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的历史与广州南越王墓 (图)

南越国的历史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五路大军南下，于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实行郡县制，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公元前 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各地纷纷响应，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

南越国的建立

　　在秦末楚汉相争之际，时任南海郡尉的赵佗击并桂林、象郡，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南越国疆域基本就是秦朝岭南三郡的范围，东抵福建西部，北至南岭，西达广西西部，南濒南海。

南越国概况

　　南越国是岭南第一个封建割据政权，在统治岭南的93年间，推行郡县制，和集百越，推广铁器和农耕，发展海上交通贸易，促进岭南地区社会历史的全面发展，是岭南开发史上的重要时期。


南越国的灭亡

　　汉初七十年休养生息国力雄强，南越国相对式微。公元前 111年，汉武帝派十万楼船将士灭南越国，分岭南地为七郡。



南越王的历史

　　南越国共传五代王。开国之君赵佗僭称南越武帝，第二代王赵眜（赵佗次孙）僭称文帝，第三代王赵婴齐（赵眜之子）死后称明王，皆筑有陵墓。赵佗之墓至今不知所在；赵眜之墓深埋在广州象岗山腹心深处，1983年被发现；明王墓早在三国时便被孙权盗掘。第四代王赵兴（婴齐次子）、第五代王赵建德（婴齐长子）均未建陵墓。



开国之君--赵佗

　　赵佗（？--前137年）河北真定人，曾为秦的将领，参加过北击匈奴、统一岭南的战争，后任秦朝的龙川县令，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自号南越王。赵佗颇有政治远见和谋略，开明勤勉，对岭南的有效统治长达67年，在岭南政治统治及开发史上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第二代王赵眜 （前 ? -- 前122年），赵佗次孙，这位祖籍河北，在广东土生土长的年轻国王，体弱多病，性弱内向，在位16年，贪图享乐，碌碌无为，没什么建树。公元前122年因病去世，年龄43岁左右，葬在今广州象岗山腹心深处。



南越王墓周边的史迹

　　南越王墓所在的象岗山，为越秀山的余脉。“象岗樵歌”被列为明代羊城八景之一。岗上原有“朝汉台”，是南越王赵佗“筑台以拜天子”的礼坛，岗西有“芝兰湖”，至唐代仍然是天然的避风良港。山岗的东南面有“越王井”，传为赵佗所凿，至今仍存。南越王墓周边还先后发掘过几百座汉代墓葬。1995、1997发现的南越国斗状水池遗迹，南越国御苑遗迹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之一。近年在光明广场发现的汉代水闸遗迹也是南越国的重要史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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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南越王墓是岭南考古名符其实的重大发现

　　值此南越王墓发掘20周年暨博物馆建馆1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勾起笔者对于1983年8月至1984年12月参加该墓发掘整理期间、以及1990年夏我们几位队长集中到番禺糖厂修定稿子那段不寻常日子的美好回忆。本文拟从参加象岗南越王墓的发掘、整理工作中的一些感受和认识，来说说广州南越王墓是岭南考古名符其实的重大发现的这个命题。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几点感受

　　（一）及时发现，依法上报

　　1983年6月8日，省府在象岗山准备建高层公寓楼，当推土机把山岗削低17米并在开挖墙基时，挖到了墓室的顶盖石板。基建科长邓钦友即叫停工，并及时报告市文管会。经广州文管会派员前往勘查，并从墓顶石缝挤身进去发现了西汉器物，从而初步确认这是一座西汉石室墓。勘探者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随即将情况报告给省文管会，并电告了国家文物局。笔者是6月11日被友好告知去现场参观的。

　　在接到国家文物局的电话后，6月15日，由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饶志忠、麦英豪和本人一起到北京汇报请示工作。先到红楼国家文物局，谢辰生顾问、黄景略处长接待我们。谢辰生同志先问了饶副局长，来之前告诉了广东省文化厅没有?……。这次汇报，获得了工作支持，并批准了发掘经费。我们又到夏鼐副院长处汇报发现情况。夏所长说，国家文物局和考古所会全力支持您们工作的，并指示在发掘过程中，要注意分层清理，做好记录，多拍照，多绘图，以便后日整理复原和编写报告。再到王府井大街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廷芳和乌恩接待了我们。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考古所领导准备派出发掘、绘画、照相和录像技术人员以及携带先进设备来支持发掘。不久之后，考古所派来了黄展岳、白荣金、杜玉生、姜言忠、韩悦等来到广州。

