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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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牛皮的代价——1959年饿死人的翔实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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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饿死人的翔实资料
天文数字征购粮———吹牛皮的代价
自古农民们就有朝贡纳粮的传统，只有李自成义军打破了这一传统，“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颇让千百万农民心旌摇动了一阵子。然而，历朝历代什么都可以免，惟独朝廷的“皇粮”不能免，这一点中国的农民是清楚的。
１９５８年夏、秋两季的“粮”征购，却让查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
征购任务下来了!全县全年征购任务９０００万斤，夏季完成５５１４万斤，秋季任务３４８６万斤，全年统销任务２０００万斤，差额７０００万斤。油脂统购任务１２５８万斤。
实际上全县全年粮食作物产量为２４４００万斤，大豆与芝麻的产量是４９６４万斤和９０４万斤。
可县委财政的账面上，却明明白白地躺着一个巨大的数字：全县粮食总产量为１００２７９万斤，比去年增长了３．１倍。
实际与账面的差距不啻是天文数字：８５８７９万斤!
这能怪谁呢?小麦亩产３８５３斤，玉米亩产１．２万斤，红薯亩产２０多万斤，难道不是大丰收吗?这些高产数字不是从你们嘴里吹出来的吗?既然有这么高的产量，难道不应该向国家多交售些粮食吗?全县人均粮食１５６５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一切顺理成章，合情合理。
当人们艰难地吞咽苦果时，才悟到吹牛皮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只是，这个代价要用天文数字计算。
关于９０００万斤的征粮指标是如何产生的，娄本耀向我介绍了如下情况：１９５８年夏季，在郑州，我和县委书记蔡中田参加了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县、市委书记，记得是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的会议。会议调子一开始就很高，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河南省人均粮食超千斤，已经向中央报了喜，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我们要下大气力抓好粮食征购，产量高，征购任务也要高。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会下，信阳地区行署召开小组会，地委书记路宪文头脑热得很，逼着各县委、市委书记表态报高产量，并规定不准低于亩产５００斤，杠杆一定，人们都往高处报，惟独平舆县委书记曹明认死理，报的产量偏低。结果，路宪文书记组织人辩论曹明，斗争得很厉害。这一斗，就把产量斗上去了，一个比一个报得高。蔡中田找到我私下商议，说：“老娄，你说咱报多少呢?”我说：“报个３００多斤算了，多了咱拿不出恁多粮食呀。”蔡中田发愁地说：“报低了过不了关呀，你没看这阵势，把曹明斗争得死去活来，咱们谁架得住这么来一家伙呀。”我说：“把粮食征购光了，老百姓吃啥哩?”蔡中田叹了口气，说：“唉，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吧。”我问：“蔡书记，咱报多少呢?”蔡中田伸出手指比画了一下，说：“９０００万斤，怎么样?”我吓了一跳说：“太多了，根本完不成，去年才征８００万斤。”蔡中田说：“就这样定了吧，说不定这还过不了关哩。”我想想，也只有这样了。蔡中田还说：“人家淮河南边都他娘的报１亿斤啦。”
瞒产私分坚壁清野
据房维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载：全中国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实际产量才达４０００多亿斤，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２．５%。
但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征购量却由上年的９６０亿斤猛增到１１７５亿斤，增长了２２．２３%，在大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时把夏粮基本吃尽的情况下，秋收时交征购粮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恐慌和不安。同时，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强行收回货款)和高征购，引起了农民的更大恐慌和坚决反抗。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党委大批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所有这些，都使这一年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困难重重，大量的蔬菜留在地里宁可烂了，也不卖给国家，不足１００斤的猪也宰吃了，冬天降临，市场便出现了粮食、油料、猪肉、蔬菜的短缺现象，一些地区的农民开始外流逃荒……
一场骇人听闻的高征购开始了。
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党委的领导者们首先为老百姓设计了一个光辉灿烂、十分诱人的图画：
口粮：从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２日起由原来的３６０斤提高到５００斤，每人每月４１斤，炼钢铁人员６０斤。标准内要吃红薯３０%～５０%。
饲料：牛、驴、马每头全年６００斤，猪每头全年２００斤。
种子：本着保证密植、根据需要、留足够用的原则，每亩小麦３０斤，大麦３０斤，大豆１０斤。
这是一种画饼充饥的欺骗方式，把粮食征完，一切计划都成为一纸空文，事实就是如此。
明明油脂征购任务１２８５万斤，已经大大超过了产量，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领导者仍信口雌黄地说：“国家征购以后，留在农村的油脂仍有３３２万斤，每人平均９斤，这个数目是很可观的，基本解决了全县油脂产销矛盾。”
县里召开了粮食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乡乡长、财粮、会计、大队长、总会计、粮所主任等７１０人。会议上，不管县委副书记李世英喊破了喉咙，会议的气氛仍是热烈不起来。该开会时开会，该吃饭时吃饭，人们就是不发言，不表态。关王庙乡十九大队大队长赵毛，开会打瞌睡，讨论还是瞌睡，总有睡不完的觉。别人说：“赵队长，该你发言啦。”
他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说：“发啥言?人家咋着咱咋着，老丈人死了哭爹，随大溜。”说完，倒头便睡。
沈寨乡会计李全德发愁地说：“一听说开征购会，我就打软，弄不好要扒脖子。”
关王庙乡九大队会计说：“去年开征购会，我报的低了，把我辩论了三伙，是铁也打烂了，今年叫咋着就咋着。”
屈打成招哭犹不及
别看人们在会上不发一言，可会下肚里的小九九打得很精。沈寨乡二社的会计沈万治，每次开会总是坐墙角，眯缝着眼，一言不发，可肚里却打着小算盘。来开会的时候，队长把他叫到一旁，十分严肃地交代：“万治，你这次去开会，肩上的担子不轻啊!全大队千把张嘴跟着你吃饭哩。”
沈万治问：“队长，你说让我报多少?”队长十分为难地叹口气，说：“说少了对不起毛主席，说多了，老百姓要饿掉牙，我看就实事求是说，１３０斤的单产。”
沈万治说：“队长，我就按你说的办，１３０斤的单产。”
队长看了一眼沈万治，咂咂嘴说：“万治，你去开会也作难，弄不好就得挨辩论。不中，你就往上多报一点，报１５０斤；再不中，再报１６０斤。不过，只这三个数，不敢再长了。”
沈万治很感激队长为自己想得周全，说：“队长，你放心，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可谁知沈万治架不住折腾，报出１６０斤后，说什么还是过不了关。一辩论，就束手就擒，信口胡说队里亩产５１２斤。人们问他：“开始为啥报那么低的产量?”万治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俺们队长交代的，不让报得太高。”
队长在家听到这个消息，五尺高的汉子立时号啕大哭：“我日你娘啊万治，把我打成右倾不碍事，你让老少爷们饿肚子，可咋办哪!”哭得小孩一样，任谁也拉不起来。
辩论会的气势把沈寨乡十九大队会计郭朗吓得头发蒙。娘，这又推又打又骂的，谁受得了?干脆交代了算啦，早交代早过关，也省得挨整。他找到干部，说：“我这次来时，队长让我带了３个亩产数，有１００斤的、２００斤的、还有４５０斤的。我报４５０斤的单产吧，别斗我了。”
干部笑了，说：“你这思想就不对了，征购是义务，交粮自觉自愿，没有人逼你斗你呀。”
郭朗忙赔着笑脸说：“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出了门，郭朗骂道：“你娘的腿，自愿个屁。”
硬汉子架不住辩论会
和兴乡春生社王勤立一到会上，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任你干部怎么启发，任你辩论如何气势汹汹，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干部们恼了，说：“王勤立，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王勤立翻了一下眼皮，说：“实话我已说过了。”
干部们说：“开你的辩论会，撸劈你也得报高产。”
王勤立说：“中，辩论吧，反正闲着没事。”这还了得!辩论会马上召开，王勤立站在中间，任凭人们斗争，就是一言不发。辩论会开了一天，王勤立硬是没开“缝儿”。干部们决定对这个顽固分子来个“熬鹰”，连夜突击。所谓“熬鹰”，就是斗争王勤立的人分成三班倒，一班斗争，两班睡觉。王勤立是不能睡的，一直得站在中间，前半夜王勤立还能坚持住，到了天快亮的时候，王勤立招架不住了，翻着白眼，一头扎在地上。人家拉他起来，他还是倒在地上，半死不活地说：“中，中，我服了，我报５５０斤单产，饶了我吧。”
干部们说：“你开始为啥不说?”
王勤立说：“支书临走时向俺交代了，别一整你就竹筒倒豆子，看眼色行事。”说着说着，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文城乡村民钱富江老汉参加了那次征购会，他说：“开始人们都还沉得住气，他看你，你看他，等待观望。后来，一看人家报了，再不报就要打成右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胡报一气，３００斤不中，就报５００斤，５００斤还不中，就往７００斤上报。只要别说辩论我，咋着报都中，谁报的高谁过关早。”
粮食征购会议终于以胜利而告结束。一个个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的会计、队长，匆匆赶回家中，掀起了一个征购的狂潮。
藏粮藏粮五花八门
古训说：“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可是，当他们得知自己一个汗珠摔八瓣儿挣来的粮食，将要被全部征走，今冬明春将无以饱腹时，老百姓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藏粮”。
五花八门的藏粮运动充分显露了老百姓的智慧。卫星乡十五大队半截楼村，把扬净的麦子又重新搀进麦秸垛里，再把麦秸又重新垛上，从中抓把麦秸就有半两多的麦子。
周庄大队饲养员把麦子倒进牛草里，上面是牛草，下面是麦子。
王彦庄王朝汉将麦子放在棺材里，上面堆上破衣服。
杨里环村杨凤珍把粮食用塑料袋装好，封死了口，沉在尿缸里。
大营村张葡萄连夜将麦磨成面，做了几十个锅盖大的饼子，铺在床上，上面用床单盖着，时间一长，饼子发霉变黑了。
有一部分乡和大队在征购中，把在县里报的数字全推翻了，沈寨乡２０个大队中实产降得最低的为７７斤，最多的才１２９斤，距全乡原来报的产量４３５斤相差甚远。卫星十二大队原报产量４３０斤，后来只承认９２斤。石寨铺王善庄原报产量４１０斤，后来降为１０５．５斤。
这怎么得了!公社党委严厉地指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克服在征购工作中的右倾麻痹情绪，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王成恕，原任石寨铺乡财粮，如今已老态龙钟，他说：“其实群众手里早就没粮食了，可上级还叫征购。我说，一点粮食也没有了，有的队连种子、口粮都入库了，还征购哩，谁知，也不知道是谁汇报给领导，把我狠狠地辩论了几场，开除了乡财粮的职务。”
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
吴国祥，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是条硬汉子。在征购中，会计问他是先交粮后留种子，还是先留种子后交粮。吴国祥毫不含糊地说：“先留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会计胆小地说：“完不成征购任务咋办?”吴国祥一拍胸脯说：“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没你的事，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把着留下了万把斤的种子和口粮。征购任务当然完不成，上级一次次地催促交粮，吴国祥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着找粮队夜里偷袭进村，从牛屋里挖出了存粮，当时就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地带走了，吴国祥临走时对含泪相送的乡亲们说：“老少爷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比吴国祥更惨的是沈寨乡三大队六分队的李如意。征购一开始，李如意就召开了群众大会，但不是传达县上李书记的讲话，而是告诉群众征购开始了，怎样变着法的藏些粮食。他语气沉重地说：“老少爷们，今年粮食征购任务大，咱们要完成了，明年没吃的了。咋弄?我做主，咱村先藏７０斛大麦，明年度荒春。要是上级查出来，我李如意挡着。不过，我要求老少爷们保密，任死也不能说。”经过老少爷们再三商定，把７０斛大麦放到最老实的陈宽家里。
李如意万没料到，征购中间，不知哪个老少爷们犯了邪，直接跑到公社把李如意私藏粮食、准备私分的事告发了。李如意听罢这个消息，如雷电击顶，“哇”的一声口吐鲜血，昏倒在地。
吴国祥、李如意们如同几块小石头子，被淹没在征购的狂浪里。据统计，仅诸市、文成、褚堂等乡在征粮的几天里，就批判和斗争了２４６人。
被逼无奈交粮搀假
人们开始用各种办法来对付催命的征购了。
先报高后报低。诸市、沈寨、和兴乡开始每天上报征粮进度都很高，几天时间就分别完成了７９万斤、９８万斤、１１５万斤。十几天过后，７９万斤变成了７１万斤，９８万斤变成了８８万斤，１１５万斤变成了８６万斤，征购任务不但不上升，就是原有的入库粮，也莫名其妙地从仓库中“流”走了。
搀杂兑假。玉山粮所门口，一位青年扛着一布袋粮食往人群里凑。管理人员问他干啥的，他说：“交皇粮的。”管理人员让他解开布袋看看，他打开布袋，管理人员把手伸进麦里抓了一把，看看麦子成色不错，就称了一下，让他倒进仓库。他飞快地扛着粮食上了天桥，走到顶端，解开布袋倒出了粮食，开始口袋里淌了一些麦子，后来就只有黄土了。这个卖粮的社员叫蒋老虎。
一行运粮队伍来到了诸市乡粮所，运粮的汉子们缠着收粮员要求收粮。收粮员说：“天色不早了，看不清，明天再说吧。”运粮的汉子们不依，非缠着收粮员收下，收粮员被缠不过，只好草草地验了一下，就让他们入库了。几个运粮汉子高兴得蹦蹦跳跳地把麦子倒入粮库。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这里面有６布袋杂粮，充当麦子交上了差。
清晨，常庄乡徐楼分队的送粮队伍要出发了，队长向村里的一位老汉请教：“大爷，这１０斤麦兑５斤土坷垃，保险不保险，万一让人查出来，可就网包抬猪娃，显露了蹄爪了。”老汉捋着胡须，满有把握地说：“孩子，你尽管昂头挺胸地去交公粮吧，老汉包你没事。”队长满腹狐疑地推着小车子上路了，傍晚，运粮队回村了，队长激动地大老远就喊：“交上啦!交上啦!”老汉不动声色地说：“我说不会错吧。”队长问：“大爷，您老咋这么有把握哩?”老汉慢悠悠地说：“当年我老汉就是用这种办法哄日本鬼子的，如今这几个土八路，好哄。”
众人惊叹不已。
征购队鸣炮庆贺老百姓啼饥号寒
粮食征购工作在上级的严令催逼和百姓们的软磨硬拖中艰难地进行，粮食一点点地被集中到仓库中，百姓家中被一点点地挤干了粮食。“不能给资本主义思想残留一点喘息的机会!”公社党委英明果断地指挥着征购工作，一队队搜粮队伍日夜奔波在村村寨寨，为从厕所里、牛棚里、老坟里挖出一点点粮食而欢呼雀跃。
冬天来了，纷纷扬扬的大雪把这个残酷的世界埋住了。山坡、河沟里一片银白，河水瘦了下去，只有干枯的芦苇在冷风中抖索。阡陌间没有一个行人。一两只饿急眼的狡兔惶惶地跑过，雪地上留下一行行梅花印，家无隔夜粮的百姓们躲在草屋里，苦着脸等着大食堂开饭的军号声，又怕听见搜粮队进村的喧嚷。村村寨寨好静哟!
终于，９０００万斤任务完成了!
终于，家家户户室徒四壁了!
