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田家英 -- 爸爸是自杀的

<鲁豫有约> 我的父亲田家英 -- 爸爸是自杀的照片上的孩子名叫曾自，52年前的1952年，她出生在北京中南海——领袖们居住的神秘的地方。正因为此，曾自拥有了一段与同龄孩子绝然不同的红墙童话。而在前后十四年间，直到因为父亲去世要搬出中南海时，曾自对于这座外人眼中的神秘园子同样有着并不切近的距离，甚至她连父亲在中南海里的确切职务也一无所知。陈鲁豫：你能知道你爸是干嘛的吗？曾自：不知道。陈鲁豫：具体做什么的也不知道？曾自：一点都不知道，人还有做干部的，还有做百姓的，我没有那个概念，也没有说街上买东西还有商店，从来没进过商店，就在那个园子里待着，然后上学就拿车把我们拉到学校，学校是不让我们出来的，就住在一个寄宿制学校里不许出来。然后就星期六回家，星期一就又去学校，我就觉得太单纯了。其实，在中南海里，曾自的父亲田家英一直担任国家最高领袖毛泽东的秘书。因为是这个特殊的职务，更因为是这个众人关注的角色，父亲的格外繁忙在还是孩子的曾自眼中几乎已是平常，而她也早已习惯了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席。那时候，父亲难得陪自己一起玩耍，而通宵达旦整理文稿更是她印象中最深的父亲形象。 曾自：他叫夫子，在中南海里都叫他田夫子。陈鲁豫：为什么呢？曾自：因为他有学问。陈鲁豫：谁先叫出来的？曾自：我也不知道，反正五十年代初他们就喊他，因为中南海确实是个大家庭，人们非常地上下融合，没有一个人叫职务。不像现在什么局长、部长那么叫，全是叫外号，然后给他的外号就有点尊称那样的。或者是夫子，或者田夫子，过去我父亲他们给主席做工作，大家伙也都是一种，觉得自己是一个极普通的，就是好像跟主席比，是一个高山仰止，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工作人员，没有像现在说，还有点光荣的感觉。那时候只有就是如履薄冰，小小心心的为主席工作，绝没有说自己还有什么了不起。而且我父亲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并拍照一张相，一张都没有。他很不喜欢这种，好像故意渲染，宣传、宣扬不喜欢这个。我父亲跟了18年，一张都没有，这也是他的秉性，他书生气，好像照相有点，故意我就要沾主席的光什么的，所以我们孩子，包括我母亲从来没有就被主席注意过，田秘书还有夫人是谁、孩子是哪一个，没有印象，因为绝不去掺和这些事情。陈鲁豫：那时候中南海里面小朋友，像你们年纪应该比较相近的小朋友，能玩在一块吗？当时李讷他们应该……曾自：李讷比我们大。陈鲁豫：比你大很多。你小孩的时候见过她吗？曾自：见过，还见过不止一次，经常她来借书，我们那个西房的书，只有几个孩子可以借，首屈一指的就是李讷，李讷常常来，然后她就拿一个退了色的黄的解放军那种书包，一大书包，满满的，都鼓得盖不上盖。一个是李讷，一个是毛远新，他放假的时候，他做功课，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跑到我们那个书房里做了。那时候有计算尺，来回拉，那时候我们星期六一回来就看见他。就跟他逗，挺有意思的，这儿怎么来了一个穿军装的，而且特别威风，不像普通（人）。陈鲁豫：你不认识他？曾自：不认识他，但是一说起来，是让王福瑞勤务员他告诉我们的，他说这个是主席的侄子，哦，我知道这儿还有一个姓毛的，因为他一说他姓毛，那时候我觉得人特别的幼稚，听见说姓毛的就觉得奇怪，说好像天底下只有一个毛主席姓毛，一说毛远新你是谁呀？他说我是毛远新。你也姓毛？就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会姓毛只有毛主席才姓毛呢？后来出去就疑惑，以为他是坏人呢，然后就问王叔叔，后来王叔叔说他是姓毛，没说错，他是毛主席的亲戚。实际上，田家英不过是个笔名。曾自的父亲原名曾正昌。早在1942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期间，曾正昌就是用这个笔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旨在批判抗日投降派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并由此赢得了毛泽东的特别赏识。