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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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田”——湖北麻城“大跃进-苦日子”实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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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原贴署名：MACHENG 谐音“麻城”。
３。网路所见此文另有署名：余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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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湖北麻城“大跃进-苦日子”实录（上）MACHENG
湖北麻城“大跃进-苦日子”实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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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田”--湖北麻城县“大跃进-苦日子”实录（上）
1958年8月初，大跃进的阵阵狂热，伴着盛夏酷暑，强劲地冲击着中国大地。一言动乾坤的“始作俑者”毛泽东,虽头戴草帽,却体胖多汗,白衬衫也洇着汗湿，他顾不得暑热汗溽 ，风尘仆仆又兴致勃勃地奔赴于河北、河南和山东大地……
“小麦卫星”、“水稻卫星”、“钢铁卫星”、“公共食堂”、“人民公社”……
全国各地的地方大员，正争先恐后般炮制着大跃进中高产“卫星”和“新生事物”的首创权，一份份创造“人间奇迹”的报喜电文，灼烧着毛泽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要踏上这火热的大地，寻找典型，总结经验，亲眼看一看大跃进热火朝天的场景，亲手掂一掂铺天盖地“高产卫星”的份量，为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定下惊世骇俗的高调。
8月9日，在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的陪同下，毛泽东兴高采烈地视察山东历城北园乡北园农业社。田野里一派丰收景象。农业社干部们大言不惭，社主任李书城汇报：“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亩产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
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纪录的粮食卫星，毛泽东喜气盈盈，伸出大拇哥，夸声连连：“好嘛，你们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毛泽东喜意未阑，一份加急报喜电文和套红《人民日报》，冲起了他更大的激情：湖北麻城县发出特大的“高产卫星”：建国一社创造出世界最高纪录，早稻亩产36956斤7两！
8月9日的《人民日报》，惊喜地将麻城县发特大的“高产卫星”封为“天下第一田”。
“天下第一田，好！好！好！天下第一田！王任重同志任重道远哪。”毛泽东金口玉言，大夸《人民日报》的同志们，“写得好呢，有感情呢！”心花怒放，写在脸上。
从此，“天下第一田”风光天下。
“天下第一田”，不仅创造了当时“放卫星”的最高纪录，还以“掇谷并田”的方法，为全国各地后来者居上的“跃进卫星”，提供了赶超的样板和经验。
好景不长，在嗣后的“苦日子”里，湖北省委领导亲自培养的“天下第一田”，一变而为反“五风”和大抓阶级斗争的典型。
材料上报中央，被激怒的毛泽东按自己的思路大笔一挥，麻城又成为纠风整社的“样板田”。
大跃进年代，湖北是一个出典型、出经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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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一、领导做“法”试验田
一位“天下第一田”的参予者，面对我的录音采访，思索了半天，心情沉重的说：“那个天下第一田，离不开 当年大跃进的全国狂热，说假话、说大话的时代特点。
从省委、地委、县委领导人都只想讲上级要听的话，讲真话要吃亏，放卫星就当先进，邀功有赏，捞政治资本嘛。
另外一个，省里抓红安，抓麻城。黄麻起义，打天下、坐江山嘛，几百位部长、将军的家乡。
麻城卫星惹出那么大的事，与麻城穷、落后、老百姓愚味，好蒙哄也有关。一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了，老百姓也是蛮起哄的。没想到跟着上面发了那么一通苕气！”
麻城位于大别山中段南麓，地处鄂东、豫南、皖西交界，山区丘陵近五分之四。山穷地瘠，贫困落后，是麻城县自隋开皇十八年立县以来一千四百多年不变的历史。穷则思变。民气素以不安份和强悍好斗称雄鄂豫皖。穷则生乱，变乱频仍，盗匪丛生。自有清至民国，麻城造反、匪乱数百起，血流山川，循环往复。民众仍在苦难中难觅出路。
正因如此，麻城才成为土地革命战争黄麻起义的发祥地，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成为鄂豫皖区的根据地。
当年麻城方圆百里，竟有各方武装力量近千股：夏斗寅的国民革命军、会匪“红枪会”、金枪会、黑枪会，土豪劣绅的人民自卫团、民团，国民党各级党部、共产党、义勇队、民国协会、防务会、胁富会……天地一声惊雷动，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民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自黄麻起义，麻城死于战难的民众十三万七千人。六万多人参加红军，到共和国开国之际，仅余两百余人。穷则思变的革命结果，麻城出了省军以上领导120多人。
麻城民谣：“血战千场留一命，穷人堆里出将军”。
也许正因如此，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麻城民气步步高涨。真以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从此进入人间天堂。
终于，在上级策动下，成为那个狂热年代示范全国的“天下第一田”，看实狠狠地发了一通“苕气”。
被愚弄的麻城人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饿死、病死七八万人，浮肿、干瘦、子宫脱垂等罹病者近二十万人。
楚王好细腰，宫有饿死色。上有好者，群佞趋之。
用90年代一位中共老人的话说：“大跃进责任人人有，中央之外，地方大员中吴芝圃、曾希圣、王任重、张仲良、李井泉、柯庆施、陶鲁笳、陶铸这八大金刚推波助澜，冲锋陷阵，起了相当不好的作用，也很为毛泽东看重。”虽是一家之言，却也中肯入的。
自从毛泽东发动起“经济战线的大跃进”，湖北省委领导人在追风跟潮上就狠下了一番功夫，湖北成为跃进声势最猛烈，“高产卫星”最显赫，各种经验方法最叫响的省份之一。
在这里，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行为很值得我们考证，这不仅因为“天下第一田”凝聚着他的一番心思，还在于他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典型。
事情得从1957年初大跃进初澜乍动说起。
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狠批“反冒进”，全党为之震颤。大会通过了旨在“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规定了十年发展达标指数：粮食亩产黄河以北400斤,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棉花亩产由1955年的35斤,分别增加到40斤、80斤和100斤。
王任重回到武汉，即把农业跨《纲要》当成中心工作来抓，三天一加码，五天一高升。在省委会议上，他强调说：“总路线是要高速度的，湖北能不能提前五年跨《纲要》？” 一个月内，他先后讲话，把跨《纲要》从规定的十年时间，提前到五年，三年，后来又提出一年跨《纲要》。
“文化大革命”中，一位原湖北省委工作人员在大批判文章中写道：
1958年1月南宁会议后，回到武汉，王任重与另一省委领导人有过一次谈话。他由衷感慨地说：“ 南宁会议总理挨批，我看是跟不上主席思想了嘛。 超英赴美，一个钢铁，一个粮食，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国就是强国。主席思想境界，胸怀气势，用敬仰二字都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情。”
“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建设新中国，就是要好大喜功，共产党领袖的气魄嘛。主席提倡和重视的就是大跃进，观察主席的建设思想，近来的形势，最对主席的心思和脾气。我看，不研究主席的思想，那就会掉队，犯错误。湖北的工作，必须抓住时机，在大跃进上全力以赴做好文章。 这就跟点状元一样，文章写得好，对了路子，才会金榜高中……”
大字报对此的结论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王任重当时动的一番心思，和此后他跟风赶潮的动机。
1993年，李锐在同笔者的谈话中说到，自从党外反右派，党内反右倾，加上超英赶美大跃进，党内高级干部，一方面感到压力，一方面感到毛的激情和魅力。中共高级干部，大多都在看毛泽东的脸色说话，不可能唱什么反调，不然就是彭老总的下场。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王任重的这番话，大概也是大多数中共高干的心声，但像他如此深刻地明悟玄机者，恐怕当年也不多见。
研究和揣摩透了毛泽东的心理和性格，王任重就在“大跃进”上下起了真功夫，做起了大文章。
树先进、抓典型，湖北省委把工作重点就放在了红安、麻城两个县。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典型也为树给黄麻起义的首长们看。
王任重找来黄岗地委书记姜一，语重心长地做了一次长谈。王任重告诉姜一：工作说要讲方法，当务之急的领导方法，是抓典型，搞样板田。省委把红安、麻城当全省工作的样板田，你们一定要做好。要特别注意总结经验，有理论，有数据，有说服力。要敢为天下先，眼界不要盯住省报，要盯住《人民日报》，省委配备强有力的理论班子，配合你们的工作。 眼前的目标，红安、麻城要成为十年《纲要》，1957年当年达标的样板，拿出来的数字，当然不能忽视工作细节，要经得起推敲，不要出漏子。
黄冈地委奉令而动。按照省委的意图，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两个县一碗水端平， 红安粮食跨《纲要》， 麻城棉花跨《纲要》。
1957年10月底，中共黄冈地委将精心编造出来的红安粮食亩产量，麻城棉花亩产量上报省委，声称由于县委领导亲自深入基层，抓样板田，以典型带全局，经过深翻土地，施肥、合理密植，两县粮棉产量当年跨《纲要》。
湖北省委抽调省委宣传部和武汉大学的笔杆子，连夜苦战，以“跃进速度”赶出了几篇文章，经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王延春亲笔润色修改定稿，上报中共中央。
湖北省为大跃进准备了最好的典型材料。
1957年11月29日，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从工作方法的高度，提出干部种试验田、改进工作作风、实现高产跃进。
《报告》说，干部种试验田，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实现党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最近我省各县已普遍推行了这个办法，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工作面貌。
红安共有县区乡社四级干部1470名，亲自动手搞试验田有的1151名，共种水稻试验田646亩，花生试验地476亩，还有棉花、红苕等作物的试验田地。试验田的产量，都高于一般田地。副县长萧林山两亩试验田，获亩产水稻千斤的纪录。七里区区委书记工作中的一亩花生试验地，获为亩产1190斤记录，还有皮棉亩产一百斤，红苕为亩产一万斤的纪录。试验田推动了大面积丰产。全县有313个粮食亩产千斤社，128个花生亩产800斤的社，21个皮棉亩产百斤社，全县15种农作物样样丰产，732个合作社，社社增产。 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八百斤，提前十年达纲要。
麻城、孝安等县的情况基本上如此。
中共湖北省委的高明，就在于并不就事论事，而是从理论的高度，在谈工作方法的同时，就放出了大“卫星”。这也难怪思想家的毛泽东，如此重视湖北的佳作。
至于《报告》中提到的“高产”情况，全是编造出来欺骗中央的应景之作。
1958年2月，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
《通知》中说，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上的统一。我们全党的干部必须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既不要作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不要做空头政治家。因此，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是完成党的任务基本关键之一。
当然，湖北省委当年的“杰作”还不止于此，不然就没有了后来的精彩手笔。
还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年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社论正式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来一个大跃进。”
社论认为：自从《纲要》公布以后，已经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全国已有29个县市达到《纲要》亩产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标，其中最典型的是湖北红安县，
“土质瘠薄，生产条件不好，今年亩产平均产粮也达到八百四十三斤。”社论强调，“这些大量增产的地区，有的是十分贫瘠的，在那里能够提早十年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革命的指标，那么，条件与它们相同或者比它们好的地方，难道反而不能做到吗？”
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了！毛泽东激情昂扬地在社论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 ‘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拿到这份《人民日报》，王任重兴高采烈。省委常委当天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这篇社论。会后，由王延春提议，晚上在省委小灶设宴庆贺，几位省委书记频频举杯，喝得红光满面。
麻城县委书记、县长碰头会却气势不佳，怨声时起。
红安、麻城都是省委、地委抓的典型，都是奉命报高产，怎么红安一下子全国出了名，麻城却没动静。
县委书记吴德简落了不少埋怨：当初麻城为什么只报亩产八百斤，为什么不报八百五十斤，一下子超过红安的八百三十四斤？还有人说省委不公平，厚了红安，薄了麻城。
赵金良出来打圆场说，省委好像对麻城还是有安排的，组织麻城棉花高产文章时，就讲要上《人民日报》。但赵书记到底中气不足，文章是写了，没见报纸就没法说。
其实，红安、麻城都是省委布下的棋。红安粮食高产，麻城棉花夺魁，粮棉双双跨《纲要》。
当然，客观上省委对红安是偏重的，但麻城也放在重要位置。
11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重头文章《麻城县是怎样成为皮棉百斤县的？》，作者为中共麻城县委书记赵金良。
文章宣称：1957年，在中共麻城县委的有力领导下，经过全县干部群众的努力，全县皮棉亩产已达百斤，实现当年《纲要》。由此，麻城县成为全国五个棉花亩产当年跨《纲要》的高产县之之一。
赵金良还大话炎炎地吹嘘了一番棉花高产经验：一是党的领导，县委领导重视，各级干部大种试验田，二是深翻土地，大修水利设施，大施肥料。有此二招，棉花一定高产，全县皮棉为亩产平均过百斤。
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棉花丰产的典型看齐》，号召全国各地都要“学习湖北麻城县的经验”，“主要原因不是自然条件好，而是党的领导强”。
时隔不到20天，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麻城县委书记赵金良著《麻城领导方法》一书作的序言《向麻城看齐！》，号召学习麻城县委的领导方法。这就是“县委提出农业增产指标，发动群众讨论制定规划；采取领导搞实验田的方法，实现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典型示范，由点到面，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王任重强调：向麻城看齐，赶上并超过麻城，应当成为各县的口号。麻城的工作方法论，更有大手笔的品味，从此，麻城的位置超过红安。
同时，《人民日报》又在第二版显著地刊登了一则题为《开展友谊竞赛，争取全面跃进，麻城向湖北全省农业社发出社会主义竞赛挑战书》。
《挑战书》向全省各县提出三大任务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第一、粮食：1958年全县总产要比1957年提高27.5%,亩产达到850斤,争取一千斤。
第二、棉花58年保证亩产皮棉130斤,争取150斤。
第三、发展山区多种经营，茶园扩大27500亩,发展杉木九万亩,各种作物产量比上年提高22%,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
《人民日报》为此特意发表了一篇很有气势的“编后随笔”：《赶上去，超过她！》。称麻城的《挑战书》“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斗的号召，将推动其他县份在这场社会主义大竞赛中共同实现农业大跃进。”
“麻城自然条件并不很好而能大跃进，其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得法，在于领导和全县人民那股一致的干劲！”编者强调：“学习麻城就是要学习他们那股干劲！能不能跃进？就看你有没有革命精神，有没有那股干劲！”
编者激昂地号召全党全国；“每一个地方的领导者，应当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他们能办到的，我们也能办到！用革命的战斗精神，响应麻城的挑战！赶上去！超过她！”
果然，麻城来了挑战者。
58年1月1日，浙江慈溪县委书记苏守山，应邀来麻城向干部群众作广播讲话，介绍慈溪皮棉平均亩产105斤的生产经验。这给麻城上下干部很大的刺激。赵金良在广播大会结束语中，说：“麻城人民将以百倍地努力，掀起更大跃进高潮，来迎接兄弟地区的挑战！”
1958年年初,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王任重手来拿着这张《人民日报》，兴奋地对大家说：“总结1957年湖北的大跃进，湖北的工作是有成效的，麻城的干部们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方法，领导定指标，基层定措施。1958年,我们要实现更大的跃进,放更大的卫星。”
很快，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向全党推荐麻城的“工作方法”经验，麻城的“工作方法”成为大跃进年代全党工作法宝。
一语道破天机。所谓麻城经验，就是领导确定高指标，基层干部浮夸“放卫星”。
三十年过去，1988年春节前后，在“天下第一田”采访调查时，正赶上村里有人请“师公”做法驱病。那装神弄鬼，张狂无忌的“师公”，和跪地磕拜，诚惶诚恐的一地村民，令我感慨无限！中国的百姓多么善良而又盲从啊！从当年的领导方法，到今天的师公“做法”，一脉相承的源头，不正是无知而又对权威的臣服感吗？看着那跪了一地愚味而又盲从的村民，我的心情分外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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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跃进风光起麻城
1958年的大跃进形势，给麻城带来了无限风光--全国各级报刊、电台，对麻城经验、生产工作的“大卫星”，连篇累牍，报道不断。又是拍电影，又是出书，天下扬名；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外国代表团，下至全国各省、地、县负责人，先后来麻城视察、参观、访问、学习、取经；原黄麻起义的将军、部长们，也为麻城而骄傲，纷纷重返故里，探亲、视察、支援家乡建设上项目；湖北省委、省政府、黄冈地委、专署都把麻城当成“样板田”，各级主要负责人时时来到麻城视察、蹲点；……
不言而喻，麻城的革命历史地位，和跃进的现实份量，正是这一切的前提条件。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样一份历史档案吧：
1月4日，王任重亲赴麻城，到生产先进的省、地、县三级干部试范样板田??宋埠等地检查农业生产和财经工作，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和赵金良全程陪同，一边汇报58年跃进规划，一边聆听工作指示，上下之间，相处甚宜。
2月，四川、浙江、上海、湖南等省市34个参观团，先后来麻城参观夏收作物田间管理，水利建设，学习取经。
3月4日，湖北省农业厅在麻城召开推广棉花营养钵现场会，麻城介绍1957年棉花高产先进经验和1958年棉花生产的高产措施。
3月16日-19日，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章温，省妇联主任郭力文来麻城参观访问，并到许家乡“五四”一社看女社员郑秀芝操作双铧犁表演。
3月17日-19日，苏联农业专家果列诺夫、畜牧专家爱拉斯契金及夫人来麻城参观农业生产。
3月14日，省长张体学率农业检查团来乘马、福田河等地检查工作。4天时间，多次就麻城58年大跃进作出指示。
3月25日，内蒙、山东等省区代表团741人先后来麻城参观访问。
4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余毅来麻城察看苏区生产，访问老红军付兴贵和国务院下放干部。
4月1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率61人参观团回故乡访问。
4月11日，李先念副总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等在麻城县长陈化民陪同下，视察中一社桃园大队和沙院子青年突击队。
4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来麻城，看望文改委下放干部。
5月3日-7日，中央财贸部在麻城召开财贸工作座谈会。
……
5月，湖北省委、省人委发给麻城1957年粮棉双丰收奖金两万元。
8月19日，朝鲜副首相李周渊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在副省长刘济荪陪同下访问建国一社，正是早稻亩产“三万六”大卫星发射之际。
“天下第一田”问世后，视察、访问、参观者更是如潮涌入。述其大要??