查岈山变成了一个自披重孝的寡妇。此刻，县城的大礼堂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征购工作胜利结束暨征粮积极分子表彰大会”正开得热闹哩。
１９５９年的查岈山公社，仍然处在执著的跃进和狂热之中。尽管，人们经历了１９５８年冬季的饥荒，部分村子出现了浮肿病人；尽管，人们目睹了大炼钢铁的荒唐和失败，全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生产队没有了犁和耙；尽管，人们已经吃上了大食堂的“眼馍”和碗里越来越稀的面汤，对共产主义萌芽产生了迷惘和动摇。但是，那对美好理想的热望，那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仍促使着人们在歧路上英勇地奋斗，如歌，如泣……写到这里，笔者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惨烈的图画：夕阳如血，战鼓咚咚，一队铁流般的队伍艰难地跋涉在泥泞的道路上，马车或牛车上面载着面黄肌瘦的妻女，身后血迹斑斑，前面是崎岖、险恶的山路，但人们仍义无反顾地前行着。
查岈山人做梦也没想到远在天国的庐山上会召开一个什么会。可这个会却搅得查岈山人六神不宁，莫名其妙地展开了一场反右倾运动。什么叫右倾?查岈山人十个就有九个半弄不懂它的意思，左手、右手知道，“左倾”、右倾不清楚，淳朴善良到极点的查岈山人却要无端地去反一个叫右倾的玩艺儿，实在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听共产党的没错，共产党让咱反谁咱反谁。”人们热情地投入到反右斗争中去。查岈山公社的反右倾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要在反右倾中独占鳌头，人们的心劲高得很哩。
查岈山公社反右倾运动是分点分片进行的，从南到北共分了１０多个点，先把干部集中起来学习，进行思想发动，然后再由干部带动群众掀起高潮。高庄大队是一个学习点，附近的大营、小营、霍庄等大队的大、小队干部全部集中起来，开展反右倾的斗争。会议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个村的人，怎么会犯这么大个错误?他爹怎么没管住他们呢?后来，才知道彭、黄、张、周是朝廷中的大臣，触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批判会上，大伙还是觉得彭、黄、张、周离自己太远，恨不起来，批判起来总也找不到有劲的词汇。反之，批判会如一杯温吞水，开来开去，翻不起大浪，让主持会议的人着急。高庄生产队的杨保松平常发言很积极，嘴也能说，可这回不知说什么才好，在主持会议的干部再三启发下，他才说：“领兵元帅反党，不得了。你说他反党干啥哩?一天三顿吃白馍，喝红糖水，天热了吃肉臊子凉面条，天冷了喝羊肉汤，有啥不得劲哩?非反党不中。要是叫我这样有吃有喝的，哪个龟孙才反党哩。我看彭德怀是吃饱了撑的。”
主持会议的人一听，这批判的味儿不对呀，赶快制止说：“杨保松，你赶快下去吧。”
小营大队支书杨田，生性好斗，打人是一把好手，常常是一边打人一边骂：“奶奶的，非把你劈了不可。”这次批彭、黄、张、周，杨田有劲儿使不上，没有活人站在面前，杨田的腿脚有点没地方放，急得自己拍屁股打胯，说：“彭德怀，我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毛主席，想干啥?官当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
主持会议的干部说：“杨田，别胡扯。”
杨田愣了愣，又说：“上面有大彭德怀，俺队有小彭德怀，我知道，王老乾反对粮食征购，在前丁庄地里挖马齿菜吃，是故意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
池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幸仁也十分气愤，批判说：“旧社会地主一个人能娶好几个老婆，咱穷光蛋一个也要不上，合理吗?彭德怀和他们穿连裆裤，我非和他拼命不可。”
批判会开到这个份儿上，也只好草草收场了。主持会议的干部们心里十分焦急，反右斗争是党和毛主席交代下来的大事，反不出名堂怎么能行呢?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呀。人们坐在一起，苦苦地想着办法，如何将这批判会开得轰轰烈烈。小营生产队后丁庄队长丁海全说：“我看这批判会不斗争几个活人，是开不成功了，光有炮药，打不着兔子，还是不中。”他的提议，赢得了大伙的一致赞同。对，应当找几个替死鬼，上面有大彭德怀，下面就有小彭德怀，弄几个小彭德怀往人群中间一站，打也打得痛快，骂也骂得痛快，会议气氛一下子就热闹了。可是，找谁当小彭德怀呢?会议主持人让每个生产队报一个小彭德怀，轮流坐庄受批斗。有的生产队长问：“这小彭德怀啥标准呢?”主持会议的人想想说：“反对人民公社的，不愿入社的，偷吃牲口料的，藏粮反对征购的，平常爱发牢骚的，看着不顺眼的，每队自报一个，批判完了再报。”
这一来，批判会开出了水平，岈山人民公社的反右倾斗争步步深入，联系实际，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中共遂平县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做法。
也有实在批判不下去的生产队，杨店就是一个。虽然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但反右斗争却冷冷清清，人们发言说不了两三句话，不是打瞌睡，就是脱下衣服捉虱子，手指挤得虱子啪啪响，一边挤一边说：“挤死你个彭德怀，挤死你个黄克诚。”主持会议的人急了，万般无奈，想起唱戏。山里人最喜欢看戏，看到奸臣恨得咬牙，看到忠臣拍手大笑。于是，为了调动人们对彭德怀之流的仇恨情绪，请了一个草台班子唱起了戏。先唱《铡严嵩》，又唱《铡国舅》，后唱《秦香莲》，唱罢戏，主持会议的人开导大家：“看到没有，彭德怀就是老严嵩，就是国舅爷，就是陈世美，想犯上作乱哩，我们不和他斗和谁斗?我们不铡他铡谁?谁不斗彭德怀，就是和严嵩、国舅爷穿一条裤子，就是他娘的小白脸陈世美。”
这一招还着实有效，人们的仇恨情绪被鼓动起来。批起彭、黄、张、周来咬牙切齿。
无论如何，岈山人民公社的反右斗争在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稀里糊涂中开展得热火朝天。不知彭德怀为何人的人们为彭德怀很动了一阵子肝火，有３６１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地被当成小彭德怀，斗得鼻青脸肿，有４５８名群众因偷吃牲畜料、偷拾了一块红薯被当成小右派斗争得一塌糊涂，挨了批斗以后，他们还惊恐地问别人什么是“右派”。
饿得灵魂出窍
为了把反右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打垮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岈山人民公社各大队还纷纷成立了劳动教养队。划出１００多亩地，盖几间草房子，派几个民兵持枪警戒，把各村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统统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改造。白天让他们干活，夜里开批判会，轮流受批判。公社要求教养队每天汇报一次敌情变化、斗争对象。胜桥大队一下集中了１８９个坏分子，弄了１２０亩地、２８头牛、４匹马、４头骡子，成立了教养队。白天管制坏分子干活，夜里轮流斗争坏分子。先斗冯炳银，因为他说公社食堂的饭吃多了光想撒尿，后斗争李绍清，因为他偷吃了牛料，致使牛饿得用人抬才能站起来，接着斗争李风颜，因为他在裤裆里藏了一个红薯带回家。直斗得三个人夜里翻院墙偷跑回家，民兵们持枪追到家中，又用绳子拴成一串，押回教养队，斗了个死去活来。土山大队的劳动教养队开饭时，坏分子杨保全说：“这饭喂狗狗也吃不饱。”不久汇报到干部那里，当天夜里被打得死去活来。常韩村的胡天玉算是硬骨头了，在村子里已经被斗争了十几场，弄到教养队后，仍然是一肚子的不服气。袁队长让他修厕所，他说：“吃八大两，没劲，干不动。”袁队长大怒，伸手打了他一耳光，胡天玉吐掉嘴里的血，说：“袁队长，你不是人。”袁队长发动全体人员开斗争会，胡天玉被打倒在地，仍然说：“袁队长，你不是人。”袁队长大怒，让炊事员把饭做稀点儿，把馍做小点儿，非饿得这些坏分子灵魂出窍不可。果然，喂牛的赵振堂把牛料偷吃了个精光。尚天友半夜里钻到伙房偷馍吃。２３个坏分子就有１４个饿得全身浮肿，爬不起来。坏分子宋加文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当袁队长再次召开批判会时，全教养队已经无人可批了，能挨批判的人已经站不起来，批判别人的人已经没有了说话的气力。于是，土山劳动教养队只得向公社党委汇报：“目前，今后两天的批斗对象还没确定下来。”
有当年流行的顺口溜为证：
教养队真正好，身上有灰洗洗澡。灰洗净，思想好，不破坏，不造谣。生产积极干劲高，后补社员摘了帽。管制生产也取消，入队群众急着斗。出队人人拍手笑，都说斗得有成效。
一片喊斗声
１９５９年的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们斗了旱魔斗水患，实际产量才２１０亿斤。但省委书记吴芝圃是不管老天爷算老几的，偏要把灾年当成大丰年，并在全省开展“到底是灾年还是丰年”的大讨论。结果在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重压下，硬是估产４５０亿斤。秋后，“共产风”又刮了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１９５８年，哪一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土改斗地主那样挨斗；哪一个农民交不够征购任务，就会被捆绑起来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地区，在地委书记路献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成了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洪福头发连头皮一块儿撕下来，活活地打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死４０多个农民，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动手打人者占９３%……庐山会议后，从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０年７月止，河南省信阳地区在反右斗争、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１７７４人，３６人死在狱中，拘留１０７２０人，其中死在拘留所的６６７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检讨，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地区“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处于急风暴雨中的岈山人民公社风雨飘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辉煌使得岈山人民公社在反右倾、反瞒产中更是冲锋陷阵，一马当先了。
尽管１９５９年的岈山区连续在秋季７０天没有下雨，旱得田地龟裂，禾苗枯焦；尽管人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田间地头，流血流汗地抗旱，老天爷仍毫不客气地使岈山区的秋作物大幅度地减产，使得本来就紧张的粮食更加紧张起来，自古以食为天的人们更加惶恐不安，可是人民公社的英雄好汉们不怕这些，打的粮食少不怕，只要吹得多就行。于是，又一桩辉煌的壮举诞生了：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虽然曾受到严重的干旱，但岈山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和各项副业生产都获得了飞跃的发展……作家李二次欣然登临岈山，慨然感叹：只有人民公社才有这样翻江倒海的回天力量，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使人在自然面前昂然屹立，做自然的主人。作家在采访的路上还碰到了一个叫王宪三的老汉，他拿着一棵豆子对李说：“你看，这一棵就结了１４００多个荚，我活了六七十岁了，从我记事，我们这里哪一年旱灾也没有今年旱得很，可是哪一年也没有今年庄稼长得好。从今以后啊，我们啥都不怕了!”
创造了如此伟大的奇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人民公社的领导人———陈丙寅红极一时，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新德里，到国际上去宣扬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接到通知后，放牛娃出身的陈丙寅简直有点手足无措了，忙着量体做出国礼服、学习出国礼节、准备出国讲话材料，直到坐上飞往新德里的飞机，陈丙寅还觉得头脑有点晕晕乎乎哩。
前来接替陈丙寅任中共岈山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遂平县委宣传部长郭书志，一到岈山，第一个印象就是群众家家户户都没了粮食。４０年后的秋天，我去采访郭书志，当年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宣传部长变得老态龙钟，那张小白脸上爬满了岁月的皱纹，但思路相当敏捷，一提到岈山１９５９年冬季的情况，郭书志就说：“我接任时陈丙寅出国了，社员家里粮食早已被征购一空。”似乎，征购粮食与他无关
郭书志缓缓地说：“１９５９年的冬天，冷得早哟，一场苦霜挨着一场苦霜，地里早就没有什么了。麦子种得晚，出土慢，远远的只能望见黄黄的一片，近了才瞅见土坷垃窝里的麦芽。去楂岈山公社接陈丙寅的工作，我心里就犯嘀咕，没了粮食吃，群众的日子怎么过呀?心里想，可嘴上没敢说。那时候，都是看透不说透，说透就挨斗。有时候是我们斗人家，说不定一会儿自己就挨斗。正当我发愁粮食的时候，又接到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又是催着我布置反瞒产工作哩。唉，明明群众已经饿肚子，可偏偏叫反瞒产，这瞒产可咋个反法呢?”
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火冒三丈，对着电话筒简直是在吼：“当前粮食工作中的两条道路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楂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思想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地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闹粮主要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解决了，粮食问题也就解决了。要展开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口气是蛮横的，但却代表着权威。
遂平县委岂敢怠慢，县委书记蔡中田晃着高高的身板，一头钻进漫天大雪里，急急忙忙赶往楂岈山人民公社，６０多里路一口气走到。一见到郭书志那张焦虑不安的小白脸，蔡中田就急匆匆地吩咐：“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
不到半个时辰，蔫头耷脑的大小队干部被召集到公社大楼前的空场里，有的人披着蓑衣，有的人戴着斗笠，有的人头顶油布。蔡中田站在前面，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粮食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也表现了农民的自私自利，这说明没有共产党，他们是不能长期革命下去的。我们必须承认今年是大丰收年，下面没入库的粮食还很多很多，群众偷走的也很多。那些队长和会计的觉悟不高，常常串通一气藏粮食。我们要下狠心，穷追不舍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注意打击敌人和落后分子，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该捕的捕，该斗的斗，谁有意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儿斗。”雪飘飘扬扬地下着，蔡中田头上、身上落满了雪，但他全然不顾。听众没一个敢动的，粮食问题把人搞得麻木不仁。
郭书志又讲了一通，宣布分组讨论，自报粮食。会议刚结束，大小队干部便炸了营，议论纷纷，周彦庄党支部书记周文点说：“这次一来，我就知道坏事，想着就是挖粮食。挖吧，反正是快过共产主义了。”
大营大队王继元嘟嘟囔囔地说：“我就猜着这次会是挖粮食，粮早挖走了，吃的都没有，还挖粮哩，咋挖?”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反瞒产三级干部会上吓病了，回到家里汤药吃了十几剂，刚见好。今天他被通知来参加开会，心里就一阵紧一阵地敲鼓，一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直发黑，一头栽倒在地，嘴里直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高德弄进屋里，他仍浑身不停地筛糠。
人们被弄进几间大房子里，分组讨论，自报粮食数字，会议一开始就陷入尴尬的状态。任凭公社干部磨破嘴皮子，就是没有张嘴说话的，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只用眼神表达内心的世界，谁也猜不透每个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高庄大队的统计员高秀仁干脆来个老和尚打坐，坐着呼噜呼噜地睡将起来。他这一呼噜不要紧，仿佛传染病一样，会场上立时就有几十个瞌睡者，有装睡者，也有真睡者，主持会议的干部们急得一头汗，还是没挖出一斤粮食，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郭书志急得小白脸更白了。
逼急了，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发言，光说今年是个丰收年，打的粮食够吃的。干部们问打了多少斤?队长们的头一耷拉，都说没数，不知打多少斤粮食。有的说今年确实打了不少粮食，小麦打了多少，豆子打了多少，红薯种了多少，一问还有没有粮食，回答说都上交了。
干部们急了眼，使出了绝招：“背靠背”。
把生产队长和会计分开，队长在一间屋，会计在一间屋，分别由干部们把着门，一个个地过堂，６连连长刘贺圈一见这阵势，当即吓得把屎拉了一裤裆，臭烘烘的屎水顺着裤腿往下流。当下就提着裤子颤颤抖抖地说：“我报……我报６００斤……谷子……”
这“背靠背”乃整人一绝，一般都经不住这么折腾，只好从实招来。干部们先审会计：“快老实交代吧，现在就看你的了，你们队长已经把你供出来了，说你知道藏粮的数字。你说了可以从轻处理，不老实交代就不客气了。”会计一听队长把自己供了出来，心中颇觉憋气，也就一五一十地把藏粮情况供了出来。其实，队长一句话没讲，根本不知道会计已经从实招来。这叫“离间法”。这边，干部又找到队长，说：“会计已经交代了，你们队共藏粮多少斤，在什么地方藏。你老实交代求得宽大处理，否则后果自负。”队长一听，心里直骂会计没人味儿，原先商定好的谁也不能讲，你为什么先把我出卖了?队长也就从实招出来了。
“内奸”混迹人群侦破藏粮
袁庄大队大小干部２０多个，挖了一天没挖出一粒粮食，急得干部们一头火。
袁秀申大队长心生一计，从人群中找出一向老实胆小的三队会计袁根，私下交代说：“袁根，你听着，你藏粮的事领导上已经知道了，就看你态度如何了。如果你能在这次挖粮中表现积极，可以不追究你个人的问题，将来还要表扬你。”袁根本来心虚，经这么一说，早已是冷汗一头，忙说：“中，中，党叫俺干啥俺干啥。”袁队长眼珠一转说：“你到队长、会计堆里，注意打听他们谁都说点什么，及时向我汇报。”袁根忙点头说中。可以主动赎罪，袁根自然卖命，混迹于人堆里，支楞着耳朵听周围的人说话发牢骚。二小队队长李文正低声发牢骚：“我的思想问题咋着也解决不了，白搭，现在还有１０００多斤红薯哩。”吴寨村排长孙富清说：“我这党员也当不成了，瞒产２０００多斤红薯。”三连五排长孙长更说：“我藏了３５００斤豆子，谁也休想挖走。”
他们万没想到隔墙有耳，袁根装作上厕所溜出会场，悄悄告诉大队干部。这一下李文正、孙富清、孙长更算倒了血霉了，好一顿批斗，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挨了整，他们还纳闷，莫非上级领导有千里眼，要不怎么会这么快就发现自己藏粮了呢?
