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四大公案骇澧洲
作者：余习广
四大公案骇澧洲
故乡的情思
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亲，我的故乡澧洲城。
１９９４年中秋前夜，蒙宾王之?，思乡情涌。拥着故乡的水月乡情落枕，不意梦里满是故乡的“四大公案”，惊骇中冷汗湿背！那是我此前一年多正在调查和未能完稿的本文。故乡的梦，那是囹圄中铭心刻骨的情！次日诗情如泉，得《思乡曲》一首，实录以飨：
思乡曲
月是故乡明,
水是故乡亲,
我的故乡澧州城。
澧水东来三千里，
兰芷飘香入洞庭。
鸥鹤千渚芙蓉水，
渔歌唱晚木兰津，
澧兰沅芷屈子魂，
君子兰芳出边城。
——哦，我的故乡情！
月是故乡明，
水是故乡亲，
我的故乡澧州城。
澧水花汛云帆暖，
湖笛牧歌洗征尘。
男儿敬客仁义酒，
湘女多情水多情。
玉兰西施桃花燕，
不到澧水不识春。
——哦，大哉故乡行！
月是故乡明，
水是故乡亲，
我的故乡澧州城。
澧水踏浪逞豪勇，
放歌兰洲啖桑葚①。
状元桥畔戏金鲤②，
宝塔湾前祭祖坟。
最是浪魂八方阁，
夜来寻宝少年人③。
——哦，梦回故乡频！
月是故乡明，
水是故乡亲，
我的故乡澧州城。
澧水船夫踏岸行④，
天地同悲入边声。
洞庭渔米天下足，
千舟万船输王城。
秋收官府催征赋，
春荒四野流饥民。
——哦，我的众乡亲！
月是故乡明，
水是故乡亲，
我的故乡澧州城。
澧水千古多豪杰，
亡秦三楚是乡音。
文庙年年祭翊武⑤，
民主铁血扑满清。
风波万里行大道，
兰江夜半入秦城。
——哦，壮哉故乡人！
四水入澧，八洲兰盛。澧兰沅芷，君子之魂。在屈原颂美的澧水中泡大的我，故乡的河，载着故乡的梦，时常从我心中流过。洞庭湖滨，有一个美丽的边城澧县。澧水兰洲，物产丰饶，自春秋战国以降，两千多年来，以民情淳朴写入历史。然而，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里发生的“四大公案”，四十多年来，成为澧县人的口传，也一直震撼着我的心灵，时常侵入我的梦魂，成为我对大跃进—苦日子历史如此执着追寻的不解情结。
“四大公案”骇人听闻！
——苏海清案：闸口公社三元大队总支书记苏海清，强迫饲养员为死猪披麻带孝，哭坟守灵；鱼肉百姓，恣意奸污妇女，搞初夜权；
——章自福案：白衣公社精华大队总支书记章自福，横行乡里，打死多人，拦路抢劫；斗争会上，让夫妻赤身裸体咬着生殖器打滚取乐；
——如东公社社员刘家远，饥寒交迫，杀害儿子食子案。
——案四要麻烦些。自小听说的是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县委强迫命令，淞澧分流水利工地，干 部以毒刑和饿饭来控制民工，造成民工死亡上千人的惨案；而在我调核实此案时，又有县志办的人 说是县人委会叶秘书为治痨病，吃死囚人脑人心案。我经过反复考证，叶秘书吃人脑人心案为文革前夕事发，应与澧县人民口传的大跃进?苦日子年代“四大公案”不相干系。
四十年过去，我踏着澧水两岸风景如画、风情如诗的土地，查阅地区、县、乡三级档案材料，对
30多人进行采访查，去追寻当年“四大公案”的痕迹……
人间地狱：澧县惨案
对于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中的澧县，县委书记张琢说过一句话：“干部 打人成风，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少数地方已经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而我童年时听老百姓说得最多的一句顺口溜是：“干部象恶魔，澧县变地狱”。
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是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中，澧县自上而下干部统治手段暴力化背景下，全县惨案普遍化中的一个典型案件。
澧县本是个好地方。
澧县因澧水贯穿境内而得名，因历史而知名。澧名首见《禹贡》，春秋战国属楚，秦始设郡，澧属慈姑县，隶黔中郡，西魏恭帝二年（555年）始设澧州。隋大业三年，改为澧阳郡。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升为澧州路；至正二十四年，改为澧州府。民国二年，废州改县，至今。
澧县位于湘西北，滨洞庭湖而?武陵山脉，毗湘西而邻鄂川黔。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形成山区、丘陵、平原、湖区四种自然区。澧水、?水、澹水、道河四水贯穿全境；九派支流汇澧水下，故澧州又有九澧之称。澧水系湘省四大水系之一。
前人论及其山川地形：“澧实控引荆蜀，襟山带江，与岳常鼎峙，形胜亦綦重。”境内甚得舟辑之利，川黔及湘北物资经澧水入洞庭下长江而通世界，津市为澧
州之重要码头。
澧县历代都为鱼米之乡。棉花为湘省之首，粮、丝产量占重要地位，渔业兴盛，纺织发达。历来虽贫富有别，然实为丰饶之地。
童年和少年时代常听大人们说：“我们澧县这么好的鱼米之乡，谁又能想到，大跃进后，竟让那帮巴脑壳（澧县人对北方人的混称，指北方人后脑壳多为平直）硬是搞成了人间炼狱呢！”
澧县人说的“巴脑壳”或“北方佬”，是指来自北方、主要是山西和河北的南下干部。
在澧县，130多个南下干部，控制着全县科级以上的官位。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北方佬”都是官。文化大革命的“炮打”、“火烧”中，已经懂事的我，热热闹闹地看完各单位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对“北方佬”形成一个看法：大都有两个老婆，老家一个，澧县一个；大跃进?苦日子老百姓受罪，都是他们胡作非为、违法乱纪的结果；他们的生活，和我们老百姓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的确，老百姓的观点是肤浅的。但是，他们对人民犯下的罪孽，正是人民群众对官僚统治仇恨的社会原因。这也正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
