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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饿死人

(2007-05-01 14:33:12) 下一个
登庐山彭总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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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一九五九年一月,大跃进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北京作为首都,市场供应本来比别处要好,可是弄得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一两白菜,彭德怀说话就更多了。他在北京军区的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斥责大炼钢铁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在后勤部的会议上谈到人民公社时说:「徐水人民公社说好,吹得不得了,好多人都去看。我就没去看。」一月三十日,解放军后勤学院举行毕业典礼,他又去讲话:「有些人的想法不对头,想把好事一年办完....客观上是反动的。」

  那一年四月,他访问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不停地说话。五月一日,他在柏林中国大使馆对中国留学生说:「去年大跃进,有些浮夸,影响了党在人民中的威信。」过了三天,在德累斯登又对留学生说:「你们不要把国内大跃进想得那么好,刮了一阵共产风...市场供应紧张,连火柴肥皂都买不到....所以在国外不要吹。」

  六月出访归来,他又在中南海说情况很严重(因为河南、甘肃等地已饿死了人)。

  由此可知,彭德怀在赴庐山开会之前已经有抨击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的打算了。会后他被批判、斗争,写的交待中也承认事先有此打算:「我的信....出国前后,有了东西,胸有成竹,写就容易了。到庐山来写的。」(注11:以上均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怀反革命罪行汇编》。)

  六月底,在赴会途中的北京到汉口的火车上,彭德怀见到铁路边中州古道上走著三五成群的农民,全都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逃荒者。火车开进河南省会郑州车站时,他更见到成千上万的农民挤在广场上,或伸手乞讨,或饿得奄奄一息。大约就在这时,彭元帅下定了在会上为人民说话的决心。

  对局势不满的高级干部很多,譬如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全国工业、交通的副总理薄一波在四月份召集各省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开会,在会上抨击大跃进是「虚假的」,是「寅吃卯粮」,甚至「寅吃辰粮」。他又说:「(一九五八年)工业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同几千万人上山对农业所造成的损失相比,究竟是得多还是失多?」(注12:文革期间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薄一波》大字报选第二辑。)貌似发问,其实结论不言自明。

  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辽宁省的省委书记黄火青在跟著毛泽东为「冒进」叫好,积极地干了一年后,脑子似乎也静下来,在六月间的省委常委会上发牢骚道:「大跃进,大紧张....是要钢铁还是要人民?是一千吨钢铁重要,还是几亿人民的生活重要?」(注13: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中共辽宁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印发的声讨黄火青的材料。)

  除了这些高级领导人不同程度地流露了不满情绪外,曾经在大跃进中热血沸腾过一阵的中、低级干部也纷纷醒悟。「对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提出怀疑。有的省党校举行大讨论会,绝大部份同志对『三面红旗』持否定态度。」(注14:《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卢超曾这样说:「公社化后,整个农村和社会情况,比萧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一部描写苏联三十年代农村合作化过程的小说——作者注)中所描写的情形更坏。」「农民的不满,已达到顶点。」「假如牛会说话,牛也要告状。」

  在这种情形下召开的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发起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的毛泽东显然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七月二日会议一开始,也就采取了守势。他一方面要求大家承认「成绩伟大」,一方面又坦白承认「问题不少」。当然,他也有为自己开脱的逻辑:「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卡子?....说不清就硬著头皮顶著,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可见他也明白自己八个月前曾为粮食吃不完、需寻找出路而发的议论已成了笑柄,只得将宝押在时间上面,希望明年粮食一多,地球又可以翻转过来。至于明年无数农民默默饿死这一惨剧,则是他在庐山时万万料想不到的。为安抚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特地将一直受他压制的、对经济问题相对较为内行的陈云表扬了一番:「过去陈云同志说,要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对于「成绩伟大」一词,与会的中共高级干部不敢公开否定,而对于刘少奇「成绩讲够,缺点也讲透」的说法,他们则只对后半句感兴趣。由于刘本人在七月四日的小组会上说:「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一九五八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等于说成绩是零。与会者除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等少数人外,对「成绩」毫无兴趣,按李锐的回忆,「大家对缺点...津津乐道,泄气思想和泼冷水现象还是严重存在的。工(业)交(通)系统埋怨情绪最大。」

  不过,按李锐的说法,庐山会议「是所谓『神仙会』,原来只准备开十几天,产生一个会议的《纪要》就结束的。」,并无重大议题,因此埋怨归埋怨,不满归不满,气氛一点也不紧张。毛泽东认为一九五八年的偏差已在上半年的会议中解决了,这次会议只是交流情况,统一一下思想,顺便休息一阵,然后下山去继续大跃进。他相信党中央会跟著他的指挥棒转,在他划定的圈子里做总结,所以这次请人上山多半有点避暑消夏的意思。李锐说:「开始确有点像『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游山,晚上散步跳舞」,总之闻不到火药味。不爱玩的老同志如董必武、林伯渠等,吟诗填词,爱大自然的天不亮就上含鄱岭看鄱阳湖日出。主管国家经济计划的副总理李富春、公安部长罗瑞卿、四川和上海的第一书记李井泉、柯庆施甚至有兴致打麻将,一打就打到深夜。毛的兴致也不坏,在早已调来庐山待命的国家游泳队十几名健将的围护下,下了庐山水电站的水库游泳。他兴冲冲地对运动员们说:「我来表演一个新名堂给你们看看」。他真的表演起来:躺在水面上,「这叫困觉」;右脚搁在左腿上,「这叫坐凳子」;踩水,说是「立正」....他悠然自得地衔著一枝香烟,躺在水面上吞云吐雾,真有点神仙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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