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李六如与毛泽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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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阅李六如[1]
《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
草稿问题的批语[2]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
定一[3]同志：
请你指定一位水平较高同志看一看这部书，如何？
毛 泽 东
十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李六如，曾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
〔２〕 这个批语写在李六如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
中说：“兹将我所写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草稿送请审阅，如若无暇，
拟请指定一位秘书同志看看后半部和１４０ １４７、２７３－２７８这十
来页。并恳指示。”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从北洋军阀统治
开始写到大革命失败，信中请求审阅的，主要是该卷中有关毛泽东的部分内
容。
〔３〕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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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六如与毛泽东
2001年1月9日 00:45 栗树林
过去，他常为中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而彷徨不安，甚至悲观失望。现在，他好像是夜晚迷失方向的航船遇见大灯塔似的高兴起来。他由衷地对毛泽东说：“对，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1921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李六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当做一滴水，义无反顾地融入了中国革命的波涛之中。
李六如简介 李六如是清末知识分子中矢志救国、历经曲折，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典型人物之一。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时，他坚忍不拔，是辛亥革命的中坚；袁世凯窃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倾家产办工厂，力行“实业救国”；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他在军事、政治、财经、文化、教育、司法等方面屡担重任，历经磨难，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为创建人民检察制度殚精竭虑，是新中国检察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延安时期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常务副检察长、代检察长、党组书记；晚年，为教育后代，皓首病躯，日夜伏案，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他一生追求真理，秉性耿直，无私无畏，为了人民的解放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终生。
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的作者李六如，一生走南闯北。为了求学、寻找革命的成功之路和开展革命工作，他去过国内外的许多地方。然而，深深地留着他曾经徘徊、失意、觉醒、前进足迹的，仍然是湖南省城长沙。长沙这个地方，对于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的李六如的一生，的确是太重要了。
辛亥革命前夕，刚刚步入青年时期的李六如，在孙中山先生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毅然离开物质生活相当优裕的封建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到长沙投考陆军学堂。那时，他已经在老家平江读过《洞庭波》、《猛回头》等鼓吹推翻清皇朝统治的各种读物，朦胧地觉得，要革命就应当首先掌握枪杆子。投考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在长沙，他耳闻目睹了清皇朝统治的腐败与黑暗，亲身体会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与侵略。尽管当时他思想是模糊的，认识是直觉的，但已经牢固地打下了他不久将要投身到武昌起义革命营垒的根基。《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中《到长沙那天》、《懵懂一时》和《陆军学堂考过了》三节，反映的就是李六如的这段经历和思想变化。如今岁数大一点的长沙人，从书中看到70多年前长沙的地方风貌和人情世态，当时的小吴门、药王街、坡子街、八角亭，那间坐着一个风骚而厉害的女老板娘的长沙小旅馆，简直是重见了当时社会的缩影。当人们从《六十年的变迁》中看到这些对当年社会生活的描写时，一定会感叹于作者惊人的记忆力和生花的妙笔的，也一定会更加清楚地看到，长沙这个地方，对于李六如早期革命活动的深远影响。
当李六如风尘仆仆第二次从平江来到长沙时，他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这个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碰得焦头烂额的人，这时头脑中虽然也萌发出像“只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真痛快，真彻底”这样的思想，但在行动上，仍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而是走上了所谓“教育救国”的歧路。他当时在湘潭人主办的《大公报》上卖过文，也在商专、法专、群大等高等学校教过书。但是，卖文，被斥为“邪说”，教书，连饭也吃不饱。而且，教育界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决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清高。于是，在旧的道路上已经山穷水尽之外，现实生活的铁壁又把他最后的一点幻想和希望砸了个粉碎。他经历的现实生活，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昭示：这样走下去，就是悬崖绝壁！
1921年，是中国革命起死回生的年头，李六如本人也是从这年起得到新生的。