10月1日，农业部长廖鲁言由省委书记赵辛初陪同，来麻城宁埠、中一检查棉花生产。
次日，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一行3人来宋埠和中一公社视察。
10月4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前来视察，次日，在麻城县委大礼堂作报告。
10月8日，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副主席尼古拉格奥尔吉耶夫来麻城访问，参观高产“卫星田”“天下第一田”的生产情况。
10月20日，冶金部副部长夏耘等11人，视察三河钢铁厂，青年五星铁厂，国营三河铁厂。
11月初，王延春视察红旗人民公社，检查生产，对麻城进一步安排好大跃进工作予以指示。
12月1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冶金部长。。。来麻城视察，并在凤凰钢铁厂参加钢铁生产劳动。
大跃进年代，湖北是全国的先进，麻城又是湖北的典型。麻城所享受到的政治待遇和厚爱，决非其它地区所能企及。而麻城也给省委、地委脸上贴了金、争了光。
用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的话来说：“我们决不会辜负上级领导的厚望，一定要要这场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天下第一田”，形势逼人，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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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望所向，斗胆报出“二万五”
麻城“棉花卫星”，一炮打响，成为名闻全国的“跃进”典型。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主席到省委第一书记，上下称誉。麻城县又向全省和全国各地下了“挑战书”，成为大跃进的标兵。众望所向，重任在肩。在中共中央、湖北省委和黄岗地委厚爱和指导下，麻城县委真的是鼓足干劲，下定决心在“放卫星”的大跃进运动中去勇夺魁首了。
据一位当事者回忆说，当年他在县委工作。一次他去给县委书记赵金良汇报工作。提到麻城皮棉亩产百斤县的事，他不无担忧地提醒赵书记，皮棉亩产才79斤（实际不到60斤），倘若领导查下来，往后怎么交待?
赵金良没等他说完，劈头盖脸地将他一顿痛骂，还说他用心险恶，给大跃过泼冷水，攻击党的领导，思想右倾。果然，在后来的“反右倾，拔红旗”斗争中，他被打成“右倾分子”，下乡劳动改造。回想当年，他不无感叹：“看到赵书记勃然大怒，脸都涨红了，脖子上青筋直蹦，当时我也吓坏了。大家关系一直都不错的，我还是为了他好。听了逆耳忠言，翻脸不认人。从那以后，县委一班人放起卫星不要命，就像上了赌场。”
是的，在虚报皮棉亩产百斤县的时候，县委还有人心里发虚，怕戳穿牛皮不好收场。由于高级合作社运动大搞生产资料归公，社员一年四季忙于水利化工程、深翻土地运动等大兵团作战，劳累过度而分配比互助组和单干还差，生产减产。
1957年发生春荒，
1958年也出现春荒缺粮，不少人外出逃荒讨饭。
硬吹粮棉生产增产丰收，这确实象赌场上押宝一样没底。现在这一宝押上大发了，一鸣惊人，成了全国跃进样板，捞足了政治资本。因此，根本就不想收场。当然，领导也不会放你出场。说到底，麻城县委一班人，不过是当时整个“跃进”大赌场中，几个大胆的赌徒而已，设庄者早就看中了麻城的特殊政治价值，看中了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的勇气，正是煽起其它持谨慎观风态度者心中欲火的最佳“广告”。往下赌，只能是越赌瘾越大，赌注越下越大！
1958年春耕,王任重几次打电话给姜一，告诉他现在全国跃进形势越来越高，要看得更远，三千斤的指标能不能落实。到五月份，王任重在电话中更上一层楼，强调要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眼界，放卫星重点在水稻高产，三五千斤恐怕是没法交待了，要考虑产量过万斤的事了。
为此，省委、地委负责人和工作组赶往红安、麻城，具体安排“跃进卫星”的落实措施。
三月，中共麻城县委经过研究，决定以白杲、城关为中心的20万亩水稻田作高产试验田，不惜一切要保证亩产达到1500斤，争取1700到2000斤。麻城县委负责人很是自得，因为这一番指标比1957年的规划已经翻了一番。县委扩大会议公布了这一决定。
没想到材料上报省地委，受到了一番狠狠批评。姜一书记把麻城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叫到地委，又是批评，又是开导：“你们麻城是全国的标兵，是湖北的标兵。大跃进形势逼人哪，一日千里，你们拿亩产一二千斤来应付省委？”吴德简汇报说：“同志们信心都很足，我们争取放亩产五千的卫星.........”
姜一很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他的汇报：“不要死盯着一个数字嘛！要有发展的眼光。人家报一千，你报二千；人家报五千，你就得报一万！”
脑筋开了窍，回到麻城，吴德简就风风火火地布置起亩产过万斤的工作。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出号召：“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大跃进急剧升温。
中共湖北省委贯彻中央精神，走在各省前面，率先提出口号：“树立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力争水稻亩产万斤”。
7月17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代表省委作报告《在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湖北》中，提出湖北到1962年工农业发展的奋斗目标：钢年产一千-至一千二百万吨，户均一点五吨；粮食年产三百五十至四百亿公斤，争取人平一千至一千二百五十公斤。棉花二千至三千万担。五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三年扫除文盲。同时，大力批判“农业增产有限论”，肯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形势比人强。中共麻城县委进一步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于6月底正式提出了早稻亩产三万斤的高产指标。
领导定指标，基层定措施。经过研究决定，中共麻城县委把“放卫星”的任务，安排到了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
建国一社地处平畈区，生产条件较其它地方好一些。全社1124户，4715人，耕地5016亩,其中水田2504亩,出产粮棉。 1957年粮棉双丰收，成为全县闻名的先进农业社。其中早稻“亩产570斤”,高于全县“平均亩产432斤”的水平一大截。
尤其让县委看重的,是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社主任王乾成从土改当农委主任起,就一心跟党干革命,党叫干啥就干啥，工作年年得先进。57年扛回“亩产过千斤”的大红旗,当上黄冈地区农业劳动模范。58年春还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农民代表,风风光光地出国慰问,回国后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此时劲头大得很，任务交给他没问题。省地县三级领导都把该社当作重点,并派出白杲高产工作指导组，在这里办点示范。
肩负着领导的重望,1958年上半年,建国一社的干部们总是在根据高产指标形势的新变化，不断修改着自己的指标，追赶着领导们不断升温的高指标。
58年新春伊始,社主任王乾成在工作组指导下,提出了一个惊动干群的指标:“去年亩产千斤田,今年争取一千五！”此言一出，乡里风言风语说什么的人都有，竟然有一个不怕鬼的年轻人,当面指责王社长是欺上哄下,拿着高产当本钱,你怕不怕别人笑你？结果在工作组主持下,全社开展了“反右倾,拔白旗,扦红旗”的大辩论。对“白旗分子”，哪有什么道理好讲，拳头、耳光一齐上，推、打、捆、批不留情，打下了“右倾保守”的气焰，打出了“高产卫星”的威风。后来王乾成宣布：早稻试验田，亩产要过六千斤！果然会场鸦雀无声。
六月中旬，县委在闵集乡召开水稻高产现场会，研究如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争取水稻大面积平衡丰产，创造高额丰产纪录。
现场会上，县委负责人号召大家“要发扬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把试验田的生产提高一步，搞出早稻亩产上万斤的“高产卫星”。
参加现场会的王乾成，被县委负责人的讲话吓了一跳，王主任虽说是人猛气粗，万事不惧，但当县委决定由他来放“大卫星”时，他还是怔住了。想来想去，县委领导就是高出一截。你不敢想的他敢想，你不敢说的他敢说，他想出来说出来，下面的就该你照着去做了。做不到，就要反右倾拔白旗。做好了，当然有奖赏。
在县委领导的动员下，他在会上再一次作了“高产卫星”的开路先锋，斗胆报出高产指标，争取试验田亩产二万五千斤。
先进就是先进,重点果然不负重望，建国一社的高产指标，使县委领导舒了一口气。
但王乾成在会下给领导们出了一个难题：“吴书记，赵书记，卫星我是放了，不过这事只能说，不能看的。你要报高产卫星，我敢给你放，不过一检查就过不去了，怎么办？”
赵金良一听，又急又恼：“你这个人怎么回事，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告诉你，这个卫星不仅说得。还要看得，出不得半点问题。”
赵金良和吴德简商量了半天，终于开了窍，想出了一个高招：“吴书记，王主任说一亩田冲上天也产不了两万五，如果弄它个十亩八亩的稻子来，种在一块田里，那还能不高产！”两位书记欣喜若狂，终于找到了放“卫星”的绝招来了，“好办法，果然是好办法！”吴德简赞不绝口。跃进时代，技术革新么。赵金良苦思冥想，发明了一个大跃进年代的专有名词：“移禾并蔸”，又叫“掇禾并丘”。
从此，“天下第一田”有了保障。后来全国各地水稻“高产卫星”，大多走了“移禾并丘”这条路子。高，实在是高！麻城县委的领导方法，果然高明！
县委书记放了心，王主任可揪了心：早稻亩产“二万五”，在社委会上通得过吗？“二万五”，百分之百的“二百五”呀！看看八月就是开镰收谷的季节，一个多月想什么方法才能兑现呢？他是种田人出身，一亩田打多少谷他哪能不知道。关键是田里怎么搞出二万五千斤粮食。王主任急得几天没吃好饭，没睡好觉，生怕完不成党交给的这光荣任务。
果然，回社后召开社委会 ，大家听到亩产二万五，全都惊呆了。亩产二万五千斤，别说长了，堆在地上都有好几尺高。社委会在社委们吵吵骂骂中结束，没讨论出结果。
隔不两天，又召开了社管委扩大会议，干部和积极分子到了３７人。高产指标一摆出来，会议又吵成了一团。王主任猛一拍桌子，提高嗓门压住全场：“今年的早稻除了要搞大面积平衡丰产外，还要大胆搞亩产三四万的高产试验田！”
主任的话音刚落，一位社委会委员立即反对说：“搞大面积平衡增产不是一样增产，为么事一定要搞高产试验，盘古开天地以来也没听说过亩产三四万的事，种田人种的是稻谷，大树上长铁，一亩也产不出三四万哪。”当下附和他的人差不多占到一半。
王主任哈哈大笑：“我也让县里批了一通。县委有跃进增产新措施，把已经长好的稻谷全扯起来，几十亩并一亩，高度密植，高产量没问题。县委给起了个名，叫掇谷并丘。”
会议又吵成了一锅粥。
王主任的话音刚落，一位社委会委员立即反对说：“我怕人都发晕了，田里好好地长着谷，扯它几十亩并一亩，费多大的劲，又增加不了一两谷。劳民伤财的，搞它做么事？”
有人说：“有功夫下在田里，真的把产量搞上去，交了国家，社员口里也多吃它几两。早稻插下去了两个多月了，生米煮成熟饭，做么事要搞这放卫星？”
“口一张，几万斤，一亩田有多大不晓得，种田的人嘛，都搞不清种在田里还是种在天上。”
王乾成斩钉截铁地说：“开会是要大家讨论一下高产卫星怎么放，不是要大家来唱反调的。人家河南的小麦卫星，一放就是七千斤，这是大跃进的形势嘛，又不是我王乾成瞎吹的，报纸上讲嘛，党的政策如今是要高产。”
意见不统一，扩大会很快就成了辩论会，大跃进年代有很多专有术语，辩论，就是其中之一。被辩论者被押上会场中心或台上，任凭别人批斗辱骂泼脏水，不能辩白一句，否则就是不老实，要打下嚣张气焰。辩论就是斗争，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会议开来开去，气氛越来越紧张，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赶紧改口认错，以避大祸。
经过一番辩论斗争，高产“卫星”指标终于通过了，王乾成得意洋洋，赶紧向县委汇报。
“二万五”放“卫星”的消息传开，社员群众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形象地说：这是拳头大的口，晒筐大的嘴，张得开合不拢。有人还编了这样一首顺口溜：“深耕一丈五，肥料要几千，卫星好几万，恐怕不如愿－－－减产赔款。”
社员风言风语，就连一些干部家属也觉得自己家里的当干部当苕了，当的背时缺德官，明明白白的人，当了几天干部怎么就发苕了，一放“卫星”好几万，弄得自己在人前做不起人。干部们回到家，父母劝，老婆骂，乡亲们指脊梁。
“发苕”，是湖北人骂人的方言，含义同于“二百五”、“活宝”、“白痴”、“傻瓜”。谁愿意“发苕”呢？“掇秧并丘”放卫星，实在太“发苕”，谁也不愿去当。而王主任迫于舆论压力，一时也不敢下这个手，这事就被搁置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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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逼上梁山
转眼就过了个把月，现在到了早稻收割季节。
从北方小麦夏收开始掀起的“放卫星”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王任重和湖北省委憋足了干劲，全面布置湖北全省水稻高产的“放卫星”。
7月17日，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王任重代表省委作报告：《在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湖北》。他在报告中对各地放高产“卫星”作了明确的指示和布置，并提出：“今年稻谷可能出现万斤，至少也有5000斤、8000斤的。要不，稻谷可成了低产了。晚稻肯定有万斤的，是不是可能有两万斤的呢？也可能有。那么我国的稻谷单产就可以创造世界最高纪录。创造小麦最高纪录的是苏联，亩产二千斤，而我们是七千斤。
省委定了调，地、县猛吹号，姜一代表黄冈地委向省委表态：早稻定要过万斤，争取三五万。
７月底，姜一打电话到麻城，催问吴德简“放卫星”的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并明确地告诉他，省委和地委已经在等早稻“卫星”了，必须抓落实，要立军令状。
当吴德简和赵金良得知建国一社放“卫星”还没动静时，火冒三丈，把王乾成和蹲点干部一顿骂，责令限期落实，如有差错，党纪处分！
早稻开镰了！“高产卫星”在湖北遍地开花。
7月31日，《湖北日报》报道了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率先破万斤的消息，该社放出早稻亩产10597斤的“卫星”。
8月10日，孝感县创造早稻亩产15361斤的“高产纪录”，《湖北日报》隆重报道。
但是，省委、地委的电话接二连三，报纸、广播形势逼人，当时南方各省水稻“高产卫星”如炮火连天，麻城县领导被催得心急火燎。用县委宣传部长的话来说，放卫星那些日子里，上上下下的负责人，心情都是一日三波。
王任重召集派驻黄冈和麻城的工作组，负责人亲自谈话，反复强调在黄麻起义的老苏区，放“卫星”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特殊的社会效果。
王书记很有几分感染力地训示：群众的干劲，靠我们把火烧起来。要善于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总结经验，以点带面。
现在全国各地大跃进，放“卫星”的形势一日千里。湖北的工作历来是不错的，大跃进是不是会落后？争上游才是我们的风格嘛！同志们下去，要充分依靠地方党委，要坚决服从省委的部署。湖北要在全国争上游，麻城的高产“卫星”应该当成重点。
省委、地委工作组和高产“卫星”验收团，奉命急赴红安和麻城。麻城县委紧急部署放“卫星”。
没过两天，麻城县平清乡第二农业社1.01亩试验田，在县委领导人和验团的督战下，放出16260斤大“卫星”。
县委领导人同省、地两级领导，研究决定在全县开展放“卫星”的社会主义大竞赛，电话通知到各乡和农业社，要各地尽快把高产“卫星”估产量上报县委，并强调各社增产试验田要现场验收，通知到各乡和农业社，核实产量。
一时间，各乡各社高产“卫星”纷纷上报县委。你报五万，他报三万，也有报一万、八千的。一时间好不热闹。
经地、县两级领导研究决定，认为亩产报五万的不可靠，报一万的又太少，只有建国一社亩产三万多比较可靠，而且建国一社又是省、地、县的先进典型，因此决定以建国一社为重点验收对象。
8月9日验收的通知传达到建国一社。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严峻局面，社委会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办法。火烧眉毛能不急！这次大家倒统一认识了，既然逼上梁山，那就不干也得干。
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个办法：掇谷！上级提倡掇秧并丘，不过现在季节已晚，稻谷都快垂穗了。是不是把快熟的稻子并田移栽，几块、几十块田的谷子并在一块，不高产才怪事呢！
