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在华北如何看抗战——文强口述自传 第二十章 周旋三军间

国军在华北如何看抗战——文强口述自传 第二十章 周旋三军间

　　我到了太行山，发现山上的国民党三个主力军队--庞炳勋的四十军，胡宗南手下刘进的二十七军，孙殿英的新五军，这三个军队，互相不和，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

　　再有，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４年间，河南省发生大旱，山上没有粮食，粮食被控制在晋东南，晋东南有１１个县归刘进的二十七军管。

　　我跟庞炳勋、孙殿英交换过意见，他们在粮食问题上倒是意见一致，说我们山上的粮食在刘进的手里，没有粮食我们怎么打仗呢？认为要确保敌后根据地，关键在于刘进放粮，而且，他们把解决粮食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当着庞炳勋的面，发电到洛阳、西安、重庆，想借大帽子压压刘进。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在１９４３年２月中旬，又一次到了陵川，对太岳区产粮及被二十七军囤积奇居等做了一番调查。

见到刘进，我先不提粮食问题，谈一些如何团结孙、庞，如何防止八路军扩大游击区等等。

刘进说，在他的防区内，与日本人，与八路军画地而守倒也相安无事。面临的情况是，从各方的情报判断，今春日本人必定入山扫荡，如何对付，还没有把握。

我说：“日本人在山西、山东、河北境内调集了几十万人来扫荡哪，山上搞成这个样子，这个仗不好打。”

刘进很关心孙、庞是否有决心对付日本人的扫荡，我就趁机说：“如果二十七军控制粮食不放，孙、庞大有可能兴师抢粮。”劝刘进放粮下山，三军共济。

刘进直叫屈：“洛阳、西安、重庆都来电责备我垄断贪污粮食，实在是天大的冤枉。请你去电代我洗白。”

我问：“你把粮食弄到哪去了？军队没有粮食吃，老百姓也没有粮食吃，怎么打仗呢？”他说：“晋东南１１个县的粮食都归我控制着。”

“你怎么不发下去呢？”

刘进说：“要拿钱买啊，粮食是老百姓的，把粮食发下去，这钱谁给呀？找到我头上啊？我也不敢放啊。”

“你说的有道理呀。”我对刘进说：“你们三支部队里，孙殿英是靠不住的，他随时会投敌，他一投敌，就影响庞炳勋。他们两个人都投敌了，靠着你这一个军，那这个太行山又怎么办呢？不把粮食解决了。这个仗也不好打。”

刘进语气缓和多了，说：“我知道有两个部下很不好，贪污粮食。”

我说：“你这个省里面是不是有个秘书长呢？这个人很贪，打着你这个军长的名义，把太行山的土特产都抢在他手里，运过黄河去卖掉了。”

“噢？”刘进说：“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我说：“你们太行山出的那个党参，很贵的，那个秘书长的楼上啊，都盛满了。人家跟我讲，搞不好党参会把他住的房子压垮的！”

刘进马上说：“检查，检查他的楼！”

我说：“你知道这回事就行了，不要盲动，一来他不承认，二来就是检查出来，他说把党参运过黄河，卖点钱，是为了抗战。盲目就去搜查，这个不对，你要搞清楚再说嘛。”

没过几天，刘进真的去调查那个秘书长，查实之后，就把秘书长关押起来，把那些土特产退给老百姓。我对刘进讲：“这个问题是解决了，我主要跟你讲讲怎么解决粮食问题。”

他说：“我没办法，没办法解决。没钱！”

我说：“这样，我们成立一个三军粮食问题委员会，让庞炳勋当主任委员，你跟孙殿英两个人当副主任委员。这太行山有１８个县归河南管，那里有个行政监察专员，姓张，叫张炳森，这个人后来是办教育的，我认识他，让他也参加粮食委员会。”

“噢？”刘进说：“这个办法好啊，成立一个粮食委员会。不过，让那个行政监察专员也参加干什么呢？”

“筹钱。”我说。

“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我把办法告诉你，第一，你们二十七军是国家的军队，国家让你们打仗，要有一笔钱给你呀。你这里有一笔粮款，把这笔钱扣出来，就可以买粮食呀。我打个电报，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这笔钱扣下来，这样，粮食的钱就有点着落了。那个张炳森参加干什么呢？他管２２个县啊，要他找地主和条件好一点儿的，要他们出钱，拿钱出来专门解决老百姓的粮食。”

他说：“你这个办法很好啊，问题就是孙殿英，他可能不但不给钱，还要捣乱，跟日本人勾结一道。”

我表示：“孙殿英我慢慢对付，我有办法制服他。”

