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打手和替罪羊康生

转贴说明：此文不代表本人立场，仅供参考。毛泽东的打手和替罪羊康生 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在刘少奇、康生等人的支持下，彻底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右倾投降路线，周因认错态度好而得以留在核心层内。　　到1944年后半年，毛认为“整风”的目的已经完满达到：他的对手一个个身败名裂，而他本人已经成为无可争议且不容挑战的领袖。于是，他又开始为达到下一个目的而抛出替罪羊——康生。 康生在中共内的仕途，起家于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但康在党内的迅速攀升，是因为他背叛王明而甘做毛的主要打手。　　1937年11月，初到延安的王明，受到毛的亲迎，并一时赢得延安知识界的拥戴，那时的康生还在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然而，当康生敏锐地嗅到毛要与王明翻脸时，他就迅速背叛王明而投入毛的怀抱。　　正如高华先生所言：“康生是因其望风转舵，出卖王明，和竭力撮和毛与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拥有的苏联‘格伯乌’经验，而得到毛的特别信任和重用，继而成为毛手中的一把利剑。”（见《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 康生为了讨好毛，从1938年就变成批王明的急先锋，康生在表面上仍然与王明十分亲近，经常到王明住处去，以亲信的姿态与王明交谈各种问题，但随后便跑到毛泽东住处，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和动向。　　同时，康生还把他过去和王明在上海临时中央时一起干的坏事，统统推到了王明身上。　　康生还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对王明的“义愤”，和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人一起发起拥毛倒王的运动。　　康生还力排众议地支持毛与江青结婚，由此获得毛的完全信任，他的仕途也随之腾达。　　1939年2月，毛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头目，自称中共的“捷尔仁茨基”,为他在整风时期的滥用权力奠定了基础。　　到了延安整风时期，康生几乎成为毛最信任的前台打手，一跃而成为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二号人物，身上又有了更高的职位——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那时的康生，可谓威风八面、霸气十足。闲暇时，康生喜欢身穿俄式皮夹克、脚登长皮靴、手牵狼狗散步，身后还跟着多名保镖；整风中，他变成了毛手中的狼狗，毛让咬谁就咬谁！ 毛泽东把罪责推给康生 整风使恐惧和压抑笼罩着延安，导致了党内外普遍的不满，甚至造成了党内分裂。　　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刘伯承、叶剑英、博古等受到整肃的党内大老，————与————毛的整风打手刘少奇、彭真、贺龙、陈毅、特别是康生等人之间，已经积下了很深的恩怨：　　“这两部分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他们互不信任，充满猜疑，在有些情况下则公开敌对。虽然在表面上，他们的观点一致。（弗拉基米洛夫（苏联）《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发行版Ｐ169） 当毛通过整风取得党内独尊地位后，他必须出面收拾残局，消解普遍的不满和怨愤，扫除恐怖和压抑的气氛，以便全党能够真心团结在他的周围，为抗日胜利后与蒋介石的内战作最后的准备。　　在毛的人事布局中，除了王明完全出局之外，其他的中共高官还将为他所用。所以，毛需要通过某种方式缓和矛盾、化解恩怨、加强党内团结，他必须找出收拾整风残局的办法与前台打手——把整风的全部罪过推到的康生的头上。 为什么毛要抛出对整风居功至伟的康生？　　因为，毛的前台打手康生运用的秘密警察、刑讯逼供和公开批斗等手段，制造出“除了恐惧，还是恐惧”的气氛。　　翻看能够找到的关于延安整风的回忆，无论是拥毛者还是批毛者，无人不表示出对康生的厌恶和愤怒。　　即便是对毛泽东无限忠诚的毛的俄文翻译师哲，在忆及延安整风时，也把全部罪过推到康生头上。　　师哲在口述回忆录中，提到王明和康生两人时说：“反正王明和康生的‘宝座’是中国人的尸骨垫起来的。”　　谈到整风时期的“抢救运动”，他专门列出两个小结，题目分别是“康生的‘专政’”和“康生的‘才能’”。　　他说：“康生的‘抢救运动’搞得‘特务’遍地，人人自危，各级干部都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　　以杨家岭为例：中央机关也在‘抢救’，柯庆施的老婆已经被逼自杀了，柯庆施还在没完没了地挨批斗。”　　