会议一下子热闹起来。但到哪里去找这么一块高产试验田呢？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由负责中片生产的社副主任负责，在生产条件较好的河北垸，找一块条件好的早稻田。
河北垸，处于麻溪河和大河两条河流之间，土质肥沃，而且离公路不远，上面领导来视察、参观者来参观都方便。这个垸子有近280亩水田，分属四个小队，历来也是社委工作的典型。
8月7日清晨，肩负重任的冯副主任赶到河北垸，喊醒了睡梦中的二小队队长。冯副主任坐定之后，向小队长一五一十地讲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问道：“么样，有没有决心搞？”队长一边擦着惺忪的眼睛，一边挥手说：“搞就搞！”
两人踩着田埂，到处选“卫星”基地。转到水塘边的一块大田，卷起裤腿，下田踩踩泥脚，感觉泥质有些硬，冯副主任说：“这田搞不得，蔸大的稻子插不进。”小队长说：“那就换一块田看看。”
他们边走边试田里的泥脚，不知不觉来到垸子侧边的一块油砂田边。一试，泥脚正适合，就近扯一把稻试栽，蛮顺手。小队长还有些犹豫：“这块斗丘田小点吧？”冯副主任在田边边洗手边说：“管它呢，时间紧，来不急了，就是它了！”
“天下第一田”就这么扯淡般地定了下来！
午饭后，冯副主任同社主任商量好，喊来六名社委搞“试验田”，他们先把斗丘田的稻全部扯起来，然后从田头开始，一棵挤一棵的栽起来。六个人忙了半天，天快黑时也只栽了一小块田头。太难了，几个人叹声叹气回去了。
王主任在田头蹲了半天，一看不是个事。
第二天，调了37名社员下田搞移栽。结果跑了17人。
这不是造孽吗，长得好好的谷，眼看就要割了，费工又费时去从别的田里扯下来，按到这块田里又不多长一两谷，反而要整掉不少谷。
这年头，党员和干部怎么越搞越苕了，而且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真没法！有3个人思想闹不通，干脆罢工不动手。
眼看验收日期逼近，按常规办法已经不救急了。社委会召开干部会，决定采取强硬手段，该压就压、该罚就罚，搞不通就辩论。一定要把“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狠狠整下去，坚决不准“放冷气弹，唱促退曲”！
接着，社里又召开青年会，组织青年突击队，动员群众突击作战。有的社员说：“这种横拉蛮的事千万干不得，闹得将来受损失，社里要减产,公粮交不上，社员要挨饿的。”社委会当即抓住典型，召开田头辩论会，狠批猛斗，社员也被整得服服帖帖，不敢多话。事情至此就好办了。
社里组织了150多人的劳动力，先将斗丘田整得软软糊糊的，再分拔稻、运稻、栽稻三个专业班，“协同作战”。稻不好运，扯下来有泥巴，禾穗上有谷，弄不好谷子就会掉落下来，而且谷穗只要碰折就会断茎，吊几天谷就发烂。社领导督战，命令社员回家取来箩筐、水桶挑禾，搬来木梯、门板当“担架”抬。真好象伺候月婆子般作难。
原来估计扯8亩田的稻，就可以将这块斗丘田按满。结果扯了12亩田的稻，才算“圆满完成任务”。
由于日夜鏖战，十分紧张，移栽的稻杆大都沾上了泥巴。他们又搬来打药的喷雾器，灌上水，将泥巴小心翼翼冲洗掉。同时，还没忘记把踩得泥泞不堪的田塍一一刮平。刮泥浆时又小心翼翼地不弄伤草，否则连草一起刮掉，田塍都成了和尚头，那就要露底出丑了。最后，再用砂子一撒，大兵团突击作战的痕迹就没影了。干部们弄虚作假时表现出来的才智，真是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
试验田如期弄成了。已成熟的稻谷移来立不住，一风顺地拥在田里。那年头干部们真是智谋万千，让人们拿来绳子，打上木桩围住田边。稻穗露在上头，穗子压穗子，足足铺了一尺多厚。社干部轻松舒坦了，心中一块秤砣到底落了地，现在就只等上级来检查了。
但群众心里憋火平不下气。社员罗文高当众用手戳着这块斗丘田大声说：“这样办要能高产，我把头剁下来给干部当座垫。”有的社员戳着干部的背影说：“都是苕种！好事没见你们揽来，蠢事倒叫你们做尽了。这是睁着眼睛跳崖，自寻死路。将来会害得大家没有饭吃！”
干部们听见了只当没听见。管他呢，反正检查团快来了，检查完了算交了军令状交了差，而接着来的奖励、提拔、出风头，想起来就叫人耳热心跳！等的就是检查团快快来，社员爱骂不骂去，只当没听见。
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高产荣誉之后的，真的是减产和高征购带来的大饥荒。他们的弄虚作假，固然应付了上级的压力，然而即将发生的事，就祸害了一方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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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招出“高产” 昧心创“奇迹”
1958年8月13日，中国最具权威性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套红标题下，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报道了开天辟地以来，人类农业文明史上最具爆炸性的新闻：《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据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从8月8日开始收割，到11日才全部收割完毕。
参加三级验收团的，有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玉生，中共麻城县各乡、社代表数百人。
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也参加了一部分验收工作。收获的过程都是由验收人员和社员们一起收割、打场、扬场和过秤的。
在1.016亩早稻田中，实收干谷37547斤12两，平均亩产36956.7斤。
报道说，这块高产田的主要培育人，是这个社社主任王乾成、副主任冯福炳、社委王茂刚和第二生产队队长罗学江，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许多社员（主要是青年社员）也积极参加了培育工作。
据报道说，这个人们所不敢想的早稻高产纪录，是充分发挥共产主义风格大胆革新的成果。这块田共整了10次，深耕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5次，先后施用的肥料有：草籽3000斤，圹泥1000担，陈砖土400担，硫酸铵105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60担，豆饼108斤。底肥是结合犁地分层施用的，作到了层层有肥。插秧的密度，实际上已经很难用多少蔸来计算了，因为整块田的稻子都是一根紧靠一根的。在稻禾长到1尺多的时候，又实行了掇秧密植。在验收时，人们曾选1平方尺的面积进行实测，据实测结果推算，平均每亩约有768万穗。把鸡蛋随便放在覆盖着的稻禾上滚动，鸡蛋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可见这块田的禾密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过两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麻城“卫星”照片，其中一幅分外精彩。只见4个小孩站在稻谷上，脚面都不埋没一点。照片解说词：这块亩产田里的早稻长的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象在沙发上似的。
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社论说：“去年我国水稻亩产的最高纪录，单季稻是二千四百多斤。麻城麻溪河乡建国第一社所创造的纪录，比去年增长十四倍以上。”“这样高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样高速度的增产，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冬就说过：‘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今年的农业丰产，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科学的预见。早稻、花生高产‘卫星’的出现，是共产主义风格的胜利，是破除迷信、彻底解放思想的胜利。湖北麻城县麻溪河建国一社的同志们，实行了高度密植及其他许多革命性的措施，终于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又一次生动的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史无前例的奇迹来。”
社论强调：“我们培育高产‘卫星’的目的，就是为大面积丰产提供榜样和经验，我们希望各地在培育高产‘卫星’的同时，要抓紧大面积丰产这一重要环节，认真总结经验普遍推广，争取全面的大丰收。”
社论充分肯定了“移苗密植”的经验，并大力向全国推广，强调“这个经验，对于目前争取大秋作物的丰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各种农作物的大面积丰产开辟了道路。”
与此同时，《湖北日报》也发表了署名“龚同文”（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的文章《再论“卫星”的重量》，夸耀建国一社这个丰产纪录，“比1957年早稻平均亩产570斤增加了64倍”，盛赞“亩产早稻三万六千多斤里头有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奇迹的出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实际上，这颗创造“世界奇迹”的高产“卫星”，不过是一场以喜剧开场，以悲剧告终的活闹剧。知情者把实情留给了历史。
原来，为了应付上级“验收”和检查，社委会专们召开了“敌情”分析会。会上先将“破坏高产卫星”的“敌情”作了估计和分析。地富反坏右会搞破坏，散布谣言，“右倾分子”、“落后分子”会发牢骚，讲怪话。各队要把这些人排一下名，把他们隔离起来，或者调到偏远不挨人的工地上去。实际上是社里怕人们对“大卫星”风言风语说“怪话”，甚至把放“卫星”的真情露了底。
河北垸赶在上级验收前，紧急遣送了“敌对分子”和“讲怪话”的16人到偏远的钢铁工地。这一招还蛮有效。当时大部分青壮劳力都上工地“大兵团作战”去了，家里留下老弱病残人心惶惶，怕吃不消那种劳动强度。社、队干部又召集社员群众开会，恩威并施，特别强调讲怪话要严惩，在刹歪风。
万事俱备，8月9日，这块掇谷并稻的试验田开镰收割，留下一块一丈见方的“样板田”，供日后验收参观。
10日，省、地、县一批农技干部奉命到达，他们在“样板田”中选择一平方尺的面积进行实测。据实测的结果推算，估计这块“高度密植”的试验田，产量不会超过九千斤，与社干部上报的三万多斤相差太远。
晚上，专署农业局的农技干部向地委验收团的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但未得到理睬。
当晚，地委验收团会同社委会布置连夜打场，从生产小队赶来10多头牛，用石磙碾场。河北垸4个小队抽来了100多人，挑灯夜战，苦战一通宵，把堆在晒场上的约6分多面积的稻堆全部脱谷完了。但是，有的农村出身的干部因为熟悉农活，当时就发现，有的稻堆是前几天割的，不是斗丘田的稻谷。原来，为了完成高产丰收的政治任务，放出省委、地委、县委所期望的高产“卫星”，建国一社的领导们又私下布置，趁人多人杂混乱之机，派人把河北垸4个小队收割的稻，全部挑到这个晒场上充数。
8月11日，以湖北省委工农业检查团成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和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为首的省里的验收人员，到达建国一社。此时，打场和过秤已经完毕。
为了确保这颗既是生产“卫星”，又是政治“卫星”的高产“卫星”发射成功，省委验收人员采取了比地、县验收团“慎重”得多的方法，召集地委验收团、县委验收组全体人员、白果指导组组长，以及省、专、县技术干部和各乡、社代表数百人参加，省委验收人员亲自用三角测量法丈量试验田的面积，又将稻场上堆放的已经脱粒的稻谷一一过秤。经过去杂、去水份后，由社会计计算出结果。
最后，省人委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当中宣布说：“建国一社创造了世界奇迹”，1.06亩“江西早”籼稻，收干谷37547斤12两。平均亩产36956.7斤。尽管激情昂扬，但他心中还是有数的，他亲手测量、过秤的，只不过是“卫星”创造者们早已弄虚作假设计周全了的结果。
但科学具有自己的鉴别力，当时参与验收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有的人并没有泯灭自己作为科学家的良心。
在当晚的验收人员会议上，湖北省农科院的一位年轻科技干部，直言陈述了自己的异议。他认为根据计算，亩产36956.7斤，将意味着一平方寸要生产6斗谷。而样板田的实测结果表明，这块试验田的产量不可能达到三万六千多斤。还有的人口里不说，心里有数：“江西早”名曰早稻，实际上是中稻，只是插的时间早些。较之早稻，它的产量无疑要高些，但最高一亩也只能产800多斤。
主持会议的地委验收团负责人见此情景，十分生气，怒气冲冲地说道：“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人家那么多人打场还能有假的！我看这个会议上有那么一种十分危险的右倾情绪！”
话音刚落，刚才发言的那位年轻科技干部腾地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知识分子不服邪！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在座的各位科技人员当然明白这番话的分量有多重。经过57年反右，知识分子整个被当作资产阶级来看待，“知识越多越无用”，“知识分子要改造”，这是一场政治革命的狂风暴雨奏响的主题曲。何况几天前报上发表了刘少奇的讲话：“农业社的干劲和钻劲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农民做了，这是个革命。”大家都为那位科技干部捏一把汗。
还是专署农业局一位干部出来打圆场，说情况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但应该相信群众。会议的紧张气氛才缓和下来。
过了一会，有人拿来一张表，上面写着建国一社早稻丰产试验田，经过验收亩产达到多少多少，要与会者签字。在场的领导干部签字后，其他人也随大势一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道验收手续到此结束。
当天晚上，新华社一位记者在当地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由社主任介绍创造早稻高产世界纪录、放“大卫星”的经过。王乾成重点介绍了“移苗密植”的经验。会前，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他已作了认真准备。
当记者问他，何时“掇秧并丘”时，王主任按着本子上写好的内容回答：“早稻抽穗时节。”快割谷了才并丘的事讲出去不是丢大丑吗？所以并丘的时间改在6月21日开始。他说，开始深耕、施肥都不够，当时早稻已长到一尺多高，为了夺高产，他们便毅然决然把秧苗拔下来，再深耕，再增投肥料，并移苗密植。王主任把拔稻移栽说成是“移苗”，记者就记下“移苗掇秧”；王主任把时间提前一个多月，记者就依此录下。
记者又问他们还采取了哪些增产措施？社主任巧妙的回答，一切能够增产的措施，他们都努力去作；一切妨害增产的因素，他们都努力克服和消除。如加强田间管理，施追肥，防倒伏，防灾害等。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文件和大小报刊上反复强调的几条。
座谈会后，新华社记者怀着抓大新闻后的职业自豪和激动感，连夜加班赶写新闻报道，并将稿件内容火速传到北京。于是就有了上述的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套红新闻。
8月13日下午，几位青年突击队男女蹲在这“天下第一田”的田埂边，心事忡忡地扯开了谈。
一位高小毕业回乡的青年说：“这年头，怎么假的跟真的那么弄，自古种田人是弄不得假的嘛。现在好像越假越吃香了，想不通呢！”
有位刚得到“跃进劳动标兵”奖状的“突击队员”很激动：“这哪里是种田，这是在种昧心田哪！人糊弄田，田就糊弄人。这几十亩田的谷子搞成卫星田，毁了多少粮。种田人这样种下去，只怕日后要喝西北风。”
果然“苦日子”来临后，五人中一人饿死，两人浮肿，一人子宫下垂兼重伤寒，几乎失了性命。当然那是后话了。
“天下第一田”问世后，有麻城县群众愤然上书，反映干部的弄虚作假，强迫群众拔禾并丘，十几亩并一亩，放出“卫星三万六”。
患病休养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读后愤怒不已，在从北京去广州养病前，亲自写信，将上书转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建议中央登报制止。在当时的气氛下，此论无息而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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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下第一田” “卫星”动九阙
麻城县水稻亩产“三万六”特大“卫星”发射升空，立即轰动了湖北省和全中国，甚至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使馆很快将此消息电告国内有关当局；西方一些国家的政界要人和科学家对此表示关注，进行科学论证和分析；不少落后国家出于对发展生产的需要，对此也表示了极大兴趣。
麻城高产“卫星”传至国外，最后真是丢尽了国格和人格。