　　（二）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是做好发掘工作的根本保证

　　广州南越王墓的发掘和保护，始终得到了从地方到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关怀和支持，使整个发掘和保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遵照夏鼐先生的指意，由文物局和考古研究所联名上报国务院，请求批准发掘。广州市专门成立发掘领导小组，由欧初任组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宋恕忠派来一个加强排，负责保护发掘现场和护送出土文物。出土文物开始暂时保管在中山纪念堂。为了文物的安全，叶选平省长指示，1983年底前一定要把它搬移到起义路市公安局内一幢楼房保管好。后来的整理工作就在那里进行。

　　7月1日，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率领的工作组（包括黄景略、李季和黄展岳等）来到广州，带来了国务院同意发掘的批文和发掘证照。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由考古研究所、省博物馆、市文管会三方派人组成“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由麦英豪任队长，黄展岳、杨式挺任副队长。

　　7月2闩，谢辰生同志召开会议，传达国家文物局对发掘的要求，并明确队长责任：一是确保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文物安全；二是按科学发掘要求保证工作质量；三是发掘后安排组织整理资料，编写发掘报告。

　　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之后，8月25上午，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发掘工作由墓道开始。

　　（三）精心筹划，群策群力，勇闯“地宫”，确保“两全”，保质保量。

　　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是一座深埋石山，多室结构的石室墓，造墓采取竖穴和掏洞两种形制的结合。后部主体为竖穴式挖坑，分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前部分为前室、东耳室和西耳室。东、西耳室为横向掏洞而成。南面是斜坡式墓道，通至地面。整座墓平面似“早”字形。墓室内南北长10.85米，东西最宽12.5米，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由于深埋地下近20米，墓室阴暗潮湿，空气稀薄，墓室还浸漶过水，所以在发掘前，必须安装抽风排气长胶管和电灯。由于埋藏了二千余年，墓门、顶盖石板和墓室石块都有部分断裂现象，增加了发掘的危险性；还由于墓室面积不大，而随葬品数量大，层层叠叠，错迭交织，也给发掘清理带来许多难题。如发掘完墓道，准备打开第一道墓门时，发现墓门横额已断裂，随即要采取保护措施。又如清理西耳室时，发现器物堆满全室，有些铜鼎等器物还堆放至前室，室内清理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想方设法、小心翼翼地在墓室四角放上砖块，搭架起一个贴近随葬器物的木板平台，才能一层层地进行清理、绘图、照相。再如，清理完前室、东、西耳室，将要进入主棺室时，发现第二道墓门紧闭，两扇墓门上的铁轴已经锈蚀，一时无法打开。于是队长决定停工休整，研究对策。利用这一空隙时间，我们发掘队的几位队员，从第二道墓门底下生土处，掏挖了一个地洞，爬进主棺室探测墓内随葬器物保存现状。接着，照相、录像人员也进去录像扫描。使我们的发掘人员能够做到在发掘清理前，对各个墓室遗物的保存现状进行分析，然后制定发掘方案。对于这一点做法，我们是深有体会的。当然，这需要有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和熟悉掌握技术设备的人员。休整2天之后，请来了广州园林局石工队研究开启墓门的方法，陈日荣队长发现一扇石门的上轴已断裂，于是开来起重吊车，利用这一断裂处以手动滑车把该扇墓门吊离。第二道墓门有惊无险的打开，为顺利进入后部的4个墓室，扫除了前进的障碍。

　　（四）发掘工作刚告结束，立即投入了筹备建馆保护，并转入深入细致一丝不苟地整理编写发掘报告。

　　当第二道墓门一打开，发掘人员按计划分工，同时认真细致地清理主棺室（墓主室）、东侧室（4位夫人室）、西侧室（仆役和动物牺牲随葬室）和后藏室（大型炊煮器物储藏器室）。墓主室和“夫人室”的重要性显然要高于其他各室，这从这两室的基本功能和随葬品的珍贵价值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从整座墓葬来说，各室都有它不可分割的基本功能，都有重要的珍贵的随葬器物。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墓主生前的高贵身份、统治地位以及生活上的穷奢极侈!