此后，1948年在河北西柏坡，在国共两党的军事对绝即将分晓的时候，曾正昌正式调任毛泽东的秘书，成为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得力助手。而曾正昌这个名字也在渐渐被人淡忘，更多的人记住了毛泽东身边有位年轻的“笔杆子”——田家英。共和国肇始之后，毛泽东更为信任身边的这个少壮派，无论是处理中央秘书室的大量日常工作，还是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制定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等等这些事关大局的要事，都是由田家英一件件事无巨细的悉心打理。曾自：主席爱散步，散步走到我父亲那个房子，有人告诉这就是田秘书的房子，然后有一次散步又走到那儿，他就趴在窗户看我父亲，然后我父亲发现主席看他呢，他就赶快出来了，陪主席走一走。一看哎哟，你的眼睛都红了，说他眼睛熬得通红通红的。你要休息休息了，没事没事睡睡就好了。眼睛都熬得，就跟得了红眼睛病似的，基本上好像偷空在睡个觉。他说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也是我的恩师，确实是他26岁就到了主席身边，这时候就遇到了一个伟岸的人，他一边帮他工作，更是向他学习吧，所以他说除了，编毛选，看了那么多主席的文章，加平常跟主席接触，他说出这句话来，我觉得是肺腑之言，他说主席对我有知遇之恩，他是人民的领袖，也是我的恩师，说明他们的关系，能作为师生的关系。师生这咱们好理解，就是老师和学生如果是非常融洽的时候，就产生一种都有忘年交的感觉。不是说我父亲就是给一个首长工作，兢兢业业，我觉得用这个词形容就不够了，而是说就是达到一种非常相印相通，心灵相通。陈鲁豫：说有那种师生的情感，当然有上下级的关系，有师生之宜，甚至有一些父子的情感在里面？曾自：有，有。因为他跟岸英同岁，岸英是主席的孩子，那么他也感觉到他也是主席的孩子辈最少是可以的，好多好多重要文章是我父亲改的。但是没有哪篇文章是我父亲替主席写的，只有一篇，就是八大开幕词，因为主席的风格，他绝对自己思维，自己动笔，他先交给陈伯达写，后来不满意，特别长，就差一天时间了，然后他就突然让我父亲重写，熬了一晚上的夜，写完了以后主席看了看，嗯，就放兜里了，表示说有了这个开会我放心了。读的时候说有多少次掌声，很短，那八大开幕词并不长。陈鲁豫：两千字的文章？曾自：两千多字的文章，中间打断鼓掌特别热烈，所以后来就说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其实是我父亲在古文里面，满招损，谦受益，他特别能把古文翻译成白话文，是从这句话来的。满招损，谦受益，这不就这个意思吗，你满了你不就（损了），下来以后在休息室不是（掌声）特别热烈吗？后来不主席还说这个话，说这个文章是一个少壮派写的，一个秀才写的，不是我的。就是开玩笑这样说吧，事实上就这个是我父亲替他起草的。剩下东西都是主席写的，我父亲替他改。实际上，由于家境并不宽裕，田家英对古文经典的相当造诣，更多来自于他的勤奋苦读和自幼得到公认的文学天才。除开公务之外，他与毛泽东也时常随兴聊起诗文辞赋，气氛融洽无拘。毛泽东偶有新作，用到稍显生僻的典故，还曾经特别嘱咐田家英代为核实查证。曾自：警卫员告诉我的，他说我看到这些秘书，该多么领会主席的思想啊，他平常该多么熟悉主席的思路啊，交待这么几句重要的话，回去当晚就得写。写好了第二天早上我（毛泽东）就要看，他就说服气。他说还有一次，他说主席叫，叫我去找你父亲。我想他肯定会在什么街上去买书，我就临时叫人去到书店找他，果不其然就从那些什么中华书局那些旧书店把他找回来了，夹着书，抱着书，都是给主席买的。然后把书拿来了以后，递给主席的时候，他就把书掀给主席看，这本书你看行吗？他打开那一页的时候，主席一看，我正想找这段话呢，哎哟，他说的，他就说他就奇怪。陈鲁豫：他们俩太神了我觉得。曾自：他就说的，他觉得奇怪，这个话确实过去我根本不知道，他给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体会到了主席喜欢我父亲，是因为喜欢他真的理解他。陈鲁豫：我觉得一开始他们俩是很像的。所以你父亲可以把他的思想跟主席的思想合二为一，但是有一天发现两个人可能开始。曾自：有分歧。有分歧。陈鲁豫：分杈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往一起想了。