重利诱供人人告密
公社干部们在会上宣布，谁要是主动揭发出别的生产队藏粮情况，挖出的粮食可以让揭发者吃一半。这一政策的宣布，确实让不少人动心，眼下村村吃了上顿没下顿，谁不想多弄点粮食啊，粮食是命根子!三连连长贾守业最先经不住诱惑，他领导着２００多口人，早就没粮食吃了，群众饿得发昏，把树皮都剥吃了，要是能弄到一点粮食，他贾守业无疑积了八辈子的德。可是揭发谁呢?他心里算来算去拿不定主意，他知道村村都没有多少粮食了，其他村的人们同样饿得没办法。但一想到本村老少爷们一张张瘦瘦的脸，老贾狠了狠心，揭发了二排长赵德文在皂角树边的红薯窖里，藏有２８００斤红薯。那边赵德文还蒙在鼓里，公社干部叫到他时，他还装得若无其事，可一提到有人揭发他藏了２８００斤红薯，地点又说得十分准确，他一下子就瘫在地上，但很快又从地上蹦起来，拍着屁股疯了般地喊：“日他奶奶，我也揭发，我也揭发，刘耀西在村东头有６个红薯窖，硬说成４个，瞒了两个，也有２０００多斤红薯。”刘耀西一听有人揭发了他，也恼了，黑丧着脸说：“我揭发五排长李春华，今年秋天家里放了５００斤扁豆。”你咬我，我咬他，人们为了粮食红了眼睛疯了似地咬成一团，直咬得人人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仍在狂咬不止。结果，挖出的粮食全部上交，谁也甭想多吃一两。到头来，人们才明白过来一切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查岈山大队参加会议的５４人，不是一言不发，就是顽固对抗，耍二五眼子，想蒙混过关。公社干部就先找一向比较积极的会计毛聚宝、陈友，用十分关心的口气说：“你们在历次运动中是比较积极的，这一点党心中有数，将来会考虑你们的进步。可是这次挖粮运动，你们又当了尾巴。不但不积极揭发别人，还死死地保着自己。你看，你们的问题已经被三官庙的张学章揭发出来了，你们说咋办吧?要想主动赎罪，就得赶快揭发别人，争取宽大处理。”毛聚宝、陈友一听自己已经被揭发出来，不禁怒从心头起，异口同声地揭发张学章，说：“张学章在村东头的麦秸垛藏了５００斤小麦，在村西头的粪池里埋了１１００斤红薯。”那边，张学章万没想到自己已经被揭发出来，公社干部找到他，说：“张学章，你还不快点揭发，毛聚宝、陈友已经把你揭发出来，你还护住他们哩。”张学章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娘的，平常看着关系不错，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出卖人哩，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终于，张学章揭发出了毛聚宝、陈友藏粮的具体地点。
堂堂硬汉屈打成招
一连会计包根一入会场就害怕，怕得上牙打下牙咯咯响，无论怎么也控制不住。队长朱遂平说：“包根，瞅你那熊样，还没整你，你已经垮了。”结果，包根被公社干部看中了，作为重点突破对象，在夜间开展大辩论。说是大辩论，其实根本就不辩论，人只要往中间一站，就有人呼啦一声围上来，拳打脚踢，直打得你躺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换班睡觉，挨斗的人一会儿也不能睡，这叫“熬鹰”。包根架不住这么批斗，早就从实招来，供出了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藏粮５００斤的经过。朱遂平被从人群中喊了出来，轻蔑地看了一眼瘫在地上的包根，吐了口唾沫，昂首挺胸地站在中间。一阵拳打脚踢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着头发拉了起来。有人弄来一条凳子，让朱遂平站到凳子上，一条腿抬起来，人称“金鸡独立”。
可是还没等朱遂平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踹翻了凳子，又是一阵暴打。硬汉子朱遂平被打得血流满面，仍不肯承认藏粮。于是，就被捆了个“小鸡浮水”，一根细麻绳勒进肌肉里，捆了个结实，把绳子搭上树去，只轻轻一拉，朱遂平便被吊在半空中，只消一袋烟工夫，朱遂平已是满脸豆大的汗珠子，脸呈猪肝色。终于，朱遂平也架不住这种酷刑，大喊大叫起来：“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
典型引路带头供出藏粮
陈世俊红极一时。在挖粮食时，一大队党支部书记陈世俊成为光荣的旗帜、模范的榜样，有当年的《简报》为证：陈世俊同志在挖粮食工作中，思想觉悟高，大放光彩，一个连就报粮２．１万斤，同时，还带动其他队也报。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党就是俺的亲生父母，我坚决相信党的政策，一定把粮食报出来。”其实，陈世俊一听说挖粮，就吓了个半死，两天没吃饭。公社干部找到他，说：“陈世俊，上级知道你这次瞒产了，就等着看你的行动，你要是积极带头报粮食，就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陈世俊左思右想，觉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与其被整，不如当一回典型，或许可以将功补过。陈世俊茅塞顿开，一口气报了两万多斤粮，还说得有鼻子有眼，放在某某地方。也就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一见陈世俊带了头，也都乖乖地交代了自己的藏粮。
遂平县委又报喜：三天挖出藏粮４５９００万斤
瞒产会议开得惊心动魄，大小队干部眼看着不交代藏粮过不了关，只好认了，胡乱报起来。三连三排长赵德志说：“我在阮成金北屋的芝麻叶下面放了１．５万斤豌豆。”
三连一排长钟保才说：“我在陈书青家的小屋里放了１．８万斤黄豆、１．１万斤黑豆。在靳新春家放了高粱４０００斤。”
钟清同、钟得江说：“刘庄的菜园里挖了个地道，从屋里一直挖到后山，共放小麦２０万斤，稻子３０万斤。”
结果派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挖出来。粮食没挖出来，不怕，只要粮食数挖出来就行。中共遂平县委向信阳地委报喜：３天挖出粮食４５９００万斤。
蔡中田们都松了一口气。
藏粮无奇不有
老百姓真是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里。
没了粮食，怎么熬过这饥寒交迫的严冬?没有粮食，如何度过来年荒春?没有粮食的惶恐，令查岈山区的每一个农庄战栗不安。老百姓无法想象没有粮食的日子该怎样过。民以食为天，没有了粮食，等于塌了天。
最为顺从和通情达理的老百姓们懂得：税赋者国家之命脉，故以下奉上纵有常分而量入为出自留余畜，是以国家严限定额则下不能剥上不敢侵其。撰写《汝宁府志》的老秀才们如是说。可是，高征购一次次地征去了有限的粮食，眼见得家无隔夜粮，甚至连田间干枯的红薯叶也被吞下肚去。老百姓们在粮食恐慌心理支配下，全然顾不得“国家之命脉”了，由顺从转为反抗，五花八门地把极少的粮食当做金子般藏起来，以躲避疯狂的征购。
夜色如墨，除了几只饿得皮包骨头的狗有气无力地叫几声外，村里没有一点灯火。张吴楼大队王丁庄生产队的郭殿奎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把几个窗户全部用破棉被堵上，破门用石磙顶着，提防村干部踹门而入。郭殿奎手持铁锨，在锅台中间一点点地铲，终于铲出了深约３尺的小坑。他让女人把红薯干一片片地放进土坑，最后又把５斤炒黄豆用小布袋装了，放在红薯干的上边。郭殿奎又用锨把土一点点地填进坑里。坑填平后，郭殿奎将两块砖并排放在上边，又撒了点草灰，算是做完了藏粮的工作。女人战抖着嗓子问：“保险吗娃他爹，这可是咱一冬的口粮啊!”郭殿奎拍拍手上的土说：“放心吧娃他娘，万无一失。”可他们万没料到，５天以后，挖粮队来到村里，竟然一下子就挖出了他所埋藏的命根粮。
入夜，常韩大队的张清山愁眉不展，家里放的３０斤豆子和１０斤谷子成了他一块心病。放在哪里呢?藏柜子里，怕干部们撬开柜子；放在麦糠里，又怕干部们搜出来。左也不行，右也不行，难为得张清山唉声叹气。还是妻子提醒了他，说：“干脆在鸡窝下边挖个洞，埋起来。”张清山一听，就拿了把铁锨，让妻子站在院子门口放风，自己吭吭哧哧地干了起来。挖着挖着，砖头垒的鸡窝轰隆一声倒塌了，砸了张清山的脚，疼得他直咧嘴。但他顾不了许多，先把砖头块扔在一边，继续挖坑。坑挖好后，他把豆子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盖上黄土和鸡粪，这才垒起了鸡窝。一下子干到鸡叫头遍，才把鸡窝垒好，看看没露出什么破绽，才叫上妻子回屋睡觉。
八队姬富远的粮食放得更绝。他把３２斤黄豆用布袋装了，又用塑料布包好。在墙根处挖了一个洞，然后把粮食放了进去，外面堵上一块石头，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可没出几天，他藏在墙根里的粮食，就被邻居李银会揭发出来，挖粮队的干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粮食挖走了。一家人眼见命根粮被挖走，抱头哭成一团。挖粮队的干部吓唬说：“还哭哩，不辩论你们一顿就是便宜你们了。”一家大人小孩顿时噤若寒蝉。
灰山凹村的卞长山是个能人，不但能说会道，主意还特别多，所以众人推举他当了队长。可队长也怕没粮食吃，老婆、孩子收藏的１３０斤麦子躲过了干部们的几次搜查，如今挖粮队又要进村了，急得卞长山一脑门子汗，这点粮食若是被搜去，全家算是断了活路。可是藏在哪里呢?卞长山脑子一转，看到屋角放的四个空空的小坛子，心里有了主意。他把麦子分别倒进四个小坛子里，上面用塑料布封了口。然后，他拿着铁锨走到厕所里，一口气挖了四个坑，把小坛子放了进去，用土埋好，土上边又堆了屎尿。卞长山这才满意地对几个孩子说：“娃子们，使劲往上面屙尿吧。”
后湾村西村的徐广光想得也绝，他把两斤半芝麻用塑料袋装好，口子用绳扎紧，沉在厕所的尿缸里。
小营村吴寨生产队队长白有才急了眼，把２０斤棉花和８斤芝麻全部套进被子里，做成了一床又厚又沉的被子。小孩睡觉尿床，把被子尿得精湿，可又不敢拿到外面去晒，只能在家里捂着。谁知芝麻竟发了芽，白白的芽钻出了被面儿。白有才只好让全家人生吃芝麻芽，扔掉太可惜了。
为了藏粮食，老百姓挖空心思，能想的法儿都想了，能藏的地方都藏了。有的人把麦子放进几丈高的树梢鸟窝里，有的人把粮食放到风箱里，有的人把粮食收到夹墙里，还有的人把粮食和糠搀到一起，手段五花八门，多种多样。
藏粮人道高一尺搜粮者魔高一丈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一个电话打到遂平县，斥责遂平县在挖粮中行动迟缓，要尽快掀起高潮，争取明天就组织一个挖粮报喜高潮。接到电话，蔡中田是真真地发愁了，妻子为他包的野菜包子，他是一口也吃不下。他心里清楚，老百姓家里实在是挖不出一点粮食了，下乡走到哪里，他都看到老百姓挖草根吃，人开始浮肿了。他是农民出身，深知没有粮食对老百姓的危害。但是，感情无法代替理智，上级的指示是不可抗逆的，这粮食还得继续挖，挖不出粮食丢掉乌纱帽事小，戴上一顶极右分子的帽子可不是玩的。他心情沉重地摇动电话机，要通了各公社党委的电话，传达了地委的挖粮指示。他用命令的口气说：“无论如何，明天１２点以前，必须完成地委下达的挖粮指标。如果完不成任务，各个公社和大队都要大反右倾思想。这是县委的命令，谁也不许打折扣。没有油料，可以用菜子、向日葵子这些能够出油的东西顶上去，要搞一个通宵，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蔡中田说到这几句话时，心中颇有几分悲壮的感觉。
３８年后的一个雨天，我去采访蔡中田，他的小脚老伴儿为我倒了开水，又去忙乎别的去了。蔡中田木然地望着窗外的冷雨，心情沉重地说：“群众早没吃的了，上哪儿挖粮食哟，可不挖就交不了账呀。当时，只想着弄不出粮食对不起党，可咋就没想对不起老百姓呢?”
挖粮的任务一下达，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乡乡村村反响强烈。不少有良心的干部出于义愤，公开站出来说话。杨店管理区区长陈世轮有一副硬骨头，从不信邪，在放小麦高产卫星时，让他去验收，他公然拒绝。他拿着高产卫星田的麦子，说：“这麦子怎么会打那么多?”如今，他又忍不住了，公开站出来说：“群众一天三顿喝稀汤，哪里有粮食?再挖粮非出人命不可。”
刘宝河生产队队长周法全说：“还天天挖粮食哩，俺队是一根毛也没有了。”槐树大队四队宋作平说：“现在连红薯也吃不饱，人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出门都像有病一样，还挖粮食哩。”
但凡是站出来说真话的人，统统被批判得头破血流，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被劳动改造。
全部家当：一床烂棉絮和几个破瓦瓮
没了粮食。
该挖走的全挖走了，该上缴的全上缴了，查岈山中的老百姓十屋九空，除却一床烂棉絮、几个破瓦瓮外，已经没有一粒粮食了。曾经供人们“可着肚子吃”的大食堂，也已经米尽粮绝了，开始每天还能供应发黑的红薯面窝窝头，到了１１月，食堂的大锅里只有稀稀的面汤了。记得儿时的儿歌：晌午的馍一个眼一个，黑夜的汤映月亮。每当大食堂开饭钟敲响，家家户户便派人拎了小瓦罐，到大食堂排队打饭。炊事员用大马勺，一点也不会多给。稀汤打回家里，全家谁也不敢动，先由长者用勺子把稠点的面糊捞给小孩子吃，大人们只能喝稀的。那面汤稀得映见人影，咸咸的，有一星半点儿的面条味，喝到碗底，才见有两三根泡烂的面条。
后来，连这咸汤也没有了。大食堂里每顿饭都熬一锅红薯叶，这是经过雨雪冻干的红薯叶，经过水熬软了，放上一点盐。炊事员想把谷糠用水淘淘，团成一团子，放在蒸笼里蒸。蒸熟的谷糠都散开了，吃的时候用手捧，扎嗓子眼儿，不喝水糠就送不下去，装进胃里扎得难受。可是，到拉屎时就难了，人憋得直叫，根本拉不出来屎。我同年的伙伴刘改明小名叫小山，小时候吃多了谷糠，拉不下来屎，疼得满地打滚，他娘让孩子撅起屁股，用手指从孩子的肛门里一点点往外抠，疼得小山头抵住墙大声惨叫。至今小山已是快４０岁的人了，仍然又瘦又弱的样子，每当见到他，我就想起那惨叫的声音。
再后来，大食堂的烟囱终于不冒烟了。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人们被饥饿逼得发疯般地寻找吃的东西，不管是人能吃不能吃的，统统被找来吃下肚去。干干的红薯叶子，吃了；喂牛的谷草，吃了；喂猪的糠，吃了；剥了玉米的玉米心，也被人们吃了；花生皮，磨碎吃了。人们大开吃戒，惊天地，泣鬼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不偷饿死人人皆偷
遂平县文化局调研员、前查岈山公社团委书记曹新志说：“当时别说群众没吃的，干部也饿得发晕，我们在刘百川召开全县团委书记会，一个团委书记分两捧蒸熟的糠，吃着甜甜的，吃到肚里不是味儿。”
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人们饿的见啥吃啥，屋里的老鼠都逮住吃了，老鼠肉有股臊味儿。后来，连老鼠也逮吃光了。俺们几个小孩夜里到空仓里去逮麻雀，把门和窗户一堵，点着火把，用棍子打小麻雀。然后，把麻雀放到火里烧熟，吃下肚去，当时，觉得这是世上最香的肉。”梁永祥还回忆说：“俺爹会杀猪。家里有一把杀猪刀，正巧，生产队里的猪得了猪瘟，死了，埋在地里，俺爹见一家老小饿得不行，就夜里去埋猪的地方，扒开黄土，用杀猪的刀把猪的肚子弄开，扒出心肝来，用箩筐装了回家。谁知，猪血滴了一路，村干部循着血迹追到家里，罐子里的猪肉还没煮熟哩。村干部一脚踢翻了罐子，把血糊糊的猪肝往俺爹脖子里一搭，拉着就游街去了。”
遂平县城关镇教育辅导站宋全富，家住查岈山下的杨楼村，他回忆小时候挨饿的情况时说：“我当时饿得皮包骨头，就到河里去捞蛤蜊，冬天河里封了冻，光脚跳进水里，一会儿就冻得失去知觉。在水里摸了半天，才摸出几个蛤蜊，拿出来砸开硬壳，放到罐里煮，半生不熟地吞下去，要不是当年吃了蛤蜊，我还活不到今天哩。”
偷盗，本来不是件光彩的事，可在饥饿的逼迫下，偷也成了一件人人可为的事情。一时间，偷盗之风颇盛，大人偷、小孩偷、妇女偷、老人偷，不偷不行，不偷就可能饿死。
下宋大队社员张金才、袁瑞甫、李大毛３个人被队里安排夜里看守红薯种。３个人饿着肚子蹲在红薯种旁，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敢说话，因为谁都知道，一张嘴肯定是个“吃”字。大家闭着眼睛，用鼻子仔细地品味着红薯散发出来的香，吞咽着大口大口的涎水。一直坚持到后半夜，饥饿终于撬开了张金才的嘴巴，他说：“伙伴们，饿不饿?”袁瑞甫、李大毛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屁话，谁不饿?”张金才一翻身跪在地上，并让他们二人也跪下，三个人对天盟誓：“今夜偷吃红薯种谁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说罢，三个人迫不及待地拿起红薯种吃开了。红薯种沾满了泥巴，可谁也不在乎，连皮也吞下去了。一口气，他们吃得直打饱嗝儿，累得躺在地上直喘气，都说：“奶奶的，今儿个吃饱了，明天枪毙我也值得了。”第二天一早，队长见到三个人，用狐疑的目光打量了一阵子，问：“偷吃红薯种了没有?”“没有。”三条汉子异口同声地回答。队长怪异地笑了笑，说：“把上衣搂起来，让我看看。”三条汉子互相看了一眼，迟疑了一会儿，露出光光的圆圆的肚皮。队长用手指挨个弹过肚皮，肚皮发出“咚咚咚”的响声，队长一下子沉了脸，“啪啪啪”打他们一人一耳光，骂道：“咋不吃死你们哩。”当天在小张庄召开了斗争大会，三条汉子被斗争得死去活来，老老实实地交代了偷吃红薯种的经过。
袁庄大队四队的饲养员刘志兰和袁志江，两个人蹲在牛棚里，有气无力地给牛喂草。牛棚上方的料斗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少得可怜的牛料已经被他俩生吃完了，牛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偷吃牛料，眼角扑簌簌掉着泪珠。牛绝望地吃着草，不时地停止咀嚼，抬头望一眼刘志兰和袁志江。两位饲养员也知道牛的目光里诉说着什么，说：“牛啊，也不能怪我们啊，我们也是饿急了呀。”正在这时候，一头猪娃饿晕了头，鬼使神差地进了饲养室，希望从这里得到一点充饥的东西，这小东西做梦也没想到它会撞到阎王爷的手里，还不时地用鼻子东嗅西嗅的。不约而同地，刘志兰和袁志江会意地对视了一眼，并快速地关了门，二人一齐举起拌草棍，对准猪娃死命一击，可怜小猪娃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糊里糊涂地上了西天，饥饿的小生灵被比它更饥饿的动物结果了生命。大白天，猪娃没法吃，二人就一齐动手，把猪娃埋到了牛铺里，准备到夜里挖出来吃。
谁知，他们的行动被比他们更饥饿的老牛看在眼里，当他们刚把猪娃埋好，老牛就红了眼睛，伸嘴去拱。二人一见，急忙去抢，可老牛已将猪娃咬在大嘴里，死也不肯松嘴。二人拽着猪腿和老牛僵持不下，双方都气喘吁吁。正在这时，饲养室的门被撞开了，走进来的是生产队队长刘满仓。没什么理可摆的，刘志兰和袁志江被押到街上示众，猪娃被拦腰砍断，一人脖子上挂一截，连着几天的辩论会，把二人斗得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刘志兰跑了６次，袁志江跑了两次，均被抓获，一块儿被活活斗死在辩论会场上。
偷红薯，使母亲在孩子心中更加伟大
如今，我妈妈常给我们全家讲起当年她偷红薯的事。那时，我饿得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妈妈和我共分得６块红薯，就是我们一星期的伙食。妈妈把红薯切成小豆子一样的块，每顿饭抓一小把放进小罐里，熬成汤，把稠的捞给我，妈妈自己喝汤。６块红薯一连吃了６天。到了第７天，一早起来，天下了大雪，世界奇冷。我缩在被窝里，喊着饿。妈说：“娃，别喊，妈妈去给你弄吃的。”妈来到场里，用谷草裹了两块坏红薯，又绕了很大一圈，才转回家。我说：“妈，找到吃的了吗?”妈妈放下谷草，从里边掏出红薯递给我，说：“吃吧，孩子。”我接过红薯迫不及待地在被窝里啃起来，吃得满脸的泥水。妈妈伤心地掉下泪来。
偷红薯使妈妈在我心中更加伟大。
人食不如猪食
土山大队一队的养猪场，猪比人吃得好。人早就没吃的了，猪仍然可以吃到豆料拌的谷糠，每天都有得吃，所以猪并不见怎么瘦。饲养员李宗兴不能看见猪吃食，一见心里就发慌，看到猪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魔鬼般的饥饿啃噬得他六神无主。终于，他忍不住下手了，每天二斤猪料发下来，他拎着料布袋躲到没人处偷吃。猪万没想到料已进了人的肚子，仍是埋头吃食，吃着吃着觉出不是味来，没有了料香，猪也不肯吃。一头头猪抬着头，吼吼地发出抗议声。队干部以为猪得了病，跑来一看，才知猪食里只有谷糠，一星半点料也没有。队干部回头看看李宗兴的嘴，扬手就抽了一个大嘴巴，骂道：“李宗兴，你偷吃猪料。”李宗兴吐了口血水，说：“没有哇。”队干部又打了他一个嘴巴，骂：“你的嘴上就有白的哩!没有，骗鬼去!”
