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的内外长城 (图)

中国历代的内外长城

——————

一。说明：此文题目错误，南阳楚方城不是中国最早的长城。

中国最早的长城——南阳楚方城

■河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肖华锟

　　摘要　文章认为中国长城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河南南阳，并在战国时期发展到中原和北方。南阳楚方城就是楚长城，南阳楚长城是中国长城的发祥地。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中国长城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河南省南阳，并在战国时传播到中原和北方。南阳春秋楚长城是中国长城的发祥地。

　　一、南阳楚方城就是楚长城

　　长城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战的产物，是大规模的、系列的军事战略防御工程。长城一开始出现并不叫长城，而叫“方城”。《汲冢周书·作雒解》曰：成周“城方千七百三十丈，郛方七百里”。齐《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国就是方形的都城。不仅都城为方形，其他城也为方形。按照周礼天圆地方的思想，周诸侯国的城都是按周天子规定，依爵位等级建造的方形城，这在《考工记图》王城图以及周代各诸侯国城遗址上都得到证实。春秋时齐桓公称霸，楚文王为与齐桓公抗衡，北上拔申（都在南阳市城区）灭邓（都在邓州市城区）后，即在南阳北方地势险要之处建筑许多方形城，或作关城，或作为≥望台和烽火台
　　
　　如在方城县独树镇大关口处，就有七个15米见方的方城遗址，在此不远还有鄫关城，再依山相筑了城墙，把城与望台连结一体，构成强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号曰“方城”。其他诸侯国也依照楚国人的说法，称当初的长城为“方城”。在《左传》和《史记》记载中，始终称楚国的长城为“方城”，方城之名由此流传下来。楚方城和其他诸侯国以及秦汉以后的长城所不同的是，楚方城南北墙体最宽相距380米，并有大大小小许多方形城和烽火台，而其他诸侯国和秦汉以后的长城，南北墙体比较规范和平行，方形城也较少。

　　无论从历史记载还是从方城遗迹来看，楚方城决不是孤立的城堡和一般的城垣，而是大规模的军事战略防御工程，即战国以后所说的“长城”。《汉书·地理志》载：“南阳郡……有长城，号曰‘方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曰：“叶东有故城……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唐《括地志》中记载：“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东七十五里，南入穰县，北连冀望山，无土之处，累石为固。”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说，楚方城就是楚的长城。如今，在内乡县、西峡县还有“长城铺”、“长城河”的遗迹和地名。以上充分说明：南阳楚方城就是楚长城。

　　二、春秋楚长城是中国最早的长城

　　春秋南阳楚长城是中国最早的长城。从楚国始筑长城把它叫方城，到《春秋》、《左传》、《史记》中一直称楚长城为方城，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长期有长城和方城的不同叫法，所以，人们并不认为方城是长城，甚至以为是孤立的城堡或城垣，更不知道楚方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据《左传》记载：“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东周列国志》中说：“周惠王二年（公元前674年”，楚王回至方城，夜叩城门。《南阳地区志·方城》说：“楚文王时于方城山（今小顶山）修筑长城，曰‘方城’，以守卫其北境，方城县由此得名。”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关于长城的最早记载。

　　从史书记载看，楚文王十二年（公元前678年），楚伐申灭邓占领伏牛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后，为防称霸的齐桓公南侵，即在现南阳市北方建筑长城。长城从方城县北起，南至泌阳县再折向西南唐河县，对峙着齐国的方向。后在战争中不断展筑，西边沿南召、嵩县、西峡、内乡、镇平镇，到邓州市罗庄乡土谷山止，绵延起伏三四百公里。如今，在内乡县、西峡县、方城县，还有长城遗迹存在。

　　《左传》写于春秋末期，关于楚方城的记载有许多处，除了在“文公十六年”中的“楚庐戢黎侵庸（今湖北省竹溪县），及庸方城”有一处方城外，其中没有其他诸侯国有方城或长城的记载。说明在春秋时期，只有楚国和庸国有长城，其他诸侯国均无长城。（从《左传》记载看，庸方城比南阳楚方城出现得晚，并且不在“夏路上”，对其他诸侯国和长城的传播没有影响作用。）
　　
　　直到300年后的战国时期，各诸侯为争强称霸，或加强防卫，才学楚国在边境的地势险要之处筑造长城，但已不叫方城，而形象地称为“长城”。

　　在《史记》中已有确切记载，例如：

　　《史记·秦昭襄王·庄襄王》载：“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0年），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

　　《史记·赵》记载：赵“肃侯十七年（公元前332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赵“成侯六年（公元前368年），中山筑长城”。

　　《史记·匈奴》中载：“秦昭王时（约公元前305年），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同时期的燕国（约公元前300年），“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

　　《史记·六国》和《田敬仲完》载，齐威王时（约公元前375年），齐有长城………“赵归我长城”。

　　《史记·正义》中有：“《齐记》云：‘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里，以备楚，（约建于公元前332年）。”

　　《史记·蒙恬》载：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2年），“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显而易见，南阳春秋楚长城，比齐国长城早约300年，比魏国和中山国长城早约310年，比赵国长城早约340年，比燕国和秦国长城早约370年，比秦始皇统一华夏后修长城早约460年。无可置疑，南阳春秋楚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

　　三、南阳楚长城是中国长城的发祥地

　　楚长城筑成以后，楚国恃以守卫其北境，并把方城作为北伐的桥头堡，在战争中屡次发挥了巨大作用。《左传·僖公四年》载：齐桓公称霸，率诸侯之师伐楚，打到陉时，楚派屈完迎敌，屈完对齐桓公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吴众，无所用之。”齐桓公见楚方城果然坚固，遂与屈完在召陵结盟而退。楚穆王二年（公元前624年），晋国的处父伐楚以救江，打到楚方城便被阻挡回去了。

　　又如，公元前557年，晋国的荀偃、栾黶帅师伐楚，进到方城，见方城固若金汤，只好退避三舍。楚方城在战争中的作用举不胜举，在春秋战国时使用长达400年，直到国破都移寿春为止。正因为楚长城在战争中屡次发挥了防御作用，并有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屯兵储粮，互市通商，易通讯联络，能快速调动军队的特点，到战国七雄争霸时竞相效仿，在边境的险关要隘之处筑造长城。

　　长城最先传播到齐国，齐威王时在公元前375年左右筑造长城，西起黄河，中到泰山，东到诸城，以防燕国和楚国。齐威王沿长城长驱直入，打败赵国入侵，各国为之大振，“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1

　　之后，中山、魏、赵、燕、秦等列国，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相继筑造了大规模的长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防匈奴入侵，便更大规模修筑长城，把秦、赵、燕长城连接起来，加筑成万里长城。楚方城的建筑方法和形式源远流长，到秦汉时期，还把长城中的某段或关城叫方城，如汉武帝长城中的“方盘城”、“大方城”等等2。

　　直到明朝修长城时，还保留着建造方形城台、烽火台和关城的做法。综上所述，南阳春秋楚长城是中国长城的发源地，在战国中期传播到中原并盛行于北方列国的战争防御，到秦始皇统一后修筑成了著名的万里长城，长城从此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和中华民族的骄傲。

　　南阳春秋楚方城是中国最早的长城，是中国长城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1.见《史记·田敬仲完》
　　2.见《居延汉简》
长城文化网工作室版权所有

——————

二。

辉县的赵长城和姚枢墓
中国新乡 日期：2007-5-25 16:58:56 来源：大河新乡网 作者：大河新乡网

　　在辉县盘上境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司寨东山上的赵南长城，它南北走向，穿山岭，跨河谷，盘旋游卧于群峦峻岭之上。站在司寨东山上的至高点向北望去，宛如一条巨龙，跃跃欲向天空飞去。气势宏伟，异常壮丽，观之令人咂舌有声。长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逢石石垒，遇土土筑。虽经2200余年的沧桑变化，但至今仍清晰可辨。位于辉县市的一段，长约数十公里，基宽2～3米，高1～2米，全用青石垒成。 赵南长城的修筑，对当时赵国的防御确实起过重要作用。今天站在高山上远观长城的曲折蜿蜒，隐隐觉出长城经过之地到处迷漫着战争烽火之气氛，又明显透现出赵国为扩展自己的领土的觊觎之心。那么，赵国为什么把长城修到当时处于魏国境内的辉县来呢？

下文是辉县市文物局长张有新同志经过实地考察，并翻阅了大量资料后，写出来的。

公元前403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所分，三家世卿立为诸侯，晋国灭亡，战国时期开始了。战国是七个独立的强国并存的局面，各自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相互进行攻击或者防御的战争。战胜了，就忙着扩大自己的地盘；战败了，就忍痛割让土地给对方。因此，或大或小，疆域常有变动。同时，由于战争的频繁，战争规模的扩大和运动战略的开始运用，各国不得不防备敌人的突然进攻，因此，防御手段也跟着进步。在边境形势险要之地修筑长城，成为重要的防御手段之一。
长城的修筑，起源于大量的水利堤防工程。从春秋到战国，由于农民在生产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提高了建筑堤防的技术，各大河流都陆续建筑了大规模的堤防。当时统治阶级在进行战争中，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运动性，很需要建筑大规模的防御工程，于是就利用建筑堤防的技术，把边境上原有的大河堤加以扩建，把原来的水利工程改造成为军事上的防御工程。战国七国中，位于西方的秦国早在公元前461年就开始不断地在黄河旁构筑防御工事，目的在于防止魏国的进攻。关东六国，也都在各自的险要之地修筑了长城。位于辉县境内南村镇司寨村东山上的赵国南长城，便是修于那个时期。〔赵国长城有二，一是赵南长城，即本文所说长城；二是赵北长城，赵北长城约在公元前306年修筑，东起今河北宣化境内，经过今山西北部，西北折入阴山，至今内蒙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长约1300华里。后来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时，曾利用了这一段赵国长城中的一部分作为基础。（见《中国名胜与历史文化》葛晓音著）〕
赵南长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筑的？修筑的具体起因又是什么呢？《史记•赵世家》载：“（赵肃侯）十七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赵肃侯是赵国君王，是赵成侯的儿子，成侯在世时，曾不断用兵的打仗，以图扩大自己的疆域，但取胜的不多。成侯死后，儿子肃侯即位，赵肃侯继承他父亲的衣钵，继续向周围他国扩张。赵肃侯十七年，即公元前333年，赵肃侯出兵围攻魏国的黄城。（今河南内黄县西北）黄城，在肃侯的爷爷赵敬侯的时候就被拔为赵国地盘，后来魏国收复。肃侯此年又想将黄城夺过来，但是没有攻下。这一仗没有取胜，肃侯便有了顾虑，唯恐魏国报复用兵，于是便想办法采取防御措施。在此前提下，便开始修筑长城。