当然，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麻城“三万六卫星”出尽了风头，显尽了荣耀，并且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全国各县学习的榜样。麻城“卫星”创造的“掇秧密植”法，一时成为全国各地放“卫星”的法宝。
8月15日，省委书记王任重率领大批省里党、政重要领导干部，来到建国一社贺喜，并亲手奖给高产创造者一面“高举红旗，争取更大面积平衡增产”的大红锦旗。
王任重在省、地、县领导人簇拥下，去高产试验田。一到田头，他就乐乐得笑哈哈地合不拢嘴。原来，麻城县委奉省委通知，在地头上树起了一块大牌子，上书六个书法非常漂亮的大字：“王任重试验田”。赵金良赶紧上前汇报，说是这块试验田，是在省委领导下获得了高产，省委领导说得好。王任重哈哈大笑：“党的领导好嘛。”他仔细看了谷子和穗、蔸。不看不放心，越看越高兴。亲眼看到这丈余见方的样板田里的稻谷，争强世界夺冠军的理想化为现实，王任重心里真是乐开了怀，连声赞扬说：“多厚的谷子，连手也插不进。”这样的高产，“是全国、全世界都没有的事。这说明我们的农业生产大有希望。”他豪气高嗓地说：“前些时，别的地方创造出来的小麦六千斤、七千斤的高产卫星，有些人不相信，现在水稻亩产三万多斤，更要吓坏那些不相信的人。耳听是虚，眼见是真，不相信高产的人叫他来亲自看看，这样可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麻城县委负责人因领导有方，再次受到重重嘉奖。
继之，来自省内外、国内外的参观者蜂涌而至，参观大潮一浪接着一浪连天接地。社员们不得不放下手中农活，不停地送往迎来。有趣的是，一听说又来客人了，就得敲锣打鼓前去迎接。麻城县委指示：对参观者一律实行“吃饭不要钱”，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许慢待客人。沿途十余里，路边都是招待吃饭的大小指示牌。十里炊烟十里灶，好不热闹。县里摆阔，杀猪宰鸡，酒肉伺候客人。一时间路上不断人，灶里不停火。河北垸的粮食吃完了，社里大车小车赶忙送；鸡鸭猪羊杀完了，县里怕怠慢全国各地参观客人，要求四乡八社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选好的往河北垸送。一时间热闹的场面，吸引得四乡八社的小孩、老人都往这里赶，总想趁机打一场“牙祭”。
“王任重试验田”、“天下第一田”的大标牌耸立在斗丘田地头，未割的“样板田”，顶上搭起帐篷，四周拉起树桩绳围。建国一社的王主任则忙前忙后，专职为来宾讲示“先进经验”，一天六七场，口干舌燥，却精神十分。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再苦再累也心甘。何况这出头露脸扬名天下的喜事！
“掇秧并丘”，为大跃进放水稻高产“卫星”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中共中央指示向全国大力推广“天下第一田”的先进经验。一时间，电影、电台、报刊、出版社，各路人马蜂涌而至。
这一厢，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纪录片《早稻王》人嘶马叫，为表现人定胜天，与暴风雨搏斗的场景，十几支高压水龙向演出的干部社员狂喷猛射；那一厢，中央和各地报刊先后发表3785篇有关“天下第一田”的文章和报道。麻城名噪天下！湖北人民出版社和科技卫生出版社，以精兵强将，抢版抢印，很快出版了《天下第一田》、《湖北省麻城县早稻丰产经验》、《湖北省麻城县油菜丰产经验》等小册子，仅《经验》一书，印30万册。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轰动全国的文章《水稻掇秧是个好办法》。麻城县委书记赵金良向全国介绍说，建国一社早稻扦秧后多出一部分秧苗，扔掉可惜，扦了九亩。出穗时九亩并一亩，收了36956.7斤谷。掇秧后空的田，立即扦晚稻，预产两千斤。今年全县早、中、晚稻53.4万亩，并丘掇秧，产量比大田高出一二倍，最高有亩产十万、二十万斤的。县委计划，全县64万亩水田，59年除30万亩早稻外，还借晚粳田育早稻秧十万亩，中稻并丘十万亩，扦秧面积可达84万亩，多产20万亩水稻。赵金良提出，要大胆设想，进一步早扦早熟早稻，使之6月中下旬成熟，掇上迟熟早稻，使之7月下旬成熟，再掇迟熟中稻，使之8月下旬成熟，8月底再掇二季稻。这样，麻城平畈一亩一年栽四茬稻，增产无可估量。
从此，高产“卫星”步步高。“天下第一田”，“一花引得万花开”！你能九亩并一亩，我就能二三十并一亩！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刘西平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说，现在亩产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提五千斤的很少了，大家正开展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措施之一就是“放手密植”。过去谷子一步三安苗，每亩三万多株。现在每亩二十六万株。密植到四十至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株谷穗一两，一亩三万斤。
同日，福建连江学麻城，发出“简作晚稻并丘”紧急指示，要求八到十亩并一亩，每亩扦六十万到一百万株。果然很快放出亩产六万斤晚稻大“卫星”。
8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应城县白湖乡长喜社，创造亩产43869.4斤亩产纪录。
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麻城又创奇迹，熊家沟乡建新六社，学习建国一社先进经验，中稻亩产突破五万大关，亩产达52599斤。报道说，这是我国第一个跨“五万大关”的中稻高产纪录。它是由熊家沟乡团总支书记、共产党员周克东，社主任邹海萍等11名干部社员创造的。春耕开始，扦秧前四犁、三耗、两耙，深耕，多施肥，密植2 x 2 寸。施肥过十万斤。7月中旬，又另拔二十亩田的秧，加上这一亩多的秧，全栽在这田里，获此高产量。
9月9日，《云南日报》报道，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卫星公社中稻亩产突破六万斤大关，产量为60479.6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中稻亩产突破八万斤大关。
赵金良的《水稻掇秧是个好办法》，一时间患祸天下。它不仅“一花引来万花开”，引出了全国众多水稻高产“卫星”，更为恶劣是59年，湘、鄂、赣、江、浙、粤六省有据可查的照此炮制案例，一年四茬的试验田达三百多万亩，结果早稻播种太早，二茬接不上，三茬苗、四茬苗长成烂草，三百多万亩田基本颗粒无收，一篇“海阔天空”的文章，造成十二亿多斤粮食损失。大跃进时代，祸国者势必殃民。
湖北的大跃进气势非凡。非凡的气势便有非凡的魅力。难怪当年毛泽东总喜欢坐镇武汉，统筹全局了。
九月，毛泽东再次御驾南巡，落脚武汉东湖宾馆。
王任重特意让省委宣传部将湖北大跃进的典型材料汇编成册。
其中,麻城经验材料占了一半。王任重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北的大跃进形势,并着重突出了省、地、县三级领导如何促进麻城工作大跃进，麻城跃进形势一日千里。
他说：“人还是那些人，山还是那些山。但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干部群众干劲冲天，硬是在山坡田里搞出了亩产三万六千斤的高产奇迹。我自己带队去看了那块天下第一田，那田里的谷子，长得好哇，人上去硬是踩不倒谷子头。”
他向毛泽东汇报解释了“掇秧并田”、“县委定指标，基层定措施”等经验，还说：“看来移禾并田是个好办法。只要科学地进行田间管理，移禾并田高产是没止境的。空出来的田，一年四季可种稻。”
看完《早稻王》的新闻纪录片，毛泽东喜笑颜开，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很有几分激情地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眼又见，耳又听，看来天下第一田是令人信服的嘛。
应该让那些促退派去麻城亲眼看一看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我们党历来有一句话，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只要干部当促进派，中国的大跃进，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讲五年、十年实现共产主义，干部和群众的这种共产主义伟大创举，就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基础嘛。
毛泽东还仔细询问了几位省委书记，粮食产量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
张平化赶紧说：“主席，现在人民公社社员生活大大提高了。麻城干部汇报了一幅农民创造的对联，上联是‘鼓足干劲增产’，下联是‘放开肚皮吃饭’”。
毛泽东闻言大喜，笑得都合不上口：“好！好！几千年农民受穷挨饿，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能够放开肚皮吃饭了！”谈了一阵湖北人民公社的大好形势，毛泽东颇有几分先见之明似地告诉这几位，粮食多了，农民放开肚皮吃饭也吃不完怎么办呢？一部分交国家，支援工业，一部分要多养猪，酿酒，要让农民吃饱饭，吃上肉,过上好生活。
11月25日，毛泽东在武汉市设宴，欢迎前来取跃进之经和共产主义所有制革命之经的金日成和朝鲜政府代表团。毛泽东邀请他们看了几部中国大跃进的新闻纪录片,包括《早稻王》，并向他们大谈了一阵革命哲学和辩证法，及建设共产主义的话题。
12月13日，果然，被御封为“促退派”首要的周恩来，开完武昌会议，率领陈毅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及一大群部长，在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奉命视察麻城。
来到麻城，周恩来视察了“天下第一田”等几块高产田，又到了幸福院、钢铁基地、公共食堂。
看到高产田，听到干部和积极分子创高产的经验汇报，面对已经空旷的田地，周恩来赞不绝口。
来到公共食堂，他更来兴致。详细地询问了社员群众的吃饭问题。
尽管冬季来临，社员已经开始吃不饱饭，许多社员已经饿得两眼发花了，但县、社干部还大谈社员群众如何一日四餐、五餐、六餐，天天有鸡、鸭、鱼、肉轮着吃之类。
周恩来兴意盎然地卷起袖子，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菜，招呼干部社员说：“来，来，来，同志们在第一线辛苦了，我炒几个菜，请大家尝尝我的手艺。”
在公共食堂的大门口，周恩来看到了那幅毛泽东赞不绝口的对联：“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
他掏出纸笔记录下来，还对张平化说：“同志们都应该把这付对联记下来，这幅对联是很有意义的。共产党革命，就是要让老百姓有饭吃，丰衣足食。”
麻城县委搞了一个大跃进农业成就展览馆。周恩来一行人走进展览馆，迎面就是一座大大的棉花山。“高产”棉花堆成了山，粮食“卫星”直冲云天。满屋的跃进图板，满墙的跃进口号。
巨幅的图表说明，1958年，麻城全县粮食产量十亿多斤，棉花单产达千斤，六万亩花生达千斤。还有亩产两千多斤的小麦，三万多斤、五万多斤、十万多斤的稻谷，亩产六千多斤的高粱、一万多斤的芝麻、四千斤的黄豆等高产标本，琳琅满目。讲解员激情满怀地指着一捆粗壮的标本介绍说：“这就是亩产三万六千斤的早稻王。继这个‘天下第一田’高产纪录而来，中一人民公社、白果人民公社又发射了五万斤、十万斤的中稻卫星........。”
黄冈专区“大跃进”有声有色，麻城“卫星”三万六，应城“卫星”四万四，毛泽东踌躇满怀。不仅周恩来到麻城，朱德委员长奉命率队访应城，就连西哈努克亲王这样的国宾来访，也应毛泽东的推荐，去应城参观访问，访粮食高产之经，取“卫星”高产之宝。
“天下第一田”，九阙起视听，天恩动浩荡。湖北大跃进，旨此第一功。因大跃进跟潮造势出经验，省委书记王任重倍受青眯到何等程度呢？
李锐曾向我提及这样一个情节：大跃进湖北搞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在武汉时，曾经这样向人介绍王任重：“这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哩。”听者震惊。
就连黄冈地委书记姜一，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也是天意垂恩。其工作报告，曾屡达中南海，多次受毛泽东嘉美表彰，亲笔批示，昭示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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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卫星”漫天 惊世骇俗
“天下第一田”天下扬名，天恩倍加，麻城县委书记和上峰们欢天喜地，大脑发热，忘乎所以，一时间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趁着人民公社化东风，麻城掀起了“放卫星”运动高潮。
省委书记王任重、王延春先后召集麻城县委几位书记和省地委麻城蹲点工作组负责人开会，大谈粮食高产，“卫星”上天的“伟大意义”，强调“当前要趁东风，放卫星，夺高产”，要让全县的社员“放开肚皮吃饭，吃饱，吃好，这样才有干劲，去夺取更大的高产胜利。”
1958年9月5日，麻城县城召开万人大会，首建“五四人民公社”。随之，中一（中馆驿）、红星（宋埠）、红旗（铁门）、白杲、龟山、东风（东木）、东方红（张家畈）、阎河、三河口、福口河、红色（乘马）、团结（城关镇）、火箭（宋埠镇）等人民公社相继成立，原121个乡改为116个大队。人民公社、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一律归公。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却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样，“生产千军万马，红旗漫天盖地”，放起“卫星”来就更有气势了。
县委书记赵金良在麻城三级干部跃进卫星动员大会上，哈哈连天，大炮连天：“同志们，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现在大家是看清楚了，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省、地委领导下，我们创造了天下第一田的高产奇迹，又创造了亩产五万、十万的奇迹。前几个月，报高产卫星，三五千斤就很了不起，披红挂彩，喜报上门。同志们，现在的形势一日千里，一天等于二十年。三五千斤没意思了，三五万斤也落后了。今天的擂台会上，我们要看到跃进跃进再跃进的大卫星。要让跃进的卫星，飞满麻城天空；要让胜利的喜报，铺天盖地......。”
果然，高产“卫星”在各级干部赤膊上台，声竭力嘶的表演中灿然发射了。
擂台上，你报三万，他报八万，白杲公社保证明年早稻“卫星”亩产20万斤，龟山公社报出棉花亩产过万斤。东风公社打擂者，面对各社的高产指标，上得台来，急中生智，攒拳挥臂，高呼出一串报高产的顺口溜：“总路线，万万岁！大跃进，万万岁！人民公社万万岁！东风公社放卫星，明年亩产万万斤........”
赵金良看到这火热的场面，对边上坐的农业局长夸赞说：“好！好！冲天的革命干劲，加上革命的浪漫主义，这就是我们的大跃进精神！”
1958年，报经省、地工作队和麻城县委认可的高产“卫星”一串串。依县委办公室主任陈昌国上报材料，有据可考的有：白杲公社燎原大队党分支书记鲁性贤早稻直播亩产过万斤，龟山公社星星大队五中队党分支书记芦文彬创造芝麻亩产过万斤；中一公社中稻亩产五万六，白杲公社中稻亩产十万斤，龟山公社二十一亩晚稻亩产过万斤，白杲公社燎原大队五中队共产党员姜淑兰试验田亩产籽棉六千斤，五一公社二中队分支书记林世猛试验地亩产籽棉四千斤，五百多亩棉地亩产超过一千四百斤；红薯卫星亩产四十万；高粱卫星亩产十万斤.........
据当年东风公社的一位大队分支书记回忆说：“大跃进那年头,麻城真象县委所说的，卫星放得铺天盖地。自打‘天下第一田’放‘卫星’后，各社热闹得很。党员干部挖空心思想点子，找热点。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放不出的‘卫星’，五花八门，奇谈怪论都放了‘卫星’！我们公社要放牲猪‘卫星’，就编出‘千头猪场’，‘万头猪场’。还弄出新闻，说是母猪发情，先用苏联约克夏公猪配种，又用本地公猪配种，交配几十次，一胎下出来改良品种小猪二三十头。登报的人也不想一想，那头母猪肚子能有多大？ 你问谁来验收？开始那还作古正经请省、地、县验收团或工作队的人走走过场，后来他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根本忙不羸。那你报什么他就发什么。当时，干部们放‘卫星’都象发神经病一样，指手划脚，胡说八道。六二年整风，那个‘放猪卫星’的干部,被人起了个绰号叫‘种猪’。你说当时的干部还有什么人格？”
根据>和麻城县档案馆所存资料,1958年麻城“放卫星”的名目种类多达371项。其名头有 “红薯卫星”、“高梁卫星”、“深挖卫星”、“积肥卫星”、“钢铁卫星”、“砍树烧炭卫星”、“集资卫星”、“反右倾卫星”、“吃饭卫星”.......不胜枚举！
要说当年麻城为放“高产卫星”搞的花样, 真是千奇百怪，荒诞不堪。麻城县委在电话会议上,要求各社放“卫星”要“出奇创新” ，不要总是老一套。下面的干部哪里还有顾忌，一开口就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白杲公社几位干部下队检查工作，公共食堂小灶煎鱼炒肉，杀鸡买酒。酒席之间，公社干部从鸡钵子中挟起一串蛋巢中的蛋黄来，刚放进嘴里，灵感冲动，要过笔来，一篇向县委报喜的“卫星”文章脱手而出：白杲公社放出高产鸡蛋“卫星”，鸡蛋大于鹅蛋，一个蛋足有半斤多重，十个鸡蛋重6斤半.........