窃食救儿未遂当场暴打致死
包庄大队的中农李纪安饿得眼睛发蓝。他知道去食堂偷东西吃，被干部逮住有一顿好斗。可他怎么也按捺不住，偷东西的念头鬼魂一样缠绕着他，怎么也无法摆脱。偷吧，就偷这一次。白天，李纪安趁到食堂打饭的机会，看好了夜晚来偷东西的路径。夜里，他出了家门，直奔食堂，刚要动手偷东西，一道雪亮的手电筒光把他“钉”在那里，队会计刘来柱走过来，一脚将李纪安跺趴在地上，说：“好，偷东西偷到食堂来了。”当下，李纪安被捆了起来，吊在食堂的房梁上。
没过多久，李纪安又想偷了，这个念头是那样强烈地攫住他，使他六神无主，非再偷一次不可。看着３个小儿子饿得连哭的力气也没有，李纪安又“恶向胆边生”，坚决要求自己再偷一回。这回他不能偷自己队里的了，兔子不吃窝边草嘛，这一点他心里清楚，可是偷谁的呢?他想来想去，决定夜里去偷邻村土楼队的面。夜里，他又溜了出去，怀里揣着一只瓢，走到土楼村，摸着进了土楼食堂内，李纪安心中暗自祷告：“老天爷保佑我偷一回吧，就这一回，只偷一瓢面就中了。今后我李纪安再也不偷了。”谁知，祸不单行，李纪安被土楼村的妇女队长郑美荣逮住了。一顿暴打，李纪安很快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临死前，怀里还紧紧地抱着那只破瓢。
自残自戕相窥相斗
没有粮食，人还得挨饿，想办法偷。干部挨饿了，同样也会想着去偷。１９５９年的查岈山人民公社的电话记录记下了当年干部偷粮食的行为。
韩楼大队席庄东队的队长魏锁，一直没有为粮食发愁，愁啥哩?家里早藏下了１００多斤麦子，藏得十分严实，家里还偷放了一口小锅，把麦子用蒜臼捣碎，搀点红薯叶，每天都能喝一点菜汤，熬过寒冷的冬天不成问题，所以，魏锁不愁。因此，魏锁在追逼挖粮中十分卖力能干，受到上级的不断表扬，奖状一个接一个地发。可是，到了没粮食吃的时候，群众恼了：“好你个魏锁，挖粮时你凶得阎王爷一样，如今没粮吃了，你咋不想想办法呢?你家的小锅夜夜冒烟，大人小孩出门肉乎乎的，没藏粮才怪哩。”于是３４名社员把状告到大队，非要撤换队长魏锁不可，口口声声说魏锁家中藏了粮。上头派人到魏锁家一搜，拎着半袋麦子、一口锅回来了。斗他个兔孙!一声令下，早已怀恨在心的社员们冲了上去，一顿拳脚斗得魏锁喊爹叫娘。魏锁家从此断了顿，没有几天，全家五口人就有三个人浮肿起来，社员们还不解恨，讽刺说：“瞧人家魏队长家，就是有挖不完的粮食，人吃得多胖。”魏锁的肿脸抽搐了几下，两眼滚下几滴泪来。猛地，他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耳光。
岗柴楼东队的队长杨宝锁有些生气。他万万没想到一向驯服、见了自己就害怕的平头老百姓，会吃了豹子胆，竟然到公社把自己告下了，说自己在公共食堂偷吃馍，还揭发自己家里埋藏有粮食。公社干部带人到自己家一挖，就把原先藏的１００斤稻子、３５斤红薯干给搜了出来，弄得自己丢人打家伙的。杨宝锁的队长职务给抹了，人也立时就灰溜溜的，看着新上任的队长成天那得意洋洋的劲头，杨宝锁咽不下这口气，他要寻机报复。
这天夜里，杨宝锁偷偷地溜出家门，埋伏在队长家的附近，盯上了队长。不一会儿，队委会的几个人陆续来到队长家，杨宝锁大喜，心想：好你们几个龟孙，今儿个非抓住你们不可。他小心地溜到队长家门口，透过门缝往里一看，只见几个人正手忙脚乱地宰一只羊，有人分了羊大腿，有人分了羊杂碎。杨宝锁一脚踢开门，把几个队委吓得魂飞魄散，一见是他，都赔着笑脸说：“宝锁，弄点羊肠子，煮汤喝。”杨宝锁厉声说：“背着群众偷羊吃，这是什么作风?”说着，他伸手抓了那张热腾腾的羊皮，扭头就走。
第二天，杨宝锁带领１００名社员嗷嗷叫着手持着羊皮来到公社，状告队委们夜里偷羊吃，全体队委会成员就地免职。
贼一个和贼一窝
杨店大队牛庄东队队长徐金程吓跑了!徐金程当队长才两年，一向胆小怕事，群众推选他当队长时，他就说：“别选我，我不中的。”“就选你个不中的。”于是，他就当了队长。挖粮任务下达后，他带着挖粮队去挖粮，一进社员家门，他的一张脸皱得如同核桃皮，开口就说：“上级叫挖哩，不挖不中。”群众看他这副模样，先自心软了，就纷纷拿出些粮食，由他拿去交差。饥饿一天天地逼人，他家里也和社员家一样没吃的，大人好办，小孩日夜哭让他心如刀绞。这样下去非饿死不中，他开始想着偷点吃的弄回家，先是拿回去半块糠馍，后来弄点面回家，一家人欣喜若狂。靠着他一点点地偷拿，家里人总算没有浮肿的。群众心里有数，这年头家里人没有浮肿的，除非偷，别无他法，告他个徐金程!一状告到公社，村上饿蓝了眼的村民们联合行动，徐金程一看势头不妙，脚底抹油———溜吧!一去５年不知音讯。
据１９５９年嵖岈山人民公社电话记录：土山大队副队长焦山根，每天都带着孩子和小姨子去食堂，偷吃稀饭和馍。
高庄三队队长高秀池、会计高德，一次弄豆子８０斤，不让社员知道，两人私分了。生产队留了３６０棵白菜，他俩偷吃了４５棵。
此时的嵖岈山区，无人不饿，无人不偷，偷盗的不光彩行为已经成为人们的手段。只是，手中有权的干部比社员偷得更明目张胆，更肆无忌惮，社员是暗偷，干部是明偷，而且干部们偷得体面、光彩，偷得理直气壮。
权力，在中国是个了不起的玩艺儿!
不打人就是右倾分子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条古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至理名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母，在教育自己的儿女时，都会告诉他们不要打人骂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任何一个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打人凶手和杀人魔王，都希望儿女们有一颗善良的心。
然而，１９５９年冬天的嵖岈山区，却打人成风。能不能打人，敢不敢打人，会不会打人，成为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不打人不是好人。”遂平县嵖岈山下的三官庙村教师肖宪云亲眼目睹了１９５９年干部打人成风的场面。
“你不打人，别人就会打你。”遂平县老干部李正新说，“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忠于共产党，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和你划清界限。”
“不打人不中啊!不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说明你思想有问题，你就会倒霉，轻则撤了你的职务，重则开除党籍，斗个鼻青脸肿。”１９５８年曾任公社党委书记的县志办退休干部李丙寅心有余悸地说。
于是，就打人成风。
大营大队党支部书记杨田，在旧社会饱受欺辱，当牛做马，解放后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步成长为一个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可在１９５９年却成了打人阎王，群众送他一个绰号“撸劈”。
他主持辩论会，都是站在方桌上，自己亲自动手打，往往是一耳光就可以把人打得满脸流血，当年曹新志到大营大队蹲点，亲眼看到杨田打人的场面。如今曹新志回忆说：“我在大营大队，天天喝红薯叶汤，胃疼得厉害，老百姓也没啥吃的了，食堂里顿顿红薯叶子汤，清水煮的。可杨田还一个劲儿地要挖粮食，声称无论如何也要把粮食挖出来。夜里开会，杨田站在方桌上，一气打了５个人，都打得躺在地上不会动弹，一脸的血。杨田让人弄凉水把人泼醒，继续批斗，我是公社团委书记，也不敢管，谁管谁是右倾。”
江河不洗龙种悲
豆毛子、稻草秆儿、红薯秧、花生皮、玉米心充饥，香哩!
豫南几百万老百姓永远忘不了１９５９年冬天那场大雪。几十年不曾有过的大雪一下子把豫南原野埋掉了，棉絮般的雪团往下砸，一下就是几天，人们被堵在屋里，靠着一堆麦糠火苦熬。待到雪停了，人们到屋外一看，恁么大的雪呀!足有膝盖那么深，不少草房子禁不住雪压纷纷倒塌了。
饥饿的冬天更加难熬。
地里没有了粮食，家里没有了粮食，公共食堂也没有了粮食，人们恍然大悟。一向被吹得比鳖蛋还光的人民公社什么事也不顶，该饿肚子还是饿肚子。饿肚子对于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件无比残酷的事，没饭吃如同塌了天，那些一向手握大权高高在上大反瞒产的各级领导干部们，似乎也悟到如果老百姓肚子饿急眼了，会有很大麻烦的，水载舟也能覆舟。于是，这些老百姓的父母官们慌忙下发红头文件，安排好农民的生活。
没有粮食，怎么安排好群众生活呢?
寻找代食品。无疑这是当时各级领导的发明创造，说是食品吧，不是粮食做的，只有称“代”了，意即代替粮食做的可以吃的东西。
名噪一时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查岈山人民公社，并没有因为伟大的荣耀而免受饥饿之苦，人们挖空心思疯了一样寻找代食品，恐怕又创下了全国之最。
大里王大队寻找代食品走在了前面，饿急了的群众用９种作物替代食品。
豆子打过以后，扬场时被风吹掉的豆毛子，成了金贵的东西。尽管豆毛子过去喂猪猪都不乐意吃，可现在人不得不吃了。人们把豆毛子用细箩箩过土，把扎人的角皮放入大锅去炒。豆毛子被炒得干脆以后，再放进石磨中磨碎，然后再用细箩箩一遍，兑上３０%的红薯干面，用水和到一起，蒸成一个个紫色的窝窝头，窝窝头甜甜的，吃的时候还凑合，吃下去胃扎得人睡都睡不着。
金黄的稻草秆子一向是喂马的饲料，或者被农民们用做修缮房屋，谁也没有想到稻草秆儿可以吃，敢想敢干的查岈山人民想到了。他们用铡刀把稻草一点点地铡碎，放入大锅里反复炒，炒得干焦以后，放到石碾上碾成碎末，这样还不能吃，就又放入石磨中磨，磨成草面再用箩箩，之后兑上３０%的红薯干面，用开水烫一下，搀和到一块儿，做成窝窝头，颜色黑中透黄，吃着味甜，只是涩涩的，屙屎困难。
玉米心去掉外衣，放入锅里炒干，切成碎条，再用磨磨成碎面，兑上一点红薯干面，做成窝窝头，也很甜。
红薯秧子被老百姓收获到家后，或搭在树上，或扔在墙头，待风干后喂羊、喂猪。如今，饥饿的人们顾不得猪和羊了，先把红薯秧子用铡刀铡成寸把长，再放锅里炒，用石碾碾碎，用石磨磨成面，用箩一遍遍地箩，不用兑面，可以做成窝窝头，吃的时候，口味有点苦。
既然豆毛子、稻草秆儿、玉米心都可以吃下肚去，那么花生皮壳、荞麦秆子也可以吃了。康庄生产队的炊事员张丙青脑瓜子灵活，用１５８０斤豆毛子、２４００斤稻草秆儿、８１２斤红薯秧、３１０斤玉米心、１６５２斤荞麦秆、２４０斤花生皮，做成了４７０斤窝窝头，社员李玉兰说：“这不中吃呀。”队干部眼一瞪说：“谁说不中吃想当右倾哩，党说中吃，就是中吃，吃!”
干部带头吃草根
查岈山大队的老少爷们在寻找替代食品中也不甘示弱，人们说：“旧社会那样苦都熬过来了，如今的苦也难不倒俺们。”大队领导亲自抓，组织１８个搜集替代食品专业队，浩浩荡荡地开上了被冰雪覆盖的大山。人们扒开冰雪挖苎麻根、葛麻根、山药蛋根，几天时间，就挖了１４５６斤，弄到家后，先用井水冲去泥巴，用刀子把眼儿一点点刮去，再放到石碾上把根碾成粉末，放入大缸里过滤，澄清后只剩下白色的粉，用这粉打稀饭，每人打一碗，喝下肚去甜甜的。
查岈山大队先后挖掘苎麻根３７８５斤、葛麻根和山药蛋根１６７２斤，挖山野菜２０７５斤、野棵子３７２５０斤。我怀疑这里又有吹牛不犯死罪的成分。
为了活命，人们冒死吃下闻所未闻的东西
李尧大队地处大山角落里，旧社会就穷得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他们靠山吃山，终年依靠到山上挖野菜度日。如今，往日的经验又派上了用场，李尧人肩扛镢头上了山，从石头缝里挖出山药根，大的有１斤，小的有半斤，回到家里，放到锅里一蒸，十分好吃。勤劳的李尧人每人每天可以刨１０斤山药根、１０斤荃菜根，饥饿的人们还把葫叶子、白蒿、山面条、驴噘嘴等弄回家，清水煮一下充饥。
查岈山里盛产棉枣。这棉枣长着韭菜一样的叶子，下面埋在土里有杏核大的根，群众俗称棉枣。棉枣有毒，不能生吃，需要煮七天七夜才可食用。我小时候，常见货郎担着挑子，摇一柄拨浪鼓，走街串乡卖棉枣。拿一双破鞋子，就可换一小碗棉枣，用山枣刺扎了煮软的棉枣，津津有味地吃。民兵营长杨成金领了２１７人上山，一天竟挖了３１００斤棉枣，窗户台的社员曹中法１人１天刨了４０斤棉枣，上鲍队队长赵元德一天刨了３８斤，人们把棉枣弄回去，架上大火，煮开了棉枣，没等煮熟就抢着吃起来。
饥饿使人们疯狂，能吃下肚去的全吃了，不能吃下肚的也吃了，为了活命，人们冒死吃下很多闻所未闻的东西。
你家有吃的非整你不中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级领导干部仍在发动人们报粮、反瞒产。袁庄大队挖了两个月，才挖出粮食５２４斤。袁庄大队孙庄有个傻瓜叫王毛孩，干部问他：“毛孩，你爹藏粮了没有?”王毛孩傻里傻气地说：“这几天俺爹还在家炒豆子吃哩。”干部大喜过望，把毛孩爹叫到大队部，逼他交出所藏粮食，毛孩爹坚持说没有，王毛孩说：“爹，都拿出来吧，咱不能落个半光荣。”他爹看着傻儿子，两眼直掉泪，只好拿出半斤芝麻、几棒玉米，拍着王毛孩的头，说：“咱都吃不成了。”
后袁庄社员袁满仓十分积极，夜里看到邻居袁发勤家冒烟，骂道：“我没吃的，你家有吃的，非整你不中。”第二天汇报到大队，说袁发勤藏有粮食。大队干部到袁发勤家去搜，搜出了５斤豆子，袁发勤的小儿子嘴快，说：“床底下的罐子里还有哩。”干部们一拽，又从罐子里拽出１０棒玉米，袁发勤拍着儿子的头直骂：“好个鳖儿。”
浮肿病肆虐如瘟疫
粮食终于被干部挖光了，真的!
浮肿病像瘟疫一样肆虐开了，先是大人肿，大人把吃的都让给小孩子吃了，所以先肿。后是小孩子肿。人们先是肿了双脚，接着是腿，渐渐往上肿，直肿得头如柳斗，两眼合缝，皮肤发亮，再肿下去，不消一天，就呜呼哀哉了
毛泽东说过：“人固有一死。”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饿死的，吊死的，淹死的，打死的，累死的，痛死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然则，以饿死最令人发怵，你想呀，淹死的到死也想到自己会淹死，累死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这残酷的饿死，令人毛骨悚然，一个生机蓬勃、血肉丰满、情欲旺盛的人，在饥饿的剪刀下一点点地剪去肌肉，不几日便空了一副皮囊，消蚀身上的脂肪，最后在明明白白中死去。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谁想去死呢?没有一个是自觉自愿的，不愿意去死，而又明白自己马上就要死去，这对人不仅从肉体而且到精神是一种怎样残忍的煎熬?!
１９５９年冬天的豫南老百姓都受过这种煎熬。３８年后，我在采访中走进查岈山每一个村落、每一户农家，每一位４０岁以上的人都会向我诉说那可怕的一幕，诉说自己亲眼目睹的人一个接一个饿死的凄惨情景。可以说，每个家庭都有一本挨饿的血泪史，人人永远忘不了刻骨铭心的悲哀，不少人一提起大饥饿都会咬牙切齿，痛哭流涕。以至于到了现在，逢年过节人们都会带了猪肉、白馍去到先人的坟上祭奠，给饿死的人们送去一顿饱饭!
公元１９６０年，全国净减人口１０００万
这是１９６０年２月份某一日(农历１９５９年十二月)查岈山人民公社对浮肿病的统计表与后来“三反五反”揭发出的情况出入很大，暂且照抄如下：槐树大队浮肿病人２８人，土山大队浮肿病人２８人，农场浮肿病人５１人，霍庄浮肿病人６８人，大里王浮肿病人３１人，查岈山浮肿病人５０人，包庄浮庄浮肿病人７８人，小陈庄浮肿病人７５人……这一天统计全查岈山公社浮肿病人共计７８６人。也就是说，这一天时间查岈山区共有７８６人的生命正一步步无望地走向死亡。
这７８６人中没有一个生产队长、大队干部、公社干部，清一色的老百姓!我从小就会唱：一天吃一两，饿不住生产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队长见队长，比比蓝大氅；干部见干部，比比毛呢裤。群众有句形象的俗话，说：“大小是个官，强似卖水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老百姓，顾名思义，就是世上有一百个人都行(姓)，你也不能行(姓)，你行(姓)也是个白行(姓)，农民哲学家如是说。
所以，豫南几百万老百姓也就别无选择了。
此时，全国性的粮食极度缺乏开始了。各粮食调出省所调的粮食，只完成了调出计划的一半，１００亿斤的出口收购计划也只完成了３０亿斤。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向中央的反映，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周转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７天，天津只能销１０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１０个城市也只能销八九天，如再不紧急调运粮食，上述城市就有脱销的危险。
农村缺粮问题更是严重，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较大，１９６０年农村留粮比１９５７年减少７０．１%，人均粮食消费量比１９５７年减少３５．３%，以至于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夏收刚过就出现了偷青吃青和人口外流等情况。
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百姓逃荒
１９６０年夏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８０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然而，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９０%的人是思想问题。”１９５９年１１月间，路宪文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他却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这位路宪文书记大人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骄横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的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他统治下的遂平县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全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经受到中央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路宪文还怕个鸟?!
河南省饿死２００万人以上
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１９５９年冬到１９６０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１００多万人!这是何等令人发指的暴虐啊!灾难过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１０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６３９个；饿死８万人的正阳县，不少人家绝户了；饿死１０万人的新蔡县，至今仍在贫困线上挣扎。
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查岈山人民公社仅４万人，３个月期间就饿死了４０００人，占总人口的１０%，有的队竟高达３０%，仅据潢川、光山、息县统计，孤儿就达１．２万人之多!
河南省饿死２００万人以上，死亡牲畜７４万多头，扒毁民房１６０多万间。
中国，１９６０年全国人口净减１０００万人!!!