赵南长城是从哪里开始修起的呢？让我们先看看赵国的地理环境：赵国当时的都城在邯郸（今河北邯郸县），西面有黄河；南面有漳河，与魏国为界；东面有清河（今河北清河县西境），与齐国为界；北有易水，与燕国为界。既然赵国此时修长城，主要目的是防御魏国，那么就应该在南面有的漳水附近开始修起。张守节著《史记正义》上说：“……（赵肃侯所筑）长城在漳水北，赵南界。”赵肃侯的儿子武灵王也说：“我先王因事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十九年）大意是：我的先王趁着时代变革，称雄于南方藩属的地方，连接漳水、滏水的险阻要塞，修筑了长城。据此，杨宽著《战国史》上说：“公元前333年所筑长城，是由漳水、滏水（今滏阳河）的堤防连接扩建而成的。……从当时的形势来推断，大体上这条长城从今河北省武安县西南起，东南行沿漳水，到今磁县西南，折而东北行，沿漳水到达今肥乡县南。”

　　但是，赵南长城并不仅仅是上述的一段，而是又另有所延。清人王士俊等人纂修的《河南通志》和清乾隆十七年（1752）《林县志•古迹》云：“秦王堤，在县西十里，南接河内（今河南沁阳县），北至滏阳（今河北武安县滏阳河）。古志云，‘秦赵分界堤’。”这里的意思是说：在今河南林州市区西边十里处，有一道堤防叫做秦王堤，南边通向今河南沁阳，北边到今河北武安县，古人说这是秦国与赵国的分界堤。清道光《辉县志•关隘》云：“鹿岭口，在侯兆川东北隅，山上有墙，墙东为林县界。”这里边说的“墙”，应是赵南长城的一段。以上是文献记载。

经过实地考察，得出的结果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准确无误。它的实际路线是：从今河北武安县起，向东南到达磁县西南，分成了两道，一道折向东北，沿漳水到达今肥乡县南；另一道却折向西南，向今林州市延伸过来，经林州市〔林州市市区西北15公里的西丰村东存留的一段长约100米，基宽4米，残高1～2米，向南向北都有延伸。市西高家庄东至河间乡西20余公里的堤岭村之间存留10公里，基宽8～11米，残高1～2米。（见《河南省文物志•赵南长城遗址》，张增午文）〕直向辉县而来，到达林州与辉县市交界的鹿岭村西北山坡上，又一直沿着鹿岭与南村镇司寨村东山上的峰岭蜿蜒行走，绵亘20余公里。鹿岭村的一段即清道光《辉县志》上说的“墙”，当地群众皆称其为“边疆岭”，后来侯兆川人把司寨东山的长城统称为“边疆岭”。

姚枢是谁？

您知道元世祖忽必烈吧！姚枢就是忽必烈的开国元勋呢！并且为保护和继承中原传统文化，恢复宋代程朱理学作出了突出贡献。他1238年在辉县的百泉扩大了当时已经衰落的太极书院，联合赵复等人，成为了理学传播的先驱者。

　　千里太行直挺挺斜卧在华北平原上，却在辉县拐了个弯，撇下了一个风水宝地来。姚枢隐居在辉县百泉的太极书院里著书讲学，传经送宝，倒也自得其乐。

　　可是，南征北战忽必烈怎会放过这样一个人才呢！终于将姚枢招至麾下，姚便一直辅佐忽必烈到元朝的建立，姚枢也被任命为中书左丞。

　　后来，他告老还乡，但并没有回到他的祖籍辽宁去，而是又选择了辉县，在辉县的城北有一座山叫韭山，山似雄鹰展翅的模样，山后是绵延的太行群峰，山前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姚枢选择了这里作为他最后的归宿。1280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按照夙愿被葬在了韭山之前，元世祖忽必烈还给他加封了许多美名，陵墓很是排场，还派大小官人专门为他守墓。

　　历史如烟起尘落，几百年过去了，姚枢的历史功绩渐渐被人遗忘。

　　但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姚枢墓还是一片郁郁苍苍，翠柏掩映，墓前的石马石羊整齐地排列在墓道的两侧。可是后来，随着县城规模的扩大，姚枢墓被湮没在了钢筋水泥之中，以至于后来，当城建部门测绘县城的北环路时，完全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当姚枢墓赫然惊现于北环路正中央的时候，有关部门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它！

　　所以，马路上的车辆只从一边经过，而另一边则围绕着姚枢墓变成了一个垃圾场。(见照片)

　　确实棘手！姚枢墓只是一个县级文物，远不像其他王侯将相贵族皇陵显赫，所以，以他这样一座塌陷了的、肯定已经被盗挖过的坟墓怎能阻挡得了现代文明的隆隆车辆呢？所以，只能打破这里的宁静，将已经沉睡了几百年的一代宗儒唤醒了。

　　姚枢太不聪明了，竟没有想到几百年后自己将被喧闹的现代文明所包围，竟不得安宁地沉睡在垃圾堆里！

　　辉县人民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把历史抛在了一边，不尊重历史的民众不能算是个优秀的民众！大小官庄的村名是怎样来的，恐怕大小官庄的人知道的没有几个？

　　姚枢墓折射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辉县自古就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好地方，许许多多的名人曾隐居于此，齐王田建、孙登、竹林七贤、曹魏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曹芳、理学大师邵雍，反清名士彭了凡，儒学大师孙奇逢等等，甚至连窃国大盗袁世凯也将家乡辉县当作他避世的港湾。他们或者为了避乱，或者为了求得安闲，或者是养精蓄锐，总之，他们选择了辉县。所以，辉县的文物之多让人有些熟视无睹，以至于竟然暴殄天物！

　　当年，辉县在开通文昌路时，省级文物共城遗址被开膛破肚，文昌路纵向穿城而过，使得残留不多的南城墙瞬间化为乌有。可笑的是，2006年3月，共城遗址晋升为国家级文物，这是在辉县文物局局长张有新的一再争取下取得的成就，可是这种成就令人啼笑皆非，不知道该为共城遗址庆幸呢？还是该为其悲哀？就好象是我们国家常常在一个英雄死后给他加封诸如“模范共产党员”等称号一样，已经死去了，你纵然是给他加封天大的美名，也变得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了！

　　姚枢墓还在，虽然已经被垃圾所包围！

　　想起了余秋雨所写的《遥远的绝响》，他写到了竹林七贤，写了阮籍、嵇康等，写了山阳的竹林泉！可是，余先生把山阳的地址全弄错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知，他将位于辉县吴村的山阳村写成了“焦作山阳”！看似漫不经心的一笔，却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余秋雨是谁？当年不是他的一篇《抱愧山西》让山西旅游一下子走红的吗？平遥古城、乔家大院等，不都是余秋雨从落后贫瘠的晋中发掘给了世人吗？

　　不要埋怨余秋雨了！

　　辉县的山水、辉县的历史远比焦作秀美悠久得多，可看人家的旅游搞得多红火哟！他们早就设立了“山阳区”，建造了豪华的“山阳宾馆”，早就打出了“山阳”的牌子，难怪余秋雨会错认为山阳就在焦作！

　　焦作人正在将山水旅游打造成山水文化旅游呢！焦作人一定会为余先生的文章忍俊不禁！

　　错了，真的错了！余先生！真正的山阳是现在的辉县山阳，而不是焦作山阳！不信您来我们辉县看看？！可是，让他看什么呢？

　　看我们辉县的地图上错将“竹林泉”印刷成“珠林泉”吗？看破败的竹林寺,还是看颓废的七贤堂?历史已远去,曾经在中国魏晋时期颇为喧闹的竹林早已经不复存在了!泉水也干涸为垃圾坑!只有几个目不识丁的乡间老太太守着几个面目狰狞的泥塑挣几个香客的零花钱!

　　当年,诸葛亮的籍贯有豫鄂之争,现在,端午节有中韩之争!我们辉县绝不跟焦作有什么“山阳”之争！我们辉县的文物多着呢，让它几个又何妨？

　　扯远了！还说姚枢墓吧！怎么来处理这个县级文物呢？有点像曹操的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2006年元月，借给全县初三语文期末考试命题的机会，我将它作为一道综合实践活动题目写在了试卷上，让学生谈一谈自己对此事的看法，还可以提出解决方案。没有想到的是，学生的答案惊人的一致，他们说城市建设不能以牺牲文物为代价！现代文明的发展不能以破坏历史为前提！有学生还提出建一个街心花园什么的。学生的想象力是最强的！他们最有创新思维！

　　文物是凝固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它将许多远去的东西以另一种形式呈现给世人，它是弥足珍贵的，如果失去，将永无再生的可能！而且，文物的巨大价值还远不如此！那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啊！

　　在辉县北环路的正中央，躺着一个历史伟人，一个政治家，一个理学家！这里曾经是荒无人烟的郊野，这里没有耕田时，他已躺在这里！这里没有马路时，他也躺在这里！这里没有楼房时，他还躺在这里！有人盗窃了他的珍宝，他没有吱声！有人用去了他守墓的雕像，他也没有吱声！有人在他的周围堆满了垃圾，他沉默不语！当现代文明的隆隆车辆从他身上疾速碾过的时候他还能沉默吗？

　　读一读墓碑上几个依稀可辨的文字吧！

——————

三。

楚长城
根据文献记载，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楚国。楚长城在历史文献记载上称作方城。《左传》上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齐国要进兵攻打楚国，军队已经到了陉这个地方，楚成王派了屈完去迎敌，到了召陵地方，屈完对齐侯说，你如果真正要想打一仗的话，楚国有方城可以作为城防，有汉水作为城池，足可以抵挡一阵子的。齐侯见楚防御工事果然坚固，只好收兵。

像这样别的诸侯国家去攻打楚国，到了方城就被阻挡而回的情况，在古代文献上还有不少记载。如《左传》上记载公元前624年（楚穆王二年），晋国的处父楚攻打以救江，到了方城，遇到息公子朱，便回去了。又如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晋国的荀偃栾帅师伐楚，入侵到了方城之外，由于防御严实，没敢攻打，结果只好攻打了一下别的地方就回去了。这些情况不仅说明了楚方城在防御其他诸侯邻国侵扰上的功用，而且也说明了方城不是一般孤立城市的城垣，而是连绵不断的城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这便是长城的开始。

关于楚方城就是楚长城的记载，在古代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汉书·地理志》上说：南阳郡，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上记载更为详细。《沅水》条上记载：叶县东面有故城一道，从鲁山县（今鲁山县东南五十里）开始，东至泌水（今泌阳县北），西达比阳（今唐河）界，南北连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也称作长城。郦县也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也即是这一道长城的西段，其间相去六百里。

楚长城的位置，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它的西头从今天湖北的竹山县，跨汉水辗转至河南的邓县，往北经内乡县，再向东北经鲁山县，跨汉水辗转至河南的邓县，往北经内乡县，再向东北经鲁山县、叶县，往南跨过沙河直达泌阳县。总长将近一千里。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一道长城正好处在当时楚国都城郢都的西北和东北面，对于防御较为强大的诸侯邻国秦、晋、齐、韩、魏等的进攻是恰当的。

——————

四。

战争与和平的纽带——古代长城

■朱耀廷 郭引强 刘曙光

　　　第一章

　　上下两千年　纵横十万里
　　——中国的历代长城

　　在我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开始到明代为止，共有20多个诸侯国和王朝修过长城，历时长达2700多年。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的16个省市自治区，都有长城的遗迹，单是内蒙古境内的长城就有3万华里。如果把各个地区历代所修的长城连结在一起，总长度可超过10万华里，真可谓“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其工程之浩大，无与伦比。