曾自：大概就是从58、5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搞大跃进实际就把人民公社化就太（过分），就是农民反而过不好了，他下去真正看到农民从合作化（到后来），越来生产越不行了，他真正体会到主席这个思路搞得太过了。与毛泽东发生分歧，是田家英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意外”。而正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岁月里，意料之外的变故却接踵而至。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国民经济“大跃进”思想的指引之下，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其主编的《红旗》杂志上首次使用了“人民公社”的提法，并得到毛泽东的赞成。短短三个月后，在一片锣鼓声中，全国农村原有的合作社生产方式一律转向了人民公社化。全国人民在最高领袖的号召下，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而，事实却与脱离实际的想象相去甚远。毛泽东同样听到了来自多方的负面反映。而在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还特别让身边工作人员回到家乡做调查研究，田家英也在其中。曾自：59年这背景大家都知道，是庐山会议吗，本来是想纠左的。和吴冷西、李锐和乔木，他们几个，四个人一块前期的这些会议的主要文件，你想起草文件的精神，肯定是不停地接触主席，主席反复思的思考了以后，授意给这些起草人。后来就变了，你本来起草的是这么一个走向的，是纠左的，然后就从这个彭德怀这个信以后，完全倒向这边了，没办法起草了。他们很想不通的。而且他们前期的时候，也顺着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说了很多反映问题的这种话，发言，就包括他在四川搞了调查做了半年的调查，他到了四川成都半年调查，他实事求是讲四川的问题是什么，他发了一大堆言，越来生产越不行了，他发了一大堆言，因为我父亲觉得主席的思想就是要反左，他觉得心里有底气。因为他到农村以后，他看到安徽四川，真的都是米粮仓的地方劳动人民饿死的，饿死，他觉得他是主席的秘书，他有种责任感，这个政策是我们制定的，结果我们是为老百姓谋福的，反而是让老百姓吃不上饭了，饿死了，这怎么行啊？到后来会议已经转向了，那你不就等于是你也跟彭德怀一样犯错误了，你把共产主义给攻击成这样那样的那么多问题，只要你说是问题，那不就不是社会主义三面红旗了吗？庐山会议后期，形势风云突变，彭德怀首当其冲，而以他为主的一批中共高级干部都被划入反党集团，打成“右倾”分子。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一度中断。由于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持有一致意见，田家英同样也被视为有右倾嫌疑的人。而这也是田家英一生中第一次遭受政治风波的冲击。陈鲁豫：这是你爸爸哪个时期的照片？曾自：这张是1959年吴冷西在庐山会议开完了之后，下山在一个船上在九江照的，正好是已经就是等于说政治上呛了一大口水了。没想到彭德怀的事一出，一个大转弯，后来把他们也都差点打成右倾了。所以心情非常的矛盾沉痛。陈鲁豫：有点皱着眉头。曾自：就皱着眉头，这张照片是吴冷西给他照的，吴冷西有个照相机，像我父亲他们也没有照相机，照完了回来，他就给他这照片后面写了一句话，说家英，意思说照片照得我的技术不好，但是你的神情毕露了。陈鲁豫：你觉得庐山会议期间，你父亲做没做特别极坏的准备？曾自：没想到，我父亲也没有这种政治经验，根本就没想到，彭老总那么威望大的一个元帅，啪地一下就一百八十度转弯，就变成敌人了，而且他的内心深处是完全赞成彭老总的意见的，认为我们确实是政策搞左了。而彭老总是替人民鼓与呼，去反映这些问题的时候，恰恰把他给打成说是右倾。尽管有过庐山之上的惊心动魄；而对于包括田家英在内的“秀才”们来说，毛泽东算是格外宽容，指出“不予深究”，田家英也因此得意幸免。曾自：可能我想主席对这些秘书他还是使得很顺手，也很有感情。所以他就拉了一把，说秀才还是我们的人，这一个我们的，主席说了一句话，那当然就没事了，一下把他们这些所谓（右倾分子）。陈鲁豫：救了。