他还列出康生发明的整人手段：　　１，精神折磨，刑讯逼供；　　２，挑拨离间，互相揭发；　　３，审查档案，无限上纲；　　４，布置人员，引蛇出洞；　　５，坦白光荣，备受优待；（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三篇“革命圣地”第二节“整风和肃反”，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当时身在延安的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对康生也极为反感，不仅是因为康生监视着弗氏的一举一动，更因康生作为情报局头子的残忍无情。　　据弗氏说：“康生局里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承认自己是搞间谍活动的。” 　　“中央医院的工作人员十之八九被指控犯有间谍活动罪。”　　 “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反正康生说了就算。”　　所以，弗氏在日记中甚至用“刑官”的称谓代替“康生”之名。　　他说：“刑官的活动根本不是背着中共中央主席干的，他们对所有的问题观点一致，……”　　“康生的亲信残暴得无恶不作，甚至下得了手去逮捕怀孕的妇女。我不仅要想，这些‘人’所具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呢？毋需详细观察即可看出，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具有跟性冲动一样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观。他们大都野心勃勃，而又没有什么实际成就可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的各个惩罚机关中担负职务的，就是这些腐化堕落的无耻之徒。他们动辄行使暴力，制造伪证，把人处死，写告密信，以此来保证他们慢慢地然而是稳步地升迁，尤其重要的是，这使他们有吃有穿。虚荣、卑鄙，总是与口腹声色之欲分不开的。”（均见《延安日记》） 与此同时，莫斯科的态度具有决定性作用。　　鉴于整风可能造成中共内部的分裂，斯大林决定出面干涉，毛泽东收到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绝密电报，时间是1943年12月22日。　　密电要求：　　1，坚持国共统一战线；　　2，停止对王明和周恩来的整肃；　　3，担忧中共的某些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　　4，特别提到对康生的疑虑。　　电报说：“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 毛接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后，立刻开始三个层次的运作，　　1，向苏联表示忠诚，强调整风并非整肃“亲苏派”；表白整风的光明正大，让任弼时、周恩来等人向苏联澄清关于毛整人的“传言”。　　2，通过利诱和恐吓王明施加更大的压力，逼迫王明不得不违心认错，以此来堵住莫斯科的批评。　　3，让康生作整风扩大化的替罪羊。 毛泽东本人太知道康生的邪恶和残忍已经招致太多的怨愤和党内分裂，也知道“那些遭受野蛮迫害的人与康生和解，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抛出康生不足于平复党心民意所遭受的巨大伤害。　　毛的这种先利用再抛弃的办法，无非是老一套的权谋：我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和制定的整风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达到了整顿党风、统一思想和加强团结的目的，而整风中出现的过火现象则是由于康生等人的错误执行造成的，与我毛泽东无关。 如此权谋的成功实施，需要几大步骤：　　１，毛本人出面批康；　　　　２，动员毛的追随者、也是康生的同党起而批康；　　３，最重要的第三步，找到一个在整风中受整肃的党内元老出面，让他不计前嫌地通过批判康生来为毛泽东开脱。　　４，尽管已经有了替罪羊，毛还是要做出承担责任的高姿态，但康生承担的是实实在在的责任，而毛承担的是抽象的虚幻的责任。　　也就是说，当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国共两党的内战即将登场之时，毛最需要的不再是党内整肃而是全党的团结。　　所以，尽快让全党摆脱整风阴影，不仅需要毛本人出面指责康生，更需要一位有分量的前台打手，正如整风时期需要康生充当前台打手一样。 虽然，人们对整风运动的怨愤非常普遍，但只要毛泽东不公开表态，就无人敢于公开表达不满和批判康生，只能在私下里发泄怨愤。　　所以，要舒缓人们积淤在内心深处的怨愤，只有让他们把对康生等人的私下指责转变为公开批判，这也只有毛本人亲自开头才有可能。　　作为旁观者的弗氏在日记中说：“党内这种新的精神状态，使党员自发反对整风采用的那种摧残心灵和侮辱人格的作法。不过，毛泽东还是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引导这种‘安排好的抗议’按照最适合他的方式进行。　　既然如此，就需要谴责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而且提醒党的干部做好战斗准备。这里的人如果不知道毛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谁都不敢开口的，因为他们只有在毛本人所规定的范围内才享有政治上的自由。” 一旦毛决定抛出康作替罪羊，毛本人便开始公开指责康生，毛反反复复强调：在整风运动中，康生走的太远了，使正确的整风出现了偏差。　　