　一、春秋战国长城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防御其他诸侯国和外族入侵，各自修建了边界江城。从防御建筑工程发展的过程推测，长城可能是由彼此相望的烽火台或连续不断的防御城堡等单体建筑发展而成的。
　　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七雄时期，战争连绵，硝烟不断。各个诸侯国纷纷划界分疆而守，为了保卫自己国土的安全，有的以河堤为防，有的沿山岭置障墙，修建长城以自卫。随着诸侯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作为有效的军事防御工事的长城，不断得到大规模的修建。秦、齐、楚、韩、燕、赵、魏诸国，都规模不等地筑有长城。除楚国在长江流域外，其余大部分都在黄河流域和华北地区。各诸侯国所修的长城加在一起，其长度将超过万里，这对研究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历史等都是非常宝贵的。
　　（1）楚国长城
　　早在春秋时期，楚国最先在今河南省伏牛山因山设险，利用山岭高地再连给河流堤防，将一系列小防御城堡连成条状防御体系，称为方城或连堤，这是最早见于记载的长城，也是我国靠近长江流域的长城。
　　楚国立国之时，在今湖北荆山一带，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后移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的纪南城）。原来楚国是一个小国，春秋时期逐渐发展起来，吞并了周围的一些弱小国家，跻身强国之列，把矛头直指中原，企图争夺霸主地位。
　　楚国最初修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防御晋国和齐国。后来秦国日益强盛，楚长城又具有防秦之意。楚长城究竟修自何年何月，史书尚无明确的直接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文献中间接地知道其大致年代。《左传》鲁僖公四年载，齐桓公率领鲁、宋、陈、卫、郑、许、曹、齐等8个诸侯国的军队攻打楚国，兵至陉山（今河南偃城东）时，楚国派大夫屈完率兵迎击。屈完对齐桓公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这里屈完提到的“方城”，实际上就是楚国的长城。鲁僖公四年为公元前656年，由此可知，楚长城的修筑当在此之前。
　　楚国长城之所以称“方城”，是基于它的形式和结构而言的。楚长城是利用山河之险以为城。因山为壁，临水为堑，连山相接，“无上之处，累石为固”。1又据《春秋·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6年）载：“许迂于叶者也。楚盛，周衰，（庄王）控霸南上，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故号此城为万城或作方字”。列城就是一系列防御性城堡，屯兵戍守，是后来演变为长城的一种重要的防御形式。经考察遗址可知，春秋时期，楚国长城从今河南鲁山西南鲁阳关起，向东再折向东南，至泌阳县东北，利用陡峭的山岭、河流的堤防兼筑长墙，将列城连结成矩形防御体系。战国时代楚国又将方城自鲁阳关向西扩建，连接栾川县东南境翼望山，再向南折，直至邓县北境，形成完整的矩形。
　　综合考察楚方城的具体位置及其走向，楚长城西起湖北省竹山县，向北经河南内乡县、鲁山县、叶县，然后一直向南，到河南泌阳止，呈戊形，所以称为方城。其长度近千里。这条长城正好处于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的西、北、东三面，对于来自北方的强大的诸侯国秦国、齐国、晋国等的进攻，构成了十分重要的防御体系。
　　在今河南方城县东北大关口，还保存有一段1000余米的楚长城遗迹，依山而筑，虽已是残垣断壁，仍不减当年气势。1983年，我国的文物工作者在陕西省东南部与湖北省交界的旬阳、白河县境内，曾发现了石砌长城遗迹。据说，有的地方，城门还比较完整。参加考察的文物工作者认为，这是当年楚国长城的一部分。从地理位置和防御需要来说，这和前面所述的楚长城倒是一致的。
　　（2）齐国、魏国长城
　　齐国长城　齐国是春秋时期的大国，曾雄踞于各强国之首。位于今山东省北部，建都营丘（后称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其疆域东到海，西到黄河，南极泰山，北到无棣水（今河北盐山县南），是当时华夏诸国中最强的国家。
　　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齐国的势力有所削弱，为了抵御西方韩、赵、魏等国的侵袭，齐国开始修筑长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入长垣”。2这是齐长城见于文献的最早记载。
　　还有一段文献也印证了这一时间。《水经注》汶水注中引《竹书纪年》云：“晋烈公十二年（周威烈王二十二年，齐康公元年，公元前404年），王命韩景子、赵烈侯及我师伐齐，入长城。”从以上两条文献记载我们可以认为，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齐国就已修筑了长城。
　　齐国最初的长城是利用济水的堤防再筑墙连结山脉而成，史称“长城钜防”，“足以为塞”。3被列国诸侯视为重险，引为畏惮者。至齐宣王时（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乘山岭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4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齐长城的规模很是不小。
　　关于齐国长城的起止地点及其走向，在一些历史文献中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再结合今天尚存的遗迹考察得知，齐汉城西起今山东平阴县东北古济水之滨，东北行入长清县南境，经五道岭入泰安县界。统泰山西北麓山岭（长城岭，一名大横岭）东行，经历城县南界梯子山，沿章丘、莱芜两县市交界之劈林尖山东南行，经博山县南境。入临朐、沂水两县交界地曲折东行，逾穆陵关，经安丘县西南界太平山，傍莒县高华岭而入日照县北境，沿昆山、诸城县雷石山，东至胶南县小珠山之东入海，长达千余里。
　　齐长城的遗迹如今在上述诸县市经过地方还可辨认，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长城中迄今保存较好的一条。齐长城有夯筑和石砌两种建筑结构。一般情况卜，平地多用黄土夯筑，山区多就地取材，用自然石块垒砌，现在残高1——4米，宽约4——5米。黄土夯筑部分多已不复存在。
　　齐长城中部的重要关隘——穆陵关，遗迹尚存，在今山东临朐县和沂山东南，蒋峪与马站之间的大岘山上，此处地势险要，人称“齐南天险”，为鲁南与鲁北交通往来之门户。
　　魏国长城　魏国位于今河南西部和陕西东部，在秦孝公（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变法之前魏国是一个较强盛的国家。后来，魏国西面的秦国和南面的楚国，通过变法图强，势力日渐强大，经常进攻魏国，魏国便由先前的攻势变为守势。另外，魏国的西北角又与犬戎相连。魏国以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为都时，修了一道河西长城；后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又在今河南境内修筑了一条长城，分别是为了防秦，防犬戎和防楚的。
　　魏国和秦国本以黄河为界，在河西原仅有少梁一城。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后，先后任用翟璜、李悝、魏成子为相，任用吴起等为将，实行变法革新，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魏文侯曾几次大举进攻秦国，占领了秦国的几座城池。而秦国后来居上，在秦献公执政时期开始反攻魏国。魏惠王八年（公元前362年），魏同韩、赵两国发生大战，秦乘机而入，大败魏军于少梁，迫使魏国东迁大梁。此时，魏国的河西诸城，虽未失守，但已处于秦军的严重威胁之中。在此情形之下，魏国在黄河西侧的洛水之滨修筑了一条长城用以防秦。关于这条长城，《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水经注》济水条亦引《竹书记年》载：“梁惠成王十二年（公元前358年），龙贾率师所筑长城于西边”。《史记·魏世家》云：“（惠王）十九年（公元前351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从以上文献可知，从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351年的10年间，魏曾不断地经营河西防务，修筑长城。可能从南边的洛水之滨一直向北延伸至今内蒙古的固阳，因而这条长城还有防西北西戎入境掠夺之作用。经实地考察发现，这条长城的南端起于今陕西省华阴县华山峪口，顺长涧水而卜，经县城西北古城村，向北跨越渭河，然后循洛水东岸北上，经大荔、澄县、洛川、延安等地，直到绥德附近的黄河岸边，长达数百公里。它是利用洛河的高岸堤防结合夯土墙版筑而成，故历史上也称作“滨洛长城”。这条长城的遗迹今天在有些地方还清晰可见，华阴县华山峪口至县城西北古城村有一段长城遗迹，夯筑，还十分坚实。在大荔县城东高城区蜿蜒而西至长城村，长有10余公里。韩城县自北龙亭村向东还保存一段，断断续续直达黄河岸边，雄峙高耸，宛然如旧。另外，在这段长城附近，有一段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300米的小城遗迹，似为当年驻军屯粮之所。
　　此外，魏国还修过一条河南长城，亦叫魏河外长城。这条长城是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以后，在中原大地上修起的。关于这条长城，历史文献均有记载。《水经注》卷7载：“济渎又东迳阳武县故城北。又东绝长城，魏筑也。”
　　《后汉书·郡国志》曰：“长城自卷迳阳武到密者是矣。”这条长城虽然修在魏国与韩国的边界，但当时秦国的势力逐渐东扩，越过崤关以后，该城墙除了防韩以外，也有防秦作用。据考证，魏在中原修筑的这一长城北起魏卷城西北黄河东南岸，东穿魏卷、安城南境与韩垣雍、修鱼北境之间，至今河南原阳县南折向西南行，跨越古济水，经郑州东南，达于密县东北起伏的山脚下止，全长约300华里。由于它起于黄河南岸卷城，历史上又称为“魏卷长城”。黄河在这一地区的频繁泛滥已使这条长城踪迹难寻。若要调查一下，在这条长城的南段，今密县、荥阳的丘陵地带，可能会找到一些线索。
　　这里顺便提一下郑、韩长城。郑国是地处中原的小国，因势小力薄，为了防止强秦的入侵，曾修过一条防秦、防魏的长城。《竹书纪年》云：“梁惠王十二年（公元前358年）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
　　自亥谷以南，郑所城矣。”“梁惠王十五年（公元前355年）筑也。”后来，韩国灭掉了郑国，仍继续使用，所以叫郑韩长城。这条长城修在郑国、韩与魏国之间，其主要用意在于界边，修筑规模不会很大，但“郑韩故城”遗址尚存，今仍被人们凭吊。
　　（3）秦、燕、赵及中山国长城
　　秦国长城　战国时期的秦国，先后修筑过两条长城，一条是东西和魏国接壤的“堑洛长城”，一条是西边防御西北游牧民族袭扰的边地长城。