曾自：救了他们了，惟一的一个把他排出去的就是李锐，把李锐就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家里有那个地毯。我父亲高兴得在地毯上直翻跟头，就觉得没事了。陈鲁豫：我觉得那种感觉，还不仅觉得自己没事了，他觉得我们没有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对他来说很重要？曾自：对对对，高兴，然后说的打滚，地毯上唧里骨碌就翻前滚翻。就那样的。就说明那个时候人们对主席心里面真的是很重要的。陈鲁豫：尤其是你父亲跟主席之间。陈鲁豫：你父亲是一个很应该是很了解毛泽东，他在那时候也没有感受到会有一个这么？曾自：没想到。陈鲁豫：这么大一个逆转？曾自：包括他们几个人全都是，吴冷西、乔木同志都没有想到，一下这几个人也都，就都蔫下来了，也不敢说话了，也不用他们起草了，因为会议的主题马上转了，变成批判谁谁谁了，就怎么说呢？那时候形容他就是在政治的漩涡里头头一次大呛了几口水，是这么一种感觉。他就觉得好像是我们赤子之心，怎么会，就没法解释，他就觉得没法解释，但是谁又不敢怀疑毛主席什么，就觉得主席的心应该是为老百姓的，总是想着主席的必然有合理的地方，他这么做，可能有世界这种大局势，可能是需要这样做吧，他们都这样想，就批评自己，然后我父亲他们心里也很沉痛。转不过这个弯子来，彭德怀当然他也转不过弯子来，但是彭德怀最后自己也认可说我影响了毛主席的威信，我就得检查，实际是违心的。但是那个时候人对主席太崇敬了，他把违心最后都消化成一种真心了。曾自：后来他回来以后，心里面非常矛盾，就觉得是又看见主席错误，很痛心，真是不能同意主席越走越左的思路，对阶级斗争越来越渲染，非常持保留态度，但是他是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没办法直接地就是说不行不行，他没有那种身份，他只能是尽自己可能做一些帮助主席认识这个事，但是做不到。庐山会议半途逆转，政治空气陡然紧张。在此之后，1959年至1961年，中国遭遇了共和国建立之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而当时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借用湖南农民的一句话对此做过总结，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2年的春天，田家英接受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指派，到湖南进行了一次为期四个月的调研。曾自：也是主席非常相信他，然后说你到湖南他的老家去看一看，他就带队去湖南搞了一次调查，哎呀，他没想到韶山的老百姓都在呼唤着包产到户。他不能接受，我父亲思想跟主席实际是一样的，他觉得包产到户等于是走个体了，这怎么行，但是最后他真正看了以后，包产到户可以把我们当时农民吃不上饭这种状况改变，它有积极性，它能产粮食，所以他回来以后，他就问了所有中央的这些政治局常委，领导同志，包括小平同志，周总理，陈云，少奇，第一个就问的少奇同志，都没有意见，都说好，都说包产到户实行起来，会把我们这个困难解救回来，后来少奇同志就跟他说了一个，说你去征求征求主席的意见，别说是我说的，就好像一说是少奇同志说的，就有点太重了，先看看主席怎么考虑，后来就等到主席到游泳池，他认为没什么问题了，他认为是好事，而且这么多中央同志都同意了，他就滔滔不绝地给主席讲主席没吭声，就一直在听，听完了以后呢，就问他一句话，这是你的意见还是谁的意见？他一看，主席这样说一定是心里不满意，如果主席满意的话，不这样问问题，他就想到说如果我要说这是少奇同志委托我说的，他怕影响两个主席的关系。陈鲁豫：而且少奇也交代他了。曾自：交代他了。说你先别跟主席说是我说得，他当时犹豫了一下，但是他还是违心地说了一句，这是你的主意还是谁的注意这么问他，是我的主意，其实主席就想拷问他一下，看你说不说实话。主席就知道这是少奇让你来问我的，我看你说不说实话，我父亲没想到这一层，陈鲁豫：他即便知道了，他也不能说什么呀，他也没法说。曾自：他们对完话以后，主席就霹雳啪啦就问他了，他说那你认为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个体经济为主，等于一来二去一对话，他完全明白主席等于就否定了我父亲主张的这个包产到户，是否定这个意见的，哎哟，他就觉得完了，这么多工作都做了，以为肯定就可以起草文件了，起草一个主张农村怎么怎么样，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结果，自从田家英进言“包产到户”之后，毛泽东极为失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身边的这位田夫子不予理睬。