这还仅仅是单方面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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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饿死人的翔实资料
天文数字征购粮———吹牛皮的代价
自古农民们就有朝贡纳粮的传统，只有李自成义军打破了这一传统，“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颇让千百万农民心旌摇动了一阵子。然而，历朝历代什么都可以免，惟独朝廷的“皇粮”不能免，这一点中国的农民是清楚的。
１９５８年夏、秋两季的“粮”征购，却让查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
征购任务下来了!全县全年征购任务９０００万斤，夏季完成５５１４万斤，秋季任务３４８６万斤，全年统销任务２０００万斤，差额７０００万斤。油脂统购任务１２５８万斤。
实际上全县全年粮食作物产量为２４４００万斤，大豆与芝麻的产量是４９６４万斤和９０４万斤。
可县委财政的账面上，却明明白白地躺着一个巨大的数字：全县粮食总产量为１００２７９万斤，比去年增长了３．１倍。
实际与账面的差距不啻是天文数字：８５８７９万斤!
这能怪谁呢?小麦亩产３８５３斤，玉米亩产１．２万斤，红薯亩产２０多万斤，难道不是大丰收吗?这些高产数字不是从你们嘴里吹出来的吗?既然有这么高的产量，难道不应该向国家多交售些粮食吗?全县人均粮食１５６５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一切顺理成章，合情合理。
当人们艰难地吞咽苦果时，才悟到吹牛皮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只是，这个代价要用天文数字计算。
关于９０００万斤的征粮指标是如何产生的，娄本耀向我介绍了如下情况：１９５８年夏季，在郑州，我和县委书记蔡中田参加了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县、市委书记，记得是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的会议。会议调子一开始就很高，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河南省人均粮食超千斤，已经向中央报了喜，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我们要下大气力抓好粮食征购，产量高，征购任务也要高。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会下，信阳地区行署召开小组会，地委书记路宪文头脑热得很，逼着各县委、市委书记表态报高产量，并规定不准低于亩产５００斤，杠杆一定，人们都往高处报，惟独平舆县委书记曹明认死理，报的产量偏低。结果，路宪文书记组织人辩论曹明，斗争得很厉害。这一斗，就把产量斗上去了，一个比一个报得高。蔡中田找到我私下商议，说：“老娄，你说咱报多少呢?”我说：“报个３００多斤算了，多了咱拿不出恁多粮食呀。”蔡中田发愁地说：“报低了过不了关呀，你没看这阵势，把曹明斗争得死去活来，咱们谁架得住这么来一家伙呀。”我说：“把粮食征购光了，老百姓吃啥哩?”蔡中田叹了口气，说：“唉，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吧。”我问：“蔡书记，咱报多少呢?”蔡中田伸出手指比画了一下，说：“９０００万斤，怎么样?”我吓了一跳说：“太多了，根本完不成，去年才征８００万斤。”蔡中田说：“就这样定了吧，说不定这还过不了关哩。”我想想，也只有这样了。蔡中田还说：“人家淮河南边都他娘的报１亿斤啦。”
瞒产私分坚壁清野
据房维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载：全中国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实际产量才达４０００多亿斤，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２．５%。
但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征购量却由上年的９６０亿斤猛增到１１７５亿斤，增长了２２．２３%，在大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时把夏粮基本吃尽的情况下，秋收时交征购粮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恐慌和不安。同时，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强行收回货款)和高征购，引起了农民的更大恐慌和坚决反抗。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党委大批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所有这些，都使这一年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困难重重，大量的蔬菜留在地里宁可烂了，也不卖给国家，不足１００斤的猪也宰吃了，冬天降临，市场便出现了粮食、油料、猪肉、蔬菜的短缺现象，一些地区的农民开始外流逃荒……
一场骇人听闻的高征购开始了。
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党委的领导者们首先为老百姓设计了一个光辉灿烂、十分诱人的图画：
口粮：从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２日起由原来的３６０斤提高到５００斤，每人每月４１斤，炼钢铁人员６０斤。标准内要吃红薯３０%～５０%。
饲料：牛、驴、马每头全年６００斤，猪每头全年２００斤。
种子：本着保证密植、根据需要、留足够用的原则，每亩小麦３０斤，大麦３０斤，大豆１０斤。
这是一种画饼充饥的欺骗方式，把粮食征完，一切计划都成为一纸空文，事实就是如此。
明明油脂征购任务１２８５万斤，已经大大超过了产量，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领导者仍信口雌黄地说：“国家征购以后，留在农村的油脂仍有３３２万斤，每人平均９斤，这个数目是很可观的，基本解决了全县油脂产销矛盾。”
县里召开了粮食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乡乡长、财粮、会计、大队长、总会计、粮所主任等７１０人。会议上，不管县委副书记李世英喊破了喉咙，会议的气氛仍是热烈不起来。该开会时开会，该吃饭时吃饭，人们就是不发言，不表态。关王庙乡十九大队大队长赵毛，开会打瞌睡，讨论还是瞌睡，总有睡不完的觉。别人说：“赵队长，该你发言啦。”
他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说：“发啥言?人家咋着咱咋着，老丈人死了哭爹，随大溜。”说完，倒头便睡。
沈寨乡会计李全德发愁地说：“一听说开征购会，我就打软，弄不好要扒脖子。”
关王庙乡九大队会计说：“去年开征购会，我报的低了，把我辩论了三伙，是铁也打烂了，今年叫咋着就咋着。”
屈打成招哭犹不及
别看人们在会上不发一言，可会下肚里的小九九打得很精。沈寨乡二社的会计沈万治，每次开会总是坐墙角，眯缝着眼，一言不发，可肚里却打着小算盘。来开会的时候，队长把他叫到一旁，十分严肃地交代：“万治，你这次去开会，肩上的担子不轻啊!全大队千把张嘴跟着你吃饭哩。”
沈万治问：“队长，你说让我报多少?”队长十分为难地叹口气，说：“说少了对不起毛主席，说多了，老百姓要饿掉牙，我看就实事求是说，１３０斤的单产。”
沈万治说：“队长，我就按你说的办，１３０斤的单产。”
队长看了一眼沈万治，咂咂嘴说：“万治，你去开会也作难，弄不好就得挨辩论。不中，你就往上多报一点，报１５０斤；再不中，再报１６０斤。不过，只这三个数，不敢再长了。”
沈万治很感激队长为自己想得周全，说：“队长，你放心，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可谁知沈万治架不住折腾，报出１６０斤后，说什么还是过不了关。一辩论，就束手就擒，信口胡说队里亩产５１２斤。人们问他：“开始为啥报那么低的产量?”万治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俺们队长交代的，不让报得太高。”
队长在家听到这个消息，五尺高的汉子立时号啕大哭：“我日你娘啊万治，把我打成右倾不碍事，你让老少爷们饿肚子，可咋办哪!”哭得小孩一样，任谁也拉不起来。
辩论会的气势把沈寨乡十九大队会计郭朗吓得头发蒙。娘，这又推又打又骂的，谁受得了?干脆交代了算啦，早交代早过关，也省得挨整。他找到干部，说：“我这次来时，队长让我带了３个亩产数，有１００斤的、２００斤的、还有４５０斤的。我报４５０斤的单产吧，别斗我了。”
干部笑了，说：“你这思想就不对了，征购是义务，交粮自觉自愿，没有人逼你斗你呀。”
郭朗忙赔着笑脸说：“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出了门，郭朗骂道：“你娘的腿，自愿个屁。”
硬汉子架不住辩论会
和兴乡春生社王勤立一到会上，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任你干部怎么启发，任你辩论如何气势汹汹，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干部们恼了，说：“王勤立，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王勤立翻了一下眼皮，说：“实话我已说过了。”
干部们说：“开你的辩论会，撸劈你也得报高产。”
王勤立说：“中，辩论吧，反正闲着没事。”这还了得!辩论会马上召开，王勤立站在中间，任凭人们斗争，就是一言不发。辩论会开了一天，王勤立硬是没开“缝儿”。干部们决定对这个顽固分子来个“熬鹰”，连夜突击。所谓“熬鹰”，就是斗争王勤立的人分成三班倒，一班斗争，两班睡觉。王勤立是不能睡的，一直得站在中间，前半夜王勤立还能坚持住，到了天快亮的时候，王勤立招架不住了，翻着白眼，一头扎在地上。人家拉他起来，他还是倒在地上，半死不活地说：“中，中，我服了，我报５５０斤单产，饶了我吧。”
干部们说：“你开始为啥不说?”
王勤立说：“支书临走时向俺交代了，别一整你就竹筒倒豆子，看眼色行事。”说着说着，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文城乡村民钱富江老汉参加了那次征购会，他说：“开始人们都还沉得住气，他看你，你看他，等待观望。后来，一看人家报了，再不报就要打成右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胡报一气，３００斤不中，就报５００斤，５００斤还不中，就往７００斤上报。只要别说辩论我，咋着报都中，谁报的高谁过关早。”
粮食征购会议终于以胜利而告结束。一个个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的会计、队长，匆匆赶回家中，掀起了一个征购的狂潮。
藏粮藏粮五花八门
古训说：“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可是，当他们得知自己一个汗珠摔八瓣儿挣来的粮食，将要被全部征走，今冬明春将无以饱腹时，老百姓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藏粮”。
五花八门的藏粮运动充分显露了老百姓的智慧。卫星乡十五大队半截楼村，把扬净的麦子又重新搀进麦秸垛里，再把麦秸又重新垛上，从中抓把麦秸就有半两多的麦子。
周庄大队饲养员把麦子倒进牛草里，上面是牛草，下面是麦子。
王彦庄王朝汉将麦子放在棺材里，上面堆上破衣服。
杨里环村杨凤珍把粮食用塑料袋装好，封死了口，沉在尿缸里。
大营村张葡萄连夜将麦磨成面，做了几十个锅盖大的饼子，铺在床上，上面用床单盖着，时间一长，饼子发霉变黑了。
有一部分乡和大队在征购中，把在县里报的数字全推翻了，沈寨乡２０个大队中实产降得最低的为７７斤，最多的才１２９斤，距全乡原来报的产量４３５斤相差甚远。卫星十二大队原报产量４３０斤，后来只承认９２斤。石寨铺王善庄原报产量４１０斤，后来降为１０５．５斤。
这怎么得了!公社党委严厉地指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克服在征购工作中的右倾麻痹情绪，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王成恕，原任石寨铺乡财粮，如今已老态龙钟，他说：“其实群众手里早就没粮食了，可上级还叫征购。我说，一点粮食也没有了，有的队连种子、口粮都入库了，还征购哩，谁知，也不知道是谁汇报给领导，把我狠狠地辩论了几场，开除了乡财粮的职务。”
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
吴国祥，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是条硬汉子。在征购中，会计问他是先交粮后留种子，还是先留种子后交粮。吴国祥毫不含糊地说：“先留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会计胆小地说：“完不成征购任务咋办?”吴国祥一拍胸脯说：“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没你的事，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把着留下了万把斤的种子和口粮。征购任务当然完不成，上级一次次地催促交粮，吴国祥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着找粮队夜里偷袭进村，从牛屋里挖出了存粮，当时就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地带走了，吴国祥临走时对含泪相送的乡亲们说：“老少爷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比吴国祥更惨的是沈寨乡三大队六分队的李如意。征购一开始，李如意就召开了群众大会，但不是传达县上李书记的讲话，而是告诉群众征购开始了，怎样变着法的藏些粮食。他语气沉重地说：“老少爷们，今年粮食征购任务大，咱们要完成了，明年没吃的了。咋弄?我做主，咱村先藏７０斛大麦，明年度荒春。要是上级查出来，我李如意挡着。不过，我要求老少爷们保密，任死也不能说。”经过老少爷们再三商定，把７０斛大麦放到最老实的陈宽家里。
李如意万没料到，征购中间，不知哪个老少爷们犯了邪，直接跑到公社把李如意私藏粮食、准备私分的事告发了。李如意听罢这个消息，如雷电击顶，“哇”的一声口吐鲜血，昏倒在地。
吴国祥、李如意们如同几块小石头子，被淹没在征购的狂浪里。据统计，仅诸市、文成、褚堂等乡在征粮的几天里，就批判和斗争了２４６人。
被逼无奈交粮搀假
人们开始用各种办法来对付催命的征购了。
先报高后报低。诸市、沈寨、和兴乡开始每天上报征粮进度都很高，几天时间就分别完成了７９万斤、９８万斤、１１５万斤。十几天过后，７９万斤变成了７１万斤，９８万斤变成了８８万斤，１１５万斤变成了８６万斤，征购任务不但不上升，就是原有的入库粮，也莫名其妙地从仓库中“流”走了。
搀杂兑假。玉山粮所门口，一位青年扛着一布袋粮食往人群里凑。管理人员问他干啥的，他说：“交皇粮的。”管理人员让他解开布袋看看，他打开布袋，管理人员把手伸进麦里抓了一把，看看麦子成色不错，就称了一下，让他倒进仓库。他飞快地扛着粮食上了天桥，走到顶端，解开布袋倒出了粮食，开始口袋里淌了一些麦子，后来就只有黄土了。这个卖粮的社员叫蒋老虎。
一行运粮队伍来到了诸市乡粮所，运粮的汉子们缠着收粮员要求收粮。收粮员说：“天色不早了，看不清，明天再说吧。”运粮的汉子们不依，非缠着收粮员收下，收粮员被缠不过，只好草草地验了一下，就让他们入库了。几个运粮汉子高兴得蹦蹦跳跳地把麦子倒入粮库。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这里面有６布袋杂粮，充当麦子交上了差。
清晨，常庄乡徐楼分队的送粮队伍要出发了，队长向村里的一位老汉请教：“大爷，这１０斤麦兑５斤土坷垃，保险不保险，万一让人查出来，可就网包抬猪娃，显露了蹄爪了。”老汉捋着胡须，满有把握地说：“孩子，你尽管昂头挺胸地去交公粮吧，老汉包你没事。”队长满腹狐疑地推着小车子上路了，傍晚，运粮队回村了，队长激动地大老远就喊：“交上啦!交上啦!”老汉不动声色地说：“我说不会错吧。”队长问：“大爷，您老咋这么有把握哩?”老汉慢悠悠地说：“当年我老汉就是用这种办法哄日本鬼子的，如今这几个土八路，好哄。”
众人惊叹不已。
征购队鸣炮庆贺老百姓啼饥号寒
粮食征购工作在上级的严令催逼和百姓们的软磨硬拖中艰难地进行，粮食一点点地被集中到仓库中，百姓家中被一点点地挤干了粮食。“不能给资本主义思想残留一点喘息的机会!”公社党委英明果断地指挥着征购工作，一队队搜粮队伍日夜奔波在村村寨寨，为从厕所里、牛棚里、老坟里挖出一点点粮食而欢呼雀跃。
冬天来了，纷纷扬扬的大雪把这个残酷的世界埋住了。山坡、河沟里一片银白，河水瘦了下去，只有干枯的芦苇在冷风中抖索。阡陌间没有一个行人。一两只饿急眼的狡兔惶惶地跑过，雪地上留下一行行梅花印，家无隔夜粮的百姓们躲在草屋里，苦着脸等着大食堂开饭的军号声，又怕听见搜粮队进村的喧嚷。村村寨寨好静哟!
终于，９０００万斤任务完成了!
终于，家家户户室徒四壁了!