　　春秋时期，秦国建都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占有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部的一片地域。公元前五四世纪之交，秦国力不振，常受到周围邻国的欺负。对秦国威胁最大的就是它的东邻魏国。秦国东部黄河、洛河之间的上地屡被魏国攻占。为了抵御魏国，秦国退守洛水西岸，沿河修筑了一条长城。《史记·秦本纪》载，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堑洛，城重泉”。这里的“堑”，就是掘的意思，即削掘洛河河岸使之变成高崖以利防守。重泉城故址在今陕西蒲城县东南钤铒镇，东距洛河3公里，可能为当时的驻军之所。这段长城的修筑方法是筑墙与削掘崖岸相结合的工程，所以史书上称作“堑治长城”。它是战国时期秦国修筑的一条防魂长城，比魏国的河西长城（滨洛长城）早56年。
　　关于这段长城的位置及具体走向，《水经注》卷19记载：“渭水又东，沙渠水注之。水出南山，北流，西北入长城。城自华山，北达于河。”再结合实地考察得知，这条秦长城南起陕西华阴县东南华山之下的小张村，逶迤而向东北，再经华阴庙东北，跨过沙渠河而到渭河之滨，渭河以北则沿洛河南岸向西，入蒲城境，再沿洛河西岸向北延伸至白水县黄龙山麓。
　　今天在渭河以南华阴县小张村至华阴庙东城子间存有一段低矮断续的城墙，夯土层清晰可辨。
　　在今天的陕西富县城西南2公里处洛河东侧的监军台有一段长750米的长城遗迹，这是秦国防御赵国而在洛河中游修筑的上郡塞长城的一段。洛河中游的河谷是由陕北通往关中的必由之路，当赵国拥有今山西、陕西之间、河套以南大片土地之后，对洛河以南的秦地构成了威胁。秦惠文王时（公元前337年——公元前325年）“筑上郡塞”5以对付赵国。这段长城的位置在今陕西富县、洛川两县间的洛河西岸，东西两端分别止于黄龙山和子午岭。
　　秦西北的边地长城，始建于秦昭王时（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51年），这是为了防御活动于西北草原地区的西戎等游牧部落的侵扰而修建的。《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这段长城准确的修筑时间，这里没有明确告知，但《后汉书·西羌列传》中间接地给我们以提示：“赧王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周赧王四十三年，为秦昭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72年。由此可知，秦昭王的防戎长城，应修建于此时。
　　依据历史文献结合实地调查，我们已基本搞清了秦昭王时修筑这条长城的位置及其走向。它西起今甘肃省岷县，即秦时临洮，沿洮河东岸向北到今临洮县；然后再折向东南至渭源县境，再折向东北沿着弯弯曲曲的群山峻岭一路逶迤东去，穿过定西、静宁之间的华家岭地区而进入宁夏南境；跨过葫芦河、六盘山，迳固原县城北至清水河畔石羊洼折向东南，经碉堡梁和长城梁，到固原与镇原间宁夏与甘肃两省的交界处复折向东北；再由甘肃的环县、长城源、营盘山进入陕西境内的吴旗县境；沿长城岭继续东北行，循陕西靖边、志丹、安塞等县境的横山山脉，向东北延伸至靖边县天赐湾与安塞垦镰刀湾之间的古塞门处，分作两支。南边一支沿大理河与淮宁河之间的分水岭继续向东方至绥德，然后傍无定河西岸北行，止于今榆林县南鱼河镇，即古上郡治所肤施县附近；北边一支转向东北经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县境，然后入内蒙古南境，经准格尔旗，直到托克托县南的黄河畔，长达千余里。
　　秦昭王所修的这条长城，迄今还保存有几段遗迹。在甘肃临洮、渭源县境，自临洮县城东峪沟北岸斜向东南，经渭源县城北，长数十公里，随山峦起伏；在宁夏固原县境，由城西南孙家庄东经县城北至清水河畔石羊洼，全长18公里；另一段在固原东南碉堡梁和长城梁上，长约7公里，傍茹河北岸斜向东南。甘肃环县，陕西吴旗县境，内蒙古境内均有遗迹可寻。甘肃环县城西南常塌坬附近，南北长约2公里左右。环县东北40公里的营盘山至陕西吴旗县西南28公里的城墙村之间，共长30公里。内蒙古准格尔旗和伊金霍洛旗交界处的书会川西岸也保留有一段。这段长城为土石相间的建筑结构。其余各段均为黄土夯筑。
　　燕国长城　燕国也修有两条长城。南部边境的长城是用来防御赵、齐以及秦国的，北部的长城是用来防御东胡等游牧民族的。燕国的封地在今河北省北部到辽宁西南部一带，建都于蓟（今北京），又以武阳（今河北易县南）为下都。燕国初封之时，不在诸侯强国之列，燕昭王在位时，高筑黄金台，延揽天下贤士，以乐毅为将，经过一次次征战，最后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但由于连年与齐国开战，结下了冤仇。另外，在燕国西南部的秦国，为了东进图霸，常常驱使赵国威胁燕境。为了防御齐国、赵国以及秦国的袭击，在其南边疆界修筑了一条御敌的长城。《水经注》卷11载：“易水又东届关门城西南，即燕之长城门也……易水及东历燕之长城，又东迳渐离城南……易水又东流，屈迳长城西……”这一大段将长城和易水交叉在一起描述的文字，说明这条长城是利用古易水的堤防与筑墙结合而成，所以当时多以“易水长城”连称。
　　据考证，燕南界长城西起自今河北易县西北方向的太行山下，向东南跨古易水，沿易水河南岸经今徐水、安新县北境，再经雄县南境，止于文安县境，长50O余里。在今徐水县解村瀑河上游东岸，南起石龙山，北至黄山，沿河岸有土垣长10公里，宽4——6米，残高2——4米的遗迹。
　　说到易水长城，人们会自然地想到一段催人泪下的历史故事。
　　燕国末年，秦国势力日益强大，壮士荆轲受燕王喜的儿子太子丹的托付，带领燕国勇士、13岁的秦舞阳去秦都咸阳刺杀秦王，临行前悲壮地告别燕太子丹，慷慨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罕见的送别，就发生在燕国下都城外的易水岸边、长城脚下。唐代骆宾王据此有诗云：“此地别燕丹，壮发上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燕北界长城是为了抵御北部东胡、山戎等游牧民族的侵扰而建。史家认为，这是战国长城中修筑时间较晚的一条。《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关于这条长城的具体位置和走向，除了文献中记载的造阳、襄平两点外，其余均没有明确记载。
　　经过史学、文物考古工作者多方考察认为，这条长城西起今河北张家口、宣化一带，往东北方向经河北围场，内蒙古多伦、独石，再到辽宁朝阳，越医巫闾山，直至辽东。其遗迹在河北围场县边墙村向东，经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姜子湾村、敖汉旗土家营子至辽宁朝阳断续保存的有300余公里。从建筑材料看，有石筑、夯土筑、土石混用或利用天然岩壁加砌石块而成。石筑墙基宽一般在2——4米之间，残高不足1米。土筑墙仅能从地面上看出一条黑土带，宽约5——6米。在辽宁朝阳市境内的长城上还筑有小城堡，长城遗迹内外的山上也分布有不少小城堡遗址。在这些城堡内出土了燕国同期的重线山形纹半圆形瓦当、“明刀”钱、“一刀”圆钱、铜镞、云纹瓦当、绳纹瓦、陶片等器物，说明城堡与长城在当时一起组成纵深防御体系。6
　　赵国长城　赵国初都晋阳（今山西太原东南），后又于公元前386年迁都河北邯郸。占有今河北省西南部、山西省中部、陕西省东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区。赵国东邻齐国，东北邻燕国，南面和西南面邻魏国，西北面邻东胡、林胡。胡人要南下，魏国要北进，对赵国形成很大的威胁。因此，在其地域的南界和北界各修筑了一条长城。
　　赵国的南界长城，在今河北省与河南省交界的漳河北岸，因建于赵肃候在位时，又称赵肃侯长城，是用来防御魏国的；因秦国也驱魏攻赵，所以也起防秦作用。《史记·赵世家》载，赵肃侯十七年（公元前333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战国时代的古漳河河道，在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以下的河段，位上今漳河以北，斜向东北流，左会滏水而入于黄河。赵南界长城当是利用漳水、滏水的堤防相连扩建而成。据勘察知，这条长城西起于今河北省涉县东北、武安故城西南的太行山麓，沿古滏水南岸向东南方向延伸，到磁县南的漳水河北岸折而向东北方向，沿古漳水西岸到今曲周附近一带止，形成一个向南凸起的弓形。至今在河北临漳、磁县一带尚有遗迹可寻。
　　赵北界长城位于内蒙古阴山、大青山一带，是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99年）破林胡、楼烦，开拓燕、代、云中、九原四郡之后为防胡所建。《史记·匈奴列传》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水经注》卷3在描述高阙下这段长城时记载更详细：“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峨然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据记载和考察所知，这段长城东起今河北宣化附近，向西北方向经张家口进入内蒙古，然后沿阴山山脉西去，直到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高阙止，长约600余公里。
　　目前这条长城还保留有两段：一段自内蒙古卓资县三道营土城村，沿大青山南坡山脚，迤逦向西，直到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村。这段长城基本上为黄土夯筑，也有土石相间的。另一段在包头、呼和浩特、卓资县北境，这段长城以石筑为主，有此地段用石块铺作墙基，上面用黄土夯成，残高2——3米。沿长城还修筑有许多城堡、障塞和烽燧，构成纵深防御体系。
　　中山国长城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位于今河北正定、石家庄地区较小的地域之内。中山国虽然地小人少，但它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和华夏民族结合而建立起来的，非常强悍，虽处在强邻的包围之中却能够自立，立国时期长达二三百年之久，直到公元前296年才被赵国所灭。战国时期，中山国与其北方的燕国和东方的齐国结为盟国，长期和平相处。而它西南方的赵国和魏国却视其为心腹之患。
　　因此，中山国在其西南边界，修筑了一条防魏防赵长城。《史记·赵世家》云：“（赵成侯）六年（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经推考，这段长城的位置可能在今河北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石家庄西南的太行山下，到邢台地区的分水岭，全长约250公里左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括地志》卷4。
　　2. 《竹书纪年》卷下。
　　3.《战国策·燕策》，苏代语。
　　4.《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
　　5.《史记·苏秦张仪列传》。
　　6.顾铭学：《先秦时期中朝关系问题初探》，载韩国丛书《韩国学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二、秦汉时期的长城

