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
作者：惠文
前 言
1958年，在中国大地上喧嚣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时候，在广大农村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打人骂人风、干部多吃多占风）。其势异常汹猛，所到之处，田土荒芜，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生灵涂炭。这种人为的灾难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年特大困难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浩劫。
为了扭转农村生产大幅度下降、人畜大量死亡的局面，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组建了约一万人的整社工作团，分赴河南、山东、安徽、贵州、四川、青海、新疆等重灾省区进行整风整社。要求在稳定局势的基础上，迅速改变农村形势，向着好的方向转化。
整社工作团的成员，要求立场坚定、不怕困难、思想作风好、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有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的决心。中央直属机关根据这一精神进行了动员、挑选。
中国科学院属于中直机关，指定要组建一个工作团到四川。我当时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现代史研究所工作才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根据“先中央后地方、先重点后一般”的分配原则，分配到这个研究所的有五人，其中除我和易显石是党员外，其余三人是团员。报到后，所领导向我们进行个别谈话，明确我们这批新调去的年轻人是所里后备骨干力量，对我们寄予了很大希望，勉励我们要安心工作），由于所里把我们当作培养的后备骨干力量，刚组建工作团时，组织上没有把我列入名单，报上去的是一些年纪偏大、身体不太好、政治条件差的。
中央组织部在审查名单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及周总理作了情况汇报。周总理和安部长听了汇报后，对中科院提出了批评，指出“这是在甩包袱，不是从工作出发”等等。
于是，我们所领导公开检讨了思想认识不足、工作有缺点错误，表示接受批评并立即改正。在全所又重新动员、学习，坚持走群众路线来确定名单。这样，便把我物色上了。
在当时，我被物色上是很自然的：
一是，工作团是到四川，我是四川人，熟悉四川风土人情，当时正需要这样的人；
二是，我人年轻，身体条件好，可以坚持农村的艰苦生活；
三是，我生活简朴，能吃苦耐劳，会干农活，知晓农事，易于和群众打成一片；四是，我也愿意回四川，准备将来就在四川工作，便于照顾家庭。
新名单确定后，所里沸腾起来，热闹了好几天，墙壁上贴了不少诗词之类大字报祝贺、勉励，以表欢送之意。
我也忙得不亦乐乎：领导找谈话、设宴欢送，照相留影，接连到人民大会堂去听周总理、李富春、陈毅、安子文、李先念、陈正人、谭震林等七、八位中央首长的报告，到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大礼堂听郭沫若院长的讲话，准备行装，等等。对墙壁上贴出的那些诗词之类，我一个字也来不及抄下作纪念就匆匆离京了。
1960年12月20日上午，中科院组建的工作团200多人，编成4个中队从北京出发到四川。临行前，所领导张维汉书记、刘述之主任，以及人事组刘明远同志等到前门车站送行。
在车站他们同我们合影，并赠送以刘大年、张维汉、黎澍三位所领导署名的小说《百炼成钢》和精装《电影日记》。待车起动，他们才与我们挥手告别。
到四川成都后，我们在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住了四天，听了省委书记廖志高的报告、省农业厅厅长对农村困难情况的介绍，然后我们被分配到简阳整社。
我在简阳两年，头一年在农村辗转了几个地方，第二年在县商业局和供销社（由商业局分离出来的，专管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的购销）工作。开初搞“新三反”，以后搞社会调查和理论学习等工作。
1962年12月5日，经组织照顾夫妻关系，由简阳调重庆市委党校工作。
在简阳的两年，是在极艰难困苦中度过的。
1961年上半年青黄不接之时，生活上每月只供应19斤原粮。就这19斤原粮，首先得留出1斤用作到上面开会之用，其余18斤，平均每天只有6两，而这6两还得交出4两，用于抢救生命垂危的得浮肿病的劳动力（集中医治），自己每天只能吃2两原粮，折合成大米，仅有一两多。
在这种情况下，差点断送了性命。全靠吃牛皮菜，才保住了我，我怎么能忘记牛皮菜的救命之恩啊！我在农村同社员一起度过特大困难的日子里，除了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外，还要经常开会、熬夜、做大量社会工作。
工作之余，别人在休息、睡觉，我便提起笔来，在山坡上、在草堆旁、在阶檐边、在油灯下，含泪记下目睹耳闻之事。
人生是短暂的。在这短暂之间，个人有这样那样的不幸与困穷，然而，哪样能与国家民族的不幸相比！我在简阳的两年，个人虽有困难与辛酸，但这比起国家民族的命运危急是算不了什么的。
每当忆及简阳两年所见所闻，不禁潸然泪下，尤其退休赋闲，历史的责任感促使我清理昔日积累的资料，以资后来者。
遍翻所记，由于个人生活动荡、历史原因，丢失不少，只能将劫后残存，进行抄录整理，编为是册，名曰《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以作我的历史回顾与见证。
记述中，为了照顾内容上的联系，便打破了时间的顺序。但，它记下的绝不是我个人的艰苦与辛酸，而是我与之息息相关的简阳人民的灾难的写实。
我仅以此献给为改变极大困难而坚持真理的同志，献给忍受极大艰辛而为共和国作出贡献的广大社员与农村基层干部，慰藉跟我同滚草窠，与我切切话语的同志和农民朋友。
挂一失万，衷肠天鉴地证，从中记取教训，杜绝悲剧重演，是所夙愿。
惠文
1993年8月10日
作者：惠文
前 言