由于在平江和长沙的革命活动，使李六如成了当时相当知名的进步分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很想会会这位平江人。1921年夏季的一天，李六如的同乡、毛泽东的朋友、在长沙办《平江旬报》的喻寄浑对李六如说：“第一师范的毛泽东要我介绍，想和你谈谈。”李六如高兴极了，说他早就想去拜访毛泽东，只是刚来长沙不久，一时又无人引见。他兴奋地对喻寄浑说，他早就从《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和《大公报》等报刊上读过毛泽东的许多文章，这些文章的许多论点是怎样地深深吸引着他。他非常赞赏毛泽东连载在《湘江评论》上的长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认为这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写的第一篇最具指导性的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很痛快，确是现今指导革命的重要文章。”
就在这天，李六如随喻寄浑兴致勃勃地来到位于贡院西街的毛泽东等人创办的船山学社。在这里，他俩首先会见了船山学社的社长何叔衡。
何叔衡是毛泽东在湖南早期革命活动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当时人们称道：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李六如早就听说何叔衡的为人，这次与何叔衡虽说是初次相见，却一见如故。两人紧紧拉着对方的手，互相打量着。当时，何叔衡已经50多岁，个子不高，却很结实。四方脸，大眼睛，蓄着黑而密的八字胡，戴一副玳瑁框眼镜，穿一身粗棉布长衣。他告诉李六如，毛泽东在这小吴门正街船山学社内创办了一所自修大学，来这里求学的都是有改造社会志向的进步青年。何叔衡指着门前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校牌说：“你看，这校牌的字，就是润之写的。”何叔衡一边介绍一边引李六如来到这里的图书馆。李六如翻阅着满架琳琅的新书，爱不释手。何叔衡叫图书管理员挑出李六如要看的《劳农政府与中国》、《共产主义ABC》等几本书，借给李六如拿回去看，李六如如获至宝，连连称谢。
当他们回到何叔衡的房子里时，毛泽东已经坐在那里了。
只见毛泽东蓄着陆军头，身体虽不胖大，个子却相当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出明朗的神采。他穿着一件不蓝不白的洋布长棉袍，一双黑色棉布鞋子，手里拿着一大束报纸。经何叔衡介绍后，毛泽东与李六如便亲切地交谈起来。
李六如称赞毛泽东组织起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又在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出力不少，立下了大功。毛泽东听后，谦逊地说：“这算什么功，靠大家的力量嘛，少数人逞不起英雄的。”何叔衡告诉李六如，润之除了办这所自修大学，采取“自己看书，自己思考，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教学方法培养革命青年之外，还办了文化书社和许多夜校。毛泽东接过话题，问起他在平江办夜校的情况，李六如于是将他如何以救民工厂和兴业织布工厂为基点开办夜校，逐步发展到各行业和农村等具体情况，一一做了回答。毛泽东凝神地听着，然后说：“办夜校是好事。不过，单教几个字，恐怕不够吧。”接着又问道：“现在还办吗？有没有人主持？”李六如回答说：“还在办。”便将平江农事公会余贲民和工业公会陈 章办农会、工会和夜校的事一一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连连点头，甚为高兴。
接着，李六如对毛泽东说：“我在《湘江评论》上看过你写的《民众的大联合》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说到这里，他皱起眉头，把自己的疑问直接提了出来：“不过，中国人多、地广，恐怕不容易联合起来。加上南北军阀势力大，老百姓赤手空拳，恐怕不济事吧？”“哎——那不见得。”毛泽东说：“众志成城嘛。俄国十月革命不是个好榜样吗？我们中国，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都失败了，原因虽然很多，但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缺少有正确领导、有严密组织的民众基础。现在工商失业，农村破产，更是中国人民需要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中国，只要有一个像俄国那样坚强的党做核心，又普遍深入地发动群众，以占人口最多的工农民众为基础，把全国人民的大多数团结在一起，就一定能成为强大无比的革命力量。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李六如说：“到那时，就不怕什么帝国主义、什么封建军阀打不倒。历史的车轮是向前的，人类社会是发展的。朋友，事在人为。”
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李六如笑逐颜开，心里豁亮多了。过去，他常为中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而彷徨不安，甚至悲观失望。现在，他好像是夜晚迷失方向的航船遇见大灯塔似的高兴起来。他由衷地对毛泽东说：“对，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打这以后，李六如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交往越来越密切。几天不见面，李六如就闷得发慌，定要抽时间到毛泽东那里去看看、聊聊；毛泽东和何叔衡也常到李六如家里走走。一次，毛泽东和何叔衡到李六如家里谈天说地，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李六如就叫妻子把从老家平江带来的腊肉、辣椒搞上一大碗，招待毛泽东和何叔衡。许是辣椒太辣了，辣得毛泽东大汗淋漓，可他全然不顾，还是照样大口大口地吃着。这时，李六如微笑着唱起了平江乡间一青年女子写的一首情歌——
要吃辣椒不怕辣，
我爱情哥不怕杀；
刀口架在脖子上，
也要与哥结成双。
“好，有骨气！”毛泽东翘起拇指赞赏道：“干革命就要有这种不怕辣、不怕杀的精神。”
毛泽东、何叔衡、李六如他们亲密无间，无所不谈，大至江山社稷，小至柴米油盐，都是他们谈论的话题。他们因“英雄所见略同”而兴高采烈，也会为“各持己见”而争论不休。其情其景，正是1925年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写的那样——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经过与毛泽东等人的交往，李六如一步一步地成熟起来了。1921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李六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当做一滴水，义无反顾地融入了中国革命的波涛之中。
《六十年的变迁》第2卷里《山穷水尽下长沙》和《有了指路明灯》两节，写的就是李六如的这段经历和思想变化。有幸作为这一历史见证的，不是任何别的地方，而正是李六如对那里的一街一巷、一草一木都感到格外亲切的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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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六如 (1887-1973) 原名李抱良，又名李宝良。湖南平江人。