驻中一人民公社的县委工作队在田头扯起“技术革命”的大旗，召来青年突击队，大讲“科学种田”、“米丘林嫁接法”，硬是在八分红薯地头搞起了试验田，要把南瓜秧嫁接到红薯秧上。说是要让技术革命结新果，地上长南瓜，地里结红薯，亩产达到30万。结果呢？八分地里绝种无收。用接受作者调查的原工作队员的话来说，当年这类神话多了。柚子树上嫁接桔子,要让桔子长的比柚子还大。高梁杆上嫁接玉米，声称杆上长苞谷，穗头长高梁。尤其是技术革新会上,那就没边了。在领导的“革命浪漫主义”感召下,有的说萝卜跟白菜嫁接,上面长白菜，下面长萝卜。有人说让黄牛跟母猪配种,生下的猪有牛大......那年头,别说干部,就连积极点的种田人,也都跟发癫似地,胡言乱语,疯话连篇。
跃进“卫星”放晕了头,县社领导更是挖空心思想点子。那水平,绝对不是一般招术。
继“天下第一田”和熊家沟“五万二”，两个特大“卫星”发射之后，各社队纷纷放出“大卫星”，县委兴高彩烈地估计58年全县粮食产量，冲过十亿斤，粮食太多会吃不完。针对58年大面积“增产”，“大兵团作战”劳动力紧张的情况，县委决定搞“减少面积，加强管理，提高产量”的“小片集中高产卫星”试验田。
58年秋季，县委决定在城关人民公社闵集管理区搞小麦“高产卫星”。办法是平地上取士，堆成大士墩，要办三个单产三万斤的“小麦卫星墩”。县委书记赵金良对干部、社员们动员说：“种好这三个卫星墩就行了，一个墩子的产量留作口粮，一个墩子的产量作储备粮，一个墩子的产量支援国家建设。
但闵集管理区在落实这一指示时，又解放思想，认为只办大小两个“卫星”墩就够了。他们提出口号：“小包（墩）吃全乡，大包（墩）卖余粮。”即小墩的麦产量用来解决全乡几千人的夏收口量，大墩产量给国家卖余粮和留储备粮。
试验地选在闵集四大队一小队的董家院子（垸名）。当时由县、社两级干部坐阵指挥，动员了全管理区的劳动力搞“大兵团作战”，每天投入劳力四五百人，工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那年头，搞什么都是讲个形式，运土的板车、独轮车上都插旗，装得多的车插红旗，装得少的插白旗。推车的，挑土的，白天干，晚上挑灯夜战。遇上干部检查，社员们“哦、哦”连天，工地上倒是热闹非凡。堆墩的土，远的从四面八方用车推来，就近取土则用担挑。终于赶在霜降前垒起了两个“卫星墩”。
1990年秋，笔者亲访闵集乡，踏上了如今已是残败的“卫星墩”，并照了好些照片，以作历史见证。大礅面积约一亩，小墩约有五分地左右。当时大墩高达一丈四尺高，小墩也约高一丈二，土墩四周因取土挖出大坑小凼，凼子深的达一米多。平地而起方方正正一丈多高的土墩，活象大地上肿起的两个恶瘤。踏上这残破荒凉的土墩，放眼远处，“千万不要忘记阶段斗争！”“掀起社主义教育的新高潮”的白灰标语在田野的田塍、墙壁上张牙舞爪，一派七十年代作者当知青时的紧张气氛。仿佛当年墩边四围的大小红旗，仍在秋风中猎猎作响，高产标语牌仍在刺人眼目，县社干部“大墩产量十万斤，小墩产量过五万”的高调，仍象幽灵般在上空回荡。那种愚民政治和强权社会的恐惧感与厌恶感，立马袭人而来，令人不寒而?，毛骨耸然。
就在这片土墩上，四方八村运来的土杂肥和人畜肥堆起几十方，鸡粪几千斤。小麦播种时，干部亲自督阵，指挥社员们背着麦种，整袋整袋往地里倒，然后扒均一下，麦种盖地三寸多厚，说是密植才高产。据当事人估计，两个墩子用去麦种三四千斤。
播种完毕，县委在这里召开全县各社干部现场会，下令全县推广这种“少种高产丰收的先进经验”。会后，全县各社队闻风而动，纷纷垒起这种“高产卫星墩”。1958年，全县秋播面积比上年减少二十多万亩。
1959年夏收，两个“卫星墩”颗粒无收，全县夏收粮食大减产。董家院子的春荒、夏荒连着冬荒，社员断粮断炊，死人倒是不断。
如此荒唐的“样板田”，竟为省、地工作组首肯，并编成“先进经验材料”，上报地委和省委。正在为“伟大领袖”发话“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而冥思苦想的王任重和王延春，蓦然惊醒，赶紧指示省委办公厅，与省农委等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落实1958年秋播，全省开展减少生产面积，大搞“少种高产丰收”运动。结果全省减少秋、春两茬小麦600万亩。而播种的1600万亩小麦，20%因密植过度，颗粒无收，余者也大幅度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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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田”--湖北麻城县“大跃进-苦日子”实录（上）
1958年8月初，大跃进的阵阵狂热，伴着盛夏酷暑，强劲地冲击着中国大地。一言动乾坤的“始作俑者”毛泽东,虽头戴草帽,却体胖多汗,白衬衫也洇着汗湿，他顾不得暑热汗溽 ，风尘仆仆又兴致勃勃地奔赴于河北、河南和山东大地……
“小麦卫星”、“水稻卫星”、“钢铁卫星”、“公共食堂”、“人民公社”……
全国各地的地方大员，正争先恐后般炮制着大跃进中高产“卫星”和“新生事物”的首创权，一份份创造“人间奇迹”的报喜电文，灼烧着毛泽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要踏上这火热的大地，寻找典型，总结经验，亲眼看一看大跃进热火朝天的场景，亲手掂一掂铺天盖地“高产卫星”的份量，为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定下惊世骇俗的高调。
8月9日，在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的陪同下，毛泽东兴高采烈地视察山东历城北园乡北园农业社。田野里一派丰收景象。农业社干部们大言不惭，社主任李书城汇报：“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亩产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
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纪录的粮食卫星，毛泽东喜气盈盈，伸出大拇哥，夸声连连：“好嘛，你们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毛泽东喜意未阑，一份加急报喜电文和套红《人民日报》，冲起了他更大的激情：湖北麻城县发出特大的“高产卫星”：建国一社创造出世界最高纪录，早稻亩产36956斤7两！
8月9日的《人民日报》，惊喜地将麻城县发特大的“高产卫星”封为“天下第一田”。
“天下第一田，好！好！好！天下第一田！王任重同志任重道远哪。”毛泽东金口玉言，大夸《人民日报》的同志们，“写得好呢，有感情呢！”心花怒放，写在脸上。
从此，“天下第一田”风光天下。
“天下第一田”，不仅创造了当时“放卫星”的最高纪录，还以“掇谷并田”的方法，为全国各地后来者居上的“跃进卫星”，提供了赶超的样板和经验。
好景不长，在嗣后的“苦日子”里，湖北省委领导亲自培养的“天下第一田”，一变而为反“五风”和大抓阶级斗争的典型。
材料上报中央，被激怒的毛泽东按自己的思路大笔一挥，麻城又成为纠风整社的“样板田”。
大跃进年代，湖北是一个出典型、出经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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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做“法”试验田
一位“天下第一田”的参予者，面对我的录音采访，思索了半天，心情沉重的说：“那个天下第一田，离不开 当年大跃进的全国狂热，说假话、说大话的时代特点。
从省委、地委、县委领导人都只想讲上级要听的话，讲真话要吃亏，放卫星就当先进，邀功有赏，捞政治资本嘛。
另外一个，省里抓红安，抓麻城。黄麻起义，打天下、坐江山嘛，几百位部长、将军的家乡。
麻城卫星惹出那么大的事，与麻城穷、落后、老百姓愚味，好蒙哄也有关。一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了，老百姓也是蛮起哄的。没想到跟着上面发了那么一通苕气！”
麻城位于大别山中段南麓，地处鄂东、豫南、皖西交界，山区丘陵近五分之四。山穷地瘠，贫困落后，是麻城县自隋开皇十八年立县以来一千四百多年不变的历史。穷则思变。民气素以不安份和强悍好斗称雄鄂豫皖。穷则生乱，变乱频仍，盗匪丛生。自有清至民国，麻城造反、匪乱数百起，血流山川，循环往复。民众仍在苦难中难觅出路。
正因如此，麻城才成为土地革命战争黄麻起义的发祥地，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成为鄂豫皖区的根据地。
当年麻城方圆百里，竟有各方武装力量近千股：夏斗寅的国民革命军、会匪“红枪会”、金枪会、黑枪会，土豪劣绅的人民自卫团、民团，国民党各级党部、共产党、义勇队、民国协会、防务会、胁富会……天地一声惊雷动，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民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自黄麻起义，麻城死于战难的民众十三万七千人。六万多人参加红军，到共和国开国之际，仅余两百余人。穷则思变的革命结果，麻城出了省军以上领导120多人。
麻城民谣：“血战千场留一命，穷人堆里出将军”。
也许正因如此，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麻城民气步步高涨。真以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从此进入人间天堂。
终于，在上级策动下，成为那个狂热年代示范全国的“天下第一田”，看实狠狠地发了一通“苕气”。
被愚弄的麻城人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饿死、病死七八万人，浮肿、干瘦、子宫脱垂等罹病者近二十万人。
楚王好细腰，宫有饿死色。上有好者，群佞趋之。
用90年代一位中共老人的话说：“大跃进责任人人有，中央之外，地方大员中吴芝圃、曾希圣、王任重、张仲良、李井泉、柯庆施、陶鲁笳、陶铸这八大金刚推波助澜，冲锋陷阵，起了相当不好的作用，也很为毛泽东看重。”虽是一家之言，却也中肯入的。
自从毛泽东发动起“经济战线的大跃进”，湖北省委领导人在追风跟潮上就狠下了一番功夫，湖北成为跃进声势最猛烈，“高产卫星”最显赫，各种经验方法最叫响的省份之一。
在这里，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行为很值得我们考证，这不仅因为“天下第一田”凝聚着他的一番心思，还在于他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典型。
事情得从1957年初大跃进初澜乍动说起。
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狠批“反冒进”，全党为之震颤。大会通过了旨在“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规定了十年发展达标指数：粮食亩产黄河以北400斤,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棉花亩产由1955年的35斤,分别增加到40斤、80斤和100斤。
王任重回到武汉，即把农业跨《纲要》当成中心工作来抓，三天一加码，五天一高升。在省委会议上，他强调说：“总路线是要高速度的，湖北能不能提前五年跨《纲要》？” 一个月内，他先后讲话，把跨《纲要》从规定的十年时间，提前到五年，三年，后来又提出一年跨《纲要》。
“文化大革命”中，一位原湖北省委工作人员在大批判文章中写道：
1958年1月南宁会议后，回到武汉，王任重与另一省委领导人有过一次谈话。他由衷感慨地说：“ 南宁会议总理挨批，我看是跟不上主席思想了嘛。 超英赴美，一个钢铁，一个粮食，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国就是强国。主席思想境界，胸怀气势，用敬仰二字都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情。”
“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建设新中国，就是要好大喜功，共产党领袖的气魄嘛。主席提倡和重视的就是大跃进，观察主席的建设思想，近来的形势，最对主席的心思和脾气。我看，不研究主席的思想，那就会掉队，犯错误。湖北的工作，必须抓住时机，在大跃进上全力以赴做好文章。 这就跟点状元一样，文章写得好，对了路子，才会金榜高中……”
大字报对此的结论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王任重当时动的一番心思，和此后他跟风赶潮的动机。
1993年，李锐在同笔者的谈话中说到，自从党外反右派，党内反右倾，加上超英赶美大跃进，党内高级干部，一方面感到压力，一方面感到毛的激情和魅力。中共高级干部，大多都在看毛泽东的脸色说话，不可能唱什么反调，不然就是彭老总的下场。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王任重的这番话，大概也是大多数中共高干的心声，但像他如此深刻地明悟玄机者，恐怕当年也不多见。
研究和揣摩透了毛泽东的心理和性格，王任重就在“大跃进”上下起了真功夫，做起了大文章。
树先进、抓典型，湖北省委把工作重点就放在了红安、麻城两个县。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典型也为树给黄麻起义的首长们看。
王任重找来黄岗地委书记姜一，语重心长地做了一次长谈。王任重告诉姜一：工作说要讲方法，当务之急的领导方法，是抓典型，搞样板田。省委把红安、麻城当全省工作的样板田，你们一定要做好。要特别注意总结经验，有理论，有数据，有说服力。要敢为天下先，眼界不要盯住省报，要盯住《人民日报》，省委配备强有力的理论班子，配合你们的工作。 眼前的目标，红安、麻城要成为十年《纲要》，1957年当年达标的样板，拿出来的数字，当然不能忽视工作细节，要经得起推敲，不要出漏子。
黄冈地委奉令而动。按照省委的意图，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两个县一碗水端平， 红安粮食跨《纲要》， 麻城棉花跨《纲要》。
1957年10月底，中共黄冈地委将精心编造出来的红安粮食亩产量，麻城棉花亩产量上报省委，声称由于县委领导亲自深入基层，抓样板田，以典型带全局，经过深翻土地，施肥、合理密植，两县粮棉产量当年跨《纲要》。
湖北省委抽调省委宣传部和武汉大学的笔杆子，连夜苦战，以“跃进速度”赶出了几篇文章，经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王延春亲笔润色修改定稿，上报中共中央。
湖北省为大跃进准备了最好的典型材料。
1957年11月29日，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从工作方法的高度，提出干部种试验田、改进工作作风、实现高产跃进。
《报告》说，干部种试验田，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实现党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最近我省各县已普遍推行了这个办法，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工作面貌。
红安共有县区乡社四级干部1470名，亲自动手搞试验田有的1151名，共种水稻试验田646亩，花生试验地476亩，还有棉花、红苕等作物的试验田地。试验田的产量，都高于一般田地。副县长萧林山两亩试验田，获亩产水稻千斤的纪录。七里区区委书记工作中的一亩花生试验地，获为亩产1190斤记录，还有皮棉亩产一百斤，红苕为亩产一万斤的纪录。试验田推动了大面积丰产。全县有313个粮食亩产千斤社，128个花生亩产800斤的社，21个皮棉亩产百斤社，全县15种农作物样样丰产，732个合作社，社社增产。 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八百斤，提前十年达纲要。
麻城、孝安等县的情况基本上如此。
中共湖北省委的高明，就在于并不就事论事，而是从理论的高度，在谈工作方法的同时，就放出了大“卫星”。这也难怪思想家的毛泽东，如此重视湖北的佳作。
至于《报告》中提到的“高产”情况，全是编造出来欺骗中央的应景之作。
1958年2月，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
《通知》中说，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上的统一。我们全党的干部必须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既不要作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不要做空头政治家。因此，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是完成党的任务基本关键之一。
当然，湖北省委当年的“杰作”还不止于此，不然就没有了后来的精彩手笔。
还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年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社论正式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来一个大跃进。”
社论认为：自从《纲要》公布以后，已经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全国已有29个县市达到《纲要》亩产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标，其中最典型的是湖北红安县，
“土质瘠薄，生产条件不好，今年亩产平均产粮也达到八百四十三斤。”社论强调，“这些大量增产的地区，有的是十分贫瘠的，在那里能够提早十年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革命的指标，那么，条件与它们相同或者比它们好的地方，难道反而不能做到吗？”
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了！毛泽东激情昂扬地在社论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 ‘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拿到这份《人民日报》，王任重兴高采烈。省委常委当天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这篇社论。会后，由王延春提议，晚上在省委小灶设宴庆贺，几位省委书记频频举杯，喝得红光满面。
麻城县委书记、县长碰头会却气势不佳，怨声时起。
红安、麻城都是省委、地委抓的典型，都是奉命报高产，怎么红安一下子全国出了名，麻城却没动静。
县委书记吴德简落了不少埋怨：当初麻城为什么只报亩产八百斤，为什么不报八百五十斤，一下子超过红安的八百三十四斤？还有人说省委不公平，厚了红安，薄了麻城。
赵金良出来打圆场说，省委好像对麻城还是有安排的，组织麻城棉花高产文章时，就讲要上《人民日报》。但赵书记到底中气不足，文章是写了，没见报纸就没法说。
其实，红安、麻城都是省委布下的棋。红安粮食高产，麻城棉花夺魁，粮棉双双跨《纲要》。
当然，客观上省委对红安是偏重的，但麻城也放在重要位置。
11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重头文章《麻城县是怎样成为皮棉百斤县的？》，作者为中共麻城县委书记赵金良。
文章宣称：1957年，在中共麻城县委的有力领导下，经过全县干部群众的努力，全县皮棉亩产已达百斤，实现当年《纲要》。由此，麻城县成为全国五个棉花亩产当年跨《纲要》的高产县之之一。
赵金良还大话炎炎地吹嘘了一番棉花高产经验：一是党的领导，县委领导重视，各级干部大种试验田，二是深翻土地，大修水利设施，大施肥料。有此二招，棉花一定高产，全县皮棉为亩产平均过百斤。
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棉花丰产的典型看齐》，号召全国各地都要“学习湖北麻城县的经验”，“主要原因不是自然条件好，而是党的领导强”。
时隔不到20天，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麻城县委书记赵金良著《麻城领导方法》一书作的序言《向麻城看齐！》，号召学习麻城县委的领导方法。这就是“县委提出农业增产指标，发动群众讨论制定规划；采取领导搞实验田的方法，实现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典型示范，由点到面，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王任重强调：向麻城看齐，赶上并超过麻城，应当成为各县的口号。麻城的工作方法论，更有大手笔的品味，从此，麻城的位置超过红安。
同时，《人民日报》又在第二版显著地刊登了一则题为《开展友谊竞赛，争取全面跃进，麻城向湖北全省农业社发出社会主义竞赛挑战书》。
《挑战书》向全省各县提出三大任务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第一、粮食：1958年全县总产要比1957年提高27.5%,亩产达到850斤,争取一千斤。
第二、棉花58年保证亩产皮棉130斤,争取150斤。
第三、发展山区多种经营，茶园扩大27500亩,发展杉木九万亩,各种作物产量比上年提高22%,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
《人民日报》为此特意发表了一篇很有气势的“编后随笔”：《赶上去，超过她！》。称麻城的《挑战书》“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斗的号召，将推动其他县份在这场社会主义大竞赛中共同实现农业大跃进。”
“麻城自然条件并不很好而能大跃进，其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得法，在于领导和全县人民那股一致的干劲！”编者强调：“学习麻城就是要学习他们那股干劲！能不能跃进？就看你有没有革命精神，有没有那股干劲！”
编者激昂地号召全党全国；“每一个地方的领导者，应当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他们能办到的，我们也能办到！用革命的战斗精神，响应麻城的挑战！赶上去！超过她！”
果然，麻城来了挑战者。
58年1月1日，浙江慈溪县委书记苏守山，应邀来麻城向干部群众作广播讲话，介绍慈溪皮棉平均亩产105斤的生产经验。这给麻城上下干部很大的刺激。赵金良在广播大会结束语中，说：“麻城人民将以百倍地努力，掀起更大跃进高潮，来迎接兄弟地区的挑战！”
1958年年初,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王任重手来拿着这张《人民日报》，兴奋地对大家说：“总结1957年湖北的大跃进，湖北的工作是有成效的，麻城的干部们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方法，领导定指标，基层定措施。1958年,我们要实现更大的跃进,放更大的卫星。”
很快，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向全党推荐麻城的“工作方法”经验，麻城的“工作方法”成为大跃进年代全党工作法宝。
一语道破天机。所谓麻城经验，就是领导确定高指标，基层干部浮夸“放卫星”。
三十年过去，1988年春节前后，在“天下第一田”采访调查时，正赶上村里有人请“师公”做法驱病。那装神弄鬼，张狂无忌的“师公”，和跪地磕拜，诚惶诚恐的一地村民，令我感慨无限！中国的百姓多么善良而又盲从啊！从当年的领导方法，到今天的师公“做法”，一脉相承的源头，不正是无知而又对权威的臣服感吗？看着那跪了一地愚味而又盲从的村民，我的心情分外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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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跃进风光起麻城
1958年的大跃进形势，给麻城带来了无限风光--全国各级报刊、电台，对麻城经验、生产工作的“大卫星”，连篇累牍，报道不断。又是拍电影，又是出书，天下扬名；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外国代表团，下至全国各省、地、县负责人，先后来麻城视察、参观、访问、学习、取经；原黄麻起义的将军、部长们，也为麻城而骄傲，纷纷重返故里，探亲、视察、支援家乡建设上项目；湖北省委、省政府、黄冈地委、专署都把麻城当成“样板田”，各级主要负责人时时来到麻城视察、蹲点；……
不言而喻，麻城的革命历史地位，和跃进的现实份量，正是这一切的前提条件。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样一份历史档案吧：
1月4日，王任重亲赴麻城，到生产先进的省、地、县三级干部试范样板田??宋埠等地检查农业生产和财经工作，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和赵金良全程陪同，一边汇报58年跃进规划，一边聆听工作指示，上下之间，相处甚宜。
2月，四川、浙江、上海、湖南等省市34个参观团，先后来麻城参观夏收作物田间管理，水利建设，学习取经。
3月4日，湖北省农业厅在麻城召开推广棉花营养钵现场会，麻城介绍1957年棉花高产先进经验和1958年棉花生产的高产措施。
3月16日-19日，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章温，省妇联主任郭力文来麻城参观访问，并到许家乡“五四”一社看女社员郑秀芝操作双铧犁表演。
3月17日-19日，苏联农业专家果列诺夫、畜牧专家爱拉斯契金及夫人来麻城参观农业生产。
3月14日，省长张体学率农业检查团来乘马、福田河等地检查工作。4天时间，多次就麻城58年大跃进作出指示。
3月25日，内蒙、山东等省区代表团741人先后来麻城参观访问。
4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余毅来麻城察看苏区生产，访问老红军付兴贵和国务院下放干部。
4月1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率61人参观团回故乡访问。
4月11日，李先念副总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等在麻城县长陈化民陪同下，视察中一社桃园大队和沙院子青年突击队。
4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来麻城，看望文改委下放干部。
5月3日-7日，中央财贸部在麻城召开财贸工作座谈会。
……
5月，湖北省委、省人委发给麻城1957年粮棉双丰收奖金两万元。
8月19日，朝鲜副首相李周渊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在副省长刘济荪陪同下访问建国一社，正是早稻亩产“三万六”大卫星发射之际。
“天下第一田”问世后，视察、访问、参观者更是如潮涌入。述其大要??