他指责康生滥用权力，煽动起整人运动、滥用各种整人手法，搞乱了很重要的工作，严重破坏了干部政策。　　以前支持康生的人和参与整人的其他人，也学着毛的样子，纷纷起来把罪责推到康生，在整风总结会上对康生群起而攻之。　　据苏联人弗氏观察：“康生的集团在土崩瓦解。甚至那些最近还支持他，拍他马屁和奉承他的人，都在抛弃他。”“事情反过来了。所有那些由于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而坏了名声的人，都设法把罪责推到康生头上，以保全自己。” 彭真也是整风运动中的主要打手之一，直接听命于康生。　　但当毛开始批康之后，“彭真和下级工作人员公开抛弃他们的上司。他们害怕被谴责和孤立，尽量与被他们‘鞭挞’过的人、特别是与中共中央主席的新同事们建立关系。这些人青云直上，权力和影响不断增大。” “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就是其中之一。陈毅直到昨天还是康生的忠实支持者，现在不仅不承认自己与康有任何私交，而且在谈话中还说了些批评康和对康很不尊重的话。……甚至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陈毅也忍不住和我说了一些挖苦康的话。”（《延安日记》P275、278） 让周恩来充当批康生的先锋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为中共元老，遵义会议前，周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而且，在延安整风前的党史上，周、毛两人先后在军事、肃反、土地政策、抗日统一战线等问题上……有过不小的分歧，直到经过了延安整风，两人地位才彻底变为毛为君而周为臣。 在整风中，周成为毛的重要整肃对象之一，周不得不作检讨。自此以后，周便完全匍匐在毛的脚下，充当毛的得力奴仆。　　毛与周之间发生的冲突，大都不是因为周真的有意冒犯毛，而是由于毛的不讲理和猜忌。周得以屹立不倒且享受身后哀荣的秘密之一，就是他非常善于在毛面前进行自我作贱的表演。 在张国焘、王明等中共前要人的回忆中，在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中，在高文谦对晚年周恩来的研究和高华对延安整风的研究中……尽管他们对周本人的评价有所分歧，但在如下这点上则是惊人地一致：在霸主毛泽东面前，周可谓最肯于放下身段、抛开自尊的典型，也是最善于作自我检讨的典型。 据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记载：1942年后，在经过整风洗礼的延安，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和声望已经达到“如日中天”，中共高层的各色人等怀着各自的目的，开始了一场向毛献媚争宠的效忠竞赛，　　被毛泽东重点整肃的留苏派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　　被毛泽东批判的为“经验派”周恩来、彭德怀等人，　　在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压力下，一个个都企图借吹捧毛来度过整风的难关；“拥毛派”刘少奇等人更想借捧毛而更上一层楼。　　也就是说，延安整风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　　一方面是清算政治对手——王明、博古代表的教条主义和周恩来、彭德怀代表的经验主义；　　另一方面是发动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造神运动，由刘少奇领衔。　　高华先生认为：在中共历史上，此前从来没有过颂扬领袖的传统，对领袖进行大规模颂扬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毛的同僚们率先对自己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赞美，并迅速把毛捧为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见《红太阳》P608） 当时，捧毛颂毛的行列几乎囊括当时的中共高层，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陆定一、康生、王明、张闻天、博古、邓发、王稼祥等等，周恩来当然不会例外。　　而且，周捧毛的意义远比其他人重要。高华分析说：“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他老干部将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周恩来都向毛泽东表示了忠诚，党内还有谁不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呢？”（《红太阳》P614） 在毛被捧为党内独尊后，由刘少奇鼓吹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为全党的“圣经”。毛在日常事务中与党内其他同僚拉开了距离，毛的演讲已经变成了“主教兼先知的布道”，坐在下面听讲的党内高官们则是信徒。　　