而这也是自三年之前的庐山会议以来，田家英第二次深感受挫。他在两位主席之间的好意斡旋，却被毛泽东视为有意替人遮掩、不够坦白。曾自：62年这次绝对是我父亲和主席在政治关系上的一个分水岭，不理他了，主席伤心了，实际他是觉得我这么信任你，你有意见你给我提，你跟我说，都没事，你等于替少奇说话，完了以后，你又不说是他说的，好像是你，你站到少奇那边，你是我的秘书，你怎么替他说话呀，有点这种感觉，这是我妈妈后来跟我这么讲的。陈鲁豫：毛泽东觉得你先背叛了我？曾自：对。是这么一种感觉，所以我父亲心里头完全清楚，他担了这个责任，真的是怕两个主席有矛盾，这个矛盾是怎么会有的？是因为62年开那个七千人大会议的时候，我们不是总结经验嘛，刘少奇做了一个报告，我父亲是刘少奇那个大报告的起草人之一。那些大报告都是这些秀才在起草，所以他们老在讨论，起草了半年多，他深深地知道刘少奇这些主张怎么怎么样，后来真的就这么讲了以后，大家伙心情鼓舞，觉得我们党真的就敢承认错误，我们中国又有希望了。没想到主席就对少奇同志心里面存下了一种隔阂，觉得你把话说得太狠了，最后我只好来承担。这种矛盾只有在主席身边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别人体会不到，很细微的，很微妙的一种东西，所以在包产到户这个事上，他就不敢说这是少奇的意见，他就想不要再让两个主席有误会了，我来说是我的，因为毛主席说得很清楚这是谁的主张。 在重大问题上，尽管田家英身处逆境，但是始终没有泯灭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整个中国的政治空气愈加敏感而紧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一篇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这篇文章中，姚文元捕风捉影将原剧本中“退田”、“平冤狱”等等情节，与当时遭到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等等联系在一起，将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的彭德怀比作剧中的海瑞。正是这篇文章，成为日后文革爆发的导火索，而田家英的命运恰恰也与此发生了重要关联。曾自: 我父亲就说过这样的，如果让我写姚文元这样的文章，剁了我的手指头我都不干。这文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把那个就是上纲上线，开始了文化革命点火就是这篇文章，把那个艺术性的问题，给它说成政治性的问题。65年的时候，就是主席到杭州去，找了几个秀才，有关锋，有我父亲，有艾思奇，还有陈伯达，还有胡绳，五个大笔杆子，坐在一块然后就说讨论讨论那时候叫“学马列”，是给这些著作写序言去了。那么是主席讲，他们来记，后来主席就在这时候就谈了一篇重要的讲话，其实主题不是说这个，还是讲怎么写序，这些哲学思想等等的。很长，主席讲话真是海阔天空的，这里面就讲到这么一段，就这么一小段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然后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么一段话，作为这个全篇来看，实际是个枝蔓的东西，完全不是说我就讲这个事，整理这个稿子也是我父亲提议的，我父亲是中办副主任，他认为主席的讲话很重要，需要整理，然后他们就跟关锋几个整理，关锋是纪录的整理到这块的时候，我父亲说这段话不要，关锋当时就提了一个，说不要，意思说不要行吗？不要，这是枝蔓。他是良心何忍啊，彭德怀本来就是冤的嘛，再来这么指责他，良心不忍，他用他的权力说不要这段话，胡绳也同意，回了北京以后，关锋就把这事告诉江青了。他们不知道那篇文章重要性是上面搞出来的。所以上面就等于说主席谈这个意思实际其实在支持江青他们这篇文章的，我父亲不知道这个历史背景，就那个关锋告诉江青以后，江青肯定不依不饶了，然后这件事情纷纷扬扬说得很大了，那么传回话来了，就说把里面特别要害的话给删了，陈鲁豫：这是他工作权限范围之内的事吧？