10月1日，农业部长廖鲁言由省委书记赵辛初陪同，来麻城宁埠、中一检查棉花生产。
次日，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一行3人来宋埠和中一公社视察。
10月4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前来视察，次日，在麻城县委大礼堂作报告。
10月8日，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副主席尼古拉格奥尔吉耶夫来麻城访问，参观高产“卫星田”“天下第一田”的生产情况。
10月20日，冶金部副部长夏耘等11人，视察三河钢铁厂，青年五星铁厂，国营三河铁厂。
11月初，王延春视察红旗人民公社，检查生产，对麻城进一步安排好大跃进工作予以指示。
12月1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冶金部长。。。来麻城视察，并在凤凰钢铁厂参加钢铁生产劳动。
大跃进年代，湖北是全国的先进，麻城又是湖北的典型。麻城所享受到的政治待遇和厚爱，决非其它地区所能企及。而麻城也给省委、地委脸上贴了金、争了光。
用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的话来说：“我们决不会辜负上级领导的厚望，一定要要这场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天下第一田”，形势逼人，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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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望所向，斗胆报出“二万五”
麻城“棉花卫星”，一炮打响，成为名闻全国的“跃进”典型。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主席到省委第一书记，上下称誉。麻城县又向全省和全国各地下了“挑战书”，成为大跃进的标兵。众望所向，重任在肩。在中共中央、湖北省委和黄岗地委厚爱和指导下，麻城县委真的是鼓足干劲，下定决心在“放卫星”的大跃进运动中去勇夺魁首了。
据一位当事者回忆说，当年他在县委工作。一次他去给县委书记赵金良汇报工作。提到麻城皮棉亩产百斤县的事，他不无担忧地提醒赵书记，皮棉亩产才79斤（实际不到60斤），倘若领导查下来，往后怎么交待?
赵金良没等他说完，劈头盖脸地将他一顿痛骂，还说他用心险恶，给大跃过泼冷水，攻击党的领导，思想右倾。果然，在后来的“反右倾，拔红旗”斗争中，他被打成“右倾分子”，下乡劳动改造。回想当年，他不无感叹：“看到赵书记勃然大怒，脸都涨红了，脖子上青筋直蹦，当时我也吓坏了。大家关系一直都不错的，我还是为了他好。听了逆耳忠言，翻脸不认人。从那以后，县委一班人放起卫星不要命，就像上了赌场。”
是的，在虚报皮棉亩产百斤县的时候，县委还有人心里发虚，怕戳穿牛皮不好收场。由于高级合作社运动大搞生产资料归公，社员一年四季忙于水利化工程、深翻土地运动等大兵团作战，劳累过度而分配比互助组和单干还差，生产减产。
1957年发生春荒，
1958年也出现春荒缺粮，不少人外出逃荒讨饭。
硬吹粮棉生产增产丰收，这确实象赌场上押宝一样没底。现在这一宝押上大发了，一鸣惊人，成了全国跃进样板，捞足了政治资本。因此，根本就不想收场。当然，领导也不会放你出场。说到底，麻城县委一班人，不过是当时整个“跃进”大赌场中，几个大胆的赌徒而已，设庄者早就看中了麻城的特殊政治价值，看中了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的勇气，正是煽起其它持谨慎观风态度者心中欲火的最佳“广告”。往下赌，只能是越赌瘾越大，赌注越下越大！
1958年春耕,王任重几次打电话给姜一，告诉他现在全国跃进形势越来越高，要看得更远，三千斤的指标能不能落实。到五月份，王任重在电话中更上一层楼，强调要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眼界，放卫星重点在水稻高产，三五千斤恐怕是没法交待了，要考虑产量过万斤的事了。
为此，省委、地委负责人和工作组赶往红安、麻城，具体安排“跃进卫星”的落实措施。
三月，中共麻城县委经过研究，决定以白杲、城关为中心的20万亩水稻田作高产试验田，不惜一切要保证亩产达到1500斤，争取1700到2000斤。麻城县委负责人很是自得，因为这一番指标比1957年的规划已经翻了一番。县委扩大会议公布了这一决定。
没想到材料上报省地委，受到了一番狠狠批评。姜一书记把麻城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叫到地委，又是批评，又是开导：“你们麻城是全国的标兵，是湖北的标兵。大跃进形势逼人哪，一日千里，你们拿亩产一二千斤来应付省委？”吴德简汇报说：“同志们信心都很足，我们争取放亩产五千的卫星.........”
姜一很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他的汇报：“不要死盯着一个数字嘛！要有发展的眼光。人家报一千，你报二千；人家报五千，你就得报一万！”
脑筋开了窍，回到麻城，吴德简就风风火火地布置起亩产过万斤的工作。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出号召：“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大跃进急剧升温。
中共湖北省委贯彻中央精神，走在各省前面，率先提出口号：“树立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力争水稻亩产万斤”。
7月17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代表省委作报告《在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湖北》中，提出湖北到1962年工农业发展的奋斗目标：钢年产一千-至一千二百万吨，户均一点五吨；粮食年产三百五十至四百亿公斤，争取人平一千至一千二百五十公斤。棉花二千至三千万担。五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三年扫除文盲。同时，大力批判“农业增产有限论”，肯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形势比人强。中共麻城县委进一步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于6月底正式提出了早稻亩产三万斤的高产指标。
领导定指标，基层定措施。经过研究决定，中共麻城县委把“放卫星”的任务，安排到了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
建国一社地处平畈区，生产条件较其它地方好一些。全社1124户，4715人，耕地5016亩,其中水田2504亩,出产粮棉。 1957年粮棉双丰收，成为全县闻名的先进农业社。其中早稻“亩产570斤”,高于全县“平均亩产432斤”的水平一大截。
尤其让县委看重的,是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社主任王乾成从土改当农委主任起,就一心跟党干革命,党叫干啥就干啥，工作年年得先进。57年扛回“亩产过千斤”的大红旗,当上黄冈地区农业劳动模范。58年春还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农民代表,风风光光地出国慰问,回国后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此时劲头大得很，任务交给他没问题。省地县三级领导都把该社当作重点,并派出白杲高产工作指导组，在这里办点示范。
肩负着领导的重望,1958年上半年,建国一社的干部们总是在根据高产指标形势的新变化，不断修改着自己的指标，追赶着领导们不断升温的高指标。
58年新春伊始,社主任王乾成在工作组指导下,提出了一个惊动干群的指标:“去年亩产千斤田,今年争取一千五！”此言一出，乡里风言风语说什么的人都有，竟然有一个不怕鬼的年轻人,当面指责王社长是欺上哄下,拿着高产当本钱,你怕不怕别人笑你？结果在工作组主持下,全社开展了“反右倾,拔白旗,扦红旗”的大辩论。对“白旗分子”，哪有什么道理好讲，拳头、耳光一齐上，推、打、捆、批不留情，打下了“右倾保守”的气焰，打出了“高产卫星”的威风。后来王乾成宣布：早稻试验田，亩产要过六千斤！果然会场鸦雀无声。
六月中旬，县委在闵集乡召开水稻高产现场会，研究如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争取水稻大面积平衡丰产，创造高额丰产纪录。
现场会上，县委负责人号召大家“要发扬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把试验田的生产提高一步，搞出早稻亩产上万斤的“高产卫星”。
参加现场会的王乾成，被县委负责人的讲话吓了一跳，王主任虽说是人猛气粗，万事不惧，但当县委决定由他来放“大卫星”时，他还是怔住了。想来想去，县委领导就是高出一截。你不敢想的他敢想，你不敢说的他敢说，他想出来说出来，下面的就该你照着去做了。做不到，就要反右倾拔白旗。做好了，当然有奖赏。
在县委领导的动员下，他在会上再一次作了“高产卫星”的开路先锋，斗胆报出高产指标，争取试验田亩产二万五千斤。
先进就是先进,重点果然不负重望，建国一社的高产指标，使县委领导舒了一口气。
但王乾成在会下给领导们出了一个难题：“吴书记，赵书记，卫星我是放了，不过这事只能说，不能看的。你要报高产卫星，我敢给你放，不过一检查就过不去了，怎么办？”
赵金良一听，又急又恼：“你这个人怎么回事，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告诉你，这个卫星不仅说得。还要看得，出不得半点问题。”
赵金良和吴德简商量了半天，终于开了窍，想出了一个高招：“吴书记，王主任说一亩田冲上天也产不了两万五，如果弄它个十亩八亩的稻子来，种在一块田里，那还能不高产！”两位书记欣喜若狂，终于找到了放“卫星”的绝招来了，“好办法，果然是好办法！”吴德简赞不绝口。跃进时代，技术革新么。赵金良苦思冥想，发明了一个大跃进年代的专有名词：“移禾并蔸”，又叫“掇禾并丘”。
从此，“天下第一田”有了保障。后来全国各地水稻“高产卫星”，大多走了“移禾并丘”这条路子。高，实在是高！麻城县委的领导方法，果然高明！
县委书记放了心，王主任可揪了心：早稻亩产“二万五”，在社委会上通得过吗？“二万五”，百分之百的“二百五”呀！看看八月就是开镰收谷的季节，一个多月想什么方法才能兑现呢？他是种田人出身，一亩田打多少谷他哪能不知道。关键是田里怎么搞出二万五千斤粮食。王主任急得几天没吃好饭，没睡好觉，生怕完不成党交给的这光荣任务。
果然，回社后召开社委会 ，大家听到亩产二万五，全都惊呆了。亩产二万五千斤，别说长了，堆在地上都有好几尺高。社委会在社委们吵吵骂骂中结束，没讨论出结果。
隔不两天，又召开了社管委扩大会议，干部和积极分子到了３７人。高产指标一摆出来，会议又吵成了一团。王主任猛一拍桌子，提高嗓门压住全场：“今年的早稻除了要搞大面积平衡丰产外，还要大胆搞亩产三四万的高产试验田！”
主任的话音刚落，一位社委会委员立即反对说：“搞大面积平衡增产不是一样增产，为么事一定要搞高产试验，盘古开天地以来也没听说过亩产三四万的事，种田人种的是稻谷，大树上长铁，一亩也产不出三四万哪。”当下附和他的人差不多占到一半。
王主任哈哈大笑：“我也让县里批了一通。县委有跃进增产新措施，把已经长好的稻谷全扯起来，几十亩并一亩，高度密植，高产量没问题。县委给起了个名，叫掇谷并丘。”
会议又吵成了一锅粥。
王主任的话音刚落，一位社委会委员立即反对说：“我怕人都发晕了，田里好好地长着谷，扯它几十亩并一亩，费多大的劲，又增加不了一两谷。劳民伤财的，搞它做么事？”
有人说：“有功夫下在田里，真的把产量搞上去，交了国家，社员口里也多吃它几两。早稻插下去了两个多月了，生米煮成熟饭，做么事要搞这放卫星？”
“口一张，几万斤，一亩田有多大不晓得，种田的人嘛，都搞不清种在田里还是种在天上。”
王乾成斩钉截铁地说：“开会是要大家讨论一下高产卫星怎么放，不是要大家来唱反调的。人家河南的小麦卫星，一放就是七千斤，这是大跃进的形势嘛，又不是我王乾成瞎吹的，报纸上讲嘛，党的政策如今是要高产。”
意见不统一，扩大会很快就成了辩论会，大跃进年代有很多专有术语，辩论，就是其中之一。被辩论者被押上会场中心或台上，任凭别人批斗辱骂泼脏水，不能辩白一句，否则就是不老实，要打下嚣张气焰。辩论就是斗争，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会议开来开去，气氛越来越紧张，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赶紧改口认错，以避大祸。
经过一番辩论斗争，高产“卫星”指标终于通过了，王乾成得意洋洋，赶紧向县委汇报。
“二万五”放“卫星”的消息传开，社员群众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形象地说：这是拳头大的口，晒筐大的嘴，张得开合不拢。有人还编了这样一首顺口溜：“深耕一丈五，肥料要几千，卫星好几万，恐怕不如愿－－－减产赔款。”
社员风言风语，就连一些干部家属也觉得自己家里的当干部当苕了，当的背时缺德官，明明白白的人，当了几天干部怎么就发苕了，一放“卫星”好几万，弄得自己在人前做不起人。干部们回到家，父母劝，老婆骂，乡亲们指脊梁。
“发苕”，是湖北人骂人的方言，含义同于“二百五”、“活宝”、“白痴”、“傻瓜”。谁愿意“发苕”呢？“掇秧并丘”放卫星，实在太“发苕”，谁也不愿去当。而王主任迫于舆论压力，一时也不敢下这个手，这事就被搁置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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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逼上梁山
转眼就过了个把月，现在到了早稻收割季节。
从北方小麦夏收开始掀起的“放卫星”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王任重和湖北省委憋足了干劲，全面布置湖北全省水稻高产的“放卫星”。
7月17日，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王任重代表省委作报告：《在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湖北》。他在报告中对各地放高产“卫星”作了明确的指示和布置，并提出：“今年稻谷可能出现万斤，至少也有5000斤、8000斤的。要不，稻谷可成了低产了。晚稻肯定有万斤的，是不是可能有两万斤的呢？也可能有。那么我国的稻谷单产就可以创造世界最高纪录。创造小麦最高纪录的是苏联，亩产二千斤，而我们是七千斤。
省委定了调，地、县猛吹号，姜一代表黄冈地委向省委表态：早稻定要过万斤，争取三五万。
７月底，姜一打电话到麻城，催问吴德简“放卫星”的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并明确地告诉他，省委和地委已经在等早稻“卫星”了，必须抓落实，要立军令状。
当吴德简和赵金良得知建国一社放“卫星”还没动静时，火冒三丈，把王乾成和蹲点干部一顿骂，责令限期落实，如有差错，党纪处分！
早稻开镰了！“高产卫星”在湖北遍地开花。
7月31日，《湖北日报》报道了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率先破万斤的消息，该社放出早稻亩产10597斤的“卫星”。
8月10日，孝感县创造早稻亩产15361斤的“高产纪录”，《湖北日报》隆重报道。
但是，省委、地委的电话接二连三，报纸、广播形势逼人，当时南方各省水稻“高产卫星”如炮火连天，麻城县领导被催得心急火燎。用县委宣传部长的话来说，放卫星那些日子里，上上下下的负责人，心情都是一日三波。
王任重召集派驻黄冈和麻城的工作组，负责人亲自谈话，反复强调在黄麻起义的老苏区，放“卫星”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特殊的社会效果。
王书记很有几分感染力地训示：群众的干劲，靠我们把火烧起来。要善于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总结经验，以点带面。
现在全国各地大跃进，放“卫星”的形势一日千里。湖北的工作历来是不错的，大跃进是不是会落后？争上游才是我们的风格嘛！同志们下去，要充分依靠地方党委，要坚决服从省委的部署。湖北要在全国争上游，麻城的高产“卫星”应该当成重点。
省委、地委工作组和高产“卫星”验收团，奉命急赴红安和麻城。麻城县委紧急部署放“卫星”。
没过两天，麻城县平清乡第二农业社1.01亩试验田，在县委领导人和验团的督战下，放出16260斤大“卫星”。
县委领导人同省、地两级领导，研究决定在全县开展放“卫星”的社会主义大竞赛，电话通知到各乡和农业社，要各地尽快把高产“卫星”估产量上报县委，并强调各社增产试验田要现场验收，通知到各乡和农业社，核实产量。
一时间，各乡各社高产“卫星”纷纷上报县委。你报五万，他报三万，也有报一万、八千的。一时间好不热闹。
经地、县两级领导研究决定，认为亩产报五万的不可靠，报一万的又太少，只有建国一社亩产三万多比较可靠，而且建国一社又是省、地、县的先进典型，因此决定以建国一社为重点验收对象。
8月9日验收的通知传达到建国一社。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严峻局面，社委会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办法。火烧眉毛能不急！这次大家倒统一认识了，既然逼上梁山，那就不干也得干。
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个办法：掇谷！上级提倡掇秧并丘，不过现在季节已晚，稻谷都快垂穗了。是不是把快熟的稻子并田移栽，几块、几十块田的谷子并在一块，不高产才怪事呢！
会议一下子热闹起来。但到哪里去找这么一块高产试验田呢？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由负责中片生产的社副主任负责，在生产条件较好的河北垸，找一块条件好的早稻田。
河北垸，处于麻溪河和大河两条河流之间，土质肥沃，而且离公路不远，上面领导来视察、参观者来参观都方便。这个垸子有近280亩水田，分属四个小队，历来也是社委工作的典型。
8月7日清晨，肩负重任的冯副主任赶到河北垸，喊醒了睡梦中的二小队队长。冯副主任坐定之后，向小队长一五一十地讲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问道：“么样，有没有决心搞？”队长一边擦着惺忪的眼睛，一边挥手说：“搞就搞！”
两人踩着田埂，到处选“卫星”基地。转到水塘边的一块大田，卷起裤腿，下田踩踩泥脚，感觉泥质有些硬，冯副主任说：“这田搞不得，蔸大的稻子插不进。”小队长说：“那就换一块田看看。”
他们边走边试田里的泥脚，不知不觉来到垸子侧边的一块油砂田边。一试，泥脚正适合，就近扯一把稻试栽，蛮顺手。小队长还有些犹豫：“这块斗丘田小点吧？”冯副主任在田边边洗手边说：“管它呢，时间紧，来不急了，就是它了！”
“天下第一田”就这么扯淡般地定了下来！
午饭后，冯副主任同社主任商量好，喊来六名社委搞“试验田”，他们先把斗丘田的稻全部扯起来，然后从田头开始，一棵挤一棵的栽起来。六个人忙了半天，天快黑时也只栽了一小块田头。太难了，几个人叹声叹气回去了。
王主任在田头蹲了半天，一看不是个事。
第二天，调了37名社员下田搞移栽。结果跑了17人。