青年时曾考取童生。1908年到湖北参加新军，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秘密革命团体文学社，从事反对清王朝斗争。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第七协十三标统带，参加阳夏战役。
1912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1918年回国返乡，任平江救贫工厂厂长，集资创办兴业织布公司。后到长沙教书，创办《平江旬报》，倡导平民教育运动，任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副董事长。
1921年秋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被派到安源考察工人状况，编写出版《平民读本》。
1923年后参加国共合作，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4年到广州加入国民革命军，先后任总司令部党政处处长、第二军军校政治部指导主任兼政治教官。
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党代表，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攻占南昌、南京等重要战役。
大革命失败后转回长沙，9月随夏明翰到平江浏阳领导农民秋收暴动，参与组织工农革命军平(江)湘(阴)岳(阳)游击纵队。
1928年冬前往新加坡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南洋临委宣传部部长。
1929年到香港，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边养病边工作。
1930年后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参加财经领导工作。
1932年3月被选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任财政部部长兼内务部部长，不久兼任国家银行福建分行行长。参与领导根据地财经金融工作。
1934年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家银行副行长，代理行长。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在原地坚持斗争，任中央政府办事处财经委员会代理主任，曾转战赣南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冬被捕入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出狱转至延安，先后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延安行政学院代理院长，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等职，参与中央财经工作的决策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热河省委常务委员兼热河省政府秘书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干部学校校长，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法院院长、政法委员会检察长等，参与领导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与司法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中共党组书记。
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73年4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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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六如和他的妻子
文/王 毅
一九七二年初春的北京，常常风沙弥漫。北京医院的一间普通的病房里，冷清清的，空气仿佛凝冻住了。一位身个瘦长、头发花白的老人躺在病床上。他眼含浑浊的泪水，伸出一只瘦骨棱棱的手，放在床边一位妇女的手上，深情地抚摩着。那妇女年约五十岁，衣着朴素，忧伤的眼里也噙泪水。她哽咽着，与处于弥留之际的病人相对无言。她名叫王美兰，是位妇女干部。老人并不是她的长辈，而是比她大二十一岁的丈夫李六如。
李六如同志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又是著名的多卷本历史小说《六十年变迁》的作者，然而，自十年浩劫开始，他就惨遭康生、江青等人的报复和迫害，被折磨得卧床不起。窗外寒风呼啸，李六如喘息着，昏花呆滞的眼光无限依恋地凝望着妻子那憔悴苍白的面孔。渐渐他的眼前幻现出妻子年青时的面影。他仿佛又回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
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夏天，江西瑞金城外一条古老的青石板小路，李六如与未婚妻王美兰边走边交谈。那时，李六如已四十一岁，是中央苏区财政部门一位负责人。他正借盛年，对革命和个人都抱有很强信心和希望，如今又得到一位年轻而又质朴的未婚妻，不免兴致很高。而王美兰却心事重重，一直沉默着。她在担心，不知道婚后能不能与李六如合得来，生怕不能使他幸福。她这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她知道，李六如很早就投军从戎，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新军反清起义，是一名革命军的指挥官。满清王朝被推翻后，他获得陆军少将军衔。后来，为了探求救国真理，在二十四岁那年，抛弃了优厚生活，东渡日本求学。满心指望在“明治维新”的发生地，寻找到“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药方。一九一九年，他回祖国后，变卖了家产田地，在平南湖江家乡兴办平民工厂，作为“实业救国”的尝试。但后来失败了。经过一段苦闷榜徨，他毅然转向革命道路，兴办平民识字学校，与革命者和工农大众接近。一九二二年，经毛泽东和何权衡同志介绍，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入党，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而王美兰呢，幼时曾是江西吉安山区一个童养媳，出身寒苦，一个字也不识，参加革命才几年。……李六如早已窥见了她的心事，便温和地对她说：“别担心以后让我来教你识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把一颗心坦露在年轻的未婚妻面前。渐渐她放心了。当时，不了解这些内情的人，乍一看，觉得他们俩无论从出身、年龄、教养方面看，差距都十分大。可是，他们婚后十分恩爱、幸福。他们俩的结合一度在江西中央苏区传为佳话。