　　刘进就高兴了。我说：“你高兴了？你同我一道走。到庞炳勋那里去，办这个事情，你是个军长，他是个集团军总司令，由你提出来，请他报告，组织一个粮食委员会，以你们三个军为主，张炳森也参加，你一提出来，庞炳勋就好说了，你这个军长是负责的，粮食在你手里嘛。这个人情你去做，我不做这个人情。”

刘进及副军长李蓬仙跟我一道到了庞炳勋住的彭城镇总部，把孙殿英也找来了，庞炳勋指挥的四十军军长马法五来了，那个行政监察专员张炳森也到了，刘进提出来成立粮食委员会，他们几个人都说这个办法好啊。刘进说：“我们已经打电报给长官部，买粮的钱在长官部手里。”

庞炳勋任粮食委员会的名誉主委；刘进任副主委，负实际责任；孙殿英自告奋勇要多负一些责任，于是又让孙殿英为副主委。

我又提出一个办法：“今年联合国得知河南河北遭了大灾，救济中国的粮食有十多亿。我们马上打电报给河南省政府来解决，我们要２亿，要河南省把这笔钱拿出来，现在抗战是第一嘛。”

他们高兴地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我说：“你们没有注意，报纸上都登了。”

成立粮食委员会，他们几个人说：“你是委员长派来的，又负责与胡长官那里联系，你也要加入粮食委员会，你也是委员会的一个委员。”

“你们要我加入，我就加入嘛，我在太行山，起码要有两年的时间。可以！”我答应了。

他们说：“你现在是粮食委员会委员，在你这里还要加两个字：粮食委员会的监察委员，你不属于哪个军，也不属于河南，你是代表国民政府的。”会上，孙殿英提议马法五用照相机为大家拍照留念。

蒋鼎文来电批准由兵站总监部拨款１０００万元，蒋介石也来电，准在河南省赈济款项下挪用１．５亿，所差之数由三个军和地方分垫。

粮款基本筹足之后。孙殿英建议召开军事委员会，在会上，制定了“对日防共”的作战方案。

　　当时，日本人要扫清黄河北岸的蒋军，所以这个方案的重点是确保根据地，粉碎日军的企图，歼灭日军有生力量的一部或大部。对八路军则仍然采取隔离封锁的方针。

孙殿英说三军首脑聚在一起不容易，要求把指定的作战方案，每个军发一份，由军长亲自带回去密存，大家没有异议，就都照办了。

庞炳勋主持的军事会议结束后，刘进回陵川，派副军长李蓬仙到孙殿英的住处联络感情，孙殿英与刘进约定，待李蓬仙访问完，他自己亲自到刘进总部回访；庞炳勋派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作代表，到孙殿英总部做答访。

我在离开庞炳勋总部的前一夜，庞炳勋跟我一直谈到深夜，还不肯让我回招待所。我看庞炳勋好像有什么心事，有话不好说的样子，就催着庞炳勋把心里话说出来。庞炳勋迟疑了一会儿，还没有张嘴，先流泪了。

庞炳勋流着眼泪说：“我深受国恩，身兼要职（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河北省主席），委员长待我，可谓仁至义尽。委员长指示确保华北根据地，这个重任我是万死不辞地来干。但是山上形势复杂，你来山上时间不长，恐怕还不完全知道底细，孙麻子没有一天不在盘算着篡夺我的军权和我的主席一职，他门道多，暗地里勾结日本人，又与八路军通气。还有二十七军的刘进，是胡宗南长官派到山上另有任务的（指监视孙、庞两支杂牌军），哪里瞧得上我这把老骨头！”

庞炳勋拿出一封信递给我，我一看，是刘伯承将军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他说：“这封信讲的是共同抗日，实际上是要对付我们蒋军，如果八路军全力对付我，我拿出四十军也是难以敌过的。我对这封信不理睬，也不能让外人知道，请你将此信迅速呈给蒋长官（蒋鼎文）或委员长，以证我心。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我决不辜负委员长之重托。”

我拿上这封信，庞炳勋送我回招待所，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一再说：“你再到陵川刘进那里去一趟，山上的好坏，就取决于粮食问题是否顺利解决了。”

粮食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来了潞王坟会议事件。

就在我准备起身到陵川刘进总部去的前两天，接到蒋鼎文的电报，说日军安田大佐在太行山下面平汉铁路旁边的潞王坟车站举行了和谈会议，孙殿英派李国安到会，庞炳勋派王有正参加，汪精卫也派人参加。来电要我查清此事速报。

我找来我身边的情报科长一起研究，综合了来自汤阴的情报和新五军军部传出来的情报，发现潞王坟车站会议确有其事，孙殿英、庞炳勋派去参会代表的名单也大约不差。和谈会议开了一整天，主要内容是拥护汪精卫“和平反共救国”的主张，孙殿英的代表李国安在会上很为活跃。