　　一提起中国的万里长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秦始皇。万里长城之名始于秦始皇，秦始皇也确实修筑了我国的第一条万里长城，这是有史可查的。
　　我国的汉代，地域辽阔，且立国时间长。有汉一代，除了复修秦长城以外，还在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修筑了河西长城，长达2000余里。如果把汉代所修长城连接起来，总长度将超过1万公里，所以，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
　　（l）秦始皇与第一条万里长城
　　战国后期，秦国势力日益强盛，志在削平东方六国。从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开始，秦军先后消灭了韩、赵、魏、燕、楚各国。到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军开进了战国末期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国的都城临淄，最终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称雄的混乱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
　　统一之后的秦朝，疆域辽阔，东到渤海、黄海、东海，西到甘肃，南至两广，北到河北、内蒙交界一带。为了保护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始皇革故创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在秦朝的西部和北部居住着匈奴、东胡等民族。尤其是匈奴，势力较强，他们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业，常常游骑南下侵扰秦境，对秦朝北部国防的安全和人民的生活安定构成了极大威胁。因此，抗击匈奴、修筑长城以阻挡匈奴的南侵，是摆在秦始皇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秦始皇在北击匈奴之后，便开始了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伟大事业。据《史记·蒙恬列传》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以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这一横贯秦帝国北部边境的长城，主要是在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北方边地长城的基础上，加以修缮、连缀和增广而成。秦始皇修筑长城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匈奴南下侵扰，这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在秦始皇大力修筑北部长城的同时，却在拆除内地原战国时期各国修筑的长城。这些长城的一部分，对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来说，已经构成了障碍。《史记·秦始事本纪》载，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刻碣石门之辞日：“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秦朝国内局势稳定以后，秦始皇把精力转移到边境的防范中去了。
　　秦始皇所筑长城，大致可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自东经113度30分的内蒙古化德县境，沿北纬42度往东，经河北康保县南，内蒙古太仆寺旗、多伦县南，河北丰宁、围场县北，内蒙古赤峰市北境及奈曼、库伦旗南境，进入辽宁阜新市北，这段长城基本上是沿着今内蒙古和河北交界处蜿蜒东行的。进入辽宁以后，折向东南，一直延伸到朝鲜境内的平壤大同江北岸。
　　以往的史家只是根据文献记载推断，以为秦始皇的东段长城是利用战国时期燕国长城旧址稍加修缮而成，没有单独修建新城。
　　1977年，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张家口、承德地区进行普查，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推翻了以往的观点。在张家口至承德一线，就保存有三道古长城遗迹：最北边的一道，又称康保三道边，由内蒙古化德和河北康保县东去，和赤峰市北边的一道长城衔接，是秦始皇时期所筑，现存高度l——3米，当地群众称之为“土龙”。因其顺山势起伏如长龙。这段长城在河北围场境内也有遗存。据《承德府志》载，1752年秋天，乾隆皇帝率领他的属下来到河北木兰围场打猎。他没有发现猎物，却发现了一段东西走向的古长城，长约400余里，可是他的属下却说这不是长城，是自然形成的。对此乾隆不以为然，经过仔细考证，乾隆皇帝认定这就是秦长城，遂在今围场县新拨乡岱尹梁北镌立《古长城说》石碑一通为证。全文284字，分别用汉、满、藏、蒙4种文字书写，可以说这是乾隆皇帝关于长城的论文。
　　第二道长城是战国燕长城遗迹，在第一道长城南大约20公里。还有一道长城，当地群众称分“成吉思汗长城”，显然是错误的。
　　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古长城也保存了三道遗迹：经昭乌达盟文物工作队调查，认为赤北长城是秦统一后建筑的，今残长约30余公里，残高不足1米，当地群众用“石龙”、“土龙”、“沙龙”或“赶牛道”来称呼这段长城。第二道“赤南长城”与赤北长城相距约50公里，是战国燕长城遗迹。第三道长城仅在敖汉旗南部边缘有发现，又称“老虎山长城”。因发现有秦代重要的遗址遗物，被认为是秦代长城内要塞之一，可能沿用了燕长城的一部分，但时代晚于第二道赤南长城。秦始皇长城东段沿线还修筑了许多城池、障和烽火台一类的防御建筑设施。
　　秦始皇东段长城的建筑方法基本采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险制塞”，“累石为城，树榆为塞”的不同方法。山岭上多选用自然石块垒砌，平地多用黄土夯筑，也有土石并用的。在长城穿越河谷的地段，或以沟堑代替墙壁，或在河谷一侧增筑一段平行的墙壁，水地一段多为石筑。两山之间则用天然石块砌成石墙，形成“石门”，在城子乡一带有35公里一段保存完好，长壕上宽5米，底宽2米，沟深1米，壕、墙共宽12米。
　　秦始皇长城的中段，经考察处于东经114度以西至106度之间。沿北纬41度左右，从东至西由内蒙古兴和县，经黄旗海北岸，绕过集宁市北境，顺大青山而西，经察右中旗，武川县南部的南乌不浪，固阳县北部的大庙、银号、西斗铺，然后北依阴山，南障黄河后套，经五原、杭锦后旗北境，西抵乌兰布和沙漠北缘。这是秦统一以后，蒙恬北逐匈奴，辟地数千里，利用战国时期赵长城的基础，加以重新修缮而成的。而阴山至贺兰山之间的广阔缺口当是秦统一以后新筑。另外，在连绵的山巅上，还发现了用石块垒成供传递军情用的烽火台，史称“烽燧”、“亭燧”。山谷间的通道则构成了一系列城堡，就是文献中提到的“障塞”。使秦统一以后的长城中段，形成纵深的防御体系。
　　秦始皇长城的西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县，城河上为塞。”这里所说的榆中，应是今甘肃兰州、永靖一带。由于蒙恬收复河南地之后，横贯甘肃、宁夏南部、陕北、内蒙古的秦昭王长城已失掉防御作用，西北边地已推进到黄河和贺兰山之间。秦始皇长城的西段是凭籍黄河天险而成，其中多修有障塞和城堡。经考察西起甘肃省岷县，循洮河东岸向北至临洮县、兰州，再东折至榆中。向北沿黄河东岸修筑了不少城塞，直到内蒙河套地区，和历史文献“自榆中并河以东……城河上为塞”相吻合。
　　今在这一带发现有秦汉时期的城址和大量墓葬，进一步印证了文献记载的正确。自榆中向东经宁夏固原、甘肃环县、庆阳，再经陕北直达黄河岸边的长城，基本上是战国时期秦国所修长城，秦朝只是利用而已。
　　综观秦始皇所筑长城，虽然大部分是利用原秦、赵、燕北部长城的旧址，加以修缮连接而成，但也有部分是新筑的，特别是一些城堡障塞。秦始皇还在长城沿线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12郡。通过军队的移防、移民垦荒，来管辖和开发这些地区，这样不但巩固了秦帝国北部的边防，保障了农耕区正常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对开发边区、发展农牧业经济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评价，两千多年来一直是褒贬不一。持褒扬态度者多从秦始皇修筑长城保护中原文明方面考虑，持贬意者多从秦始皇暴虐、劳民伤财方面考虑。应当承认，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这一巨大的工程，的确役使了大量的民夫，使许多人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秦朝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柱”，以及后来演化出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是明证。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秦始皇是修筑万里长城的第一个国君，正如他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一样，他修长城这一历史举动，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宁，其积极意义是主要的方面，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2）汉长城——中国的第二条万里长城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称帝，建立了汉朝。汉朝建都长安，其疆域之大，人口之多，都远远超过了秦代。但是在秦末汉初之际，北方的匈奴族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东灭东胡，西驱大月支，征服楼兰、乌孙等12国，其西部的疆域已达今祁连山、天山一带，势力较为强大。所以，终汉一代，一直面临着来自匈奴的巨大军事威胁。
　　为防止匈奴的南犯，汉朝大规模修筑长城。除了修缮秦始皇的长城以外，还新筑了一些长城，特别是大规模地修筑了河西长城，即今天的甘肃酒泉、玉门至新疆罗布泊一线。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单于曾率兵南下，“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直捣汉朝腹地。还“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今甘肃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故塞、河南塞，即指战国时期秦昭王所筑西起今甘肃岷县、临洮，经宁夏南境、陕西北境，东北达内蒙古托克托西南黄河岸的边地长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帅32万大军北伐匈奴，结果被匈奴围困于今山西大同东北的白登山上达7日之久。最后用陈平秘计，重赂冒顿的阏氏，才得以突围。高祖有了这次沉痛的教训，认识到长城的重要作用，遂下令修缮秦昭王时所筑的长城。并“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缮治河上塞”，1以加强长城沿线的防卫。
　　在惠帝、吕后、文帝和景帝统治的六七十年间，汉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对外求得边境的安宁，对内休养生息以强国力。然而，和亲只是汉朝单方面的美好愿望而已，是消极的防守。在和亲的数十年间，匈奴并没有终止对汉朝的侵袭，边警频传，烽火数达京都长安。陇西（今甘肃东南）、上谷（今河北怀来）、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境）、辽东（今辽宁辽阳）等郡，也经常受到袭击。云中、辽东一带，每年被掳去的人口，均在万人以上。《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慰印，虏人民畜产甚多”。匈奴“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使汉朝蒙受重大损失。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汉文帝派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苏意、张武为将军，率大军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和甘肃东北部一带，修缮秦始皇长城，防御匈奴南下。从首都长安到长城沿线，还修筑了许多烽火台，用以传递军情。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这时西汉的国力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的鼎盛时期。武帝一改过去那种一味与匈奴和亲的消极防御之策，主动出击，大事征伐匈奴，50余年间，几乎没有一日之安息。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大规模地修筑了长城。《汉书·武帝本纪》载，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在武帝第一次北击匈奴的前三年，就“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这是对北击匈奴所作的准备工作。真正大规模地进攻匈奴并修筑长城当属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史记·匈奴列传》载：“其明年（元朔二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这是汉武帝前期将防御匈奴的北方边界推进到今内蒙古阴山南麓的原秦始皇长城一线。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过居延海，回师祁连山，东奔西杀，反击匈奴。同年秋，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来降。河西走廊一带遂为汉朝所据。武帝先后在此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从此“断匈奴右臂”，打通西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通路。为保护这条交通道路的安全，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代即开始了河西长城的修筑。在短短的二三年内，汉武帝修筑了由今甘肃省永登县至酒泉的长城，东面与秦始皇所修长城相接。关于这次修长城，《汉书·张骞传》载：“汉始筑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这是汉武帝第二次较大规模地修筑长城。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又修筑了酒泉至玉门关段的长城，这是他第三次修筑长城。《史记·大宛列传》载：“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今新疆吐鲁番），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今罗布泊地区）王，遂破姑师……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这里所说的亭障，是堡垒、城堡，也属于长城的防御体系，只是堡垒与堡垒之间没有墙体相连而已。
　　汉武帝第四次修筑长城是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间，这次修的是玉门关至新疆罗布泊段的长城。《史记·大宛列传》载：“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今罗布泊一带），往往有亭。”《汉书·西域传》亦载：“自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至此，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到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4年）的近20年间，汉武帝修筑起由今甘肃兰州至新疆罗布泊长达2000余里的长城与烽燧亭障，以保障汉代通往西域的大道畅通无阻。
　　后来汉宣帝即位后，又设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策大雅），汉河西长城的亭燧建筑再向西延伸至库车西北，以维护东西交通的安全。
　　汉武帝时，还在内蒙古阴山北麓一带修过长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与霍去病分道出兵，北击匈奴，匈奴退于漠北，漠南无王庭。为阻止匈奴南入阴山，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在阴山北侧、大漠南缘修筑长城，“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2五原塞在今包头市西北，这道城障列亭的防御系统，在秦始皇长城以北，史称“外城”、“塞外列城”或“光禄塞”，可见不是首尾相连的墙体。在五原郡北有光禄城，当与光禄塞有关。
　　总的算起来，汉代从西北的河西长城到东北的辽东长城，其长度1万余里，如果再加上今新疆罗布泊、库车一线的亭障，内蒙古一带的列城、城障列亭等，长度可达2万里之上，远远超过秦代。因此，我们说，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
　　汉长城的遗迹迄今还保留不少，例如在河北承德地区有一段残长约15公里的汉长城遗迹，它位于燕、秦长城以南，而又在明长城以北，显然为汉代新筑之段落。这段长城东自内蒙古宁城县大营子一带进入河北省承德县三道沟门乡獾子沟车子梁，西南行至志云乡双庙梁。残高1.5米，宽8——10米，大部为土筑，个别地方以石为基，上筑夯土。长城附近还有许多墩台，其中有一段，相距2公里筑一座墩台，中间没有墙体相连，正好与文献上汉代“筑亭障”相吻合。
　　在今河北隆化、丰宁、滦平、北京密云一带也有汉长城遗址分布，而且在上述地方的墩台不下百余座，多设在两河交汇之处的三角地带或交通要冲的山口。墩台多为方形，下大上小，一般边长8——12米左右，残存高度1.5——3米。当地群众称之为“炮台山”、“馒头包”。河北省境内的汉长城构造仍然是“因险制塞”，城墙与墩台配合而成，怀安一带的汉长城还出现了马面。从这些遗址上，我们基本上看到了汉长城的形制、构筑材料和规模。另外在辽东、内蒙、甘肃等地也都有许多处汉长城遗址。形制、材料因地制宜，各不相同。有些地方用石块和夯土筑相结合而成，有些地方利用峭壁作为一面城墙，而新疆罗布泊至孔雀河畔则是绵延的烽燧。这里就不再一一评述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自武帝以后，匈奴势力日衰。到宣帝时，内部分裂，呼韩邪单于率部来降，直至西汉末终未再兴。东汉之世，匈奴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与汉和好杂处，北匈奴远居塞外驻牧，虽然不时与汉兵有所冲突，然势力衰微，已不成什么气候。总之，自武帝之后至东汉末，伴随着匈奴势力的削弱，长城虽有所筑，其规模已是很小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史记·高祖本纪》。
　　2.《史记·匈奴列传》。