“照片……照片”，李六如颤抖着干燥的嘴唇，又向妻子伸出了手。王美兰赶忙俯下身，温存地轻问：“你想看哪一张照片呢?”“吉安……在吉安拍的那张……”王美兰听着，心一动。她知道丈夫平生最珍爱的就是那张三七年和她一起拍摄的照片。可是，由中来医院时匆忙没把这照片带来。当她如实告诉他后，李六如重重地闭上了泪眼。然而，也许是“迴光返照”吧，他的记忆力很好，他又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那张照片因年代久远，已发黄了。照片背面有着李六如苍劲的笔迹，“吾妻美兰，赣人也，情忠实而重情义，曾与吾共生死患难于枪林弹雨之中，跋山涉水，艰苦倍尝。在吉安遭难时，尤其辅助之力不少。吾以是爱之、重之。古人云：贫贱之交不可志，糟糠之妻不下堂。吾与美兰、患难之交也，糟糠云乎哉!故数年未尝离左右。这段题词他如今几乎一字字背了出来……恍惚之间，李六如及似乎隐隐听见一阵杂乱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很象是白匪军持着枪在搜山……
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红军主力北上抗日。李六如夫妇奉令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初，敌军攻占了中央苏区。李六如夫妇在陈毅和项英同志领导下，参加游击战，与占优势的敌军周旋、战斗。有一次，组织上决定，队伍化整为零，分散下乡，以保存革命力量。李六如夫妇化装成父女俩，来到吉安，为了暂时谋生，李六如化了名，应聘在吉安报社当校对兼收录员。上班才四五天，李六如就不幸被捕。王美兰逃进附近山林躲了九天九夜，在群众掩护下，总算脱险了，一天深夜，她偷偷下山，从县城内一个医生那里打听到丈夫被捕后，为了保住党的秘密，坚决不招供，不暴露身份，因此遭到毒打、跪铁链和火烙等酷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王美兰为此心如刀割，情如火急。她经过再三考虑，不顾自己安危，自动入狱去照顾丈夫(幸好这时敌人并不了解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又不急于处死李六如)。她在阴森森的狱中见到丈夫时，悲愤的泪水如泉涌，她抚摸着他满身血迹和带着镣铐的手脚。他更瘦了，一下子变老了……但他神志坚定，刚毅，这给王美兰很大鼓舞，增添了她与敌人斗争的勇气。她天天定时到监狱里去，为丈夫洗换血衣，端饭端便盆。李六如被关押两年，王美兰也留在吉安两年，她靠做针线活 ，打点零工度日，照顾丈夫，同时还为地下党做联络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被迫实行抗日，经党的营救，李六如出狱，获得了自由。就在那一年，王美兰为庆贺丈夫脱险，拍了这张照片。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六如在病危时想再看看他珍藏三十多年的妻子的玉照。……
李六如的回忆被妻子的哭泣声打断了，他的心脏一阵猛跳，一阵绞痛，他知道死神的脚步已经迫近了，正是这样，他更无限眷恋着妻子，他长舒口气，吃力地摆摆手，示意妻子要抑制感情。王美兰会意，顺从地止住啜泣。李六如仰望着天花板，执拗地追忆着自己往日的生活。渐渐地，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延安的宝塔山，汩汩流滴的延河……一次，他陪同一位老战友在延河边散步。“老李，你爱人在苏联怕是回不来了，我看呀，你不如在延安重找一个吧。”“不!不!我要等她，哪怕等她十年二十年，直到死，我的心也不会变!”李六如笑了笑，拒绝了战友好意的劝告……在李六如夫妇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李六如同志被任命为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长，这是很重要的职务，说明党中央对他很器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李六如耿直正派，嫉恶如仇，他和主席身边的康生，江青等人不止一次发生冲突，对这些人的错误行为进行着不屈的斗争。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暇顾及家庭和妻子，王美兰由于从小受了太多的苦，加上后来环境艰辛，身体逐渐差了，这样，在一九三九年，她被中央送到苏联疗养。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夫妇俩一别三年，音讯全无，死生不知。四二年初，李六如已调任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他时常挂念妻子。这期间前后已有几位战友劝李六如另找个爱人了。但他始终不为所动。他执意要等王美兰归来。经过这一次考验，李六如夫妇的感情更加深厚了。
……
“你在想什么?”王美兰看见丈夫的嘴唇抖动着，脸色由于激动泛起一片红晕，温存地问。李六如的两眼在闪亮，这是生命的最后光辉，是真挚爱情凝聚成的水花在闪烁。他回答不出妻子的问话，他的脑海里又浮现了新的一页……“吃点苹果吧。”在一个深夜，灯下，王美兰削了一只大苹果，用小盘装着，另放上几根牙签，送到丈夫的办公桌边。李六如仿佛没听见，他正襟危坐，手握一管毛笔，正挥笔疾书。王美兰看看手表，已是子夜时分了。她担心丈夫过度疲劳，轻步上前，给丈夫披上一件衣服，又体贴地说：“你该休息一会儿了。”李六如这回听见了，他放下毛笔，徐徐地舒口气，洗过了手，他拿起妻子削好的苹果，一口口吃着。由于年岁已高，牙齿不好，他吃得很慢，渐渐又陷入沉思……这是五七年秋的一个夜晚。全国解放后，李六如历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党组书记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他每追忆自己大半生经历的革命斗争生活，便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他常想：他和不少老一辈战友既是几次大革命风暴的参加者，又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风云的见证人。早在延安时，他就打算写一部多卷本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而且着手搜集了很多宝贵的资料。遗憾的是这些资料都在四七年我党军政机关撤出延安时丢失了。解放后，他又重新产生了写这部历史小说的强烈愿望。王美兰对丈夫的愿望很理解，也很支持。这时，王美兰由于进过干部文化补习班，平日在家中又得到丈夫的帮助，已具有一定的文化，在丈夫利用休息时间写小说时，王美兰就做他的助手，为他查找资料，跑图书馆借有关书刊……经常地在夜深的灯下，她为丈夫斟茶，倒墨，削水果，端点心……并为他提供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李六如经过近十年的勤奋写作，《六十年的变迁》前两卷先后出版了，在国内影响很大，国外也很关注，一些报刊对这部历史小说作了介绍并给以较高的评价。但可惜，这部名著的第三卷还未完全(只写出七八万字，经整理于八一年出版)十年浩劫已开始了。李六如同志被扣上“反党野心家”“大叛徒”等黑帽子……此刻，他的生命已到了尽头，他又想起这部未完的著作。还有，比他的著作更令他念念不已的是，他的冤案迟迟还未得到平反，眼前令人心焦如焚的乱世……。就在这一天，在狂风大作中，李六如同志在妻子的守护下，悄悄地离开了人世。“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王美兰抚着丈夫的遗体悲痛欲绝。
“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一九七九年，党中央为李六如同志的冤案平反昭雪了了，而康生江青一伙祸国殃民的丑类则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和李六如同甘苦共患难的王美兰也赢得了人民的爱戴，他们的坚贞不渝的爱情足为一代风范。