我想起当初到临淇镇见孙殿英不几日，他就向我介绍了他的机要秘书李国安，李国安是军统平津军事流动情报组长，现在李国安竟成为潞王坟车站会议中最活跃的一员。我觉得这事很蹊跷，决心把潞王坟会议之谜搞清楚。

蒋鼎文得到我的复查报告后，认为事态紧急，便直接电请庞炳勋调查有无派代表出席潞王坟车站会议的事情，电报中有这样的话：“吾兄为党国柱石，大义凛然，向所钦敬，诚恐为奸逆所乘，至污清白，弟不信有此事，空穴来风，有不得不深虑及之……”庞炳勋接电后，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给我来电话，大声地说他冤枉，要我即日去他的总部一趟。我放下电话，马上骑马赶去，我刚刚走到临淇镇上，遇到了孙殿英把我拦住，说有急事要和我谈。

我摸不清孙殿英找我干什么，就假装说，我正要找他商量到刘进总部去的日期，孙殿英急急地说：“三天之内就去”，一边非得让我到他总部去不可，一边苦着脸说，“老弟，你得到情报了没有，天大的冤枉哪，新乡、洛阳都传开了，日本人在潞王坟车站召开会议，竟说有我和庞老总的代表参加。我派驻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来电报，说蒋长官为了这件事，好几天睡不着觉。老弟，这件事关系太大了，我决不会做这种丢人的事。庞老总可就不同，他平时口口声声称硬骨头，这次恐怕硬不起来，听说这次他派代表王有正（总部专跑新乡的采买）参加了日本人的议和会议，我看他打击马法五，一个劲地提拔刘世荣（四十军副军长）这个干儿子。庞蹩子平日嘴里说得硬，骨头不硬。我孙老殿倒霉就倒在他的名下。潞王坟会议，十有八九是他抖出来的花样。我看你责任重大，不可不注意，以我和雨农的关系，我也不能不提醒你。”

孙殿英拽着我到了他的住处，他拍着桌子大骂庞蹩子连累了他，害得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我问：“照老哥的意思，如何是好？”

孙殿英看了我好一会儿，说：“老弟，说句心里话，你对我的话相信不相信？如果相信，就赶快上报，你还得去庞蹩子那里去一趟，外面已经闹翻了天，他还在假装正经，你给他指破，看这老鬼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正不知说什么好，听了这话，趁机赶紧脱身，到庞炳勋总部去。

在路上，接连有两批庞炳勋的骑兵来接我，看得出庞炳勋心里很着急。我到达庞炳勋总部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庞炳勋在深夜还等着我，看到我来，把身边的卫士和参谋支了出去，拿出蒋鼎文的电报给我看，说：“日本人在潞王坟车站捣鬼，准是孙殿英在山上牵的线。”他说完，看着我，大概是想等我说什么。我只好东拉西扯地再把山上的复杂情况和粮食问题说了一遍，并不提潞王坟会议的事情。庞炳勋听得有些不耐烦，打断我的话，把话题又扯回孙殿英身上：“高参，我告诉你，一个月以前，在我的防地上发现了可疑的奸细，被哨兵捉到了三个，当时哨兵审问他们，其中一个闭口不言，我怀疑是日本人，在把奸细带回审讯的路上，三个奸细被埋伏的武装劫走了。那些埋伏的武装穿着和我军一样的服装，却没有符号，他们带着那三个奸细向孙殿英新五军的防区逃走了。后来，在四十军的防地上，又出现过拿着新五军证件的情报人员，以联络为名，暗中测绘地形，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孙麻子在捣鬼嘛？这件事，我一直压在心里，没有与外人谈过，也严禁部下泄露出去，我看潞王坟会议可能是孙麻子早有预谋。”

天快亮了，庞炳勋是越说越有精神，我很困了，想赶紧结束谈话，就打断庞炳勋的谈话问：“庞长官这次叫我来有何指示？”

庞炳勋说：“你说得客气了。这样吧，能否叫剑东一道来谈谈？”

“行啊。”剑东是张宝树的别号，张宝树任河北省党部书记长，是康泽组织的头目之一。我想，把张宝树找来，一定有什么文章。


当时，张宝树在太行山上，名义是河北省党部书记长，实际上整天为庞炳勋抄写中央通讯社发布的新闻广播稿，抄好后还要誊正，还要给庞炳勋念，忙忙碌碌的。我记得庞炳勋把他叫来的时候，他红着一双睡眼，手里拿着一份抄好的广播稿件，糊里糊涂地不知道庞炳勋找他来干什么。