　　到了1983年10月上旬，整个野外发掘工作宣告结束。10月8日，立即召开发掘工作总结和墓室原址保护以及筹建遗址博物馆的座谈会。记得当时曾有一种意见，就是在墓室上面建造博物馆。

　　10月10日，全国各大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广州南越王墓发现的新闻消息。笔者回忆起我们三位队长曾接受广州日报的采访并写了一个报道稿，题为岭南考古的重大发现。这“重大”两字，是经过斟酌推敲的。它是南越王墓本身发现的丰富新颖内涵及其学术价值赋予的，是从岭南及至全国发现的汉墓的比较中得出的，并得到全国考古学界的认可的。如广州南越王墓的发现，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983年全国考古新发现之一。又如，南越王墓的发现和保护，得到了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视，从批准成为市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到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我个人的考古经历和认识说，南越王墓的发现，堪称是岭南考古名符其实的重大发现。这不仅仅体现在它发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说明了什么，还体现在该墓的发掘、整理、保护、宣传到建立专题博物馆，始终得到了从地方到中央领导部门的重视和支持，这在岭南考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例如，南越王墓发掘工作结束后，继续就如何保护墓室砂岩石块的断裂和风化问题，请来了有关专家研究，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如，在《西汉南越王墓》专刊中，附录有18个鉴定、复原报告。包括墓主的性别年龄、丝缕玉衣的复原、铁铠甲的复原、墓室的岩石的石料产地、玉器、铜器、铁器、银、铅器、玻璃器、丝织品、纸质、殉人遗骸、动物遗骸、药物、漆木屏风等。这在以往岭南的考古报告中是罕见的或不见的。这种检验鉴定和复原，增强了发掘报告研究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也体现了南越王博物馆与有关科技单位人员团结合作共同攻关的协作精神。

　　对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发现的学术价值和重大意义，已经有许多研究文章和专著论及。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夏鼐先生在得知广州南越王墓发现的情况后指示说：“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不亚于马王堆和满城汉墓，我们一定要把这座汉墓发掘的事情办好。”国家文物局顾问、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说：“南越王墓有三个至为难得：一是从建国后的考古发掘所见，几属大型的墓几乎都被盗掘，十室九空，而南越王墓未受盗扰，保存完好，实在难得；其次，发现时墓内未遭任何扰乱破坏，这对科学研究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还有，这座石室墓是岭南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遗物最丰富，墓主人身份最高的西汉大墓，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均为主人入传，因而墓主的史事清楚，年代精确。”《西汉南越王墓》专刊的“前言”这样写道：“象岗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年代最早的一座彩画石室墓，是中国汉代考古中的重大发现之一。”这些评论，言简意赅，高度概括了广州南越王墓发现的重大意义。

　　（五）恒久的轰动，历史的丰碑。

　　考古的发现，往往因其新颖、奇特、保存完整而引起社会轰动。一时间，或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参观围观，热闹非凡；各种新闻媒体也争相报道，沸沸扬扬，议论纷纷。但这种轰动效应，有的短暂即逝，有的则持久不衰，深入人心。关键在于发现的对象保存得好不好，是不是真正重要的发现。不久前，北京老山发现一座汉墓，中央电视台准备在开棺时作现场直播，但一经发现被盗后，轰动也随即冰释。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一座汉墓，因墓主人女尸保存完好，还曾在人民公园展示过。又出土了丰富多彩的随葬晶，由此建立了马王堆汉墓博物馆，供广大观众参观。

　　1955年，香港九龙李郑屋村发现了一座大型穹窿顶结构砖室墓，保存得相当完好。出土了一批铜、铁、陶器随葬晶。墓砖上还有“番禺大治厝”等铭文，证明汉代港九地区属南海郡番禺县管辖。因该墓地处偏僻，又是未被扰盗的大型砖室墓，为当时港九首见，故一时被引起轰动。不仅黎民百姓争相参观，报社电台也连篇累牍报道，对于墓葬的年代和墓主身份也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外来文化，有的说是南宋杨太夫人墓，有的认为是东汉墓。当然以东汉说为是。李郑屋汉墓随葬品不算丰富，但在港九地区是颇具规模且保存完整的砖室墓，尤其是建成永久性博物馆，供人们参观研究。笔者因公于1981年10月赴香港考察参观过该墓。

　　1950年以来，广州发现的历代古墓数以万计，其中也不乏保存较好的和随葬品较丰富者，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一座也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南越王墓发掘完后得以保护下来，既是对昨天的反思，也是对今天和明天的高瞻远瞩。

　　广州南越王墓1983年8月25日开始发掘，到10月上旬发掘完毕，在整个发掘过程，并没引起什么大的轰动，因为为了保证“两个安全”：发掘人员安全、文物的安全，领导决定发掘期间暂不对外公开。但在发掘结束后，有一批文物曾在中山纪念堂展出供观众观赏。尤其是在南越王墓博物馆落成后，全面系统突出地陈列墓中的文物精晶。15年来，吸引接纳了多少海内外观众和专家学者。一件件一组组精美绝伦的文物珍品，让观赏者驻足细细品赏，受到一次次美的薰陶和启迪。这是心灵的共鸣和震撼，这是恒久的轰动效应。南越王墓的重大发现并得以保留下来，南越王墓专题博物馆得以建立，为广州乃至岭南历史文物建设，树立了一座丰碑。