1958年，在中国大地上喧嚣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时候，在广大农村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打人骂人风、干部多吃多占风）。其势异常汹猛，所到之处，田土荒芜，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生灵涂炭。这种人为的灾难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年特大困难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浩劫。
为了扭转农村生产大幅度下降、人畜大量死亡的局面，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组建了约一万人的整社工作团，分赴河南、山东、安徽、贵州、四川、青海、新疆等重灾省区进行整风整社。要求在稳定局势的基础上，迅速改变农村形势，向着好的方向转化。
整社工作团的成员，要求立场坚定、不怕困难、思想作风好、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有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的决心。中央直属机关根据这一精神进行了动员、挑选。
中国科学院属于中直机关，指定要组建一个工作团到四川。我当时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现代史研究所工作才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根据“先中央后地方、先重点后一般”的分配原则，分配到这个研究所的有五人，其中除我和易显石是党员外，其余三人是团员。报到后，所领导向我们进行个别谈话，明确我们这批新调去的年轻人是所里后备骨干力量，对我们寄予了很大希望，勉励我们要安心工作），由于所里把我们当作培养的后备骨干力量，刚组建工作团时，组织上没有把我列入名单，报上去的是一些年纪偏大、身体不太好、政治条件差的。
中央组织部在审查名单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及周总理作了情况汇报。周总理和安部长听了汇报后，对中科院提出了批评，指出“这是在甩包袱，不是从工作出发”等等。
于是，我们所领导公开检讨了思想认识不足、工作有缺点错误，表示接受批评并立即改正。在全所又重新动员、学习，坚持走群众路线来确定名单。这样，便把我物色上了。
在当时，我被物色上是很自然的：
一是，工作团是到四川，我是四川人，熟悉四川风土人情，当时正需要这样的人；
二是，我人年轻，身体条件好，可以坚持农村的艰苦生活；
三是，我生活简朴，能吃苦耐劳，会干农活，知晓农事，易于和群众打成一片；四是，我也愿意回四川，准备将来就在四川工作，便于照顾家庭。
新名单确定后，所里沸腾起来，热闹了好几天，墙壁上贴了不少诗词之类大字报祝贺、勉励，以表欢送之意。
我也忙得不亦乐乎：领导找谈话、设宴欢送，照相留影，接连到人民大会堂去听周总理、李富春、陈毅、安子文、李先念、陈正人、谭震林等七、八位中央首长的报告，到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大礼堂听郭沫若院长的讲话，准备行装，等等。对墙壁上贴出的那些诗词之类，我一个字也来不及抄下作纪念就匆匆离京了。
1960年12月20日上午，中科院组建的工作团200多人，编成4个中队从北京出发到四川。临行前，所领导张维汉书记、刘述之主任，以及人事组刘明远同志等到前门车站送行。
在车站他们同我们合影，并赠送以刘大年、张维汉、黎澍三位所领导署名的小说《百炼成钢》和精装《电影日记》。待车起动，他们才与我们挥手告别。
到四川成都后，我们在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住了四天，听了省委书记廖志高的报告、省农业厅厅长对农村困难情况的介绍，然后我们被分配到简阳整社。
我在简阳两年，头一年在农村辗转了几个地方，第二年在县商业局和供销社（由商业局分离出来的，专管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的购销）工作。开初搞“新三反”，以后搞社会调查和理论学习等工作。
1962年12月5日，经组织照顾夫妻关系，由简阳调重庆市委党校工作。
在简阳的两年，是在极艰难困苦中度过的。
1961年上半年青黄不接之时，生活上每月只供应19斤原粮。就这19斤原粮，首先得留出1斤用作到上面开会之用，其余18斤，平均每天只有6两，而这6两还得交出4两，用于抢救生命垂危的得浮肿病的劳动力（集中医治），自己每天只能吃2两原粮，折合成大米，仅有一两多。
在这种情况下，差点断送了性命。全靠吃牛皮菜，才保住了我，我怎么能忘记牛皮菜的救命之恩啊！我在农村同社员一起度过特大困难的日子里，除了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外，还要经常开会、熬夜、做大量社会工作。
工作之余，别人在休息、睡觉，我便提起笔来，在山坡上、在草堆旁、在阶檐边、在油灯下，含泪记下目睹耳闻之事。
人生是短暂的。在这短暂之间，个人有这样那样的不幸与困穷，然而，哪样能与国家民族的不幸相比！我在简阳的两年，个人虽有困难与辛酸，但这比起国家民族的命运危急是算不了什么的。
每当忆及简阳两年所见所闻，不禁潸然泪下，尤其退休赋闲，历史的责任感促使我清理昔日积累的资料，以资后来者。
遍翻所记，由于个人生活动荡、历史原因，丢失不少，只能将劫后残存，进行抄录整理，编为是册，名曰《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以作我的历史回顾与见证。
记述中，为了照顾内容上的联系，便打破了时间的顺序。但，它记下的绝不是我个人的艰苦与辛酸，而是我与之息息相关的简阳人民的灾难的写实。
我仅以此献给为改变极大困难而坚持真理的同志，献给忍受极大艰辛而为共和国作出贡献的广大社员与农村基层干部，慰藉跟我同滚草窠，与我切切话语的同志和农民朋友。
挂一失万，衷肠天鉴地证，从中记取教训，杜绝悲剧重演，是所夙愿。
惠文
1993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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