这不是造孽吗，长得好好的谷，眼看就要割了，费工又费时去从别的田里扯下来，按到这块田里又不多长一两谷，反而要整掉不少谷。
这年头，党员和干部怎么越搞越苕了，而且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真没法！有3个人思想闹不通，干脆罢工不动手。
眼看验收日期逼近，按常规办法已经不救急了。社委会召开干部会，决定采取强硬手段，该压就压、该罚就罚，搞不通就辩论。一定要把“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狠狠整下去，坚决不准“放冷气弹，唱促退曲”！
接着，社里又召开青年会，组织青年突击队，动员群众突击作战。有的社员说：“这种横拉蛮的事千万干不得，闹得将来受损失，社里要减产,公粮交不上，社员要挨饿的。”社委会当即抓住典型，召开田头辩论会，狠批猛斗，社员也被整得服服帖帖，不敢多话。事情至此就好办了。
社里组织了150多人的劳动力，先将斗丘田整得软软糊糊的，再分拔稻、运稻、栽稻三个专业班，“协同作战”。稻不好运，扯下来有泥巴，禾穗上有谷，弄不好谷子就会掉落下来，而且谷穗只要碰折就会断茎，吊几天谷就发烂。社领导督战，命令社员回家取来箩筐、水桶挑禾，搬来木梯、门板当“担架”抬。真好象伺候月婆子般作难。
原来估计扯8亩田的稻，就可以将这块斗丘田按满。结果扯了12亩田的稻，才算“圆满完成任务”。
由于日夜鏖战，十分紧张，移栽的稻杆大都沾上了泥巴。他们又搬来打药的喷雾器，灌上水，将泥巴小心翼翼冲洗掉。同时，还没忘记把踩得泥泞不堪的田塍一一刮平。刮泥浆时又小心翼翼地不弄伤草，否则连草一起刮掉，田塍都成了和尚头，那就要露底出丑了。最后，再用砂子一撒，大兵团突击作战的痕迹就没影了。干部们弄虚作假时表现出来的才智，真是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
试验田如期弄成了。已成熟的稻谷移来立不住，一风顺地拥在田里。那年头干部们真是智谋万千，让人们拿来绳子，打上木桩围住田边。稻穗露在上头，穗子压穗子，足足铺了一尺多厚。社干部轻松舒坦了，心中一块秤砣到底落了地，现在就只等上级来检查了。
但群众心里憋火平不下气。社员罗文高当众用手戳着这块斗丘田大声说：“这样办要能高产，我把头剁下来给干部当座垫。”有的社员戳着干部的背影说：“都是苕种！好事没见你们揽来，蠢事倒叫你们做尽了。这是睁着眼睛跳崖，自寻死路。将来会害得大家没有饭吃！”
干部们听见了只当没听见。管他呢，反正检查团快来了，检查完了算交了军令状交了差，而接着来的奖励、提拔、出风头，想起来就叫人耳热心跳！等的就是检查团快快来，社员爱骂不骂去，只当没听见。
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高产荣誉之后的，真的是减产和高征购带来的大饥荒。他们的弄虚作假，固然应付了上级的压力，然而即将发生的事，就祸害了一方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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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招出“高产” 昧心创“奇迹”
1958年8月13日，中国最具权威性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套红标题下，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报道了开天辟地以来，人类农业文明史上最具爆炸性的新闻：《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据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从8月8日开始收割，到11日才全部收割完毕。
参加三级验收团的，有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玉生，中共麻城县各乡、社代表数百人。
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也参加了一部分验收工作。收获的过程都是由验收人员和社员们一起收割、打场、扬场和过秤的。
在1.016亩早稻田中，实收干谷37547斤12两，平均亩产36956.7斤。
报道说，这块高产田的主要培育人，是这个社社主任王乾成、副主任冯福炳、社委王茂刚和第二生产队队长罗学江，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许多社员（主要是青年社员）也积极参加了培育工作。
据报道说，这个人们所不敢想的早稻高产纪录，是充分发挥共产主义风格大胆革新的成果。这块田共整了10次，深耕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5次，先后施用的肥料有：草籽3000斤，圹泥1000担，陈砖土400担，硫酸铵105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60担，豆饼108斤。底肥是结合犁地分层施用的，作到了层层有肥。插秧的密度，实际上已经很难用多少蔸来计算了，因为整块田的稻子都是一根紧靠一根的。在稻禾长到1尺多的时候，又实行了掇秧密植。在验收时，人们曾选1平方尺的面积进行实测，据实测结果推算，平均每亩约有768万穗。把鸡蛋随便放在覆盖着的稻禾上滚动，鸡蛋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可见这块田的禾密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过两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麻城“卫星”照片，其中一幅分外精彩。只见4个小孩站在稻谷上，脚面都不埋没一点。照片解说词：这块亩产田里的早稻长的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象在沙发上似的。
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社论说：“去年我国水稻亩产的最高纪录，单季稻是二千四百多斤。麻城麻溪河乡建国第一社所创造的纪录，比去年增长十四倍以上。”“这样高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样高速度的增产，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冬就说过：‘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今年的农业丰产，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科学的预见。早稻、花生高产‘卫星’的出现，是共产主义风格的胜利，是破除迷信、彻底解放思想的胜利。湖北麻城县麻溪河建国一社的同志们，实行了高度密植及其他许多革命性的措施，终于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又一次生动的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史无前例的奇迹来。”
社论强调：“我们培育高产‘卫星’的目的，就是为大面积丰产提供榜样和经验，我们希望各地在培育高产‘卫星’的同时，要抓紧大面积丰产这一重要环节，认真总结经验普遍推广，争取全面的大丰收。”
社论充分肯定了“移苗密植”的经验，并大力向全国推广，强调“这个经验，对于目前争取大秋作物的丰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各种农作物的大面积丰产开辟了道路。”
与此同时，《湖北日报》也发表了署名“龚同文”（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的文章《再论“卫星”的重量》，夸耀建国一社这个丰产纪录，“比1957年早稻平均亩产570斤增加了64倍”，盛赞“亩产早稻三万六千多斤里头有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奇迹的出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实际上，这颗创造“世界奇迹”的高产“卫星”，不过是一场以喜剧开场，以悲剧告终的活闹剧。知情者把实情留给了历史。
原来，为了应付上级“验收”和检查，社委会专们召开了“敌情”分析会。会上先将“破坏高产卫星”的“敌情”作了估计和分析。地富反坏右会搞破坏，散布谣言，“右倾分子”、“落后分子”会发牢骚，讲怪话。各队要把这些人排一下名，把他们隔离起来，或者调到偏远不挨人的工地上去。实际上是社里怕人们对“大卫星”风言风语说“怪话”，甚至把放“卫星”的真情露了底。
河北垸赶在上级验收前，紧急遣送了“敌对分子”和“讲怪话”的16人到偏远的钢铁工地。这一招还蛮有效。当时大部分青壮劳力都上工地“大兵团作战”去了，家里留下老弱病残人心惶惶，怕吃不消那种劳动强度。社、队干部又召集社员群众开会，恩威并施，特别强调讲怪话要严惩，在刹歪风。
万事俱备，8月9日，这块掇谷并稻的试验田开镰收割，留下一块一丈见方的“样板田”，供日后验收参观。
10日，省、地、县一批农技干部奉命到达，他们在“样板田”中选择一平方尺的面积进行实测。据实测的结果推算，估计这块“高度密植”的试验田，产量不会超过九千斤，与社干部上报的三万多斤相差太远。
晚上，专署农业局的农技干部向地委验收团的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但未得到理睬。
当晚，地委验收团会同社委会布置连夜打场，从生产小队赶来10多头牛，用石磙碾场。河北垸4个小队抽来了100多人，挑灯夜战，苦战一通宵，把堆在晒场上的约6分多面积的稻堆全部脱谷完了。但是，有的农村出身的干部因为熟悉农活，当时就发现，有的稻堆是前几天割的，不是斗丘田的稻谷。原来，为了完成高产丰收的政治任务，放出省委、地委、县委所期望的高产“卫星”，建国一社的领导们又私下布置，趁人多人杂混乱之机，派人把河北垸4个小队收割的稻，全部挑到这个晒场上充数。
8月11日，以湖北省委工农业检查团成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和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为首的省里的验收人员，到达建国一社。此时，打场和过秤已经完毕。
为了确保这颗既是生产“卫星”，又是政治“卫星”的高产“卫星”发射成功，省委验收人员采取了比地、县验收团“慎重”得多的方法，召集地委验收团、县委验收组全体人员、白果指导组组长，以及省、专、县技术干部和各乡、社代表数百人参加，省委验收人员亲自用三角测量法丈量试验田的面积，又将稻场上堆放的已经脱粒的稻谷一一过秤。经过去杂、去水份后，由社会计计算出结果。
最后，省人委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当中宣布说：“建国一社创造了世界奇迹”，1.06亩“江西早”籼稻，收干谷37547斤12两。平均亩产36956.7斤。尽管激情昂扬，但他心中还是有数的，他亲手测量、过秤的，只不过是“卫星”创造者们早已弄虚作假设计周全了的结果。
但科学具有自己的鉴别力，当时参与验收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有的人并没有泯灭自己作为科学家的良心。
在当晚的验收人员会议上，湖北省农科院的一位年轻科技干部，直言陈述了自己的异议。他认为根据计算，亩产36956.7斤，将意味着一平方寸要生产6斗谷。而样板田的实测结果表明，这块试验田的产量不可能达到三万六千多斤。还有的人口里不说，心里有数：“江西早”名曰早稻，实际上是中稻，只是插的时间早些。较之早稻，它的产量无疑要高些，但最高一亩也只能产800多斤。
主持会议的地委验收团负责人见此情景，十分生气，怒气冲冲地说道：“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人家那么多人打场还能有假的！我看这个会议上有那么一种十分危险的右倾情绪！”
话音刚落，刚才发言的那位年轻科技干部腾地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知识分子不服邪！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在座的各位科技人员当然明白这番话的分量有多重。经过57年反右，知识分子整个被当作资产阶级来看待，“知识越多越无用”，“知识分子要改造”，这是一场政治革命的狂风暴雨奏响的主题曲。何况几天前报上发表了刘少奇的讲话：“农业社的干劲和钻劲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农民做了，这是个革命。”大家都为那位科技干部捏一把汗。
还是专署农业局一位干部出来打圆场，说情况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但应该相信群众。会议的紧张气氛才缓和下来。
过了一会，有人拿来一张表，上面写着建国一社早稻丰产试验田，经过验收亩产达到多少多少，要与会者签字。在场的领导干部签字后，其他人也随大势一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道验收手续到此结束。
当天晚上，新华社一位记者在当地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由社主任介绍创造早稻高产世界纪录、放“大卫星”的经过。王乾成重点介绍了“移苗密植”的经验。会前，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他已作了认真准备。
当记者问他，何时“掇秧并丘”时，王主任按着本子上写好的内容回答：“早稻抽穗时节。”快割谷了才并丘的事讲出去不是丢大丑吗？所以并丘的时间改在6月21日开始。他说，开始深耕、施肥都不够，当时早稻已长到一尺多高，为了夺高产，他们便毅然决然把秧苗拔下来，再深耕，再增投肥料，并移苗密植。王主任把拔稻移栽说成是“移苗”，记者就记下“移苗掇秧”；王主任把时间提前一个多月，记者就依此录下。
记者又问他们还采取了哪些增产措施？社主任巧妙的回答，一切能够增产的措施，他们都努力去作；一切妨害增产的因素，他们都努力克服和消除。如加强田间管理，施追肥，防倒伏，防灾害等。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文件和大小报刊上反复强调的几条。
座谈会后，新华社记者怀着抓大新闻后的职业自豪和激动感，连夜加班赶写新闻报道，并将稿件内容火速传到北京。于是就有了上述的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套红新闻。
8月13日下午，几位青年突击队男女蹲在这“天下第一田”的田埂边，心事忡忡地扯开了谈。
一位高小毕业回乡的青年说：“这年头，怎么假的跟真的那么弄，自古种田人是弄不得假的嘛。现在好像越假越吃香了，想不通呢！”
有位刚得到“跃进劳动标兵”奖状的“突击队员”很激动：“这哪里是种田，这是在种昧心田哪！人糊弄田，田就糊弄人。这几十亩田的谷子搞成卫星田，毁了多少粮。种田人这样种下去，只怕日后要喝西北风。”
果然“苦日子”来临后，五人中一人饿死，两人浮肿，一人子宫下垂兼重伤寒，几乎失了性命。当然那是后话了。
“天下第一田”问世后，有麻城县群众愤然上书，反映干部的弄虚作假，强迫群众拔禾并丘，十几亩并一亩，放出“卫星三万六”。
患病休养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读后愤怒不已，在从北京去广州养病前，亲自写信，将上书转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建议中央登报制止。在当时的气氛下，此论无息而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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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下第一田” “卫星”动九阙
麻城县水稻亩产“三万六”特大“卫星”发射升空，立即轰动了湖北省和全中国，甚至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使馆很快将此消息电告国内有关当局；西方一些国家的政界要人和科学家对此表示关注，进行科学论证和分析；不少落后国家出于对发展生产的需要，对此也表示了极大兴趣。
麻城高产“卫星”传至国外，最后真是丢尽了国格和人格。
当然，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麻城“三万六卫星”出尽了风头，显尽了荣耀，并且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全国各县学习的榜样。麻城“卫星”创造的“掇秧密植”法，一时成为全国各地放“卫星”的法宝。
8月15日，省委书记王任重率领大批省里党、政重要领导干部，来到建国一社贺喜，并亲手奖给高产创造者一面“高举红旗，争取更大面积平衡增产”的大红锦旗。
王任重在省、地、县领导人簇拥下，去高产试验田。一到田头，他就乐乐得笑哈哈地合不拢嘴。原来，麻城县委奉省委通知，在地头上树起了一块大牌子，上书六个书法非常漂亮的大字：“王任重试验田”。赵金良赶紧上前汇报，说是这块试验田，是在省委领导下获得了高产，省委领导说得好。王任重哈哈大笑：“党的领导好嘛。”他仔细看了谷子和穗、蔸。不看不放心，越看越高兴。亲眼看到这丈余见方的样板田里的稻谷，争强世界夺冠军的理想化为现实，王任重心里真是乐开了怀，连声赞扬说：“多厚的谷子，连手也插不进。”这样的高产，“是全国、全世界都没有的事。这说明我们的农业生产大有希望。”他豪气高嗓地说：“前些时，别的地方创造出来的小麦六千斤、七千斤的高产卫星，有些人不相信，现在水稻亩产三万多斤，更要吓坏那些不相信的人。耳听是虚，眼见是真，不相信高产的人叫他来亲自看看，这样可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麻城县委负责人因领导有方，再次受到重重嘉奖。
继之，来自省内外、国内外的参观者蜂涌而至，参观大潮一浪接着一浪连天接地。社员们不得不放下手中农活，不停地送往迎来。有趣的是，一听说又来客人了，就得敲锣打鼓前去迎接。麻城县委指示：对参观者一律实行“吃饭不要钱”，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许慢待客人。沿途十余里，路边都是招待吃饭的大小指示牌。十里炊烟十里灶，好不热闹。县里摆阔，杀猪宰鸡，酒肉伺候客人。一时间路上不断人，灶里不停火。河北垸的粮食吃完了，社里大车小车赶忙送；鸡鸭猪羊杀完了，县里怕怠慢全国各地参观客人，要求四乡八社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选好的往河北垸送。一时间热闹的场面，吸引得四乡八社的小孩、老人都往这里赶，总想趁机打一场“牙祭”。
“王任重试验田”、“天下第一田”的大标牌耸立在斗丘田地头，未割的“样板田”，顶上搭起帐篷，四周拉起树桩绳围。建国一社的王主任则忙前忙后，专职为来宾讲示“先进经验”，一天六七场，口干舌燥，却精神十分。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再苦再累也心甘。何况这出头露脸扬名天下的喜事！
“掇秧并丘”，为大跃进放水稻高产“卫星”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中共中央指示向全国大力推广“天下第一田”的先进经验。一时间，电影、电台、报刊、出版社，各路人马蜂涌而至。
