主义尾巴。”

我们到基层后，还多次听到基层干部如此训斥人。基层干部在讲不出道理时，就骂人，骂不解决问题就打人。

社员们听惯了粗话、脏话、丑话，一般的骂是无所谓的。然而，打却触及皮肉，他们是怕的。干部深谙此法之妙，也就喜欢采用此法。

因此，打就成了他们的绝招和法宝。骂仅是辅助手段。

然而骂，得要骂个狗血淋头、不堪入耳，以激起打人的劲头来。干部打群众，而基层干部又遭上级干部打，真是打人成“疯”。

打人的方法，无奇不有。在此略举一二，立以存照。

简阳县红塔区解放管区（公社），困难时期是经常打人的。本地社员把管区称之为“阎王殿”。

他们打人的办法是：把干了的棉花秆捆成把把，用利刀把桠叉剔成尖尖，专门用来打人。

管区召集生产队的干部来开会，汇报生产进度、研究生产问题，如果有人说了与极左那套不合的话，就认为是右倾，就要挨打。不是乱打周身，就是打屁股。

打屁股往往是“以毒攻毒”，即把要打的“右倾”者喊出来，命令其趴在宽板凳上，指定一人按头，一人按脚，一人用捆成把的棉秆鞭打。如果按不住，或者打轻了，又是“右倾”，就让另一帮人来打。如是轮流打和被打就是“以毒攻毒”。

被打的人，有时打了走不回去，只得找人扶回家或抬回家。哪个基层干部晚上去管区开会，其家属总是提心吊胆的，倚门而待，坐卧不安，不能入睡，不知自己的亲人是否能平安回家。只有待亲人无恙归来，全家才松了一口气。

该管区民主大队六生产队有个姓刘的队长，晚上叫去开会，汇报种小麦的进度。由于他说了真话：进度不如其他队，就被指责为右倾，遭了一顿大打，屁股打得稀烂，被抬了回家。回家后，痛楚难忍，呻吟不已，全家恸哭。其妻在别人建议下，连忙用青布包着鸡蛋清给他提血丝。就这样，事后一年多他走起路来还有些瘸跛。一提及此事，他便挥泪痛哭不已。

该管区民和大队五生产队队长吴居林，1959年11月份有一天在管区开会，正遇到外面捉来一个偷了集体一根甘蔗吃的娃儿。会上有人提出把这个娃儿吊起来打，打了后再罚。吴居林在旁边插嘴说：“吃根甘蔗是件小事，教育一顿，叫他以后不要偷吃就行了。”

谁知这就闯了大祸。只听得有人喊：“哪里去找右倾？这不就是右倾！”吴居林还没有转悟过来，就被拉出来遭了一顿乱打，打得遍体鳞伤，走不动路，由两人架着弄回家，并遭罚款120圆，并限期交清。家中凑不起现款，只得将家里的鸡鸭捉去卖，再搜一些家具出去卖，凑足了被罚款数才被放过。直至整风退赔时为他作了甄别，这笔罚款才退给了他。

这类怪事，农村是不胜枚举的。有的甚至用棍棒、扁担、锄头打人，严重者有被打得卧床而死去的。

更有恶毒者，如草池区区委书记就把外逃的人弄回来打，打了还钉“活门神”，即是用门斗钉把遭处罚人的两手两脚钉在大门板上，受罚的人被活活钉死。

他不仅如此处罚外逃的人，对其他群众也同样十分残忍，民愤极大，在整风整社中不得不予以逮捕法办。

196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