二、几点认识

　　根据个人参加南越王墓的发掘、整理和编写讨论发掘报告中的一些认识，我觉得南越王墓的重大发现，至少有如下的十个方面。

　　（一）西汉石室墓的新发现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是一座凿山深埋多室结构和有斜坡墓道的石室墓，不仅在岭南考古是首次发现，就是在全国汉代诸侯王墓也是不多见的。我国汉代诸侯王一级的墓已发掘20多座。墓葬结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竖穴土坑，多层棺椁，有的棺椁外设“黄肠题凑”，如北京大葆台燕王墓、长沙咸家湖长沙王后墓、马王堆1号汉墓；另一种是凿山为藏，布置多侧室、多耳室，如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墓、徐州龟山楚襄王墓、徐州北洞山楚王墓等等。南越王墓采用的是凿山竖穴与掏洞相结合的做法，这就为研究汉代王侯墓形制结构和造墓方法增添新例。对广东古建筑史的研究也提供重要实例。

　　（二）西汉玺印的重大发现

　　南越王墓出土的玺印：多达23颗。这是迄今国内汉墓中出土最多的，而且这些玺印应是南越国自己铸刻的。它对研究南越国的历史和礼仪制度以及我国汉代玺印制度，增添了一批珍贵实物资料。尤以主棺室和“夫人”室的发现最为重要。主人室的“文帝行玺”龙纽金印，是全国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颗西汉金印，也是目前唯一的汉代龙纽帝玺，它还是墓主身份最可靠的证物。从该玺的文体制作工艺和使用痕迹看，应是南越国自制的实用印玺，意义重大。从全国看，迄今只见到一方“皇帝行玺”封泥和1968年在咸阳发现的一枚“皇后行玺”螭虎钮白玉玺。其他如东汉“朔宁王太后玺”金印和“广陵王玺”金印均为龟钮。南越王墓主室出土一方“帝印”螭虎钮玉印，西耳室还出土2枚“帝印”封泥。此方“帝印”应为南越王印玺，这种直书“帝印”文物国内未见。帝印当指皇帝之印，这也进一步证明第二代南越王生前曾僭号称帝的史实。主室还出“泰子”龟钮金印、“泰子”覆斗钮和“赵眛”覆斗钮玉印。由于“泰子”（太子）印与“赵眛”名章共出，因而墓主究竟是谁，在学术界曾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的儿子是谁？在《史记》、《汉书》没有明载，惟《交州外域记》和《日南传》曾记赵佗派太子赵始攻破交趾安阳王的故事。如太子确实是赵始，那么这两枚“太子”印当是赵始的遗物。赵眛是谁?正史亦无记载。但史书明载第二代南越王为文王，名日赵胡。“文帝行玺”龙钮金印的“文帝”以及一套铜勾鑃刻“文帝九帝乐府工造”的“文帝”，当然不是西汉文帝而是南越国第二代文王，他曾僭号，故文献记载婴齐曾“藏其先武帝文帝玺”，亦可佐证。至于文帝（文王）赵胡为什么又叫赵眛，发掘专刊已有记述。东侧室出土4位“夫人”印一“右夫人玺”龟钮金印、“左夫人印”、“泰夫人印”、和“口夫人印”，均龟钮鎏金铜印，还有“赵蓝“覆斗钮象牙印等。从出土位置看，赵蓝应是右夫人的名字。从玺印的名称和质料看，四位夫人的名位排列应是右夫人、左夫人、泰夫人、口夫人。从印文和凿刻工整看，右夫人玺刻工明显，文体庄重，且有使用痕迹，故应为生前实用印，其他3颗夫人印印文草率，可能是专为随葬而刻制的。我国秦汉以来的后宫制度，皇帝正配称皇后，至于地位较低妃妾称夫人，并在夫人之前冠以姓氏，如戚夫人，故右夫人并不等同于皇后，四个夫人皆应属于嫔妃。1980年，广西贺县金钟1号西汉墓，也出土有“左夫人印”龟钮玉印，同时还出2方龟钮、伏螭钮铜印，惜印文已难辨。1979年，贵县罗泊湾2号汉墓也出土1方“夫人玉印”。据唐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引如淳所说，当时只有皇帝的妾或列侯妻子方可称“夫人”。参照广州南越王墓所出的“夫人”印，故推测金钟1号墓和罗泊湾2号墓墓主当属于赵氏南越国派驻广西的相当于王侯一级的官吏夫人的墓葬。此两座的年代亦属于西汉前期后段。由这批玺印的发现，可知南越国自行铸制玺印并曾委派岭南各地南越官吏。