　　三、南北朝至辽金元时期的长城

　　东汉之后，魏、蜀、吴三国鼎立，角逐中原。西晋短暂统一，北方诸族纷迁内地，均不以长城为重。东晋偏安东南，以长江为天堑，无需长城的修筑。唐朝国力强盛，疆域广大，今长城一线均在其所辖之内，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不大。宋朝立足未稳，且北方的大片领土在辽金的地域之内，谈不上修筑长城。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其疆域横跨欧亚大陆，更没有修筑长城的必要。所以，从南北朝至辽金元时期，修筑长城的主要是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辽、金等朝代，这些朝代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为保卫自己领地的安全，防止外来民族的侵犯，也仿效秦、汉修筑长城。
　　（1）北魏、北齐长城
　　南北朝时期，北朝各国除北齐外都是鲜卑族建立的。可是他们入主中原以后，即以正统自居，而把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视为夷狄，并组织力量修筑长城进行防御。
　　北魏长城　公元5世纪初叶，我国北方的鲜卑族拓拔部建立起北魏王朝，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政权建立之后，逐步吞并了北方的后燕、夏、北燕、北凉等，于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统一北方，开始与南朝的刘宋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北魏政权的疆域，大部分在黄河流域的北部，据有今山西、河北及内蒙等省区的大片土地。北魏政权开始学习汉人的生产技术，逐渐以农业立国。
　　这时在北部草原地区还活跃着另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柔然（又称蠕蠕）和东北部的契丹族，不时南下掠扰，为解除北部边境的威胁，北魏政权先后修筑了赤城阴山长城和畿上塞围长城。
　　关于赤城阴山长城，《魏书·太宗纪》载：“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止月丙辰……蠕蠕（柔然）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
　　起自赤城（今河北赤城），西至五原（今内蒙五原），延绵二千余里，备设戍卫。”这条长城东端起自今河北赤城县境东北部，绵延西去，经今河北张北、尚义县，进入内蒙集宁、武川、固阳，直到五原以北的阴山之中。这条长城的修筑，限制了柔然的南进。为了进一步打击柔然的势力，紧接着北魏太武帝于神（上鹿下加）二年（公元429年），亲率东西两路大军北伐柔然、高车，获得全胜。遂把降服的柔然、高车人民迁徒至北魏长城下，从事耕牧生产。为确保北魏边防安全，北魏政权还先后在今黄河河套西北至河北省张北县一线建置了怀朔（今内蒙固阳西南）、武川（今武川西）、抚冥（今四子王旗东南土城子）、柔玄（今内蒙兴和台基庙东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境）和沃野（今内蒙五原北）等6个军事重镇。这些布防实际组成了北魏北部疆域的又一道防线。
　　北魏政权为保卫京城的安全，还环绕平城修筑了畿上塞围的防御体系。《魏书·世祖本纪》记载，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经考察这条长城东起上谷郡治居庸县境（今北京延庆县），沿太行山西南行至今山西灵丘、繁峙、宁武，再西北至偏关县，最后达河曲县的黄河岸边，全长千余里。呈环状分布于平城的南面。这种塞围，大抵相当于汉代的“亭障”，它与北部的长城相呼应，构成了严密的屏障。
　　东魏时期也修筑过一条长城。北魏孝武帝于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受大丞相高欢所逼出逃关中，高欢另立北魏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改元天平，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北魏自此分为东、西魏。东魏为了防止柔然南下也曾有修长城之举。据《魏书·孝静帝纪》记载：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丞相高欢“召夫五万于肆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东至土隥。四十日罢。”肆州（今山西忻州），马陵戍（今山西宁武西〕，土隥（今宁武东），这条长城的150余里，虽然不算很长，但正处于北通朔县（古称马邑）的交通要道上，这里历来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通道，所以，东魏立国之后遂修筑长城以加强防守。
　　北齐长城　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而自立为文宣帝，立国号齐，史称北齐，建都于邺（今河北临漳），所辖地域在今洛阳以东的晋、豫、鲁、冀、内蒙古五省区的部分地区。在北齐政权立国的短短27年中，北方有柔然、突厥和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侵扰，西边又有西魏、北周政权的威胁。所以，北齐曾多次修筑长城。
　　高洋即位后，即着手修筑长城。《北史·齐本纪》载：文宣帝天保三年（公元552年）“十月乙未，自黄栌岭（今山西汾阳西北），起长城，北至社平戍（今山西五寨县境），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这是北齐政权第一次修筑长城，这条长城自南向北沿吕梁山东麓呈南北向，其意图是用来对付西魏的。
　　北齐时期，蒙古高原上的突厥族势力壮大，并建立了突厥王朝，常欲侵扰北齐王朝的北部边境，北齐更加紧了长城的修筑。《北史·齐本纪》载，天保六年（公元555年），“诏发夫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日（今北京居庸关南口），西至恒州（今山西大同）九百里。”从走向及位置考察，这条从夏口至恒州的长城，与北魏政权所修畿上塞围相同，可能是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补扩建而成，其长度也大体相当。
　　紧接着北齐政权又修了一道长城，《北史·齐本纪》载，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这条在短短的一年内修筑的3000余里长城，可能西段利用了天保六年所修恒州至夏口的长城，夏口东到海段为新修，沿燕山南麓到河北抚宁县附近的渤海处。
　　北齐修筑了这条东到海的长城后，为切实防御柔然的进攻，于天保八年（公元557年）又修筑了重城。据（《资治通鉴》卷167）载，“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今山西的朔县西南）而东至坞纥戍（今山西繁峙平型关东北）凡四百余里。”在长城的重要地段“修重城”，更进一步加强了防御措施。从其位置及其走向看，这条长城是在北魏“畿上塞围”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
　　继文宣帝之后，到北齐武成帝高湛河清二年（公元563年），又修筑了一道西南部的长城。据（《资治通鉴》卷169）载：“齐诏司空斛律步督坐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二戍”。勋掌城位于今河南济源市西北王屋山麓，轵关亦在济源北境，为太行八陉之第一陉，地当由晋南穿中条、太行山出入河北、河南之要冲。这条沿太行山修的长城，设的戍卫，主要是为防御北周东进而建。
　　北齐后主高纬时期，北部突厥势力日盛，且屡约北周合击北齐，这时北齐又对北部长城进行了修缮和加固。据《北齐书·斛律金附子羡传》载，天统元年（公元565年），斛律羡“以北虏屡犯边塞，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嶂，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由此看来，这次所筑长城基本上是对文宣帝天保七年所筑自西河至于海的长城的加固和增建。若不是这样的话，北齐在一年之内是绝不会新筑起二千余里的长城的。
　　综观北齐一代，尽管时间短暂，但它却接二连三地修筑长城。
　　虽然有些是对前代长城的修缮和加固，但新筑的长城段，据《北史》记载，前后共达3000余里。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北周时期，突厥也屡犯北周边地，北周为防其南下，开始修缮北齐时所筑长城。《周书·宣帝纪》载：“静帝大象元年（公元579年）五月，突厥犯并州，“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这里主要是“修齐所筑长城”（《资治通鉴》卷173《陈纪7》）。
　　（2）隋代长城
　　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杨坚代北周称帝，国号隋。
　　隋文帝（杨坚）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都大兴（今陕西西安），九年灭陈，至此全国统一，结束了东晋以来200余年的分裂局面。统一后的隋代，其疆域辽阔，东南到海，西到今新疆东部，西南到云南、广西和越南北部，北到大漠，东北至辽东。但这时在隋朝北方兴起的突厥、契丹、吐谷浑诸族，成为隋朝的劲敌，且屡屡犯塞。为了解除北部边患，隋朝虽然只有短暂的30余年，但多次举行修筑长城之役。
　　据《隋书·突厥传》记载，隋文帝即位后，东突厥沙钵略可汗与隋营州叛将高宝宁联军，攻陷了临渝镇（今山海关），“上敕缘边修堡鄣，峻长城，以备之。”同书《高祖纪》载，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隋书·韦世康弟冲传》亦载，“发南汾州（今山西吉县）胡千余人北筑长城”。以上所述修长城之事，当是修建北齐北边至海长城的东段旧基。
　　北周曾与突厥通婚，杨坚灭周以后，突厥新生沙钵略可汗以为北周复仇为由，亲率大军取道今内蒙鄂尔多斯高原入掠弘化（今甘肃庆阳）、天水、延安、金城（今兰州）、武威诸州郡，六畜几尽。为了加强西北边防，隋文帝曾两次修筑长城。第一次是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资治通鉴》卷176）。文中“东距河，西至绥州”，依位置考察，应为“西距河，东至绥州”。这道长城西起今宁夏灵武县西南黄河东岸，经陕西靖边、横山诸县抵绥德。
　　开皇六年（公元586年），隋文帝再次修筑长城。《资治通鉴》卷176载：“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隋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了，这次修筑的是不连贯的长城，是凭险而守、遥相呼应的一系列城障。在重要的地段和关隘，还筑有城堡，用以屯兵、屯粮，加强防御作用。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兴建东都洛阳，并征发男丁10万余人，围绕东都城掘修了一道2000多里的长堑。这条长堑自今山西省河津县龙门黄河岸起，东经山西高平、河南汲县、新乡，然后南渡黄河，由开封、襄城，再西折至陕西商县。除此之外，还有两次较大规模的修筑长城。
　　隋炀帝时期，突厥内乱，东突厥启民可汗内附。炀帝北巡，入突厥境，奚、霄、室韦等部首领皆来朝见，一时声威大振，遂将北边防御线向北推进到河套地区。为此，将筑起一道长城御敌于城下。
　　《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隋榆林郡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黄河南岸），东至紫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清水河县之间的浑河），一旬而罢。”这一道长城正处在黄土高原的北部边沿和西北部地势平坦的结合地带，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踏板，长城的修筑正好扼住了他们南下山西的通道。
　　隋代，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吐谷浑曾不时掠扰隋王朝的西部边郡。隋炀帝在发兵攻灭吐谷浑的同时，在今甘肃和青海交界地带也修筑了一段长城。据《资治通鉴》卷181记载，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修长城，自榆谷而东。”榆东在今青海贵德黄河岸边，由此可知这段长城是由此而向东延伸的。
　　有隋一代所筑长城，大抵上东起山海关，西至甘肃境内，基本上是沿着北魏、北齐长城进行修缮。新增筑的地段，即所谓的“筑重城”，在今陕西、宁夏、甘肃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一带。在隋朝统治的不足40年间，频频征调民力修筑长城，本想阻止北方民族南下，保卫国家安全，加强自己的统治，但由于滥征暴敛，造成“百姓失业，道殣相望”，结果被农民大起义的滚滚洪流给推翻了。
　　（3）辽、金长城
　　唐亡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半个多世纪的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北方的契丹族兴起，公元916年始建国，947年建国号辽，这是中国北方建立的区域性王朝，与中原的宋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态势。辽统治者把长城看作契丹与中原文化的分界，“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所以，辽统治者在其统治的区域南部没有对长城进行修建，而在北部为防御女真人和中原的联系，修筑了一段长城。
　　据《辽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二年（公元908年）冬十月，“筑长城于镇东海口。”文献记载仅寥寥一笔，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结合实地考察得知，东海口位于今辽宁大连金州区（原金县）南部渤海与黄海交汇地岬处南关岭，这里是古代东北地区由海路通向中原的要道。当时渤海与契丹时常发生冲突，为阻断渤海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契丹人占据此地后遂修筑长城。另据《辽史·圣宗本纪》载，太平六年（公元1026年）“黄龙府请建保障三、烽台十，诏以农隙筑之。”这种建筑虽不是连结的城墙，但属于长城的防御系统。辽建此工程主要是防止东北部女真人的南侵。据考察，这烽台堡障分布于第二松花江流域，北至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南至今吉林省农安县，大体为当时契丹与女真的边界地。
　　公元1115年，生活在我国东北的女真族建立了金朝，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其疆域东北到今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外兴安岭，西北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到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与西夏接壤。南侧，金朝已迫使宋退居淮河以南，前朝所筑的旧有长城大部在金朝境内。但这时活跃于西北方的蒙古族逐渐强大，不时侵扰金王朝的控制区域，为此，金王朝开始在与蒙古族接壤地带修筑城堡，开挖界壕，进而连堡戍而筑长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金王朝所修长城，见诸于史籍的皆称之为“界壕”或者“边堡”、“堑壕”，俗称“成吉思汗边墙”。
　　《金史·地理志》载：“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至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山，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这是关于婆卢火所浚泰州界壕的较早文字记载：泰州在今吉林省白城市东南，婆卢火于金熙宗时期（公元1148年）任职于此，故这段长城应为此时所筑，从其位置来看，很明显是为了防御蒙古族的。
　　金世宗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左丞相完颜守道经略北方时，把西北路、西南路靠近内地的旧设堡戍，迁移至边地，并与临潢路泰州的边堡相接。遗憾的是，这一时期修筑的防御工程质量较差，不久便失去了防御作用。紧接着又修筑了一些边堡。《金史·世宗纪》载，大定五年（公元1165年）正月，“诏泰州、临潢接境设边堡七十，驻兵万三千。”
　　到金章宗明昌年间，蒙古族势力与日俱增，而金政权的统治渐趋削弱，处于内外交困之境，只有大修长城以防御之。据《金史·完颜襄传》载：“因请就用步卒穿壕筑障，起临潢左界至北京路，以为阻塞。”因这段自西南、西北路沿临潢达泰州开筑的壕堑，要经过风沙草原地带，墙外壕堑易遭风沙湮塞而不足以阻挡蒙古骑兵，是否修筑曾引起朝臣争议。完颜襄曾曰：“今兹之费虽百万贯，然功一成则边防固而戍兵可减半，岁省三百万贯，且宽民转输之力，实力永利。”最后主修派占了上风，但工程延至承安三年（公元ll98年）方告完成。这段长城东北起自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沿大兴安岭东南麓西南行，穿过锡林郭勒草原，止于武川县上庙沟阴山北麓，绵延2000余里，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明昌新城”。
　　另外，在金章宗承安年间也修过长城。《金史·仆散揆传》载，揆升西南路招讨使后，“沿徼筑垒穿堑，连亘九百里，营栅相望，烽堠相应，人得恣田牧，北边遂宁。”仆散揆因筑垒穿堑之功，于金章宗承安四年（公元1199年）由招讨使荣升为参知政事。
　　近些年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先后调查了金代各路界壕边堡，基本明确了金长城的分布和走向。金长城除两端为单线外，中间还分为内、外、中三条。金长城的防御体系由长城界壕和边堡关隘组成。长城界壕的主要结构是挖一条堑壕，阻碍战马冲越，堑壕内侧垒筑长墙。主线长城比支线增修副壕、副墙和马面，形制有所区别。除了墙壕并列外，还配置有戍堡和烽燧。金代所修筑的界壕工程较为简陋。元朝人张德辉在其游记《塞北纪行》中曾写到：“过渔儿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达里诺尔）……自泊之西北行四驿，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尽，亦前朝所筑之外堡也。”元朝离金朝较近，所看到的金代长城已是颓址，可见其质量较差，形体较小。时至今日，遗迹就更少了。