查岈山变成了一个自披重孝的寡妇。此刻，县城的大礼堂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征购工作胜利结束暨征粮积极分子表彰大会”正开得热闹哩。
１９５９年的查岈山公社，仍然处在执著的跃进和狂热之中。尽管，人们经历了１９５８年冬季的饥荒，部分村子出现了浮肿病人；尽管，人们目睹了大炼钢铁的荒唐和失败，全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生产队没有了犁和耙；尽管，人们已经吃上了大食堂的“眼馍”和碗里越来越稀的面汤，对共产主义萌芽产生了迷惘和动摇。但是，那对美好理想的热望，那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仍促使着人们在歧路上英勇地奋斗，如歌，如泣……写到这里，笔者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惨烈的图画：夕阳如血，战鼓咚咚，一队铁流般的队伍艰难地跋涉在泥泞的道路上，马车或牛车上面载着面黄肌瘦的妻女，身后血迹斑斑，前面是崎岖、险恶的山路，但人们仍义无反顾地前行着。
查岈山人做梦也没想到远在天国的庐山上会召开一个什么会。可这个会却搅得查岈山人六神不宁，莫名其妙地展开了一场反右倾运动。什么叫右倾?查岈山人十个就有九个半弄不懂它的意思，左手、右手知道，“左倾”、右倾不清楚，淳朴善良到极点的查岈山人却要无端地去反一个叫右倾的玩艺儿，实在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听共产党的没错，共产党让咱反谁咱反谁。”人们热情地投入到反右斗争中去。查岈山公社的反右倾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要在反右倾中独占鳌头，人们的心劲高得很哩。
查岈山公社反右倾运动是分点分片进行的，从南到北共分了１０多个点，先把干部集中起来学习，进行思想发动，然后再由干部带动群众掀起高潮。高庄大队是一个学习点，附近的大营、小营、霍庄等大队的大、小队干部全部集中起来，开展反右倾的斗争。会议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个村的人，怎么会犯这么大个错误?他爹怎么没管住他们呢?后来，才知道彭、黄、张、周是朝廷中的大臣，触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批判会上，大伙还是觉得彭、黄、张、周离自己太远，恨不起来，批判起来总也找不到有劲的词汇。反之，批判会如一杯温吞水，开来开去，翻不起大浪，让主持会议的人着急。高庄生产队的杨保松平常发言很积极，嘴也能说，可这回不知说什么才好，在主持会议的干部再三启发下，他才说：“领兵元帅反党，不得了。你说他反党干啥哩?一天三顿吃白馍，喝红糖水，天热了吃肉臊子凉面条，天冷了喝羊肉汤，有啥不得劲哩?非反党不中。要是叫我这样有吃有喝的，哪个龟孙才反党哩。我看彭德怀是吃饱了撑的。”
主持会议的人一听，这批判的味儿不对呀，赶快制止说：“杨保松，你赶快下去吧。”
小营大队支书杨田，生性好斗，打人是一把好手，常常是一边打人一边骂：“奶奶的，非把你劈了不可。”这次批彭、黄、张、周，杨田有劲儿使不上，没有活人站在面前，杨田的腿脚有点没地方放，急得自己拍屁股打胯，说：“彭德怀，我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毛主席，想干啥?官当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
主持会议的干部说：“杨田，别胡扯。”
杨田愣了愣，又说：“上面有大彭德怀，俺队有小彭德怀，我知道，王老乾反对粮食征购，在前丁庄地里挖马齿菜吃，是故意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
池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幸仁也十分气愤，批判说：“旧社会地主一个人能娶好几个老婆，咱穷光蛋一个也要不上，合理吗?彭德怀和他们穿连裆裤，我非和他拼命不可。”
批判会开到这个份儿上，也只好草草收场了。主持会议的干部们心里十分焦急，反右斗争是党和毛主席交代下来的大事，反不出名堂怎么能行呢?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呀。人们坐在一起，苦苦地想着办法，如何将这批判会开得轰轰烈烈。小营生产队后丁庄队长丁海全说：“我看这批判会不斗争几个活人，是开不成功了，光有炮药，打不着兔子，还是不中。”他的提议，赢得了大伙的一致赞同。对，应当找几个替死鬼，上面有大彭德怀，下面就有小彭德怀，弄几个小彭德怀往人群中间一站，打也打得痛快，骂也骂得痛快，会议气氛一下子就热闹了。可是，找谁当小彭德怀呢?会议主持人让每个生产队报一个小彭德怀，轮流坐庄受批斗。有的生产队长问：“这小彭德怀啥标准呢?”主持会议的人想想说：“反对人民公社的，不愿入社的，偷吃牲口料的，藏粮反对征购的，平常爱发牢骚的，看着不顺眼的，每队自报一个，批判完了再报。”
这一来，批判会开出了水平，岈山人民公社的反右倾斗争步步深入，联系实际，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中共遂平县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做法。
也有实在批判不下去的生产队，杨店就是一个。虽然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但反右斗争却冷冷清清，人们发言说不了两三句话，不是打瞌睡，就是脱下衣服捉虱子，手指挤得虱子啪啪响，一边挤一边说：“挤死你个彭德怀，挤死你个黄克诚。”主持会议的人急了，万般无奈，想起唱戏。山里人最喜欢看戏，看到奸臣恨得咬牙，看到忠臣拍手大笑。于是，为了调动人们对彭德怀之流的仇恨情绪，请了一个草台班子唱起了戏。先唱《铡严嵩》，又唱《铡国舅》，后唱《秦香莲》，唱罢戏，主持会议的人开导大家：“看到没有，彭德怀就是老严嵩，就是国舅爷，就是陈世美，想犯上作乱哩，我们不和他斗和谁斗?我们不铡他铡谁?谁不斗彭德怀，就是和严嵩、国舅爷穿一条裤子，就是他娘的小白脸陈世美。”
这一招还着实有效，人们的仇恨情绪被鼓动起来。批起彭、黄、张、周来咬牙切齿。
无论如何，岈山人民公社的反右斗争在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稀里糊涂中开展得热火朝天。不知彭德怀为何人的人们为彭德怀很动了一阵子肝火，有３６１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地被当成小彭德怀，斗得鼻青脸肿，有４５８名群众因偷吃牲畜料、偷拾了一块红薯被当成小右派斗争得一塌糊涂，挨了批斗以后，他们还惊恐地问别人什么是“右派”。
饿得灵魂出窍
为了把反右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打垮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岈山人民公社各大队还纷纷成立了劳动教养队。划出１００多亩地，盖几间草房子，派几个民兵持枪警戒，把各村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统统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改造。白天让他们干活，夜里开批判会，轮流受批判。公社要求教养队每天汇报一次敌情变化、斗争对象。胜桥大队一下集中了１８９个坏分子，弄了１２０亩地、２８头牛、４匹马、４头骡子，成立了教养队。白天管制坏分子干活，夜里轮流斗争坏分子。先斗冯炳银，因为他说公社食堂的饭吃多了光想撒尿，后斗争李绍清，因为他偷吃了牛料，致使牛饿得用人抬才能站起来，接着斗争李风颜，因为他在裤裆里藏了一个红薯带回家。直斗得三个人夜里翻院墙偷跑回家，民兵们持枪追到家中，又用绳子拴成一串，押回教养队，斗了个死去活来。土山大队的劳动教养队开饭时，坏分子杨保全说：“这饭喂狗狗也吃不饱。”不久汇报到干部那里，当天夜里被打得死去活来。常韩村的胡天玉算是硬骨头了，在村子里已经被斗争了十几场，弄到教养队后，仍然是一肚子的不服气。袁队长让他修厕所，他说：“吃八大两，没劲，干不动。”袁队长大怒，伸手打了他一耳光，胡天玉吐掉嘴里的血，说：“袁队长，你不是人。”袁队长发动全体人员开斗争会，胡天玉被打倒在地，仍然说：“袁队长，你不是人。”袁队长大怒，让炊事员把饭做稀点儿，把馍做小点儿，非饿得这些坏分子灵魂出窍不可。果然，喂牛的赵振堂把牛料偷吃了个精光。尚天友半夜里钻到伙房偷馍吃。２３个坏分子就有１４个饿得全身浮肿，爬不起来。坏分子宋加文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当袁队长再次召开批判会时，全教养队已经无人可批了，能挨批判的人已经站不起来，批判别人的人已经没有了说话的气力。于是，土山劳动教养队只得向公社党委汇报：“目前，今后两天的批斗对象还没确定下来。”
有当年流行的顺口溜为证：
教养队真正好，身上有灰洗洗澡。灰洗净，思想好，不破坏，不造谣。生产积极干劲高，后补社员摘了帽。管制生产也取消，入队群众急着斗。出队人人拍手笑，都说斗得有成效。
一片喊斗声
１９５９年的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们斗了旱魔斗水患，实际产量才２１０亿斤。但省委书记吴芝圃是不管老天爷算老几的，偏要把灾年当成大丰年，并在全省开展“到底是灾年还是丰年”的大讨论。结果在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重压下，硬是估产４５０亿斤。秋后，“共产风”又刮了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１９５８年，哪一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土改斗地主那样挨斗；哪一个农民交不够征购任务，就会被捆绑起来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地区，在地委书记路献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成了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洪福头发连头皮一块儿撕下来，活活地打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死４０多个农民，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动手打人者占９３%……庐山会议后，从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０年７月止，河南省信阳地区在反右斗争、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１７７４人，３６人死在狱中，拘留１０７２０人，其中死在拘留所的６６７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检讨，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地区“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处于急风暴雨中的岈山人民公社风雨飘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辉煌使得岈山人民公社在反右倾、反瞒产中更是冲锋陷阵，一马当先了。
尽管１９５９年的岈山区连续在秋季７０天没有下雨，旱得田地龟裂，禾苗枯焦；尽管人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田间地头，流血流汗地抗旱，老天爷仍毫不客气地使岈山区的秋作物大幅度地减产，使得本来就紧张的粮食更加紧张起来，自古以食为天的人们更加惶恐不安，可是人民公社的英雄好汉们不怕这些，打的粮食少不怕，只要吹得多就行。于是，又一桩辉煌的壮举诞生了：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虽然曾受到严重的干旱，但岈山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和各项副业生产都获得了飞跃的发展……作家李二次欣然登临岈山，慨然感叹：只有人民公社才有这样翻江倒海的回天力量，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使人在自然面前昂然屹立，做自然的主人。作家在采访的路上还碰到了一个叫王宪三的老汉，他拿着一棵豆子对李说：“你看，这一棵就结了１４００多个荚，我活了六七十岁了，从我记事，我们这里哪一年旱灾也没有今年旱得很，可是哪一年也没有今年庄稼长得好。从今以后啊，我们啥都不怕了!”
创造了如此伟大的奇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人民公社的领导人———陈丙寅红极一时，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新德里，到国际上去宣扬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接到通知后，放牛娃出身的陈丙寅简直有点手足无措了，忙着量体做出国礼服、学习出国礼节、准备出国讲话材料，直到坐上飞往新德里的飞机，陈丙寅还觉得头脑有点晕晕乎乎哩。
前来接替陈丙寅任中共岈山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遂平县委宣传部长郭书志，一到岈山，第一个印象就是群众家家户户都没了粮食。４０年后的秋天，我去采访郭书志，当年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宣传部长变得老态龙钟，那张小白脸上爬满了岁月的皱纹，但思路相当敏捷，一提到岈山１９５９年冬季的情况，郭书志就说：“我接任时陈丙寅出国了，社员家里粮食早已被征购一空。”似乎，征购粮食与他无关
郭书志缓缓地说：“１９５９年的冬天，冷得早哟，一场苦霜挨着一场苦霜，地里早就没有什么了。麦子种得晚，出土慢，远远的只能望见黄黄的一片，近了才瞅见土坷垃窝里的麦芽。去楂岈山公社接陈丙寅的工作，我心里就犯嘀咕，没了粮食吃，群众的日子怎么过呀?心里想，可嘴上没敢说。那时候，都是看透不说透，说透就挨斗。有时候是我们斗人家，说不定一会儿自己就挨斗。正当我发愁粮食的时候，又接到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又是催着我布置反瞒产工作哩。唉，明明群众已经饿肚子，可偏偏叫反瞒产，这瞒产可咋个反法呢?”
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火冒三丈，对着电话筒简直是在吼：“当前粮食工作中的两条道路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楂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思想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地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闹粮主要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解决了，粮食问题也就解决了。要展开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口气是蛮横的，但却代表着权威。
遂平县委岂敢怠慢，县委书记蔡中田晃着高高的身板，一头钻进漫天大雪里，急急忙忙赶往楂岈山人民公社，６０多里路一口气走到。一见到郭书志那张焦虑不安的小白脸，蔡中田就急匆匆地吩咐：“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
不到半个时辰，蔫头耷脑的大小队干部被召集到公社大楼前的空场里，有的人披着蓑衣，有的人戴着斗笠，有的人头顶油布。蔡中田站在前面，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粮食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也表现了农民的自私自利，这说明没有共产党，他们是不能长期革命下去的。我们必须承认今年是大丰收年，下面没入库的粮食还很多很多，群众偷走的也很多。那些队长和会计的觉悟不高，常常串通一气藏粮食。我们要下狠心，穷追不舍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注意打击敌人和落后分子，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该捕的捕，该斗的斗，谁有意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儿斗。”雪飘飘扬扬地下着，蔡中田头上、身上落满了雪，但他全然不顾。听众没一个敢动的，粮食问题把人搞得麻木不仁。
郭书志又讲了一通，宣布分组讨论，自报粮食。会议刚结束，大小队干部便炸了营，议论纷纷，周彦庄党支部书记周文点说：“这次一来，我就知道坏事，想着就是挖粮食。挖吧，反正是快过共产主义了。”
大营大队王继元嘟嘟囔囔地说：“我就猜着这次会是挖粮食，粮早挖走了，吃的都没有，还挖粮哩，咋挖?”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反瞒产三级干部会上吓病了，回到家里汤药吃了十几剂，刚见好。今天他被通知来参加开会，心里就一阵紧一阵地敲鼓，一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直发黑，一头栽倒在地，嘴里直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高德弄进屋里，他仍浑身不停地筛糠。
人们被弄进几间大房子里，分组讨论，自报粮食数字，会议一开始就陷入尴尬的状态。任凭公社干部磨破嘴皮子，就是没有张嘴说话的，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只用眼神表达内心的世界，谁也猜不透每个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高庄大队的统计员高秀仁干脆来个老和尚打坐，坐着呼噜呼噜地睡将起来。他这一呼噜不要紧，仿佛传染病一样，会场上立时就有几十个瞌睡者，有装睡者，也有真睡者，主持会议的干部们急得一头汗，还是没挖出一斤粮食，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郭书志急得小白脸更白了。
逼急了，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发言，光说今年是个丰收年，打的粮食够吃的。干部们问打了多少斤?队长们的头一耷拉，都说没数，不知打多少斤粮食。有的说今年确实打了不少粮食，小麦打了多少，豆子打了多少，红薯种了多少，一问还有没有粮食，回答说都上交了。
干部们急了眼，使出了绝招：“背靠背”。
把生产队长和会计分开，队长在一间屋，会计在一间屋，分别由干部们把着门，一个个地过堂，６连连长刘贺圈一见这阵势，当即吓得把屎拉了一裤裆，臭烘烘的屎水顺着裤腿往下流。当下就提着裤子颤颤抖抖地说：“我报……我报６００斤……谷子……”
这“背靠背”乃整人一绝，一般都经不住这么折腾，只好从实招来。干部们先审会计：“快老实交代吧，现在就看你的了，你们队长已经把你供出来了，说你知道藏粮的数字。你说了可以从轻处理，不老实交代就不客气了。”会计一听队长把自己供了出来，心中颇觉憋气，也就一五一十地把藏粮情况供了出来。其实，队长一句话没讲，根本不知道会计已经从实招来。这叫“离间法”。这边，干部又找到队长，说：“会计已经交代了，你们队共藏粮多少斤，在什么地方藏。你老实交代求得宽大处理，否则后果自负。”队长一听，心里直骂会计没人味儿，原先商定好的谁也不能讲，你为什么先把我出卖了?队长也就从实招出来了。
“内奸”混迹人群侦破藏粮
袁庄大队大小干部２０多个，挖了一天没挖出一粒粮食，急得干部们一头火。
袁秀申大队长心生一计，从人群中找出一向老实胆小的三队会计袁根，私下交代说：“袁根，你听着，你藏粮的事领导上已经知道了，就看你态度如何了。如果你能在这次挖粮中表现积极，可以不追究你个人的问题，将来还要表扬你。”袁根本来心虚，经这么一说，早已是冷汗一头，忙说：“中，中，党叫俺干啥俺干啥。”袁队长眼珠一转说：“你到队长、会计堆里，注意打听他们谁都说点什么，及时向我汇报。”袁根忙点头说中。可以主动赎罪，袁根自然卖命，混迹于人堆里，支楞着耳朵听周围的人说话发牢骚。二小队队长李文正低声发牢骚：“我的思想问题咋着也解决不了，白搭，现在还有１０００多斤红薯哩。”吴寨村排长孙富清说：“我这党员也当不成了，瞒产２０００多斤红薯。”三连五排长孙长更说：“我藏了３５００斤豆子，谁也休想挖走。”
他们万没想到隔墙有耳，袁根装作上厕所溜出会场，悄悄告诉大队干部。这一下李文正、孙富清、孙长更算倒了血霉了，好一顿批斗，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挨了整，他们还纳闷，莫非上级领导有千里眼，要不怎么会这么快就发现自己藏粮了呢?