　　（三）丝缕玉衣的发现和复原

　　玉衣为上古贵族的敛葬月艮饰，始于战国，盛于两汉。玉衣又称玉匣、玉柙。所谓“玉匣珠襦”，就是古代帝后、诸侯王的葬饰。根据身份于等级的不同，玉衣的联缀又分为金缕、银缕、铜缕和丝缕。目前全国发现的汉代王侯玉衣有13套以上，但其中除河北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广州南越王墓和1986年河南永城芒山梁王墓玉衣保存完整外，其余的均不完整。永城梁王墓玉衣为金缕玉衣，该玉衣分头套、上衣、左右袖筒、左右裤筒和左右鞋五大部分组成，由2008片青玉构成。这和广州南越王墓玉衣的组成部分是相同的；连同玉衣出土的，还有玉耳塞、玉鼻塞和玉琀。（参看河南省文物精华展：《华夏文明之源》图录一书94“金缕玉衣“。2002年7月香港印制）。广州南越王墓墓主玉衣为丝缕，该玉衣全长1．73米，由2291块玉片所组成，经专家长达3年的辛勤劳动得以完整复原。这是目前汉代玉衣中年代最早的一套，比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金镂玉衣还早。据专家鉴定，部分玉片的质料可能出自粤北曲江县。据地方志记载，曲江县有玉山。从石峡文化的一些玉器的质料看，可知曲江玉山从新石器晚期已经开采。不过，笔者推测，南越王墓的各类玉器及其不同质料应有不同的来源。

　　（四）玉器的大量发现

　　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多达240多件（套），约占全部随葬品1千多件（套）的十分之二。种类有玉衣、玉璧、组玉佩、玉印、玉剑饰、角形杯、玉盒、带钩、玉舞人等19种，是汉代考古的一次空前发现。在各种玉器中，不乏佼佼者，这里不能尽述。其中最引人注意和兴趣者，如墓主身上的20多件大玉璧和夫人们佩带的组玉佩，使人们对汉代玉佩的组合和形状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如各种形式的龙凤透雕的造型奇特的玉璧、玉佩，故其中一件龙凤纹双重玉佩被造作南越王博物馆的馆徽。如犀角形玉杯、承盘高足杯都是考古发现上罕见的。西耳室一件漆盒里珍藏玉剑饰43件（包括首、格、王遂、珌4种），雕工精湛，完好如新，表面涂殊，为汉代玉剑饰的珍品。

　　（五）铜镜有新的发现。南越王墓出土各式各样铜镜达39面。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有3种。一种是带托铜镜，国内罕见。它由镜托和镜面两件、中间用漆胶粘合而成。镜托上纹饰极其美观精致。托面错金银丝和填绿松石，托面有9枚乳钉，正中有一枚乳钉作为中心点，边沿有3个环钮，环钮绑扣3条绶带到中央，丝绸绶带朽迹尚存。制作工艺精巧。这件铜镜装饰和山东淄博出土的一件战国镜十分相似。一种是“山字纹”铜镜，其中“四山纹”镜2面、“六山镜”1面。据研究，“山字纹”镜流行于战国楚地，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均有出土，而以湖南最多。在湖南楚墓所获的铜镜中，“四山纹”镜占70%以上。“三山镜”和“六山纹” 镜目前只见于著录和传世晶，且为数极少。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面“六山纹”镜。（详见孔祥星、刘一曼著：《中国古代铜镜》一书第30—35页）。可见南越王墓发现的“六山纹”镜弥足珍贵。再一种是绘画铜镜，共发现4面。其中一面直径达41厘米，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面西汉绘画镜。本人和吕烈丹在细心清理镜背时，意外地发现有多组人物画，三三两两的分布在镜背的内外区，是用白色或青绿色颜料描绘上去的。图像有2人击剑的，有3人供手站立旁观的，十分传神。这种绘画图像风格，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的风格十分相似。值得指出的是，南越王墓出土的不少器物，如“山字纹”镜、漆木屏风、铜虎节、铜鼎、玉璧、组玉佩、铜甬钟等，既有战国的风格，又有楚式、汉式等民族的作风；既体现了汉越关系，也表现了南越与楚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与联系。记得1990年底南越王墓玉器首次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展览并举行学术讨论会时，屈志仁先生在发言中就特别指出，南越王墓的有些玉器，具有中原战国玉器的风格特征。