美国记者白修德于1944年10月访问过延安，他亲眼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毛泽东发表演讲，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况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他的人都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红太阳》P614） 毛泽东不愧为玩弄阴谋政治的老手，他为平息众怒和收拾残局，选择已经完全臣服的周恩来收拾整风残局，让周充当整肃康生的前台打手，再次显示出毛泽东权术的老辣阴毒：　　首先，周在党内的老资格和在整风中被整肃的遭遇，对于整风中那些倍受冤屈的老干部极具劝诱力，可以利用周的威望收买众多被整肃者的人心。　　其次，毛很了解周的人格弱点，已经完全屈从了的周恩来，自然最愿意找机会在毛面前表演忠诚，毛就恰逢其时地给周提供向毛献媚的机会。　　所以，在纠正整风偏差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在其他与会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周恩来突然站起来发言，高调对康生发难并公开指责整个整风运动。 弗氏的日记对此有具体的记载：“周到目前为止一直在积极执行整风的安排，还作过丢脸的讲话，保证以后不犯类似的‘错误’，而现在却突然要求起谴责整风的形式和方法来了！周得到中共中央主席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是毛用周作自己的传声筒，向党员干部呼吁：”你们受了冤枉罪！你们是无辜的！工作吧！不要害怕工作！‘当周恩来相信听众已明白了他的意思时，就不要求谴责整风本身，而是要求把罪过归到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身上了。　　……周恩来的讲话矛头指向大家都痛恨的康生。　　……周恩来在讲话中赞扬了毛的英明，接着就说康生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主席为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制定了九条规定，周恩来说，‘康生违反和无视这些规定，专横地不管这些规定。’　　周恩来的讲话还有另一方面的目的。显然他想把康生和毛泽东分开，把康生列入反对中共中央主席的人中间。他这样做是想达到几个目的。　　首先，他竭力不去伤害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对镇压负责的人，为毛洗刷，以此来讨毛的欢心。　　其次，他力图损害情报局头子的威信。这样做，不仅周自己感到满意，而且所有在康生的淫威下吃过苦头的人都会满意。康生的失势同时也就使他无法再报复了。　　“因为周恩来太清楚：在中共领导人中，普遍地互存戒心，互不信任。但是，在公认毛泽东的权威，以及痛恨康生这点上，大家是一致的。”（《延安日记》P279-281） 就这样，完全在毛的掌控下，通过对整风的纠偏和批判康生，毛的目的果然完满达到了。对此，弗氏评论道：“事情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发展。现在，中共中央主席想把整风发生‘偏差’的过错全都推到康生头上，自己落个一身清白。很多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中共中央主席把情报局头子写的所有文章都交给博古（！）修改。博古是康的死对头，他始终没有跟康生讲和，而且总叫康感觉到，自己是个不足取的人。”（《延安日记》Ｐ２７４）　　“毛泽东越来越有权威了（这种权威在中共党内事实上是有争议的）。他把犯了罪说成是立了功！事实上正是这样。现在，他享有‘先知’和‘青天’的名字。人们感激他，让他们重新工作，感激他尊重他们，以及公正地对待他们。”（同上Ｐ２７５－２７６）　　“党员都高兴了。他们认为１９４２和１９４３年的镇压是一种偏差，而应负全部责任的只是康生及其一伙。对这种看法，毛听任其发展。这是一种策略。他还是一身清白、英明、完美无缺。他是没有过错的。中央需要开展整风运动，但遗憾的是，这个运动被‘具体执行者’搞偏了。中共中央主席对整风的看法，只能这样来解释。”（同上P２７２） 弗氏对毛抛弃康生的步骤有清醒的认识：首先，他为自己开脱而必须指出一个对整风偏差负有主要责任的人，这个人就是康生。“这是对康生的狠狠一击”；其次，他宣称：整风运动本来计划得好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他非常严厉指责整风出现的偏差，他说：“清洗党的干部运动的方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专横的。又是一击！”再次，当大多数人把愤怒集中在康生头上时，毛泽东作出高姿态，在全党的大会上主动向台下的臣子们脱帽致歉，赢得愚忠者们的感恩和掌声；最后，“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将有一些领导人作报告，毛在分配任务时，竟把情报局头子给‘忘了’，不让康生作任何报告。又是致命的一击！”（同上Ｐ２７４） 同时，毛开始启用那些在整风中遭到整肃的“亲密战友们”，如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而冷淡康生等人。　　本来，康生充当毛的打手的阴险和残暴，已经使他在大多数党员干部中丧失威信，人们“尊敬”他仅仅是因为他背后有毛泽东，与其说是“尊敬”，不如说是恐惧。而毛一旦抛弃他，他也就失去了在整风中所拥有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　　前两年还有权有势、威风八面的康生，现在变成了人人喊打、人人鄙视的替罪羊。