他以前也可以这样。曾自：是。到文化革命的时候，给我父亲一个最主要的罪状，你篡改毛主席著作，这个帽子压得他呀，他认为实际说的就是你删了这段话，你胆大包天。这段话的意义就在于发动文化革命，你都能把这段话删了，你还得了。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单纯和善良却让田家英招致灭顶之灾。1966 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布后不久，田家英即被江青、陈伯达等人冠以“一贯右倾”和“篡改毛主席著作”两项罪名，被勒令停止工作，离开毛泽东的身边。而就在事发第二天上午，田家英做出了他生命之中的最后抉择。在中南海永福堂，在这间书斋之内，田家英弃世而去；而他给后人只留下了这样两行字，“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陈鲁豫：5月22号的结论，5月23号你父亲就走了？曾自：就走了。我觉得我父亲极大的失望，他追求的这些事业，他一生献给主席这种热爱，他觉得主席后来把他否定了，我认为现在想起来，这是他结束自己最最根本的原因。他如果觉得主席把他抛弃了，他就觉得没有希望了。而主席所做的不对的事情，他又怎么能够去跟他辩个黑和白呢？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身份去跟他辩个孰是孰非啊。他认为主席对他形成概念了，把他划为敌人了。这是他最大的悲哀，实际说他要是对于怕陈伯达他不怕，从来都是跟陈伯达做斗争的，所谓斗争不像咱们说那种斗争。他很看不惯陈伯达虚伪的做法，我母亲说你老跟陈伯达斗嘴斗斗斗，你俩这个斗争是什么斗争啊？这还用问吗？阶级斗争啊。陈伯达福建话说不过我爸爸，我爸爸四川话说得特别特别溜，陈伯达嘴就特别笨，就急，往往吵到最后，陈伯达张口结舌没话说，就给他顶得哑口无言，那么江青呢，等于是建国后，实际她地位特殊，但是我父亲也不买她的帐，实际上他并不是因为他俩，他知道是他俩害他，但是也不是因为怕他俩， 陈鲁豫：他最看重那个人已经不信任他了。曾自：对。陈鲁豫：对他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打击？曾自：对。陈鲁豫：所以你相信你爸爸是自杀的？曾自：是自杀的。太像他了，就是说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像他做的事。陈鲁豫：那后来是谁第一个发现他的呢？曾自：发现他的是勤务员，勤务员中午给他打饭，打完饭以后，怎么也找不到他，实际他把门反锁起来，就在那个书房那边，是上吊去世的。然后这时候我母亲在机关呢，中组部的安子文给她打电话，哎哟，我母亲说她当时头懵了，早晨走的时候，好好的，没想到他会有这种，然后旁边这些负责的人就揪着她的胳膊，她说把我揪得都生疼，都揪出手印来了，一定要你过去看，她看了，后来她认为，看就是让你证明认可他是自己去世的。陈鲁豫：你妈妈没告诉你跟你姐姐？曾自：没办法告诉我们。可能要保密，当时看完了以后，就立竿见影的，非常快地，你离开中南海吧，你看我们早晨都上学，就从家里就走了，然后我母亲下午三点钟回去，你离开中南海吧，她说我就拿了一点最简单的，连钱都没有拿，就好像认为就是临时出差的感觉，牙刷、毛巾就走了，走了以后，我们就从此再也没回过中南海，就搬出来了。田家英选择了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在当时，他的死却被认定是畏罪自杀。事隔不久，曾自从同学口中得知父亲的死讯，而这也是她生平第一次得知父亲生前一直担任着毛泽东的秘书，惊愕之余，还是孩子的她同样也对父亲的事难以理解。陈鲁豫：听到你爸爸去世的消息。你那个时候真觉得你爸爸是有罪的？曾自：对，就是这么想的。就觉得，人家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他是，他把五卷烧了，他是反党的。那我想反党那就是该惩罚嘛。陈鲁豫：所以那时候也没有觉得痛苦？曾自：没有，真的没有，那时候运动如火如荼的，完全投入到大革命运动里去了。在田家英去世之后，很长时间之内，他的家人一直都生活在阴影之下。田家英的夫人董边，文革之前一直在妇联工作，1966年8月25日，因受到丈夫牵连，她被《人民日报》头版点名批评。而在离开中南海之后，在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之中，董边带着曾自退避在破旧的大杂院里。