我催庞炳勋有话快说。庞炳勋这才说：“孙麻子看来不可靠，粮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前，山上将难保。”庞炳勋要我和张宝树一道火速上报洛阳、重庆，表示“忠心爱国”，“万一根据地不保，我要以死报国。至于对孙殿英如何处置，听上面指示”。庞炳勋说自己本身处在嫌疑之中，不敢擅自作主张。之后，庞炳勋又让张宝树第二天到洛阳、重庆面报。

我赶忙表示遵照庞长官的意图给洛阳、重庆方面拍电报，并答应写两封信托张宝树带到洛阳交蒋鼎文，庞炳勋松了一口气，大声喊叫吃早饭。下午，庞炳勋又设宴招待我。开宴前，我做了一首诗赠给庞炳勋：

燕山早勒纪碑文，虎帐威仪太岳闻。
饮马长城规北阙，万方俯首服将军。

我回到孙殿英总部，又和孙殿英一起到了刘进总部。孙殿英的这次行动，又是大量的驮马。

刘进准备好了机关招待所，招待孙殿英和我，还有四十军、地方行政单位等，大吃大喝，开流水席，每次都是几十桌。席间，大大小小几十个单位，名片到处递，都是想求见长官的。我问刘进：“山上这些不三不四的游击队头目，与粮食问题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大肆招待呢？”

刘进说：“山上与平原有所不同，我军与八路军防地犬牙交错，正规部队不够使用，游击队用途就大了。既可用于封锁隔离，又可多制造一些麻烦，让八路军睡不好觉。你看，这些人都是地头蛇，吃掉点喝掉点，又算什么！”

孙殿英直咂嘴：“刘建一（刘进的别号）气魄不小，不愧是胡长官的正牌子军长。”
我们到达陵川的第二天，刘进以为副军长李蓬仙补行就职典礼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刘进一再请孙殿英在阅兵式上讲话，孙殿英也不客气，大大咧咧地说： “今天是李副军长就职的好日子。我孙麻子是老粗，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大道理你们的军长都讲过了，用不着我再讲，我就不讲了！”说完敬了一个礼，逗得台下官兵哈哈直笑。典礼后，又是大规模的宴会，摆下百多桌。

我们在陵川的情况，竟然在新乡出版的一家报纸上登出来，醒目的大标题是：“孙殿英偕同挺进第八纵队司令文强到陵川有所图谋（我任军事委员会高参的同时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当时我并不知道消息是怎样传出去的，后来从孙殿英的机要秘书李国安口中得知，当时有日伪特务的电台在山上，侦探我们方方面面的情况。

我和孙殿英这次到陵川刘进总部，主要还是为了解决山上的粮食问题。但孙殿英有所图谋，我当时没有察觉。

１９４３年４月，日本人扫荡太行山时，我身边的会计主任熊杰在突围时被捕，被孙殿英保释从太原回来之后对我说：“太原日本驻屯军师团长水清，在扫荡之前就勾结了孙殿英，孙殿英这次到陵川，日本人为他准备了两千万元华北伪联钞，作为收买刘进之用。而且告诉孙殿英，钱要暗送，不要明送。日本人的计划是，切断二十七军后方补给联络线，使刘进成为孤军，最后被迫投降。”

听熊杰这样一说，我想起孙殿英到陵川时，那么多的驮马，驮的可能就是大批钞票。孙殿英从陵川返回自己驻地临淇镇的路上，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购办粮食的款项，是不成问题的，要多少有多少，洛阳、重庆的拨款一分不到也没有关系，我已经交给建一（刘进）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由他支配。我还送了刘进太太相当数目的见面礼。”我听了这话，觉得挺突然，问孙老殿送给刘进的购粮款到底有多少，他就是不说具体数目，一会说属于新五军应垫粮款之内，一会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在日本人扫荡中被俘的军统头目陈仙洲和所率领的平汉北段爆破总队，也被孙殿英保释出来回到洛阳，陈仙洲对我说了当时在陵川的一个情况：孙殿英瞒着我，与刘进拜了把兄弟，暗中送给刘进一笔巨款，送给刘进大老婆二百多万伪联钞和古董之类的贵重物品。

我和孙殿英在陵川住了一个礼拜，看来孙殿英和刘进的关系搞得不错。这时，日本人扫荡太行山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而山上这三军的情况是，刘进认为二十七军与新五军之间，已经由仇视、隔阂变成了互通往来，以前范汉杰在山上打不开的局面，被他打开了，觉得很自慰，庞炳勋对孙殿英是既怀疑又害怕，无形中，刘进和庞炳勋都听孙殿英的，都看孙殿英的颜色。

山上三军的粮食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日本人的扫荡提前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