(王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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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阅李六如[1]
《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
草稿问题的批语[2]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
定一[3]同志：
请你指定一位水平较高同志看一看这部书，如何？
毛 泽 东
十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李六如，曾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
〔２〕 这个批语写在李六如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
中说：“兹将我所写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草稿送请审阅，如若无暇，
拟请指定一位秘书同志看看后半部和１４０ １４７、２７３－２７８这十
来页。并恳指示。”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从北洋军阀统治
开始写到大革命失败，信中请求审阅的，主要是该卷中有关毛泽东的部分内
容。
〔３〕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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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六如与毛泽东
2001年1月9日 00:45 栗树林
过去，他常为中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而彷徨不安，甚至悲观失望。现在，他好像是夜晚迷失方向的航船遇见大灯塔似的高兴起来。他由衷地对毛泽东说：“对，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1921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李六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当做一滴水，义无反顾地融入了中国革命的波涛之中。
李六如简介 李六如是清末知识分子中矢志救国、历经曲折，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典型人物之一。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时，他坚忍不拔，是辛亥革命的中坚；袁世凯窃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倾家产办工厂，力行“实业救国”；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他在军事、政治、财经、文化、教育、司法等方面屡担重任，历经磨难，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为创建人民检察制度殚精竭虑，是新中国检察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延安时期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常务副检察长、代检察长、党组书记；晚年，为教育后代，皓首病躯，日夜伏案，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他一生追求真理，秉性耿直，无私无畏，为了人民的解放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终生。
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的作者李六如，一生走南闯北。为了求学、寻找革命的成功之路和开展革命工作，他去过国内外的许多地方。然而，深深地留着他曾经徘徊、失意、觉醒、前进足迹的，仍然是湖南省城长沙。长沙这个地方，对于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的李六如的一生，的确是太重要了。
辛亥革命前夕，刚刚步入青年时期的李六如，在孙中山先生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毅然离开物质生活相当优裕的封建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到长沙投考陆军学堂。那时，他已经在老家平江读过《洞庭波》、《猛回头》等鼓吹推翻清皇朝统治的各种读物，朦胧地觉得，要革命就应当首先掌握枪杆子。投考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在长沙，他耳闻目睹了清皇朝统治的腐败与黑暗，亲身体会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与侵略。尽管当时他思想是模糊的，认识是直觉的，但已经牢固地打下了他不久将要投身到武昌起义革命营垒的根基。《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中《到长沙那天》、《懵懂一时》和《陆军学堂考过了》三节，反映的就是李六如的这段经历和思想变化。如今岁数大一点的长沙人，从书中看到70多年前长沙的地方风貌和人情世态，当时的小吴门、药王街、坡子街、八角亭，那间坐着一个风骚而厉害的女老板娘的长沙小旅馆，简直是重见了当时社会的缩影。当人们从《六十年的变迁》中看到这些对当年社会生活的描写时，一定会感叹于作者惊人的记忆力和生花的妙笔的，也一定会更加清楚地看到，长沙这个地方，对于李六如早期革命活动的深远影响。
当李六如风尘仆仆第二次从平江来到长沙时，他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这个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碰得焦头烂额的人，这时头脑中虽然也萌发出像“只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真痛快，真彻底”这样的思想，但在行动上，仍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而是走上了所谓“教育救国”的歧路。他当时在湘潭人主办的《大公报》上卖过文，也在商专、法专、群大等高等学校教过书。但是，卖文，被斥为“邪说”，教书，连饭也吃不饱。而且，教育界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决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清高。于是，在旧的道路上已经山穷水尽之外，现实生活的铁壁又把他最后的一点幻想和希望砸了个粉碎。他经历的现实生活，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昭示：这样走下去，就是悬崖绝壁！
1921年，是中国革命起死回生的年头，李六如本人也是从这年起得到新生的。