重利诱供人人告密
公社干部们在会上宣布，谁要是主动揭发出别的生产队藏粮情况，挖出的粮食可以让揭发者吃一半。这一政策的宣布，确实让不少人动心，眼下村村吃了上顿没下顿，谁不想多弄点粮食啊，粮食是命根子!三连连长贾守业最先经不住诱惑，他领导着２００多口人，早就没粮食吃了，群众饿得发昏，把树皮都剥吃了，要是能弄到一点粮食，他贾守业无疑积了八辈子的德。可是揭发谁呢?他心里算来算去拿不定主意，他知道村村都没有多少粮食了，其他村的人们同样饿得没办法。但一想到本村老少爷们一张张瘦瘦的脸，老贾狠了狠心，揭发了二排长赵德文在皂角树边的红薯窖里，藏有２８００斤红薯。那边赵德文还蒙在鼓里，公社干部叫到他时，他还装得若无其事，可一提到有人揭发他藏了２８００斤红薯，地点又说得十分准确，他一下子就瘫在地上，但很快又从地上蹦起来，拍着屁股疯了般地喊：“日他奶奶，我也揭发，我也揭发，刘耀西在村东头有６个红薯窖，硬说成４个，瞒了两个，也有２０００多斤红薯。”刘耀西一听有人揭发了他，也恼了，黑丧着脸说：“我揭发五排长李春华，今年秋天家里放了５００斤扁豆。”你咬我，我咬他，人们为了粮食红了眼睛疯了似地咬成一团，直咬得人人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仍在狂咬不止。结果，挖出的粮食全部上交，谁也甭想多吃一两。到头来，人们才明白过来一切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查岈山大队参加会议的５４人，不是一言不发，就是顽固对抗，耍二五眼子，想蒙混过关。公社干部就先找一向比较积极的会计毛聚宝、陈友，用十分关心的口气说：“你们在历次运动中是比较积极的，这一点党心中有数，将来会考虑你们的进步。可是这次挖粮运动，你们又当了尾巴。不但不积极揭发别人，还死死地保着自己。你看，你们的问题已经被三官庙的张学章揭发出来了，你们说咋办吧?要想主动赎罪，就得赶快揭发别人，争取宽大处理。”毛聚宝、陈友一听自己已经被揭发出来，不禁怒从心头起，异口同声地揭发张学章，说：“张学章在村东头的麦秸垛藏了５００斤小麦，在村西头的粪池里埋了１１００斤红薯。”那边，张学章万没想到自己已经被揭发出来，公社干部找到他，说：“张学章，你还不快点揭发，毛聚宝、陈友已经把你揭发出来，你还护住他们哩。”张学章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娘的，平常看着关系不错，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出卖人哩，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终于，张学章揭发出了毛聚宝、陈友藏粮的具体地点。
堂堂硬汉屈打成招
一连会计包根一入会场就害怕，怕得上牙打下牙咯咯响，无论怎么也控制不住。队长朱遂平说：“包根，瞅你那熊样，还没整你，你已经垮了。”结果，包根被公社干部看中了，作为重点突破对象，在夜间开展大辩论。说是大辩论，其实根本就不辩论，人只要往中间一站，就有人呼啦一声围上来，拳打脚踢，直打得你躺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换班睡觉，挨斗的人一会儿也不能睡，这叫“熬鹰”。包根架不住这么批斗，早就从实招来，供出了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藏粮５００斤的经过。朱遂平被从人群中喊了出来，轻蔑地看了一眼瘫在地上的包根，吐了口唾沫，昂首挺胸地站在中间。一阵拳打脚踢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着头发拉了起来。有人弄来一条凳子，让朱遂平站到凳子上，一条腿抬起来，人称“金鸡独立”。
可是还没等朱遂平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踹翻了凳子，又是一阵暴打。硬汉子朱遂平被打得血流满面，仍不肯承认藏粮。于是，就被捆了个“小鸡浮水”，一根细麻绳勒进肌肉里，捆了个结实，把绳子搭上树去，只轻轻一拉，朱遂平便被吊在半空中，只消一袋烟工夫，朱遂平已是满脸豆大的汗珠子，脸呈猪肝色。终于，朱遂平也架不住这种酷刑，大喊大叫起来：“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
典型引路带头供出藏粮
陈世俊红极一时。在挖粮食时，一大队党支部书记陈世俊成为光荣的旗帜、模范的榜样，有当年的《简报》为证：陈世俊同志在挖粮食工作中，思想觉悟高，大放光彩，一个连就报粮２．１万斤，同时，还带动其他队也报。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党就是俺的亲生父母，我坚决相信党的政策，一定把粮食报出来。”其实，陈世俊一听说挖粮，就吓了个半死，两天没吃饭。公社干部找到他，说：“陈世俊，上级知道你这次瞒产了，就等着看你的行动，你要是积极带头报粮食，就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陈世俊左思右想，觉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与其被整，不如当一回典型，或许可以将功补过。陈世俊茅塞顿开，一口气报了两万多斤粮，还说得有鼻子有眼，放在某某地方。也就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一见陈世俊带了头，也都乖乖地交代了自己的藏粮。
遂平县委又报喜：三天挖出藏粮４５９００万斤
瞒产会议开得惊心动魄，大小队干部眼看着不交代藏粮过不了关，只好认了，胡乱报起来。三连三排长赵德志说：“我在阮成金北屋的芝麻叶下面放了１．５万斤豌豆。”
三连一排长钟保才说：“我在陈书青家的小屋里放了１．８万斤黄豆、１．１万斤黑豆。在靳新春家放了高粱４０００斤。”
钟清同、钟得江说：“刘庄的菜园里挖了个地道，从屋里一直挖到后山，共放小麦２０万斤，稻子３０万斤。”
结果派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挖出来。粮食没挖出来，不怕，只要粮食数挖出来就行。中共遂平县委向信阳地委报喜：３天挖出粮食４５９００万斤。
蔡中田们都松了一口气。
藏粮无奇不有
老百姓真是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里。
没了粮食，怎么熬过这饥寒交迫的严冬?没有粮食，如何度过来年荒春?没有粮食的惶恐，令查岈山区的每一个农庄战栗不安。老百姓无法想象没有粮食的日子该怎样过。民以食为天，没有了粮食，等于塌了天。
最为顺从和通情达理的老百姓们懂得：税赋者国家之命脉，故以下奉上纵有常分而量入为出自留余畜，是以国家严限定额则下不能剥上不敢侵其。撰写《汝宁府志》的老秀才们如是说。可是，高征购一次次地征去了有限的粮食，眼见得家无隔夜粮，甚至连田间干枯的红薯叶也被吞下肚去。老百姓们在粮食恐慌心理支配下，全然顾不得“国家之命脉”了，由顺从转为反抗，五花八门地把极少的粮食当做金子般藏起来，以躲避疯狂的征购。
夜色如墨，除了几只饿得皮包骨头的狗有气无力地叫几声外，村里没有一点灯火。张吴楼大队王丁庄生产队的郭殿奎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把几个窗户全部用破棉被堵上，破门用石磙顶着，提防村干部踹门而入。郭殿奎手持铁锨，在锅台中间一点点地铲，终于铲出了深约３尺的小坑。他让女人把红薯干一片片地放进土坑，最后又把５斤炒黄豆用小布袋装了，放在红薯干的上边。郭殿奎又用锨把土一点点地填进坑里。坑填平后，郭殿奎将两块砖并排放在上边，又撒了点草灰，算是做完了藏粮的工作。女人战抖着嗓子问：“保险吗娃他爹，这可是咱一冬的口粮啊!”郭殿奎拍拍手上的土说：“放心吧娃他娘，万无一失。”可他们万没料到，５天以后，挖粮队来到村里，竟然一下子就挖出了他所埋藏的命根粮。
入夜，常韩大队的张清山愁眉不展，家里放的３０斤豆子和１０斤谷子成了他一块心病。放在哪里呢?藏柜子里，怕干部们撬开柜子；放在麦糠里，又怕干部们搜出来。左也不行，右也不行，难为得张清山唉声叹气。还是妻子提醒了他，说：“干脆在鸡窝下边挖个洞，埋起来。”张清山一听，就拿了把铁锨，让妻子站在院子门口放风，自己吭吭哧哧地干了起来。挖着挖着，砖头垒的鸡窝轰隆一声倒塌了，砸了张清山的脚，疼得他直咧嘴。但他顾不了许多，先把砖头块扔在一边，继续挖坑。坑挖好后，他把豆子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盖上黄土和鸡粪，这才垒起了鸡窝。一下子干到鸡叫头遍，才把鸡窝垒好，看看没露出什么破绽，才叫上妻子回屋睡觉。
八队姬富远的粮食放得更绝。他把３２斤黄豆用布袋装了，又用塑料布包好。在墙根处挖了一个洞，然后把粮食放了进去，外面堵上一块石头，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可没出几天，他藏在墙根里的粮食，就被邻居李银会揭发出来，挖粮队的干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粮食挖走了。一家人眼见命根粮被挖走，抱头哭成一团。挖粮队的干部吓唬说：“还哭哩，不辩论你们一顿就是便宜你们了。”一家大人小孩顿时噤若寒蝉。
灰山凹村的卞长山是个能人，不但能说会道，主意还特别多，所以众人推举他当了队长。可队长也怕没粮食吃，老婆、孩子收藏的１３０斤麦子躲过了干部们的几次搜查，如今挖粮队又要进村了，急得卞长山一脑门子汗，这点粮食若是被搜去，全家算是断了活路。可是藏在哪里呢?卞长山脑子一转，看到屋角放的四个空空的小坛子，心里有了主意。他把麦子分别倒进四个小坛子里，上面用塑料布封了口。然后，他拿着铁锨走到厕所里，一口气挖了四个坑，把小坛子放了进去，用土埋好，土上边又堆了屎尿。卞长山这才满意地对几个孩子说：“娃子们，使劲往上面屙尿吧。”
后湾村西村的徐广光想得也绝，他把两斤半芝麻用塑料袋装好，口子用绳扎紧，沉在厕所的尿缸里。
小营村吴寨生产队队长白有才急了眼，把２０斤棉花和８斤芝麻全部套进被子里，做成了一床又厚又沉的被子。小孩睡觉尿床，把被子尿得精湿，可又不敢拿到外面去晒，只能在家里捂着。谁知芝麻竟发了芽，白白的芽钻出了被面儿。白有才只好让全家人生吃芝麻芽，扔掉太可惜了。
为了藏粮食，老百姓挖空心思，能想的法儿都想了，能藏的地方都藏了。有的人把麦子放进几丈高的树梢鸟窝里，有的人把粮食放到风箱里，有的人把粮食收到夹墙里，还有的人把粮食和糠搀到一起，手段五花八门，多种多样。
藏粮人道高一尺搜粮者魔高一丈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一个电话打到遂平县，斥责遂平县在挖粮中行动迟缓，要尽快掀起高潮，争取明天就组织一个挖粮报喜高潮。接到电话，蔡中田是真真地发愁了，妻子为他包的野菜包子，他是一口也吃不下。他心里清楚，老百姓家里实在是挖不出一点粮食了，下乡走到哪里，他都看到老百姓挖草根吃，人开始浮肿了。他是农民出身，深知没有粮食对老百姓的危害。但是，感情无法代替理智，上级的指示是不可抗逆的，这粮食还得继续挖，挖不出粮食丢掉乌纱帽事小，戴上一顶极右分子的帽子可不是玩的。他心情沉重地摇动电话机，要通了各公社党委的电话，传达了地委的挖粮指示。他用命令的口气说：“无论如何，明天１２点以前，必须完成地委下达的挖粮指标。如果完不成任务，各个公社和大队都要大反右倾思想。这是县委的命令，谁也不许打折扣。没有油料，可以用菜子、向日葵子这些能够出油的东西顶上去，要搞一个通宵，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蔡中田说到这几句话时，心中颇有几分悲壮的感觉。
３８年后的一个雨天，我去采访蔡中田，他的小脚老伴儿为我倒了开水，又去忙乎别的去了。蔡中田木然地望着窗外的冷雨，心情沉重地说：“群众早没吃的了，上哪儿挖粮食哟，可不挖就交不了账呀。当时，只想着弄不出粮食对不起党，可咋就没想对不起老百姓呢?”
挖粮的任务一下达，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乡乡村村反响强烈。不少有良心的干部出于义愤，公开站出来说话。杨店管理区区长陈世轮有一副硬骨头，从不信邪，在放小麦高产卫星时，让他去验收，他公然拒绝。他拿着高产卫星田的麦子，说：“这麦子怎么会打那么多?”如今，他又忍不住了，公开站出来说：“群众一天三顿喝稀汤，哪里有粮食?再挖粮非出人命不可。”
刘宝河生产队队长周法全说：“还天天挖粮食哩，俺队是一根毛也没有了。”槐树大队四队宋作平说：“现在连红薯也吃不饱，人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出门都像有病一样，还挖粮食哩。”
但凡是站出来说真话的人，统统被批判得头破血流，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被劳动改造。
全部家当：一床烂棉絮和几个破瓦瓮
没了粮食。
该挖走的全挖走了，该上缴的全上缴了，查岈山中的老百姓十屋九空，除却一床烂棉絮、几个破瓦瓮外，已经没有一粒粮食了。曾经供人们“可着肚子吃”的大食堂，也已经米尽粮绝了，开始每天还能供应发黑的红薯面窝窝头，到了１１月，食堂的大锅里只有稀稀的面汤了。记得儿时的儿歌：晌午的馍一个眼一个，黑夜的汤映月亮。每当大食堂开饭钟敲响，家家户户便派人拎了小瓦罐，到大食堂排队打饭。炊事员用大马勺，一点也不会多给。稀汤打回家里，全家谁也不敢动，先由长者用勺子把稠点的面糊捞给小孩子吃，大人们只能喝稀的。那面汤稀得映见人影，咸咸的，有一星半点儿的面条味，喝到碗底，才见有两三根泡烂的面条。
后来，连这咸汤也没有了。大食堂里每顿饭都熬一锅红薯叶，这是经过雨雪冻干的红薯叶，经过水熬软了，放上一点盐。炊事员想把谷糠用水淘淘，团成一团子，放在蒸笼里蒸。蒸熟的谷糠都散开了，吃的时候用手捧，扎嗓子眼儿，不喝水糠就送不下去，装进胃里扎得难受。可是，到拉屎时就难了，人憋得直叫，根本拉不出来屎。我同年的伙伴刘改明小名叫小山，小时候吃多了谷糠，拉不下来屎，疼得满地打滚，他娘让孩子撅起屁股，用手指从孩子的肛门里一点点往外抠，疼得小山头抵住墙大声惨叫。至今小山已是快４０岁的人了，仍然又瘦又弱的样子，每当见到他，我就想起那惨叫的声音。
再后来，大食堂的烟囱终于不冒烟了。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人们被饥饿逼得发疯般地寻找吃的东西，不管是人能吃不能吃的，统统被找来吃下肚去。干干的红薯叶子，吃了；喂牛的谷草，吃了；喂猪的糠，吃了；剥了玉米的玉米心，也被人们吃了；花生皮，磨碎吃了。人们大开吃戒，惊天地，泣鬼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不偷饿死人人皆偷
遂平县文化局调研员、前查岈山公社团委书记曹新志说：“当时别说群众没吃的，干部也饿得发晕，我们在刘百川召开全县团委书记会，一个团委书记分两捧蒸熟的糠，吃着甜甜的，吃到肚里不是味儿。”
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人们饿的见啥吃啥，屋里的老鼠都逮住吃了，老鼠肉有股臊味儿。后来，连老鼠也逮吃光了。俺们几个小孩夜里到空仓里去逮麻雀，把门和窗户一堵，点着火把，用棍子打小麻雀。然后，把麻雀放到火里烧熟，吃下肚去，当时，觉得这是世上最香的肉。”梁永祥还回忆说：“俺爹会杀猪。家里有一把杀猪刀，正巧，生产队里的猪得了猪瘟，死了，埋在地里，俺爹见一家老小饿得不行，就夜里去埋猪的地方，扒开黄土，用杀猪的刀把猪的肚子弄开，扒出心肝来，用箩筐装了回家。谁知，猪血滴了一路，村干部循着血迹追到家里，罐子里的猪肉还没煮熟哩。村干部一脚踢翻了罐子，把血糊糊的猪肝往俺爹脖子里一搭，拉着就游街去了。”
遂平县城关镇教育辅导站宋全富，家住查岈山下的杨楼村，他回忆小时候挨饿的情况时说：“我当时饿得皮包骨头，就到河里去捞蛤蜊，冬天河里封了冻，光脚跳进水里，一会儿就冻得失去知觉。在水里摸了半天，才摸出几个蛤蜊，拿出来砸开硬壳，放到罐里煮，半生不熟地吞下去，要不是当年吃了蛤蜊，我还活不到今天哩。”
偷盗，本来不是件光彩的事，可在饥饿的逼迫下，偷也成了一件人人可为的事情。一时间，偷盗之风颇盛，大人偷、小孩偷、妇女偷、老人偷，不偷不行，不偷就可能饿死。
下宋大队社员张金才、袁瑞甫、李大毛３个人被队里安排夜里看守红薯种。３个人饿着肚子蹲在红薯种旁，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敢说话，因为谁都知道，一张嘴肯定是个“吃”字。大家闭着眼睛，用鼻子仔细地品味着红薯散发出来的香，吞咽着大口大口的涎水。一直坚持到后半夜，饥饿终于撬开了张金才的嘴巴，他说：“伙伴们，饿不饿?”袁瑞甫、李大毛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屁话，谁不饿?”张金才一翻身跪在地上，并让他们二人也跪下，三个人对天盟誓：“今夜偷吃红薯种谁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说罢，三个人迫不及待地拿起红薯种吃开了。红薯种沾满了泥巴，可谁也不在乎，连皮也吞下去了。一口气，他们吃得直打饱嗝儿，累得躺在地上直喘气，都说：“奶奶的，今儿个吃饱了，明天枪毙我也值得了。”第二天一早，队长见到三个人，用狐疑的目光打量了一阵子，问：“偷吃红薯种了没有?”“没有。”三条汉子异口同声地回答。队长怪异地笑了笑，说：“把上衣搂起来，让我看看。”三条汉子互相看了一眼，迟疑了一会儿，露出光光的圆圆的肚皮。队长用手指挨个弹过肚皮，肚皮发出“咚咚咚”的响声，队长一下子沉了脸，“啪啪啪”打他们一人一耳光，骂道：“咋不吃死你们哩。”当天在小张庄召开了斗争大会，三条汉子被斗争得死去活来，老老实实地交代了偷吃红薯种的经过。
袁庄大队四队的饲养员刘志兰和袁志江，两个人蹲在牛棚里，有气无力地给牛喂草。牛棚上方的料斗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少得可怜的牛料已经被他俩生吃完了，牛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偷吃牛料，眼角扑簌簌掉着泪珠。牛绝望地吃着草，不时地停止咀嚼，抬头望一眼刘志兰和袁志江。两位饲养员也知道牛的目光里诉说着什么，说：“牛啊，也不能怪我们啊，我们也是饿急了呀。”正在这时候，一头猪娃饿晕了头，鬼使神差地进了饲养室，希望从这里得到一点充饥的东西，这小东西做梦也没想到它会撞到阎王爷的手里，还不时地用鼻子东嗅西嗅的。不约而同地，刘志兰和袁志江会意地对视了一眼，并快速地关了门，二人一齐举起拌草棍，对准猪娃死命一击，可怜小猪娃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糊里糊涂地上了西天，饥饿的小生灵被比它更饥饿的动物结果了生命。大白天，猪娃没法吃，二人就一齐动手，把猪娃埋到了牛铺里，准备到夜里挖出来吃。
谁知，他们的行动被比他们更饥饿的老牛看在眼里，当他们刚把猪娃埋好，老牛就红了眼睛，伸嘴去拱。二人一见，急忙去抢，可老牛已将猪娃咬在大嘴里，死也不肯松嘴。二人拽着猪腿和老牛僵持不下，双方都气喘吁吁。正在这时，饲养室的门被撞开了，走进来的是生产队队长刘满仓。没什么理可摆的，刘志兰和袁志江被押到街上示众，猪娃被拦腰砍断，一人脖子上挂一截，连着几天的辩论会，把二人斗得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刘志兰跑了６次，袁志江跑了两次，均被抓获，一块儿被活活斗死在辩论会场上。
偷红薯，使母亲在孩子心中更加伟大
如今，我妈妈常给我们全家讲起当年她偷红薯的事。那时，我饿得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妈妈和我共分得６块红薯，就是我们一星期的伙食。妈妈把红薯切成小豆子一样的块，每顿饭抓一小把放进小罐里，熬成汤，把稠的捞给我，妈妈自己喝汤。６块红薯一连吃了６天。到了第７天，一早起来，天下了大雪，世界奇冷。我缩在被窝里，喊着饿。妈说：“娃，别喊，妈妈去给你弄吃的。”妈来到场里，用谷草裹了两块坏红薯，又绕了很大一圈，才转回家。我说：“妈，找到吃的了吗?”妈妈放下谷草，从里边掏出红薯递给我，说：“吃吧，孩子。”我接过红薯迫不及待地在被窝里啃起来，吃得满脸的泥水。妈妈伤心地掉下泪来。
偷红薯使妈妈在我心中更加伟大。
人食不如猪食
土山大队一队的养猪场，猪比人吃得好。人早就没吃的了，猪仍然可以吃到豆料拌的谷糠，每天都有得吃，所以猪并不见怎么瘦。饲养员李宗兴不能看见猪吃食，一见心里就发慌，看到猪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魔鬼般的饥饿啃噬得他六神无主。终于，他忍不住下手了，每天二斤猪料发下来，他拎着料布袋躲到没人处偷吃。猪万没想到料已进了人的肚子，仍是埋头吃食，吃着吃着觉出不是味来，没有了料香，猪也不肯吃。一头头猪抬着头，吼吼地发出抗议声。队干部以为猪得了病，跑来一看，才知猪食里只有谷糠，一星半点料也没有。队干部回头看看李宗兴的嘴，扬手就抽了一个大嘴巴，骂道：“李宗兴，你偷吃猪料。”李宗兴吐了口血水，说：“没有哇。”队干部又打了他一个嘴巴，骂：“你的嘴上就有白的哩!没有，骗鬼去!”