　　四、明长城

　　明长城是我国历史上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也是修建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工程最坚固、设备最为完善的长城。它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九省、市、自治区，全长6300多公里。
　　有人计算过，若将明代修筑长城的砖石、上方，用来修筑一道5米高、1米厚的大墙，可绕地球一周有余。它翻越千山万水，穿过莽莽荒原，腾飞茫茫沙漠，奔向皑皑雪山，犹如一条巨龙舞动在中国北方辽阔的大地上。由于明长城离我们时代较近，且又修筑得雄伟坚固，所以保存下来的遗迹较多，人为和自然损害较少，迄今面目还较为清晰。下面我们就有关明长城的情况作一概要介绍。
　　（1）明长城的修建及管理
　　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军队攻克了元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政府，元顺帝被迫退回“塞北”。但元顺帝手中仍然把握着完整的政治机构和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占有东至呼伦贝尔湖，西至天山，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到现在长城一线的地域。在陕西和甘肃的部分地区还有河南王扩廊帖木尔的18万人马，在辽东方面有右尉纳哈出指挥下的20万军队，实际和朱明王朝形成了北南对峙的局面。元顺帝时刻都在想收复失地，重主中原。《明史·兵志（三）》“边防”条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明建国之初，为防御被推翻的蒙古贵族卷土重来，开始了大规模的长城修筑。明中叶以后，随着北方蒙古族势力的再起与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兴起，为了巩固北方边防的安全，明王朝更加紧了长城的修筑步伐。直到明王朝被推翻的1644年，长城的修建仍未结束。在明王朝200多年的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长城的修建工程，其修筑时间之长，也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文献所载，明代的万里长城是西起甘肃的嘉峪关，东到辽宁的鸭绿江边，可今天有不少人则认为东到山海关，这是什么原因呢？只因山海关到鸭绿江这段辽东长城，工程较为简陋，毁坏较为严重，所剩遗迹已不多见。而山海关至嘉峪关因工程坚固，保存较好，迄今遗迹犹存，况且东西又有两座雄关对峙。所以，有人就认为，明代的万里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实为谬也。
　　明代长城设计之精巧，布局之合理，结构之完善，都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那么这巨大之工程，漫长的施工是如何进行组织和实施的呢？
　　由于修建和维护长城是明朝政府军事国防上的头等大事，所以，明统治者首先选派精明强悍的将领，为长城重要地段和关塞的建筑指挥官。战功赫赫的明朝大将徐达，曾先后被指派指挥修筑称之为“京师门户”的居庸关及其附近长城和“枕山襟海、实辽蓟咽喉”的山海关。公元1569年，原镇守东南沿海的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也被明政府调到北方，任蓟镇总兵，负责山海关到居庸关这一段长城的防务，并改建和加筑长城。这段长城上的1000多座敌台，就是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陆续修建的。这段长城也修得雄伟坚固，成为我国建筑史上的杰作。从山海关到鸭绿江的辽东长城，是提督辽东军务王翱、指挥佥事毕恭、辽阳副总兵韩斌、都指挥使周俊义等人，在任辽东镇军事首领时相继完成的。
　　明代修筑长城，除了动用军队以外，还调遣了大量的民工。在嘉峪关的城墙中，曾发现了一块明代石碑，上方镌“梅起蔡止”四个大字，下方镌刻六个施工队的名字。这个石碑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某段长城修筑时分段包修的起止线。在北京八达岭长城的城墙上，镶嵌有一块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修筑长城时的石碑，文字所载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修筑长城时分工管理情况。碑文如下：钦差山东都司军政佥书，轮领秋防左营官军都督指挥佥事寿春陆文元，奉文分修居庸关路石佛寺地方边墙，东接右骑营工起，长柒抬五丈二尺，内石券门一座，督率本营官军修完，遵将管工官员花名竖石以垂永久。
　　管工官：
　　中军代管左部千总济南卫指挥　刘有本
　　右部千总青州左卫指挥　刘光前
　　中部千总济南卫指挥　宗继光
　　官粮把总肥城卫所千户　张廷胤
　　管各项窑厂、石圹办料署把总：赵从善、刘彦志、宋典、卞迎春、赵光焕。
　　万历拾年拾月　日鼎建
　　从这段碑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修筑这段长城的人员大部分来自山东，这说明明朝统治者为了保证长城这个巨大工程的修筑，可能调用了全国许多地方的军民。仅修筑北京居庸关八达岭一段长70多丈的长城和一个石券门，就动用了几千名军民来修筑，要修建一万余里的长城，就要征用数以千百万计的军民，其劳役之苦，可想而知。通过碑文还可以看出，筑城工程组织之严密，分工之细致，有各路指挥官，有管粮食、砖窑厂的，有管石料开采运输的等各方官员。
　　为了加强长城的防御、管理及修缮，明朝把整个长城划分为9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把守，称为九边或九镇。每镇设有总兵领辖。《明史·兵志》载：“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明代长城九个军镇的分段防御管理情况如下：
　　辽东镇，管辖东起辽宁鸭绿江西岸的凤凰城，西到山海关的长城，全长1950余里。镇治所在今辽阳市，后移至辽宁北镇县。
　　蓟镇，管辖东起山海关，西至北京居庸关东灰岭口这段长城，全长1200多里。镇治所在今天津蓟县东面的三屯营。
　　宣府镇，管辖东起居庸关东的四海治，西到山西大同市东北的西洋河，全长1023里。镇治所在今河北宣化市。
　　大同镇，管辖的长城东起大同市东北的镇口台，西至偏关东北的鸦角山（亦称丫角山），全长647里。镇治所在大同市。
　　山西镇（也称太原镇），管辖的长城东起山西和顺县东的黄榆岭，西到山西保德县的黄河岸边，全长1600余里。镇治所在今山西偏关县。
　　延绥镇（亦称榆林镇），管辖的长城东起内蒙清水县的清水营，西到宁夏盐池县的花马池，全长1770里。镇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
　　宁夏镇，管辖长城东起宁夏盐池县的大盐池，西到甘肃皋兰、靖远县交界的兰靖，全长2000里。镇治所在今宁夏银川市。
　　固原镇，管辖长城东起陕西靖边县与榆林镇相接，西到甘肃振兰县与甘肃镇相接，全长1000里，镇治所在宁夏固原。
　　甘肃镇，管辖的长城东起甘肃兰州，西至嘉峪关的长城防御，全长1600里。镇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县。
　　明朝政府在长城沿线的九镇部署重兵把守，除了起到防御的作用外，还要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和管理，以加强边塞的安全。
　　（2）明长城的军事防御设施
　　在我国长城修筑史上，明代长城可以说是达到了最高峰。明长城大部分是砖石结构，其建造之坚固，设施之完善，防御功能之科学，都令人叹为观止！
　　首先让我们观察一下城墙。人们到北京的八达岭、慕田峪参观游览长城，看到在那崇山峻岭的山脊之上，蜿蜒起伏着雄伟的城墙。山峰沟壑本来就构成了天然屏障，再在其上修筑高大的城墙，这对于古代战争中只能使用大刀、长矛、弓弩、剑戟的人们来说，那简直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现以八达岭长城为例，看看城墙本身的结构。城墙底部一般用巨大的条石或方石作基础，其上墙体的两侧，用每块重约30斤的城砖包砌，中间填以碎石和黄土。墙体上部平铺三四层方砖，用石灰抹缝，结实异常。城墙平均高度七八米，一般情况下山势陡峭的地方矮一些，山势平缓的地方相对高一些。城墙墙基的宽度6.5米，顶宽平均4.5米，墙顶坡度较大的地方，可容五马并行，十人并进。并用砖砌成阶梯状，以利于来往行走。墙项内侧有高约0.5米的宇墙，也叫女墙或女儿墙，主要作用是保护守城将士的人身安全，防止守卫和巡逻的将士不慎坠下墙去。墙顶外侧有高约2米的砖砌垛墙，上置供了望用的垛口，其下有供射箭用的方形射孔。为了保护墙体不被雨水浸泡坍蹋，墙顶上还修有排水沟，安装有吐水石槽等。在墙体内侧隔一定距离开有石砌或砖砌的拱形券门，中修磴道直通墙顶，以便将士们上下。城墙外侧的迎敌一面，地势一般高深陡峭，难以登攀。明长城重要段落的墙体基本相差无几，其他地方也有相异之处，主要是利用自然形成的地形和人工削平的屏障作为墙体。在甘肃和宁夏等地，还有一些土筑城墙，这里就不再详加叙述了。