　　（六）刻有铭文的铜勾耀、铜虎节和铜戈

　　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器达500件，在各种质料的器物上，有数十件刻有铭文者，它对研究南越王墓、南越王国及其相关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有铭文的器物，乃是南越王墓的最重要最具价值之发现，盖岭南迄今发现的先秦器物中，尚无一件有明确的汉字。故《西汉南越王墓》专刊特辟一章：《出土文字资料汇考》。这里仅举3例。

　　（1）铜勾鑃一套8件，出东耳室乐器室。该室还有带钟架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和2套石编磬，体现了该墓承袭周秦以来“钟鸣鼎食”的礼乐制度。此套勾鑃之重要，在于每件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篆体铭文，每件下面刻“第一”至“第八”。这个“文帝”是指南越文帝（文王），并非指西汉文帝。南越国“文王”即位于汉武帝建元四年，“文帝九年”即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文帝九年乐府工造”，说明这一套铜勾鑃是南越文帝九年乐府中的工师所监造的，也表明南越王国仿效秦汉设有自己的乐府。广州建城历史有多长？文献记载说法不一。“文帝九年”即公元前129年，故这套有明确纪年的8件铜勾鑃的发现，清楚地证明广州（古番禺）建城至今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

　　（2）铜虎节一件，作老虎形，长19、高11.6、厚1.2厘米。两面均错金，饰斑纹金箔，正面虎身斑纹间刻铭文一行5个字。末一字难认。据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的考释，可释读为“王命命车徒”。这类虎节以往在岭南未发现过。关于符节的用制，据《周礼·掌节》载，“几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小行人》亦载“达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旌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由此可见先秦符节有不同的形状、质料和用制。如1957年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为舟节，形如圆形竹节，铜质嵌金铭文，铭文达300余字，记载楚怀王时鄂君率领船队经长江“洮阳”等地经商的情形。舟节上有“王命命集尹”之句。据《西汉南越王墓》专刊第10章铜符节条，传世的龙节似戒尺，虎节作伏虎形，与南越王墓虎节相类。龙节、虎节下面铭文均为“王命命传赁”。从龙节背面尚有铭文看，推测虎节应有两片，双方各持一片，用以杜绝诈伪者。出土地点可考者有两器：一件龙节，1946年出自长沙黄泥坑；一件虎节，出自安徽寿县楚墓。由此可证龙节、虎节和上述舟节皆为楚器。南越王墓所出之虎节，形制字体与传世之龙、虎节皆同，然文例作“车徒”而非“传赁”。“传赁”（即专任）为乘传及宿上驿使者所用。“车徒”则多属军事性质，盖战时用以征调车徒之信符，故南越王墓所出的虎节，很有可能也是作为兵符使用的。（参见拙作：《读饶宗颐教授若干考古学论著感怀》一文，收入杨式挺著：《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1998年）

　　（3）秦相邦张仪铜戈

　　此戈发现于东耳室编钟架旁。同时还有另1件器形相近的无铭铜戈。据研究，此戈与关中所出秦戈同，铭文格式亦具秦兵器特点，故定为秦国制造。内上铭文三行，刻工浅细，尚可辨读。第一行为“王四年相邦[张]义口口口”等。“王四年”当即秦惠王后元四年（公元前321年）。据文献记载，张仪相秦惠王，前后历时18年。《三代》著录有“相邦义戈”，铭文曰：“十三年相邦义之造，咸阳工师田、工大人耆、工櫃”。“十三年”当即秦惠王更元前十三年（前325年），早南越王墓此戈4年。“义”与“仪”通，故张义确系秦相张仪。值得注意的是，南越王墓的兵器皆铁制，此2件戈形体较小，与铁兵殊不类。故作者认为，此2件戈似为秦平南越时带来的，随后兵器大都改为铁制，过时了的铜戈就成为南越王的珍品，被改用为礼乐时的仪仗器，迨及“文帝”死乃随之入葬。此时上距此戈的制造年代已历110年左右。笔者举此铜戈为例，意在联系及秦平南越，秦始皇先后派尉屠睢、任嚣、赵佗等将领，后赵佗始建南越王国，以及广州区庄秦墓曾发现一件有铭文秦戈，南石头秦墓也发现过“蕃禺”烙印漆盒。这一切，都表明南越与中原秦国的密切关系。再次，戈属勾兵，安装长柄，是战争中杀伤力很强的兵器。岭南迄今发现的商周战国青铜戈，已有20多件。其中有中原式、楚式的，也有地方或百越式的。从各地出土的铜戈，是探寻战争轨迹的证物。但岭南的先秦青铜戈，没有一件是刻有铭文的，所以南越王墓和广州区庄秦墓发现的有铭文铜戈，能更具体地研究相关历史。