窃食救儿未遂当场暴打致死
包庄大队的中农李纪安饿得眼睛发蓝。他知道去食堂偷东西吃，被干部逮住有一顿好斗。可他怎么也按捺不住，偷东西的念头鬼魂一样缠绕着他，怎么也无法摆脱。偷吧，就偷这一次。白天，李纪安趁到食堂打饭的机会，看好了夜晚来偷东西的路径。夜里，他出了家门，直奔食堂，刚要动手偷东西，一道雪亮的手电筒光把他“钉”在那里，队会计刘来柱走过来，一脚将李纪安跺趴在地上，说：“好，偷东西偷到食堂来了。”当下，李纪安被捆了起来，吊在食堂的房梁上。
没过多久，李纪安又想偷了，这个念头是那样强烈地攫住他，使他六神无主，非再偷一次不可。看着３个小儿子饿得连哭的力气也没有，李纪安又“恶向胆边生”，坚决要求自己再偷一回。这回他不能偷自己队里的了，兔子不吃窝边草嘛，这一点他心里清楚，可是偷谁的呢?他想来想去，决定夜里去偷邻村土楼队的面。夜里，他又溜了出去，怀里揣着一只瓢，走到土楼村，摸着进了土楼食堂内，李纪安心中暗自祷告：“老天爷保佑我偷一回吧，就这一回，只偷一瓢面就中了。今后我李纪安再也不偷了。”谁知，祸不单行，李纪安被土楼村的妇女队长郑美荣逮住了。一顿暴打，李纪安很快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临死前，怀里还紧紧地抱着那只破瓢。
自残自戕相窥相斗
没有粮食，人还得挨饿，想办法偷。干部挨饿了，同样也会想着去偷。１９５９年的查岈山人民公社的电话记录记下了当年干部偷粮食的行为。
韩楼大队席庄东队的队长魏锁，一直没有为粮食发愁，愁啥哩?家里早藏下了１００多斤麦子，藏得十分严实，家里还偷放了一口小锅，把麦子用蒜臼捣碎，搀点红薯叶，每天都能喝一点菜汤，熬过寒冷的冬天不成问题，所以，魏锁不愁。因此，魏锁在追逼挖粮中十分卖力能干，受到上级的不断表扬，奖状一个接一个地发。可是，到了没粮食吃的时候，群众恼了：“好你个魏锁，挖粮时你凶得阎王爷一样，如今没粮吃了，你咋不想想办法呢?你家的小锅夜夜冒烟，大人小孩出门肉乎乎的，没藏粮才怪哩。”于是３４名社员把状告到大队，非要撤换队长魏锁不可，口口声声说魏锁家中藏了粮。上头派人到魏锁家一搜，拎着半袋麦子、一口锅回来了。斗他个兔孙!一声令下，早已怀恨在心的社员们冲了上去，一顿拳脚斗得魏锁喊爹叫娘。魏锁家从此断了顿，没有几天，全家五口人就有三个人浮肿起来，社员们还不解恨，讽刺说：“瞧人家魏队长家，就是有挖不完的粮食，人吃得多胖。”魏锁的肿脸抽搐了几下，两眼滚下几滴泪来。猛地，他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耳光。
岗柴楼东队的队长杨宝锁有些生气。他万万没想到一向驯服、见了自己就害怕的平头老百姓，会吃了豹子胆，竟然到公社把自己告下了，说自己在公共食堂偷吃馍，还揭发自己家里埋藏有粮食。公社干部带人到自己家一挖，就把原先藏的１００斤稻子、３５斤红薯干给搜了出来，弄得自己丢人打家伙的。杨宝锁的队长职务给抹了，人也立时就灰溜溜的，看着新上任的队长成天那得意洋洋的劲头，杨宝锁咽不下这口气，他要寻机报复。
这天夜里，杨宝锁偷偷地溜出家门，埋伏在队长家的附近，盯上了队长。不一会儿，队委会的几个人陆续来到队长家，杨宝锁大喜，心想：好你们几个龟孙，今儿个非抓住你们不可。他小心地溜到队长家门口，透过门缝往里一看，只见几个人正手忙脚乱地宰一只羊，有人分了羊大腿，有人分了羊杂碎。杨宝锁一脚踢开门，把几个队委吓得魂飞魄散，一见是他，都赔着笑脸说：“宝锁，弄点羊肠子，煮汤喝。”杨宝锁厉声说：“背着群众偷羊吃，这是什么作风?”说着，他伸手抓了那张热腾腾的羊皮，扭头就走。
第二天，杨宝锁带领１００名社员嗷嗷叫着手持着羊皮来到公社，状告队委们夜里偷羊吃，全体队委会成员就地免职。
贼一个和贼一窝
杨店大队牛庄东队队长徐金程吓跑了!徐金程当队长才两年，一向胆小怕事，群众推选他当队长时，他就说：“别选我，我不中的。”“就选你个不中的。”于是，他就当了队长。挖粮任务下达后，他带着挖粮队去挖粮，一进社员家门，他的一张脸皱得如同核桃皮，开口就说：“上级叫挖哩，不挖不中。”群众看他这副模样，先自心软了，就纷纷拿出些粮食，由他拿去交差。饥饿一天天地逼人，他家里也和社员家一样没吃的，大人好办，小孩日夜哭让他心如刀绞。这样下去非饿死不中，他开始想着偷点吃的弄回家，先是拿回去半块糠馍，后来弄点面回家，一家人欣喜若狂。靠着他一点点地偷拿，家里人总算没有浮肿的。群众心里有数，这年头家里人没有浮肿的，除非偷，别无他法，告他个徐金程!一状告到公社，村上饿蓝了眼的村民们联合行动，徐金程一看势头不妙，脚底抹油———溜吧!一去５年不知音讯。
据１９５９年嵖岈山人民公社电话记录：土山大队副队长焦山根，每天都带着孩子和小姨子去食堂，偷吃稀饭和馍。
高庄三队队长高秀池、会计高德，一次弄豆子８０斤，不让社员知道，两人私分了。生产队留了３６０棵白菜，他俩偷吃了４５棵。
此时的嵖岈山区，无人不饿，无人不偷，偷盗的不光彩行为已经成为人们的手段。只是，手中有权的干部比社员偷得更明目张胆，更肆无忌惮，社员是暗偷，干部是明偷，而且干部们偷得体面、光彩，偷得理直气壮。
权力，在中国是个了不起的玩艺儿!
不打人就是右倾分子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条古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至理名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母，在教育自己的儿女时，都会告诉他们不要打人骂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任何一个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打人凶手和杀人魔王，都希望儿女们有一颗善良的心。
然而，１９５９年冬天的嵖岈山区，却打人成风。能不能打人，敢不敢打人，会不会打人，成为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不打人不是好人。”遂平县嵖岈山下的三官庙村教师肖宪云亲眼目睹了１９５９年干部打人成风的场面。
“你不打人，别人就会打你。”遂平县老干部李正新说，“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忠于共产党，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和你划清界限。”
“不打人不中啊!不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说明你思想有问题，你就会倒霉，轻则撤了你的职务，重则开除党籍，斗个鼻青脸肿。”１９５８年曾任公社党委书记的县志办退休干部李丙寅心有余悸地说。
于是，就打人成风。
大营大队党支部书记杨田，在旧社会饱受欺辱，当牛做马，解放后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步成长为一个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可在１９５９年却成了打人阎王，群众送他一个绰号“撸劈”。
他主持辩论会，都是站在方桌上，自己亲自动手打，往往是一耳光就可以把人打得满脸流血，当年曹新志到大营大队蹲点，亲眼看到杨田打人的场面。如今曹新志回忆说：“我在大营大队，天天喝红薯叶汤，胃疼得厉害，老百姓也没啥吃的了，食堂里顿顿红薯叶子汤，清水煮的。可杨田还一个劲儿地要挖粮食，声称无论如何也要把粮食挖出来。夜里开会，杨田站在方桌上，一气打了５个人，都打得躺在地上不会动弹，一脸的血。杨田让人弄凉水把人泼醒，继续批斗，我是公社团委书记，也不敢管，谁管谁是右倾。”
江河不洗龙种悲
豆毛子、稻草秆儿、红薯秧、花生皮、玉米心充饥，香哩!
豫南几百万老百姓永远忘不了１９５９年冬天那场大雪。几十年不曾有过的大雪一下子把豫南原野埋掉了，棉絮般的雪团往下砸，一下就是几天，人们被堵在屋里，靠着一堆麦糠火苦熬。待到雪停了，人们到屋外一看，恁么大的雪呀!足有膝盖那么深，不少草房子禁不住雪压纷纷倒塌了。
饥饿的冬天更加难熬。
地里没有了粮食，家里没有了粮食，公共食堂也没有了粮食，人们恍然大悟。一向被吹得比鳖蛋还光的人民公社什么事也不顶，该饿肚子还是饿肚子。饿肚子对于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件无比残酷的事，没饭吃如同塌了天，那些一向手握大权高高在上大反瞒产的各级领导干部们，似乎也悟到如果老百姓肚子饿急眼了，会有很大麻烦的，水载舟也能覆舟。于是，这些老百姓的父母官们慌忙下发红头文件，安排好农民的生活。
没有粮食，怎么安排好群众生活呢?
寻找代食品。无疑这是当时各级领导的发明创造，说是食品吧，不是粮食做的，只有称“代”了，意即代替粮食做的可以吃的东西。
名噪一时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查岈山人民公社，并没有因为伟大的荣耀而免受饥饿之苦，人们挖空心思疯了一样寻找代食品，恐怕又创下了全国之最。
大里王大队寻找代食品走在了前面，饿急了的群众用９种作物替代食品。
豆子打过以后，扬场时被风吹掉的豆毛子，成了金贵的东西。尽管豆毛子过去喂猪猪都不乐意吃，可现在人不得不吃了。人们把豆毛子用细箩箩过土，把扎人的角皮放入大锅去炒。豆毛子被炒得干脆以后，再放进石磨中磨碎，然后再用细箩箩一遍，兑上３０%的红薯干面，用水和到一起，蒸成一个个紫色的窝窝头，窝窝头甜甜的，吃的时候还凑合，吃下去胃扎得人睡都睡不着。
金黄的稻草秆子一向是喂马的饲料，或者被农民们用做修缮房屋，谁也没有想到稻草秆儿可以吃，敢想敢干的查岈山人民想到了。他们用铡刀把稻草一点点地铡碎，放入大锅里反复炒，炒得干焦以后，放到石碾上碾成碎末，这样还不能吃，就又放入石磨中磨，磨成草面再用箩箩，之后兑上３０%的红薯干面，用开水烫一下，搀和到一块儿，做成窝窝头，颜色黑中透黄，吃着味甜，只是涩涩的，屙屎困难。
玉米心去掉外衣，放入锅里炒干，切成碎条，再用磨磨成碎面，兑上一点红薯干面，做成窝窝头，也很甜。
红薯秧子被老百姓收获到家后，或搭在树上，或扔在墙头，待风干后喂羊、喂猪。如今，饥饿的人们顾不得猪和羊了，先把红薯秧子用铡刀铡成寸把长，再放锅里炒，用石碾碾碎，用石磨磨成面，用箩一遍遍地箩，不用兑面，可以做成窝窝头，吃的时候，口味有点苦。
既然豆毛子、稻草秆儿、玉米心都可以吃下肚去，那么花生皮壳、荞麦秆子也可以吃了。康庄生产队的炊事员张丙青脑瓜子灵活，用１５８０斤豆毛子、２４００斤稻草秆儿、８１２斤红薯秧、３１０斤玉米心、１６５２斤荞麦秆、２４０斤花生皮，做成了４７０斤窝窝头，社员李玉兰说：“这不中吃呀。”队干部眼一瞪说：“谁说不中吃想当右倾哩，党说中吃，就是中吃，吃!”
干部带头吃草根
查岈山大队的老少爷们在寻找替代食品中也不甘示弱，人们说：“旧社会那样苦都熬过来了，如今的苦也难不倒俺们。”大队领导亲自抓，组织１８个搜集替代食品专业队，浩浩荡荡地开上了被冰雪覆盖的大山。人们扒开冰雪挖苎麻根、葛麻根、山药蛋根，几天时间，就挖了１４５６斤，弄到家后，先用井水冲去泥巴，用刀子把眼儿一点点刮去，再放到石碾上把根碾成粉末，放入大缸里过滤，澄清后只剩下白色的粉，用这粉打稀饭，每人打一碗，喝下肚去甜甜的。
查岈山大队先后挖掘苎麻根３７８５斤、葛麻根和山药蛋根１６７２斤，挖山野菜２０７５斤、野棵子３７２５０斤。我怀疑这里又有吹牛不犯死罪的成分。
为了活命，人们冒死吃下闻所未闻的东西
李尧大队地处大山角落里，旧社会就穷得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他们靠山吃山，终年依靠到山上挖野菜度日。如今，往日的经验又派上了用场，李尧人肩扛镢头上了山，从石头缝里挖出山药根，大的有１斤，小的有半斤，回到家里，放到锅里一蒸，十分好吃。勤劳的李尧人每人每天可以刨１０斤山药根、１０斤荃菜根，饥饿的人们还把葫叶子、白蒿、山面条、驴噘嘴等弄回家，清水煮一下充饥。
查岈山里盛产棉枣。这棉枣长着韭菜一样的叶子，下面埋在土里有杏核大的根，群众俗称棉枣。棉枣有毒，不能生吃，需要煮七天七夜才可食用。我小时候，常见货郎担着挑子，摇一柄拨浪鼓，走街串乡卖棉枣。拿一双破鞋子，就可换一小碗棉枣，用山枣刺扎了煮软的棉枣，津津有味地吃。民兵营长杨成金领了２１７人上山，一天竟挖了３１００斤棉枣，窗户台的社员曹中法１人１天刨了４０斤棉枣，上鲍队队长赵元德一天刨了３８斤，人们把棉枣弄回去，架上大火，煮开了棉枣，没等煮熟就抢着吃起来。
饥饿使人们疯狂，能吃下肚去的全吃了，不能吃下肚的也吃了，为了活命，人们冒死吃下很多闻所未闻的东西。
你家有吃的非整你不中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级领导干部仍在发动人们报粮、反瞒产。袁庄大队挖了两个月，才挖出粮食５２４斤。袁庄大队孙庄有个傻瓜叫王毛孩，干部问他：“毛孩，你爹藏粮了没有?”王毛孩傻里傻气地说：“这几天俺爹还在家炒豆子吃哩。”干部大喜过望，把毛孩爹叫到大队部，逼他交出所藏粮食，毛孩爹坚持说没有，王毛孩说：“爹，都拿出来吧，咱不能落个半光荣。”他爹看着傻儿子，两眼直掉泪，只好拿出半斤芝麻、几棒玉米，拍着王毛孩的头，说：“咱都吃不成了。”
后袁庄社员袁满仓十分积极，夜里看到邻居袁发勤家冒烟，骂道：“我没吃的，你家有吃的，非整你不中。”第二天汇报到大队，说袁发勤藏有粮食。大队干部到袁发勤家去搜，搜出了５斤豆子，袁发勤的小儿子嘴快，说：“床底下的罐子里还有哩。”干部们一拽，又从罐子里拽出１０棒玉米，袁发勤拍着儿子的头直骂：“好个鳖儿。”
浮肿病肆虐如瘟疫
粮食终于被干部挖光了，真的!
浮肿病像瘟疫一样肆虐开了，先是大人肿，大人把吃的都让给小孩子吃了，所以先肿。后是小孩子肿。人们先是肿了双脚，接着是腿，渐渐往上肿，直肿得头如柳斗，两眼合缝，皮肤发亮，再肿下去，不消一天，就呜呼哀哉了
毛泽东说过：“人固有一死。”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饿死的，吊死的，淹死的，打死的，累死的，痛死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然则，以饿死最令人发怵，你想呀，淹死的到死也想到自己会淹死，累死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这残酷的饿死，令人毛骨悚然，一个生机蓬勃、血肉丰满、情欲旺盛的人，在饥饿的剪刀下一点点地剪去肌肉，不几日便空了一副皮囊，消蚀身上的脂肪，最后在明明白白中死去。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谁想去死呢?没有一个是自觉自愿的，不愿意去死，而又明白自己马上就要死去，这对人不仅从肉体而且到精神是一种怎样残忍的煎熬?!
１９５９年冬天的豫南老百姓都受过这种煎熬。３８年后，我在采访中走进查岈山每一个村落、每一户农家，每一位４０岁以上的人都会向我诉说那可怕的一幕，诉说自己亲眼目睹的人一个接一个饿死的凄惨情景。可以说，每个家庭都有一本挨饿的血泪史，人人永远忘不了刻骨铭心的悲哀，不少人一提起大饥饿都会咬牙切齿，痛哭流涕。以至于到了现在，逢年过节人们都会带了猪肉、白馍去到先人的坟上祭奠，给饿死的人们送去一顿饱饭!
公元１９６０年，全国净减人口１０００万
这是１９６０年２月份某一日(农历１９５９年十二月)查岈山人民公社对浮肿病的统计表与后来“三反五反”揭发出的情况出入很大，暂且照抄如下：槐树大队浮肿病人２８人，土山大队浮肿病人２８人，农场浮肿病人５１人，霍庄浮肿病人６８人，大里王浮肿病人３１人，查岈山浮肿病人５０人，包庄浮庄浮肿病人７８人，小陈庄浮肿病人７５人……这一天统计全查岈山公社浮肿病人共计７８６人。也就是说，这一天时间查岈山区共有７８６人的生命正一步步无望地走向死亡。
这７８６人中没有一个生产队长、大队干部、公社干部，清一色的老百姓!我从小就会唱：一天吃一两，饿不住生产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队长见队长，比比蓝大氅；干部见干部，比比毛呢裤。群众有句形象的俗话，说：“大小是个官，强似卖水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老百姓，顾名思义，就是世上有一百个人都行(姓)，你也不能行(姓)，你行(姓)也是个白行(姓)，农民哲学家如是说。
所以，豫南几百万老百姓也就别无选择了。
此时，全国性的粮食极度缺乏开始了。各粮食调出省所调的粮食，只完成了调出计划的一半，１００亿斤的出口收购计划也只完成了３０亿斤。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向中央的反映，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周转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７天，天津只能销１０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１０个城市也只能销八九天，如再不紧急调运粮食，上述城市就有脱销的危险。
农村缺粮问题更是严重，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较大，１９６０年农村留粮比１９５７年减少７０．１%，人均粮食消费量比１９５７年减少３５．３%，以至于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夏收刚过就出现了偷青吃青和人口外流等情况。
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百姓逃荒
１９６０年夏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８０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然而，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９０%的人是思想问题。”１９５９年１１月间，路宪文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他却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这位路宪文书记大人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骄横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的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他统治下的遂平县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全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经受到中央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路宪文还怕个鸟?!
河南省饿死２００万人以上
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１９５９年冬到１９６０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１００多万人!这是何等令人发指的暴虐啊!灾难过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１０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６３９个；饿死８万人的正阳县，不少人家绝户了；饿死１０万人的新蔡县，至今仍在贫困线上挣扎。
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查岈山人民公社仅４万人，３个月期间就饿死了４０００人，占总人口的１０%，有的队竟高达３０%，仅据潢川、光山、息县统计，孤儿就达１．２万人之多!
河南省饿死２００万人以上，死亡牲畜７４万多头，扒毁民房１６０多万间。
中国，１９６０年全国人口净减１０００万人!!!
这还仅仅是单方面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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