年幼的曾自搞不懂当时的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但是当她谈起当年与母亲相依为命的那段日子，心中依然留有一份难以释怀的歉疚。陈鲁豫：可等到你们母女三个人相依为命的时候，你跟你妈妈关系，可能很奇怪，应该是最亲近的一段时间，之前你和你妈妈是很严肃的，可能你们之间没有那么亲密，曾自：对陈鲁豫：她要吃哪些苦那会儿？挨批？曾自：挨批斗，挂着牌子去挨批斗，北京市开个万人大会，中央机关开个万人大会，说拉走就拉走，说批斗就批斗。挨批斗，再加上劳动，强烈高压的劳改，我觉得我现在说起来的话，我觉得我是三重心理状态，我觉得我妈妈既是一个首先她是一个是被人说她是犯了罪的那么她就是敌人的妈妈。我觉得她是一个敌人，然后我要和一个敌人生活在一块，我也觉得挺恐怖的，敌人的妈妈，然后呢，又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妈妈，我就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跟她生活过，原来一个房子也特别大，两个人基本不在一个屋顶下生活。都是我那个老妈妈带着我，我们就突然变成了一个12米房子，每天晚上都要吃喝生活在一块，然后就觉得特别陌生，我说她那么严肃，现在哪儿去了？就变了，我觉得她好像变了。然后又是一个感觉到时时感觉到她在关心着我，很多小事她都要照顾我，我觉得她又是一个在关怀我的妈妈。陈鲁豫：你可能既喜欢这种关怀，又觉得不应该接受一个敌人的关怀？曾自：对，对，特别矛盾，那时候都是粗粮嘛，那点细粮吧，做成馒头，做成米饭，她绝对轻轻地推到我跟前，也不敢说，也不敢说这个饭，你吃，她不敢说，她只要说一个你吃，我肯定就顶她，我就会说，你巴结我也没有用，我就那种心理，我就觉得人家让我去跟她划清界线，我时时地牢记住我要划清界线，这三年期间，我没叫过一声妈妈，你得划清界线啊，内心深处心甘情愿，就不能再叫了，你叫妈妈就是划不清界线。陈鲁豫：可是内心会不会觉得这个妈妈比以前温暖了，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妈妈？曾自：反正变了，和以前威严的妈妈不一样了。1969年初，17岁的曾自作为北京知青到吉林北部白城专区插队，当时，母亲董边则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春去秋来、流年似水，曾自也在渐渐成年之后，愈发能够读懂父亲的枉死和母亲苦苦支撑的那份艰辛。而曾经过往的一切却难以重头开始。1980年，中共中央为田家英平反，一场冤案最终得以昭雪。在重新举行的田家英追悼会上，悼词之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评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曾自：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爸爸是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他了，他有一天就说的，我给你读一篇文章吧，然后他说：那时候我小，不懂得什么叫死，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然后他说，等我长大了，我总感觉到，我的父亲就好像没有死，他总是冲我笑，而且站在一条河的那边，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那是一条我过得去，而他过不来的河。哎呀我当时。陈鲁豫：这是你的感觉？曾自：我当时听到，他说那是一条，那是一条我过得去，他过不来生命之河，中间有这句话生命一河，我忽地一下，我那个眼泪，因为我们高高兴兴在聊天，在读稿子，根本没有那种进入角色那种感觉，我突地一下眼泪就涌出来了，当时我就向他表示，我说怎么你写的你怎么就像是在说我呀，我说我就是这种感觉，当我特别想念我父亲的时候，他还是那么年轻，我长大了，他没有变老，他总是那么英俊，特别爱笑，而且我想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没有死，他就站在一条河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