由于在平江和长沙的革命活动，使李六如成了当时相当知名的进步分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很想会会这位平江人。1921年夏季的一天，李六如的同乡、毛泽东的朋友、在长沙办《平江旬报》的喻寄浑对李六如说：“第一师范的毛泽东要我介绍，想和你谈谈。”李六如高兴极了，说他早就想去拜访毛泽东，只是刚来长沙不久，一时又无人引见。他兴奋地对喻寄浑说，他早就从《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和《大公报》等报刊上读过毛泽东的许多文章，这些文章的许多论点是怎样地深深吸引着他。他非常赞赏毛泽东连载在《湘江评论》上的长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认为这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写的第一篇最具指导性的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很痛快，确是现今指导革命的重要文章。”
就在这天，李六如随喻寄浑兴致勃勃地来到位于贡院西街的毛泽东等人创办的船山学社。在这里，他俩首先会见了船山学社的社长何叔衡。
何叔衡是毛泽东在湖南早期革命活动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当时人们称道：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李六如早就听说何叔衡的为人，这次与何叔衡虽说是初次相见，却一见如故。两人紧紧拉着对方的手，互相打量着。当时，何叔衡已经50多岁，个子不高，却很结实。四方脸，大眼睛，蓄着黑而密的八字胡，戴一副玳瑁框眼镜，穿一身粗棉布长衣。他告诉李六如，毛泽东在这小吴门正街船山学社内创办了一所自修大学，来这里求学的都是有改造社会志向的进步青年。何叔衡指着门前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校牌说：“你看，这校牌的字，就是润之写的。”何叔衡一边介绍一边引李六如来到这里的图书馆。李六如翻阅着满架琳琅的新书，爱不释手。何叔衡叫图书管理员挑出李六如要看的《劳农政府与中国》、《共产主义ABC》等几本书，借给李六如拿回去看，李六如如获至宝，连连称谢。
当他们回到何叔衡的房子里时，毛泽东已经坐在那里了。
只见毛泽东蓄着陆军头，身体虽不胖大，个子却相当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出明朗的神采。他穿着一件不蓝不白的洋布长棉袍，一双黑色棉布鞋子，手里拿着一大束报纸。经何叔衡介绍后，毛泽东与李六如便亲切地交谈起来。
李六如称赞毛泽东组织起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又在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出力不少，立下了大功。毛泽东听后，谦逊地说：“这算什么功，靠大家的力量嘛，少数人逞不起英雄的。”何叔衡告诉李六如，润之除了办这所自修大学，采取“自己看书，自己思考，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教学方法培养革命青年之外，还办了文化书社和许多夜校。毛泽东接过话题，问起他在平江办夜校的情况，李六如于是将他如何以救民工厂和兴业织布工厂为基点开办夜校，逐步发展到各行业和农村等具体情况，一一做了回答。毛泽东凝神地听着，然后说：“办夜校是好事。不过，单教几个字，恐怕不够吧。”接着又问道：“现在还办吗？有没有人主持？”李六如回答说：“还在办。”便将平江农事公会余贲民和工业公会陈 章办农会、工会和夜校的事一一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连连点头，甚为高兴。
接着，李六如对毛泽东说：“我在《湘江评论》上看过你写的《民众的大联合》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说到这里，他皱起眉头，把自己的疑问直接提了出来：“不过，中国人多、地广，恐怕不容易联合起来。加上南北军阀势力大，老百姓赤手空拳，恐怕不济事吧？”“哎——那不见得。”毛泽东说：“众志成城嘛。俄国十月革命不是个好榜样吗？我们中国，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都失败了，原因虽然很多，但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缺少有正确领导、有严密组织的民众基础。现在工商失业，农村破产，更是中国人民需要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中国，只要有一个像俄国那样坚强的党做核心，又普遍深入地发动群众，以占人口最多的工农民众为基础，把全国人民的大多数团结在一起，就一定能成为强大无比的革命力量。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李六如说：“到那时，就不怕什么帝国主义、什么封建军阀打不倒。历史的车轮是向前的，人类社会是发展的。朋友，事在人为。”
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李六如笑逐颜开，心里豁亮多了。过去，他常为中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而彷徨不安，甚至悲观失望。现在，他好像是夜晚迷失方向的航船遇见大灯塔似的高兴起来。他由衷地对毛泽东说：“对，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打这以后，李六如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交往越来越密切。几天不见面，李六如就闷得发慌，定要抽时间到毛泽东那里去看看、聊聊；毛泽东和何叔衡也常到李六如家里走走。一次，毛泽东和何叔衡到李六如家里谈天说地，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李六如就叫妻子把从老家平江带来的腊肉、辣椒搞上一大碗，招待毛泽东和何叔衡。许是辣椒太辣了，辣得毛泽东大汗淋漓，可他全然不顾，还是照样大口大口地吃着。这时，李六如微笑着唱起了平江乡间一青年女子写的一首情歌——
要吃辣椒不怕辣，
我爱情哥不怕杀；
刀口架在脖子上，
也要与哥结成双。
“好，有骨气！”毛泽东翘起拇指赞赏道：“干革命就要有这种不怕辣、不怕杀的精神。”
毛泽东、何叔衡、李六如他们亲密无间，无所不谈，大至江山社稷，小至柴米油盐，都是他们谈论的话题。他们因“英雄所见略同”而兴高采烈，也会为“各持己见”而争论不休。其情其景，正是1925年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写的那样——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经过与毛泽东等人的交往，李六如一步一步地成熟起来了。1921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李六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当做一滴水，义无反顾地融入了中国革命的波涛之中。
《六十年的变迁》第2卷里《山穷水尽下长沙》和《有了指路明灯》两节，写的就是李六如的这段经历和思想变化。有幸作为这一历史见证的，不是任何别的地方，而正是李六如对那里的一街一巷、一草一木都感到格外亲切的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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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六如 (1887-1973) 原名李抱良，又名李宝良。湖南平江人。