正如弗氏所言：“中共领导内部政治上的均势已大为改观，对于情报局头子很不利，这是越来越清楚了。　　随着亲中共中央主席的新实力派的兴起，康生有利于孤立了，这样说并不错。”（同上Ｐ２７８）面对毛泽东的突然发难，“康生不知所措了。他没有料到他所崇拜的恩主会来这一手。”（同上Ｐ２７４） 康生也因毛的态度而故意低调了一段时间。虽然他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但他却几乎推掉所有抛头露面的机会；即便不得不参加中央会议，他也很少讲话。时间一长，他的深重罪孽也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抛出康生来收拾整风残局，安排周恩来作为批判康生的打手，而一手发动并全盘操控整风运动的毛泽东本人，却显得大度而谦逊，知耻而后勇，以四处道歉来收买人心。　　据师哲记述：“毛泽东亲自到中央党校、行政学院等单位，向被审查的同志们承认错误，他明确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同志们受委屈了，有些怨气是不是？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许多好同志。事情不是我直接干的，但是我要负总的责任。这场运动好比是夜间演习，没有用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分不清敌我，打在了自己人身上，留下了石灰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把石灰印拍掉，向你行个礼，赔个不是。现在我就向大家行个‘脱帽礼’，请大家原谅！大家要是不原谅，我就不戴帽子。’说着，摘下帽子，深深鞠躬。在场的人早已感动得泪流满面，向毛泽东报以热烈掌声！“（〈我的一生〉Ｐ１８２） 然而，这些被毛的脱帽鞠躬所感动的老革命们，在体验过跟随毛登上天安门的喜悦之后，接下来的就是更残酷的“延安整风”的不断重演，从捧毛最卖力的刘少奇、林彪到对毛忠心耿耿的陈伯达、罗瑞卿，一个个全都死无葬身之地。　　而这时，毛泽东也在奴才们的万岁声中进入了“无法无天”的化境，无论斗死整死多少人，也无论那些被整肃的人多么“劳苦功高”，毛再不会、也不用脱帽鞠躬道歉了。 善终的康生也被鞭尸 这样的毛泽东对康生这样的得力打手，是不会置于死地的，没准以后的哪一天还用得着。所以，毛在康生完成了替罪羊的任务之后，又暗中保护康生过关。虽然，中共七大没有安排康生的发言，但也没有让反思整风运动和批判康生变成七大的主题之一。更有甚者，在七大上，他还被选为中央委员，紧接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9年后，康生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先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大批彭德怀，继而在毛、刘之争最激烈的七千人大会上力挺毛泽东及其大跃进。　　于是，1962年，毛泽东再次重用康生，让他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苏论战时期，毛钦定康生负责“九评”的撰写，派康生率中共代表团赴国外参加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毛对“九评”很满意，康生升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在文革中，康生再次成为毛的前台打手，在打倒刘邓路线上格外卖力，成为“准政治局”中央文革的一员。　　在1969年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在随后的毛、林冲突中，再次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进一步赢得了毛的信任，在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上，康生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虽然，在毛还活着的1975年12月16日，康生死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送的花圈，也算是政治上的“善终”。　　但随着毛的死亡和文革结束，在邓小平领导的否定文革和平反昭雪的运动中，康生与四人帮一起再次成为毛的替罪羊之一。　　1980年10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康生被列为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双料要犯之一，被指控为“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　　会议专门作出关于康生的决议：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公布其罪行。随后，康生遭到全国性的批判，变成遗臭万年的恶棍。 由此可见，从延安时代开始，中共内部权争的历史，事实上是完全以毛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所谓权争，绝非某位高官敢于向毛的权力挑战，而只不过是所有高级奴才向他们的唯一主子毛泽东竞争宠幸而已。 2006年12月27日（首发《观察》2006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