　　在明代长城上，根据地形地势隔不远就设置一个敌台，也叫敌楼。一般是在高出城墙之上用砖砌成的方形墩台，二至三层不等，四面的垛墙上均开有垛口。敌台上面，中间修有船形小屋，名曰楼橹。敌台和楼橹里面，可以驻兵以避风雨，也可存粮和储藏武器，以备不时之需。敌台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于16世纪后半期创建的。《明史·戚继光列传》载，戚继光建议“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这1200座敌台只是山海关至北京居庸关一段，如果把万余里长城上的敌台数目加起来，那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墙台，是突出于城墙之外的台子，上小下大，略似马脸，所以又叫马面。墙台的外侧和左右两侧，砌有垛口，台上建有房屋，称为铺房。铺房使“兵夫得以安身，火器得蔽风雨”。墙台的防御作用是很大的，因“城墙正面不便俯视，恐其矢弹正面对攻，不敢眺望。”如果敌人进逼城下，城上将士若探身伸头射杀敌人，也容易遭受对方射击。若有了突出城墙的城台，进逼城墙脚下的登城者，就会遭到左右城台上的射击。而使登城无法进行，所以墙台距离一般均在两个城台能够控制的射程之内。
　　长城上的敌台和墙台，只能容纳很少的兵士，平时只是起到站岗放哨、遮风蔽雨的作用。真正有紧急情况，临时从远处调兵遣将恐难解燃眉之急，因此，在长城内侧沿线还建有许多城堡，实际上就是兵营。这些城堡根据此段长城的位置重要与否而有大小之分，但都建在长城附近，与长城构成犄角之势，一旦有急，召之即来。另外，长城沿线还筑有许多烽火台（明代也称烟墩），所以常有“五里一墩，十里一堡”的说法。烽火台是报警的通讯设施，城堡是屯兵以备战之用。
　　在长城线上，有许多重要的关口，有的在两山之间，如嘉峪关，有的在山河或山海之间，例如山海关。因此分别被称为关山、关河、关津、关塞、关隘和关口等。这些关口，平时是长城线上进出的通道，战时则是进攻和防守的重点，我国古代许多著名战役就发生在这里。明代还在这控扼长城通道的地方修了许多关城。这些关城是和扼守长城的关口连在一起。因此修筑得特别坚固，设计也特别周密。例如北京境内的居庸关，在30多里的关沟中建关三重，有“天下九塞，居庸其一”之誉。驰名中外的山海关，人们用“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来赞美之。另外，像山西境内的长城外三关，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河北与北京境内的长城内三处，即紫荆关、居庸关、倒马关等处的长城，都建有十分坚固的关城。
　　明代长城那高深坚固的城墙，那攻守皆宜的敌台、墙台，屯兵备战的城堡，报警的烟墩，固若金汤的关城等设施，构成了一道完善严密的军事防线。
　　（3）明长城的兵力部署
　　有明一代，明政权自始至终重视并不断加强对长城的防务，实行直接指挥，重兵把守，层层节制的防御措施。
　　明朝统治者把长城的军事防务大权紧紧地把握在自己手中，兵部（相当今国防部）奉皇帝之命直接指挥。遇有战事，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国防部长）或者由皇帝另派大臣，总督长城的军务事宜，关键时刻皇帝还御驾亲征。
　　明代在长城沿线部署的九大军事重镇，每镇的兵员达10万以上。据记载，明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宣府镇有兵员151452名，大同镇有兵员135778名。照此算来，明朝政府在长城沿线就陈兵百万之众，可见其对长城防务的重视程度。每个军事重镇实际上就是一个战区，平时由各镇的最高指挥官总兵指挥守卫长城，战时哪里吃紧就调遣军队增援哪里。
　　每镇之下又分若干个路，各路的兵员视长城段落的位置重要程度而定，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路城，是“路”统领官的驻地，路的指挥官一般由守备担任。守备多住在关城之内，遇有警急，便于指挥。路之下又分大小不等的若干个关城，关城实际上是一个据点，既要控制某个关口的出入情况，还要负责关城一带的长城防务。小关城兵员有数十人至数百人，派千总把守。大的关城兵员人数有数千人，多的可达数万人。例如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嘉峪关有守兵1000人左右。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山海关管辖10个千户所，官员达32000余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各级指挥官所分别居住的镇城、路城、关城等是紧连着长城的，而有的则是与地方上的州、府、郡、县城合二为一，均离长城不远，一旦有紧急军务，便于调遣出动。
　　长城上最基本的防守单位是敌台和墙台。据记载，一座墙台14人把守，4人守台，其余10人分为2班守垛，每班5人，故班又称作“伍”，每伍设垛长1人。墙台上配有佛朗机3架，每架子镜9门。蔺石（滚石）备足。旗、木梆、锣、鼓各1，粮食给足1个月。一座敌台配守兵60人，30人守台，设台长1人，其余30人分6个班（伍）守垛口，每伍设垛长1人。每座敌台上配有8架佛朗机，每架子镜9门。神枪12根，每根配神箭38枝，火药300斤，大小蔺石备足。号旗、木梆、锣、鼓各1，粮食也储备1个月。木梆是夜晚报平安敲打用的，擂鼓为进攻，击锣表示撤退。另外，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蓟镇等处的军事长官曾议定了一条长城的用兵原则，叫做“区别缓冲，计垛授兵”。一般情况下，一个垛口一个兵，但也不尽然，有些长城地段较为陡峭，不易登攀，易守难攻，兵员布置相对就少一些。而有些地段地势较为平缓，易于被敌人攻破，兵力布署相对多一些。有些重要关口，配置人员也比较多，每垛可达5人。然后视其重要程度，适当酌减。
　　总之，长城沿线的兵力部署非常严密，组织上层层节制，彼此配合，互相照应，各级军事组织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可谓我国古代军事防御上的成功之作。
　　（4）清代为何罢修长城
　　明朝直到灭亡，始终没有停止对长城的修筑，但到了清代就嘎然而止了，原因何在？
　　清朝统治者入关建立政权以后，鉴于明亡国的教训，决定不再修筑长城。清朝统治者清楚地看到，明代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却未能挽救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命运，于是决意改变统治策略，要建起一座“修德安民”的无形长城。
　　康熙皇帝在《古北口》一诗中说：“断山逾古北，石壁开竣远。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乾隆皇帝在《望长城作》一诗中说：“千秋形胜因循览，万古兴亡取次觇。自是天心无定向，从来违顺卜黧黔。”清朝的一些大臣也说：“毕竟成城需众志，皇图巩固在于斯。”
　　这说明清朝统治者认为，要巩固政权不能仅凭“形胜”，依靠长城来进行统治，而要重视德化及人心向背。这从康熙帝批阅的一份奏折上看得就更为清楚。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上奏，意思是说他管辖的那一段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帝批曰：“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具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1
　　于是，清朝统治者决意用怀柔政策，即用宗教和思想统治的办法，代替对长城的修筑。历史上“明修长城，清修庙”，就是讲的这一史实。首先，清朝政府在北京城修建了雍和宫，乾隆皇帝还亲自前去受戒。再者又在热河建立了行官，即承德避暑山庄。在山庄之外，仿新疆伊犁河畔的伊犁庙，修了安远庙；仿西藏的三摩耶庙，修了普宁寺；仿拉萨的布达拉宫，修建普陀宗乘之庙；仿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修了须弥福寿之庙，共修了八大庙宇，为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准备了宗教活动和休息的场所。对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首领来说，他们不必长途进京也有与清廷彼此交流的机会与场所。清政府以此达到巩固统治、安定边疆的目的。避暑山庄，名义是休息避暑之地，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它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和一座座香火缭绕的寺庙。我们可以说，这就是清统治者的“长城”，它比蜿蜒万里的秦汉、明代长城要高明许多倍。历史事实证明，清朝政府这一套政治统治手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当然在清统治时期，对原长城线上的某些关口也曾作过一些修缮，在东北辽宁、吉林省境内，也曾修过高、宽各1米，外挖壕沟、上植柳树并以绳相连的“柳条边”。前者是为了检查过往行人，后者是为了防止各族人民到边外采人参、放牧和打猎，已与长城没有什么关系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转引自余秋雨著：《一个王朝的背影》，收入《文明的碎片》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