　　（七）平板玻璃的新发现

　　南越王墓出土有蓝色透明的平板玻璃牌饰11对22件，每一块由长方形鎏金铜框镶嵌而成，出土时有丝织物包裹，出土登记标签写作玉器。笔者在整理时发现是透明的玻璃状物，高兴地报告了麦英豪队长，他也认为是玻璃。就笔者所知，我国以往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和汉代的琉璃饰物，主要是圆珠形珠饰，最著名的如“蜻蜓眼式珠”即圆圈纹珠。另外，长沙、衡阳、资兴战国西汉墓和南越国时期墓葬还发现有玻璃珠、璧和玻璃杯等，但从未发现过平板玻璃。因此南越王墓发现的平板玻璃，当属全国首次发现，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平板玻璃。经鉴定，属中国自己制造的铅钡琉璃，而不是外国进口的钠钾玻璃系统，对研究我国古代玻璃生产发展和南越与中原楚地的物质交流具有意义。

　　（八）铁器的重要发现

　　铁器的发现和使用，对于岭南古代社会的开拓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广东在战国时期已经使用了铁器，但发现数量不多，如始兴白石坪、曲江龙归、深圳叠石山和封开南丰利羊墩等战国遗存，发现过钁、斧、锛、臿9件工具和农具。

　　秦平南越后，铁器有了大量的发现。如南越王墓出土铁器246件，广州182座南越墓中有51座出土铁器83件，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出土14件，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数件，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25件，平乐银山岭123座南越时期墓中有98座出土206件，等等。这批近600件铁器的发现，是与秦汉时期岭南社会有了一个飞跃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的。史书记载表明，南越王国的“金铁田器牛羊马”需要仰赖于西汉朝廷的供给。

　　在南越王墓的246件种类铁器中，与以往发现比，有三项特别值得说说，一项是铁铠甲和主棺室发现的15件铁剑等。铁铠甲重9．7公斤，由709块铁片组成并可复原，在岭南是首次发现。墓主身旁两侧的10把铁剑，有些长达110-130厘米，剑鞘上还附有玉剑饰，这是以往罕见或不见的，也表明西汉的铁兵器比东周的铜兵器更坚韧，更先进。第二项是在西耳室一个漆木箱发现54件铁工具和3件铜锯片，经笔者整理并绘制了器物图；在另一个竹编物出土27件铁工具。这81件铁工具有：锤、锛、凿、铲、削、锉、刮刀、服刀、弯刀、铲刀和锥等。还有一个编号的粗细铁针多达500枚。这批铁工具的发现，一方面反映南越国时期铁工具对铜工具的取替趋势，另一方面反映了工具的多样化和工艺的细化。如广东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削刀和铜刮刀是常见的、具有南方特色的工具，到了西汉前期才出现铁削刀、铁刮刀，这在封开南丰利羊墩西汉墓中也有发现，是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指示物。服刀、锉刀、弯刀和铲刀等，则是新的发现。5件服刀带有刻花的骨鞘，骨片面上刻工精美。服刀应是腰间佩带的刀具。特别是9件不同尺寸的铁锉，有些长达31至33厘米。形式有方锉、扁方锉、半圆锉、平锉，锉身有密密的齿。经检验，是用含碳不同的钢料锻打折叠制成的，反映了南越国时期在锉刀加工工艺的成熟。第三项是后藏室出土一件大型越工铁鼎。通高48厘米，重26．2公斤。它是证明南越王国能够自己铸造铁器的典型证物。不过，这次南越王墓发现的铁农具很少，仅有臿、锄、镰8件。没有发现如福建武夷山市闽越国城址和云南石寨山西汉遗存的铁犁和五齿耙。广东发现的犁、耙和牛耕模型器要到东汉及西晋。经检验，南越王墓铁器的制作方法，主要是铸造，其次是锻打。由于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件越式大铁鼎，有的学者提出广东的冶铁业当始于西汉。这个看法可能是不能成立的。一是南越王墓出土的大铁鼎等铁器是铸造和锻造的，尚未有冶炼的，二是他们可能忽略了铸铁与冶铁的区别。这在《西汉南越王》专刊中已有具体的论证。

