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为什么倒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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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安徽十余年的曾希圣为什么倒台？ [原创 2006-05-27 19:51:06 ]
发表者: 北场客

　　1962年2月初的一天，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的人员正在以各自省、市、自治区命名的会议厅举行小组会，给自己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提“批评意见”——这就是当时毛泽东所谓的“出气会”。

　　此时，在以巨幅铁画《迎客松》为主背景的安徽厅内气氛最紧张，火药味最浓：与会者虽然都是“县团级”以上的“负责同志”，但一个个疾言厉色，口沫飞扬，那架势颇类似于几年后“文革”中“造反派”的做派。大家的“批判”矛头对着同一个人，此人年近六十岁，中等个头，身材微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他默默地面对着众人的“批判”，连座位都没一个，最后只好自己拉了把椅子坐到会场边上。

　　其实这种场面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屡见不鲜，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和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时都曾出现过。不过，今天这位“众矢之的”虽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权势比不上高岗和彭德怀等人，但他在此之前却一直是毛泽东的“爱将”，更是前不久的“大跃进”中的风云人物——他就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在这次会议后不久，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专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实际上，这华东局第二书记的职务是虚的，他从此没有实权，开始淡出政治舞台。

　　对曾希圣七千人大会后被免职的原因现在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一文（载2003年5月8日《南方周末》），说是由于1961年他在安徽农村推行“包产到户”，被中共领导人视为“复辟资本主义”，“犯了方向性错误”。

　　另一种说法见茆家升的《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要分清》一文（载2003年7月10日《南方周末》），认为主要是因为“他在‘大跃进’期间积极推行极左路线，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饿死”。这两种说法谁是谁非？值得探究一番。

　　总的来说，曾希圣在“大跃进”中是够狂热的，他紧跟毛泽东的步伐，不恤民力，推波助澜，把个安徽省整个变成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试验场。

　　他执掌下的安徽在农业上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荒诞口号，大放特放虚假的“高产卫星”，并不顾实际情况强制发动“大办人民公社”运动，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在全省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生产上的瞎指挥、虚报浮夸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甚嚣尘上，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在水利建设方面，提出“三年实现淮北河网化、全省水利化”的口号，一窝蜂地上马许多大型水利工程，施工中违反自然规律，盲目抢工期，造成极大的浪费，而巨大的土方任务更使农民苦不堪言；

　　在“大办钢铁”运动中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冶金系统盲目建设“小高炉”1260座，产品质量低，经济效益差，同时在城乡掀起“群众性大炼钢铁”的“热潮”，白白耗费了大量资源、材料和人力、财力；

　　最为严重的是，安徽省1958年至1960年三年实际粮食总产量仅为452．02亿斤，却“估产”为820．91亿斤，“高估产”带来“高征购、高销售、高调拨”，把农村余粮“征收”殆尽，导致1959年和1960年因灾减收后农村出现了大饥荒——1959—1961年安徽省因饥饿而死的人数有说六百万的，也有说九百万的，官方出版的《安徽省志.人口志》则承认为407万！

　　对此，作为大权在握的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责有攸归，他后来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人民犯了罪”！

　　不过，曾希圣还算是有良心的“高干”，面对饥荒遍野的惨状他翻然转变，1961年4月提出在农村实行“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责任制办法——这实质上就是搞“包产到户”，也就是对“人民公社”的否定。

　　7月，毛泽东路过蚌埠，曾希圣在火车上汇报了推行“责任制”的情况，当时已了解到饥荒情况的毛泽东听后同意他“试验”。

　　于是他就放开胆子在全省各地大力推行责任田。安徽搞责任田的成功很快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这使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如芒刺在背。

　　12月，农村形势略有好转，毛泽东就对曾希圣明确地说：“生产已经恢复，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但曾希圣却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再让群众搞一段时间吧？”毛泽东当时听了沉默不语，但恼怒之意显然潜滋暗生了。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遭“批判”的罪名应该是两个：

　　１。在“大跃进”中的“错误”

　　２。和搞“包产到户”的“错误”。

　　据有关回忆文章说，曾希圣其人“性格刚烈，爱发脾气”，有“曾霸王”之称，这种性格强悍的人往往对下属过于严厉，不知体恤。

　　比如1957年“反右运动”时中共中央曾下发文件列出“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曾希圣却在这之外另加了反对强制推行他的农业“三改”政策和反对所在单位主要领导两条“右派标准”，结果当时安徽省打出的“右派”的人数在全国名列前茅。至于平时工作中他伤害的干部应当更多。

　　因此，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安徽干部许多人肯定早就对他怨气颇深，借此机会自然要对他群起而攻之，而“批判”的矛头当然会指向他在“大跃进”中的“左倾蛮干”，但在当时毛泽东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的情况下，“批判”的矛头显然更多的还是指向他推行的“包产到户”的农村政策。

　　不过，对曾希圣最致命的打击并不在于那些“县团级干部”们的“批判”（即使这些人中曾有人极力主张开除他的党籍，甚至提出要杀他的头），而在于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已经变化了。

　　在曾希圣推行“包产到户”之前，毛泽东一直对他信任喜爱有加，即使早在1960年上半年安徽省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已被中共中央所知悉，毛对他仍不改信任之意。

　　当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因山东饿死人太多而遭免职后，毛还特命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而当1961年曾希圣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尤其是毛要他“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却遭到他谦恭地拒绝后，毛对他的信任和喜爱完全丧失了。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听任刘少奇主持对曾希圣的“批判会”，听任（或是授意？）众人对他上纲上线、严厉斥责，最后又决定（或是同意？）撤去他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显然是因为他的“包产到户”严重威胁到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而这“三面红旗”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树起”的，“三面红旗”如果倒了，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这是毛泽东不能容许发生的。

　　所以，毛泽东的“爱将”、主政安徽省十余年的曾希圣在七千人大会后终于倒台，主要是由于他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脱离了毛泽东的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方向。

　　现在看来，1961年曾希圣率先推行“包产到户”，使更多的人免于饥荒之难，值得赞许。

　　不过，同样是在“大跃进”中，由于主要负责人的做为不同，各省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安徽邻近的江苏、浙江情况就好得多。

　　所以，在“大跃进”中疯狂一时的曾希圣应对1959—1961年安徽省数百万人饿死负主要责任，他的名字应刻在“大跃进”耻辱碑上显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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