青年时曾考取童生。1908年到湖北参加新军，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秘密革命团体文学社，从事反对清王朝斗争。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第七协十三标统带，参加阳夏战役。
1912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1918年回国返乡，任平江救贫工厂厂长，集资创办兴业织布公司。后到长沙教书，创办《平江旬报》，倡导平民教育运动，任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副董事长。
1921年秋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被派到安源考察工人状况，编写出版《平民读本》。
1923年后参加国共合作，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4年到广州加入国民革命军，先后任总司令部党政处处长、第二军军校政治部指导主任兼政治教官。
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党代表，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攻占南昌、南京等重要战役。
大革命失败后转回长沙，9月随夏明翰到平江浏阳领导农民秋收暴动，参与组织工农革命军平(江)湘(阴)岳(阳)游击纵队。
1928年冬前往新加坡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南洋临委宣传部部长。
1929年到香港，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边养病边工作。
1930年后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参加财经领导工作。
1932年3月被选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任财政部部长兼内务部部长，不久兼任国家银行福建分行行长。参与领导根据地财经金融工作。
1934年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家银行副行长，代理行长。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在原地坚持斗争，任中央政府办事处财经委员会代理主任，曾转战赣南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冬被捕入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出狱转至延安，先后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延安行政学院代理院长，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等职，参与中央财经工作的决策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热河省委常务委员兼热河省政府秘书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干部学校校长，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法院院长、政法委员会检察长等，参与领导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与司法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中共党组书记。
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73年4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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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六如和他的妻子
文/王 毅
一九七二年初春的北京，常常风沙弥漫。北京医院的一间普通的病房里，冷清清的，空气仿佛凝冻住了。一位身个瘦长、头发花白的老人躺在病床上。他眼含浑浊的泪水，伸出一只瘦骨棱棱的手，放在床边一位妇女的手上，深情地抚摩着。那妇女年约五十岁，衣着朴素，忧伤的眼里也噙泪水。她哽咽着，与处于弥留之际的病人相对无言。她名叫王美兰，是位妇女干部。老人并不是她的长辈，而是比她大二十一岁的丈夫李六如。
李六如同志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又是著名的多卷本历史小说《六十年变迁》的作者，然而，自十年浩劫开始，他就惨遭康生、江青等人的报复和迫害，被折磨得卧床不起。窗外寒风呼啸，李六如喘息着，昏花呆滞的眼光无限依恋地凝望着妻子那憔悴苍白的面孔。渐渐他的眼前幻现出妻子年青时的面影。他仿佛又回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
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夏天，江西瑞金城外一条古老的青石板小路，李六如与未婚妻王美兰边走边交谈。那时，李六如已四十一岁，是中央苏区财政部门一位负责人。他正借盛年，对革命和个人都抱有很强信心和希望，如今又得到一位年轻而又质朴的未婚妻，不免兴致很高。而王美兰却心事重重，一直沉默着。她在担心，不知道婚后能不能与李六如合得来，生怕不能使他幸福。她这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她知道，李六如很早就投军从戎，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新军反清起义，是一名革命军的指挥官。满清王朝被推翻后，他获得陆军少将军衔。后来，为了探求救国真理，在二十四岁那年，抛弃了优厚生活，东渡日本求学。满心指望在“明治维新”的发生地，寻找到“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药方。一九一九年，他回祖国后，变卖了家产田地，在平南湖江家乡兴办平民工厂，作为“实业救国”的尝试。但后来失败了。经过一段苦闷榜徨，他毅然转向革命道路，兴办平民识字学校，与革命者和工农大众接近。一九二二年，经毛泽东和何权衡同志介绍，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入党，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而王美兰呢，幼时曾是江西吉安山区一个童养媳，出身寒苦，一个字也不识，参加革命才几年。……李六如早已窥见了她的心事，便温和地对她说：“别担心以后让我来教你识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把一颗心坦露在年轻的未婚妻面前。渐渐她放心了。当时，不了解这些内情的人，乍一看，觉得他们俩无论从出身、年龄、教养方面看，差距都十分大。可是，他们婚后十分恩爱、幸福。他们俩的结合一度在江西中央苏区传为佳话。