这一厢，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纪录片《早稻王》人嘶马叫，为表现人定胜天，与暴风雨搏斗的场景，十几支高压水龙向演出的干部社员狂喷猛射；那一厢，中央和各地报刊先后发表3785篇有关“天下第一田”的文章和报道。麻城名噪天下！湖北人民出版社和科技卫生出版社，以精兵强将，抢版抢印，很快出版了《天下第一田》、《湖北省麻城县早稻丰产经验》、《湖北省麻城县油菜丰产经验》等小册子，仅《经验》一书，印30万册。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轰动全国的文章《水稻掇秧是个好办法》。麻城县委书记赵金良向全国介绍说，建国一社早稻扦秧后多出一部分秧苗，扔掉可惜，扦了九亩。出穗时九亩并一亩，收了36956.7斤谷。掇秧后空的田，立即扦晚稻，预产两千斤。今年全县早、中、晚稻53.4万亩，并丘掇秧，产量比大田高出一二倍，最高有亩产十万、二十万斤的。县委计划，全县64万亩水田，59年除30万亩早稻外，还借晚粳田育早稻秧十万亩，中稻并丘十万亩，扦秧面积可达84万亩，多产20万亩水稻。赵金良提出，要大胆设想，进一步早扦早熟早稻，使之6月中下旬成熟，掇上迟熟早稻，使之7月下旬成熟，再掇迟熟中稻，使之8月下旬成熟，8月底再掇二季稻。这样，麻城平畈一亩一年栽四茬稻，增产无可估量。
从此，高产“卫星”步步高。“天下第一田”，“一花引得万花开”！你能九亩并一亩，我就能二三十并一亩！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刘西平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说，现在亩产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提五千斤的很少了，大家正开展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措施之一就是“放手密植”。过去谷子一步三安苗，每亩三万多株。现在每亩二十六万株。密植到四十至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株谷穗一两，一亩三万斤。
同日，福建连江学麻城，发出“简作晚稻并丘”紧急指示，要求八到十亩并一亩，每亩扦六十万到一百万株。果然很快放出亩产六万斤晚稻大“卫星”。
8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应城县白湖乡长喜社，创造亩产43869.4斤亩产纪录。
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麻城又创奇迹，熊家沟乡建新六社，学习建国一社先进经验，中稻亩产突破五万大关，亩产达52599斤。报道说，这是我国第一个跨“五万大关”的中稻高产纪录。它是由熊家沟乡团总支书记、共产党员周克东，社主任邹海萍等11名干部社员创造的。春耕开始，扦秧前四犁、三耗、两耙，深耕，多施肥，密植2 x 2 寸。施肥过十万斤。7月中旬，又另拔二十亩田的秧，加上这一亩多的秧，全栽在这田里，获此高产量。
9月9日，《云南日报》报道，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卫星公社中稻亩产突破六万斤大关，产量为60479.6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中稻亩产突破八万斤大关。
赵金良的《水稻掇秧是个好办法》，一时间患祸天下。它不仅“一花引来万花开”，引出了全国众多水稻高产“卫星”，更为恶劣是59年，湘、鄂、赣、江、浙、粤六省有据可查的照此炮制案例，一年四茬的试验田达三百多万亩，结果早稻播种太早，二茬接不上，三茬苗、四茬苗长成烂草，三百多万亩田基本颗粒无收，一篇“海阔天空”的文章，造成十二亿多斤粮食损失。大跃进时代，祸国者势必殃民。
湖北的大跃进气势非凡。非凡的气势便有非凡的魅力。难怪当年毛泽东总喜欢坐镇武汉，统筹全局了。
九月，毛泽东再次御驾南巡，落脚武汉东湖宾馆。
王任重特意让省委宣传部将湖北大跃进的典型材料汇编成册。
其中,麻城经验材料占了一半。王任重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北的大跃进形势,并着重突出了省、地、县三级领导如何促进麻城工作大跃进，麻城跃进形势一日千里。
他说：“人还是那些人，山还是那些山。但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干部群众干劲冲天，硬是在山坡田里搞出了亩产三万六千斤的高产奇迹。我自己带队去看了那块天下第一田，那田里的谷子，长得好哇，人上去硬是踩不倒谷子头。”
他向毛泽东汇报解释了“掇秧并田”、“县委定指标，基层定措施”等经验，还说：“看来移禾并田是个好办法。只要科学地进行田间管理，移禾并田高产是没止境的。空出来的田，一年四季可种稻。”
看完《早稻王》的新闻纪录片，毛泽东喜笑颜开，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很有几分激情地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眼又见，耳又听，看来天下第一田是令人信服的嘛。
应该让那些促退派去麻城亲眼看一看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我们党历来有一句话，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只要干部当促进派，中国的大跃进，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讲五年、十年实现共产主义，干部和群众的这种共产主义伟大创举，就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基础嘛。
毛泽东还仔细询问了几位省委书记，粮食产量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
张平化赶紧说：“主席，现在人民公社社员生活大大提高了。麻城干部汇报了一幅农民创造的对联，上联是‘鼓足干劲增产’，下联是‘放开肚皮吃饭’”。
毛泽东闻言大喜，笑得都合不上口：“好！好！几千年农民受穷挨饿，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能够放开肚皮吃饭了！”谈了一阵湖北人民公社的大好形势，毛泽东颇有几分先见之明似地告诉这几位，粮食多了，农民放开肚皮吃饭也吃不完怎么办呢？一部分交国家，支援工业，一部分要多养猪，酿酒，要让农民吃饱饭，吃上肉,过上好生活。
11月25日，毛泽东在武汉市设宴，欢迎前来取跃进之经和共产主义所有制革命之经的金日成和朝鲜政府代表团。毛泽东邀请他们看了几部中国大跃进的新闻纪录片,包括《早稻王》，并向他们大谈了一阵革命哲学和辩证法，及建设共产主义的话题。
12月13日，果然，被御封为“促退派”首要的周恩来，开完武昌会议，率领陈毅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及一大群部长，在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奉命视察麻城。
来到麻城，周恩来视察了“天下第一田”等几块高产田，又到了幸福院、钢铁基地、公共食堂。
看到高产田，听到干部和积极分子创高产的经验汇报，面对已经空旷的田地，周恩来赞不绝口。
来到公共食堂，他更来兴致。详细地询问了社员群众的吃饭问题。
尽管冬季来临，社员已经开始吃不饱饭，许多社员已经饿得两眼发花了，但县、社干部还大谈社员群众如何一日四餐、五餐、六餐，天天有鸡、鸭、鱼、肉轮着吃之类。
周恩来兴意盎然地卷起袖子，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菜，招呼干部社员说：“来，来，来，同志们在第一线辛苦了，我炒几个菜，请大家尝尝我的手艺。”
在公共食堂的大门口，周恩来看到了那幅毛泽东赞不绝口的对联：“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
他掏出纸笔记录下来，还对张平化说：“同志们都应该把这付对联记下来，这幅对联是很有意义的。共产党革命，就是要让老百姓有饭吃，丰衣足食。”
麻城县委搞了一个大跃进农业成就展览馆。周恩来一行人走进展览馆，迎面就是一座大大的棉花山。“高产”棉花堆成了山，粮食“卫星”直冲云天。满屋的跃进图板，满墙的跃进口号。
巨幅的图表说明，1958年，麻城全县粮食产量十亿多斤，棉花单产达千斤，六万亩花生达千斤。还有亩产两千多斤的小麦，三万多斤、五万多斤、十万多斤的稻谷，亩产六千多斤的高粱、一万多斤的芝麻、四千斤的黄豆等高产标本，琳琅满目。讲解员激情满怀地指着一捆粗壮的标本介绍说：“这就是亩产三万六千斤的早稻王。继这个‘天下第一田’高产纪录而来，中一人民公社、白果人民公社又发射了五万斤、十万斤的中稻卫星........。”
黄冈专区“大跃进”有声有色，麻城“卫星”三万六，应城“卫星”四万四，毛泽东踌躇满怀。不仅周恩来到麻城，朱德委员长奉命率队访应城，就连西哈努克亲王这样的国宾来访，也应毛泽东的推荐，去应城参观访问，访粮食高产之经，取“卫星”高产之宝。
“天下第一田”，九阙起视听，天恩动浩荡。湖北大跃进，旨此第一功。因大跃进跟潮造势出经验，省委书记王任重倍受青眯到何等程度呢？
李锐曾向我提及这样一个情节：大跃进湖北搞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在武汉时，曾经这样向人介绍王任重：“这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哩。”听者震惊。
就连黄冈地委书记姜一，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也是天意垂恩。其工作报告，曾屡达中南海，多次受毛泽东嘉美表彰，亲笔批示，昭示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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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卫星”漫天 惊世骇俗
“天下第一田”天下扬名，天恩倍加，麻城县委书记和上峰们欢天喜地，大脑发热，忘乎所以，一时间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趁着人民公社化东风，麻城掀起了“放卫星”运动高潮。
省委书记王任重、王延春先后召集麻城县委几位书记和省地委麻城蹲点工作组负责人开会，大谈粮食高产，“卫星”上天的“伟大意义”，强调“当前要趁东风，放卫星，夺高产”，要让全县的社员“放开肚皮吃饭，吃饱，吃好，这样才有干劲，去夺取更大的高产胜利。”
1958年9月5日，麻城县城召开万人大会，首建“五四人民公社”。随之，中一（中馆驿）、红星（宋埠）、红旗（铁门）、白杲、龟山、东风（东木）、东方红（张家畈）、阎河、三河口、福口河、红色（乘马）、团结（城关镇）、火箭（宋埠镇）等人民公社相继成立，原121个乡改为116个大队。人民公社、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一律归公。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却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样，“生产千军万马，红旗漫天盖地”，放起“卫星”来就更有气势了。
县委书记赵金良在麻城三级干部跃进卫星动员大会上，哈哈连天，大炮连天：“同志们，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现在大家是看清楚了，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省、地委领导下，我们创造了天下第一田的高产奇迹，又创造了亩产五万、十万的奇迹。前几个月，报高产卫星，三五千斤就很了不起，披红挂彩，喜报上门。同志们，现在的形势一日千里，一天等于二十年。三五千斤没意思了，三五万斤也落后了。今天的擂台会上，我们要看到跃进跃进再跃进的大卫星。要让跃进的卫星，飞满麻城天空；要让胜利的喜报，铺天盖地......。”
果然，高产“卫星”在各级干部赤膊上台，声竭力嘶的表演中灿然发射了。
擂台上，你报三万，他报八万，白杲公社保证明年早稻“卫星”亩产20万斤，龟山公社报出棉花亩产过万斤。东风公社打擂者，面对各社的高产指标，上得台来，急中生智，攒拳挥臂，高呼出一串报高产的顺口溜：“总路线，万万岁！大跃进，万万岁！人民公社万万岁！东风公社放卫星，明年亩产万万斤........”
赵金良看到这火热的场面，对边上坐的农业局长夸赞说：“好！好！冲天的革命干劲，加上革命的浪漫主义，这就是我们的大跃进精神！”
1958年，报经省、地工作队和麻城县委认可的高产“卫星”一串串。依县委办公室主任陈昌国上报材料，有据可考的有：白杲公社燎原大队党分支书记鲁性贤早稻直播亩产过万斤，龟山公社星星大队五中队党分支书记芦文彬创造芝麻亩产过万斤；中一公社中稻亩产五万六，白杲公社中稻亩产十万斤，龟山公社二十一亩晚稻亩产过万斤，白杲公社燎原大队五中队共产党员姜淑兰试验田亩产籽棉六千斤，五一公社二中队分支书记林世猛试验地亩产籽棉四千斤，五百多亩棉地亩产超过一千四百斤；红薯卫星亩产四十万；高粱卫星亩产十万斤.........
据当年东风公社的一位大队分支书记回忆说：“大跃进那年头,麻城真象县委所说的，卫星放得铺天盖地。自打‘天下第一田’放‘卫星’后，各社热闹得很。党员干部挖空心思想点子，找热点。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放不出的‘卫星’，五花八门，奇谈怪论都放了‘卫星’！我们公社要放牲猪‘卫星’，就编出‘千头猪场’，‘万头猪场’。还弄出新闻，说是母猪发情，先用苏联约克夏公猪配种，又用本地公猪配种，交配几十次，一胎下出来改良品种小猪二三十头。登报的人也不想一想，那头母猪肚子能有多大？ 你问谁来验收？开始那还作古正经请省、地、县验收团或工作队的人走走过场，后来他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根本忙不羸。那你报什么他就发什么。当时，干部们放‘卫星’都象发神经病一样，指手划脚，胡说八道。六二年整风，那个‘放猪卫星’的干部,被人起了个绰号叫‘种猪’。你说当时的干部还有什么人格？”
根据>和麻城县档案馆所存资料,1958年麻城“放卫星”的名目种类多达371项。其名头有 “红薯卫星”、“高梁卫星”、“深挖卫星”、“积肥卫星”、“钢铁卫星”、“砍树烧炭卫星”、“集资卫星”、“反右倾卫星”、“吃饭卫星”.......不胜枚举！
要说当年麻城为放“高产卫星”搞的花样, 真是千奇百怪，荒诞不堪。麻城县委在电话会议上,要求各社放“卫星”要“出奇创新” ，不要总是老一套。下面的干部哪里还有顾忌，一开口就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白杲公社几位干部下队检查工作，公共食堂小灶煎鱼炒肉，杀鸡买酒。酒席之间，公社干部从鸡钵子中挟起一串蛋巢中的蛋黄来，刚放进嘴里，灵感冲动，要过笔来，一篇向县委报喜的“卫星”文章脱手而出：白杲公社放出高产鸡蛋“卫星”，鸡蛋大于鹅蛋，一个蛋足有半斤多重，十个鸡蛋重6斤半.........
驻中一人民公社的县委工作队在田头扯起“技术革命”的大旗，召来青年突击队，大讲“科学种田”、“米丘林嫁接法”，硬是在八分红薯地头搞起了试验田，要把南瓜秧嫁接到红薯秧上。说是要让技术革命结新果，地上长南瓜，地里结红薯，亩产达到30万。结果呢？八分地里绝种无收。用接受作者调查的原工作队员的话来说，当年这类神话多了。柚子树上嫁接桔子,要让桔子长的比柚子还大。高梁杆上嫁接玉米，声称杆上长苞谷，穗头长高梁。尤其是技术革新会上,那就没边了。在领导的“革命浪漫主义”感召下,有的说萝卜跟白菜嫁接,上面长白菜，下面长萝卜。有人说让黄牛跟母猪配种,生下的猪有牛大......那年头,别说干部,就连积极点的种田人,也都跟发癫似地,胡言乱语,疯话连篇。
跃进“卫星”放晕了头,县社领导更是挖空心思想点子。那水平,绝对不是一般招术。
继“天下第一田”和熊家沟“五万二”，两个特大“卫星”发射之后，各社队纷纷放出“大卫星”，县委兴高彩烈地估计58年全县粮食产量，冲过十亿斤，粮食太多会吃不完。针对58年大面积“增产”，“大兵团作战”劳动力紧张的情况，县委决定搞“减少面积，加强管理，提高产量”的“小片集中高产卫星”试验田。
58年秋季，县委决定在城关人民公社闵集管理区搞小麦“高产卫星”。办法是平地上取士，堆成大士墩，要办三个单产三万斤的“小麦卫星墩”。县委书记赵金良对干部、社员们动员说：“种好这三个卫星墩就行了，一个墩子的产量留作口粮，一个墩子的产量作储备粮，一个墩子的产量支援国家建设。
但闵集管理区在落实这一指示时，又解放思想，认为只办大小两个“卫星”墩就够了。他们提出口号：“小包（墩）吃全乡，大包（墩）卖余粮。”即小墩的麦产量用来解决全乡几千人的夏收口量，大墩产量给国家卖余粮和留储备粮。
试验地选在闵集四大队一小队的董家院子（垸名）。当时由县、社两级干部坐阵指挥，动员了全管理区的劳动力搞“大兵团作战”，每天投入劳力四五百人，工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那年头，搞什么都是讲个形式，运土的板车、独轮车上都插旗，装得多的车插红旗，装得少的插白旗。推车的，挑土的，白天干，晚上挑灯夜战。遇上干部检查，社员们“哦、哦”连天，工地上倒是热闹非凡。堆墩的土，远的从四面八方用车推来，就近取土则用担挑。终于赶在霜降前垒起了两个“卫星墩”。
1990年秋，笔者亲访闵集乡，踏上了如今已是残败的“卫星墩”，并照了好些照片，以作历史见证。大礅面积约一亩，小墩约有五分地左右。当时大墩高达一丈四尺高，小墩也约高一丈二，土墩四周因取土挖出大坑小凼，凼子深的达一米多。平地而起方方正正一丈多高的土墩，活象大地上肿起的两个恶瘤。踏上这残破荒凉的土墩，放眼远处，“千万不要忘记阶段斗争！”“掀起社主义教育的新高潮”的白灰标语在田野的田塍、墙壁上张牙舞爪，一派七十年代作者当知青时的紧张气氛。仿佛当年墩边四围的大小红旗，仍在秋风中猎猎作响，高产标语牌仍在刺人眼目，县社干部“大墩产量十万斤，小墩产量过五万”的高调，仍象幽灵般在上空回荡。那种愚民政治和强权社会的恐惧感与厌恶感，立马袭人而来，令人不寒而?，毛骨耸然。
就在这片土墩上，四方八村运来的土杂肥和人畜肥堆起几十方，鸡粪几千斤。小麦播种时，干部亲自督阵，指挥社员们背着麦种，整袋整袋往地里倒，然后扒均一下，麦种盖地三寸多厚，说是密植才高产。据当事人估计，两个墩子用去麦种三四千斤。
播种完毕，县委在这里召开全县各社干部现场会，下令全县推广这种“少种高产丰收的先进经验”。会后，全县各社队闻风而动，纷纷垒起这种“高产卫星墩”。1958年，全县秋播面积比上年减少二十多万亩。
1959年夏收，两个“卫星墩”颗粒无收，全县夏收粮食大减产。董家院子的春荒、夏荒连着冬荒，社员断粮断炊，死人倒是不断。
如此荒唐的“样板田”，竟为省、地工作组首肯，并编成“先进经验材料”，上报地委和省委。正在为“伟大领袖”发话“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而冥思苦想的王任重和王延春，蓦然惊醒，赶紧指示省委办公厅，与省农委等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落实1958年秋播，全省开展减少生产面积，大搞“少种高产丰收”运动。结果全省减少秋、春两茬小麦600万亩。而播种的1600万亩小麦，20%因密植过度，颗粒无收，余者也大幅度减产。
2007-5-9 12:07:00 数码冲印，选择捷印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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