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戎张朴之父张守愚是李井泉的“四川斯大林主义帮”？

张戎张朴之父张守愚是李井泉的“四川斯大林主义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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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在“大跃进”中到底饿死多少人？
作者：费彝生

在【多维网络】上读到了李宪源君的大作，有关\'饿死三千万\'之编造一文，有哪个‘大饥荒年代’过来之四川人安徽人能相信？没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是一个从“大饥荒年代”过来之四川人，我就敢于站出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从一些“官方材料”和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明四川全省饿死人的数据。　　

在【凯迪网络】，我转贴了两篇帖子：一是在“文化散论”中何蜀的文章：“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二是在“会员阅览区”中廖伯康的文章“耀邦同志是揭开四川迷雾第一人”。 　　

廖伯康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更令人震撼的是我从省委下发的一个文件的附表中了解到四川1961年的人口数字只有6200万人，我又查了《全国的户籍年报》中四川在1957年的人口是7200多万，两数字相减，四川人口减少了上千万人，这不是战争年代，是和平建设时期；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人民群众大量死亡，左倾思想、左倾作风、左倾政策竟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何蜀的文章也证明了这一点：“廖伯康汇报了他根据省委文件有关各地人口数字的前后数据推算出来的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数字已超出１０００万人。杨尚昆比较了中央办公厅所掌握的数字，认为廖伯康的数字是可靠的。” 我想这就是真正的“官方数字”。这个“官方数字”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因为廖伯康忽略了从1957年到1961年所出生的人口。说“大跃进”时期四川饿死的人至少有1250万是完全正确的。　　

我老家是四川省岳池县罗渡公社八大队四队，在搞“大跃进”前的1958年全队共有一百六十余人，1962年解散公共食堂时就只有八十余人了。在这个四川的人口高密度集中地区，岂止怎饿死一个人？　　

其次，必须让世人知道在“大跃进”时四川人民的惨状！　　

关于当年四川的惨象，廖文指出：“在这一场遍及全国的巨大灾难中，四川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区。我1961年到长寿县渡舟公社亲眼目睹的那一幅幅景象：成村成乡的人群因饥饿而周身浮肿、气息奄奄。什么叫‘家徒四壁\'、‘田园荒芜\'、‘野有饿殍\'，我也是亲眼目睹的。” 　　

何文指出，当时的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我的一个堂兄是饿死在一个草堆旁，当时他的体重不足六十斤。我的另一个堂兄是在一场被称为“遄芋儿”的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的。我的西师同学，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炮兵参谋熊润潢，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在重庆市广阳坝农场饿得皮包骨，还送往劳教农场，不久即死去。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著名的“左派”爱国华侨学者董时光先生，回国后在西南师范学院被划为“极右分子”而送往劳教农场喂马。由于饥饿难当将马粪中的残余葫豆(蚕豆)淘洗出来晾干，饥饿时竟然拿出来嚼嚼。这居然被污蔑为“盗窃粮食企图叛逃”，而在“斗争会”上被打得只剩一口气。不久就凄惨地死去！

第三，我们必须指出当年造成四川省的这种人间悲剧的直接原因。何文指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俞稚夫在《四川‘反右倾’运动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有全面论述。文章说，因为四川的“反右倾”运动规模大，时间长，整人多，手段恶劣，大量敢说真话的干部遭到打击迫害，再加上此后更大规模地平调劳力、物资，农村中几次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城镇中宣布粮票作废，按供应口粮标准另发新票，自此，城乡人民手中粮食荡然无存。” 廖文也指出，李井泉的左倾的指导思想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上表现得很突出。在他向胡耀邦汇报时我举了六个例子：

1、李井泉说，为了怕毛主席《党内通信》的六条指示发下去起副作用，便在毛的指示前加上自己的批语：要从积极方面去理解，不准地市再往下发，接着又要求各市地把这个指示通通收回。

2、1959年毛主席提出的养猪方针是公养私养并举两条腿走路，以私养为主。李井泉则坚持不让社员自己养猪。

3 、1959年6月，中央专门发了一个《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而李井泉硬是把这一指示扣压下来，不准下发。

4、1959年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搞反瞒产私分，一直到1961年李井泉还在四川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

5、1961年下半年毛主席指出：公社分配以大包干为好，不要搞三包一奖。可是李井泉在四川只能搞三包一奖。

6、李井泉在工作中主观臆断、独断专行、搞了许多瞎指挥。我还得说说李井泉的一个在四川，特别是在南充地区相当有名的“创造”：“遄(读作串)芋儿”。

所谓“遄芋儿”，其原始意义就是将芋儿放在笸箕里用力来回摇动，从而遄掉芋儿外面的皮使之可以食用。李井泉在南充火花公社发明的“遄芋儿”斗争会，就是将被斗人员置于一圈打手之间，先由斗争会主持人讲话之后，则由其将被斗人推向人圈边上，然后边上之打手则奋力将此人打向另一方。在这时候即使那些打手不想用力都不行，否则他自己也将被推入人圈中一起被遄。这样一场“遄芋儿”下来，被遄者往往是口吐鲜血。如果还有第二次则肯定毙命，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谁被遄过三次的。根据李井泉的指示，地区开斗争会至少要遄一个县级干部，其余依此类推，这样到了生产队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遄了，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就这样被遄死了。我不同意说李井泉及其帮凶是所谓“极左”，我更不同意说他们是所谓的“毛主义分子”。他们比毛泽东还要不顾老百姓死活。这些人就是以李井泉为首的四川省委中的坚持“斯大林主义”的“四川斯大林主义帮”。　　

最后我还要指出，李井泉、张守愚等为首的“四川斯大林主义帮”对四川知识分子的迫害真是罄竹难书。　　

张守愚是当年的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是李井泉的“四川斯大林主义帮”中主管四川省的宣传文化系统的干将。他绝对不像他的儿子张朴所美化的：“在毛泽东掀起的一场场整人运动中，他是个认真的执行者”，“在大饥荒中，他还只能用消极和逃避来表达他的不满”。他是李井泉的排斥异己、镇压群众的急先锋，他对四川的干部、知识分子的迫害真是罄竹难书！　　

据了解，当年的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只因对张守愚等人的不民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反右斗争”中，四川划“右派”的比例比全国高一倍。我是十七岁划的“右派分子”。　　

这些都说明了张戎张朴的父亲张守愚根本不是一个“认真的执行者”，而是一个比毛泽东还毛泽东的超级斯大林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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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1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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