“照片……照片”，李六如颤抖着干燥的嘴唇，又向妻子伸出了手。王美兰赶忙俯下身，温存地轻问：“你想看哪一张照片呢?”“吉安……在吉安拍的那张……”王美兰听着，心一动。她知道丈夫平生最珍爱的就是那张三七年和她一起拍摄的照片。可是，由中来医院时匆忙没把这照片带来。当她如实告诉他后，李六如重重地闭上了泪眼。然而，也许是“迴光返照”吧，他的记忆力很好，他又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那张照片因年代久远，已发黄了。照片背面有着李六如苍劲的笔迹，“吾妻美兰，赣人也，情忠实而重情义，曾与吾共生死患难于枪林弹雨之中，跋山涉水，艰苦倍尝。在吉安遭难时，尤其辅助之力不少。吾以是爱之、重之。古人云：贫贱之交不可志，糟糠之妻不下堂。吾与美兰、患难之交也，糟糠云乎哉!故数年未尝离左右。这段题词他如今几乎一字字背了出来……恍惚之间，李六如及似乎隐隐听见一阵杂乱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很象是白匪军持着枪在搜山……
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红军主力北上抗日。李六如夫妇奉令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初，敌军攻占了中央苏区。李六如夫妇在陈毅和项英同志领导下，参加游击战，与占优势的敌军周旋、战斗。有一次，组织上决定，队伍化整为零，分散下乡，以保存革命力量。李六如夫妇化装成父女俩，来到吉安，为了暂时谋生，李六如化了名，应聘在吉安报社当校对兼收录员。上班才四五天，李六如就不幸被捕。王美兰逃进附近山林躲了九天九夜，在群众掩护下，总算脱险了，一天深夜，她偷偷下山，从县城内一个医生那里打听到丈夫被捕后，为了保住党的秘密，坚决不招供，不暴露身份，因此遭到毒打、跪铁链和火烙等酷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王美兰为此心如刀割，情如火急。她经过再三考虑，不顾自己安危，自动入狱去照顾丈夫(幸好这时敌人并不了解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又不急于处死李六如)。她在阴森森的狱中见到丈夫时，悲愤的泪水如泉涌，她抚摸着他满身血迹和带着镣铐的手脚。他更瘦了，一下子变老了……但他神志坚定，刚毅，这给王美兰很大鼓舞，增添了她与敌人斗争的勇气。她天天定时到监狱里去，为丈夫洗换血衣，端饭端便盆。李六如被关押两年，王美兰也留在吉安两年，她靠做针线活 ，打点零工度日，照顾丈夫，同时还为地下党做联络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被迫实行抗日，经党的营救，李六如出狱，获得了自由。就在那一年，王美兰为庆贺丈夫脱险，拍了这张照片。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六如在病危时想再看看他珍藏三十多年的妻子的玉照。……
李六如的回忆被妻子的哭泣声打断了，他的心脏一阵猛跳，一阵绞痛，他知道死神的脚步已经迫近了，正是这样，他更无限眷恋着妻子，他长舒口气，吃力地摆摆手，示意妻子要抑制感情。王美兰会意，顺从地止住啜泣。李六如仰望着天花板，执拗地追忆着自己往日的生活。渐渐地，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延安的宝塔山，汩汩流滴的延河……一次，他陪同一位老战友在延河边散步。“老李，你爱人在苏联怕是回不来了，我看呀，你不如在延安重找一个吧。”“不!不!我要等她，哪怕等她十年二十年，直到死，我的心也不会变!”李六如笑了笑，拒绝了战友好意的劝告……在李六如夫妇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李六如同志被任命为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长，这是很重要的职务，说明党中央对他很器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李六如耿直正派，嫉恶如仇，他和主席身边的康生，江青等人不止一次发生冲突，对这些人的错误行为进行着不屈的斗争。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暇顾及家庭和妻子，王美兰由于从小受了太多的苦，加上后来环境艰辛，身体逐渐差了，这样，在一九三九年，她被中央送到苏联疗养。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夫妇俩一别三年，音讯全无，死生不知。四二年初，李六如已调任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他时常挂念妻子。这期间前后已有几位战友劝李六如另找个爱人了。但他始终不为所动。他执意要等王美兰归来。经过这一次考验，李六如夫妇的感情更加深厚了。
……
“你在想什么?”王美兰看见丈夫的嘴唇抖动着，脸色由于激动泛起一片红晕，温存地问。李六如的两眼在闪亮，这是生命的最后光辉，是真挚爱情凝聚成的水花在闪烁。他回答不出妻子的问话，他的脑海里又浮现了新的一页……“吃点苹果吧。”在一个深夜，灯下，王美兰削了一只大苹果，用小盘装着，另放上几根牙签，送到丈夫的办公桌边。李六如仿佛没听见，他正襟危坐，手握一管毛笔，正挥笔疾书。王美兰看看手表，已是子夜时分了。她担心丈夫过度疲劳，轻步上前，给丈夫披上一件衣服，又体贴地说：“你该休息一会儿了。”李六如这回听见了，他放下毛笔，徐徐地舒口气，洗过了手，他拿起妻子削好的苹果，一口口吃着。由于年岁已高，牙齿不好，他吃得很慢，渐渐又陷入沉思……这是五七年秋的一个夜晚。全国解放后，李六如历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党组书记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他每追忆自己大半生经历的革命斗争生活，便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他常想：他和不少老一辈战友既是几次大革命风暴的参加者，又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风云的见证人。早在延安时，他就打算写一部多卷本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而且着手搜集了很多宝贵的资料。遗憾的是这些资料都在四七年我党军政机关撤出延安时丢失了。解放后，他又重新产生了写这部历史小说的强烈愿望。王美兰对丈夫的愿望很理解，也很支持。这时，王美兰由于进过干部文化补习班，平日在家中又得到丈夫的帮助，已具有一定的文化，在丈夫利用休息时间写小说时，王美兰就做他的助手，为他查找资料，跑图书馆借有关书刊……经常地在夜深的灯下，她为丈夫斟茶，倒墨，削水果，端点心……并为他提供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李六如经过近十年的勤奋写作，《六十年的变迁》前两卷先后出版了，在国内影响很大，国外也很关注，一些报刊对这部历史小说作了介绍并给以较高的评价。但可惜，这部名著的第三卷还未完全(只写出七八万字，经整理于八一年出版)十年浩劫已开始了。李六如同志被扣上“反党野心家”“大叛徒”等黑帽子……此刻，他的生命已到了尽头，他又想起这部未完的著作。还有，比他的著作更令他念念不已的是，他的冤案迟迟还未得到平反，眼前令人心焦如焚的乱世……。就在这一天，在狂风大作中，李六如同志在妻子的守护下，悄悄地离开了人世。“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王美兰抚着丈夫的遗体悲痛欲绝。
“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一九七九年，党中央为李六如同志的冤案平反昭雪了了，而康生江青一伙祸国殃民的丑类则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和李六如同甘苦共患难的王美兰也赢得了人民的爱戴，他们的坚贞不渝的爱情足为一代风范。
(王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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