　　（九）海外交通贸易证物的重要发现

　　《史记》、《汉书》明载，番禺（今广州）是秦汉时期南海郡郡治，南越王国的都城，也是我国汉代“粤地”的重要港口和海内外珍异特产的集散地，海外交通贸易兴盛。

　　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些与海交贸易相关的重要物件，有力地证明了这个问题。如长达120厘米的产自非洲的5根原支大象牙。一件蒜瓣形花纹的扁圆形银盒，其纹样具有古代波斯银器的特点。墓主身上的32枚半圆球形金花泡饰，其焊珠工艺具有古代西方的工艺特点。一件漆盒里的药物似乳香，乳香主要产自红海沿岸。多件铜、陶镂孔薰炉，薰炉是用来盛放香料药物的。雕工精湛的犀角玉杯和犀形玉璜。在出土的多件铜提笛中，有一件器身刻铸有4艘战船纹样，这类船纹在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和越南出土的铜鼓上也有发现。联系以往广州和广西贵县等地南越墓中发现的木、陶的船模，象牙犀角，香药，琥珀，红髓玛瑙珠饰，玻璃杯等舶来品，更加能够反映西汉南越国都城番禺已经有了频繁的海外交通贸易的史实。

　　（十）人殉的特殊发现

　　南越王墓发现的人殉竟达15具之多，这在全国汉墓中是一种特殊罕见的现象。这些殉人包括墓道和外藏椁内各1人，前室1人，东耳室即宴乐室1人，东侧室即“夫人室”4人，西侧室即庖厨室7人。在西侧室7人中，有5个并排在一起，均无棺木，另2具骸骨与猪、牛、羊牺牲混在一起。从外藏椁及各室的“功能”、死者的身份、殉葬处置和随葬晶看，如前室出“景巷令印”，东侧室出4颗“夫人”玺或印，西侧室中的一个较年长的有一枚无名玉印等情况看，这15个人殉的身份不是奴隶，而是为墓主殉死或殉葬的宠妃、掌管、卫士、乐师和仆役们。这种残酷、野蛮、落后的人殉制度，在岭南及至全国汉代王侯墓中是极其罕见的。目前所知，仅在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西汉墓有2姬妾殉死，7人殉葬，罗泊湾2号西汉墓中有1人殉葬的情状。罗泊湾1号墓在椁室底下设有殉人坑。

　　从我国考古发现看，“人殉”和“人牲”是有所不同的。在商周奴隶制社会，奴隶被视为会说话的牲畜，他们被奴隶主大量杀虐甚至肢解作为“人牲”乱置于殷王贵族墓中，情状惨不忍睹。安阳殷墟、侯家庄均可见到这种大墓。到了春秋战国，“人牲”和“人殉”制度受到社会谴责，于是出现了以“俑”代替殉人制度。到了秦汉，“人殉”制度在中原已经基本废除，岭南却仍保留这种野蛮制度。《汉书，南粤传》曾载，第三代南越王婴齐性情暴戾，喜杀人取乐，这从第二代南越王墓发现的15个人殉现象也得到了证实。

　　综观上述，1983年8月广州象岗发掘的南越王墓，出土了一千多件（套）各类珍贵文物，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从本文上述列举的十个方面，己不难看出广州南越王墓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概括来说，它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极大地充实了《史记》、《汉书》对南越王国的简单记载，极大地复原南越国史的本来面目，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礼仪制度、文化、艺术及海外交通贸易各个方面。它的发现，尤其是一批有文字的文物的发现，为研究南越王国与汉朝中央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关系、南越与闽越、西瓯、骆越以及楚地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它的发现及其典型的大量随葬器物，为岭南汉代考古的断代树立了标尺。象岗山南越文王墓的发现，还纠正了丙辰年（1916年）在广州东山龟岗发现的一座西汉大型木椁墓，被误认为南越文王墓的臆断。它的发现，为寻找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墓提供了重要线索。关于赵佗墓的埋葬地点，历史上有种种猜测和记述，或谓鸡笼岗（今燕塘）至天井（今越秀山）一带，或谓在大壳岗（今越秀山水塔处），但多离不开越秀山的范围。根据汉代有“聚族而居，合族而葬”的埋葬制度，赵佗墓当在象岗山附近的可能性很大。广州市文物考古工作者为此而做了不少有益的试探，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被找到以重见天日。

　　我个人认为，把广州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博物馆以及南越国宫署、御花园遗址和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等作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是符合条件的，也是适时的。这样一来，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南越王博物馆、南越国宫署和御花园等南越国时期的重要史迹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住单位，就能够得到更好更有效的保护，同时也为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增强了优势。这也是我们众多文物工作者的期望所在。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参看了《西汉南越王墓》专刊和《南越藏珍》两书，特此致谢！

2003年7月25日脱稿于广州
来自：广东省博物馆 杨式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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