不过，“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奇异的杂种：人民群众要“打倒”当权派，是因为他们自大跃进以来，欺压人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毛泽东要“打倒”当权派，更多的是因为大跃进以来的政治破产，造成了大权旁落的危机感！
人们把1957年底开始大跃进，到庐山会议前，称为“大跃进时期”，而把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到1962年下半年饿死人局面有所改善的时段，称为“苦日子时期”。我认为，这个历史划分是准确的、历史的、科学的。
1958年9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随大流，全县实现公社化，将原40个乡、8个县辖镇，合并为18个人民公社和一个县辖镇，下设248个大队，2157个生产队。全县也刮起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也发生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也是“大办公共食堂”，搞“吃饭不要钱”；也搞“大炼钢铁”，并将全县大小山林砍伐一空，毁林木59.7万立方米。
1959年春，澧县也发生社员逃荒死人现象，严重的“人口盲目流动”，到1959年2月，人口外流逃荒严重，流入湖北公安、江陵、沙市者，达11788人。
1958年，全县“外流劳力”即逃荒的青壮年即达14500人，发病人数为193000人。
但相比湖北、四川、贵州几个周边地区而言，澧县的老百姓也知足，他们说：造孽啊，路上逃荒、饿死的，多是湖北佬和四川佬，还有湖区钱粮湖的开荒佬。
澧县人说“佬”字不含地域歧视，相当于说“人”字。其实，当时澧县佬的处境也很艰难。但后来的局面，更让澧县佬如坠地狱苦海。
1959年8月底，庐山会议的风声就传到澧县。9月，县委常委传达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在这场“反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由于庐山会议上“湖南集团”的问题，湖南成为“重灾区”。
经毛泽东大跃进爱将王任重的推荐，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主政湖南。在全国“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中，湖南属最积极的省份之一。
习惯于服从上级而主宰澧县人民命运的南下干部为主的县委领导们，闻风而动，冲在了湖南的最前列。军人出身的他们，习惯于服从。
澧县因次而又成为苦日子年代湖南的重灾区，成为后来湖南省整风整社反“五风”的典型。
1959年10月，澧县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正式决定开展全县“反右倾”。并布置县直、企事业单位、农村分批开展“反右倾” 运动，至1960年1月结束。
全县共批斗“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右倾保守势力”3290人，重点批判了23人，处分112人，斗死241人。这场运动，定下了全县随后以暴力行动来推动“更大跃进”运动的基调。
从县到社，各级“反右倾”大会声势浩大，普遍采用“辩论”、谩骂、揪头发、扯耳朵、捆绑、推搡、罚跪、冬天泼冷水、毒打、吊打、墩人、灌屎、灌尿、灌辣椒水、灌肥皂水、棒打棍揍、皮带抽、背磨盘……
为在1959年取得“更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在全省开展的“反瞒产” 运动中，澧县县委独具匠心，在全县开展了一场来势凶猛的“反偷风” 运动。
县委第一书记马书玉认为：1959年，澧县粮食生产取得了大丰收，但是各公社的国家征购任务完不成，原因主要是农民们在秋收时，把集体的粮食偷回家，备饥荒了。
此外，干部怕留少了口粮，又会发生今年春荒的闹粮缺粮饥荒病死情况，也大量隐瞒产量，以多报少，欺骗上级。因此，必须在全县开展以“反偷风”为主，以“反瞒产”为辅的“人民战争”！
在马书玉的影响下，打人成风。中共常德地委在《关于澧县产生严重违法乱纪错误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给省委的报告》中说：“造成了一部分干部思想混乱是非不清，有的认为打人是合法的，是有‘干劲’、 ‘立场坚定’，‘斗争坚决’，不打人则是右倾‘、‘立场不稳’，‘同情资本主义’。
澧阳公社党委副书记万一平同志，在一次总支书记会上布置积肥任务时说：‘你们一定要拿出干劲，有点火力来完成任务，如果完不成这个任务，我就要你们站桌子，鼓点干劲你们看一看’。
九王大队十生产队队长胡子康说：‘打了一次人，起码有五天好发动’。王家厂公社龙堰大队总支书刘大连说：‘运动来了就搞几下，运动走了就不能搞了；一个运动不打几个人好像没有什麽起色’。
个别公社领导干部甚至布置打人，津郊公社党委副书记丁士英，在总支书会上还布置说：‘人可以打，只有几个地方不打，鼻子不打，脸不打，耳根不打，其余地方都可以打’。以致造成打死人逼死人的不良后果。”
1959年10月11日～17日，澧县搞起了由干部带头压阵、武装民兵和积极分子开路的“反偷风”运动，把全县队队户户闹了个鸡飞狗跳墙。
据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县县委整风办公室上报地委并省委《关于我县产生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的检查和对马玉书、赵全志同志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称：“全县范围内、普遍的发生了打人、打死人和逼死人的现象。”
“全县被打的干部群众达19041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88%。其中因干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致死的520人，（整党、整社中死的102 人，水利工地上死的177人，去冬今春和社会主义再教育死的241人）。
这些人属于当时被斗打致死的99人，斗打后自杀的140人，原来有病打后加速死亡或者是斗打成疾致死的117人，扣饭后自杀的127人，因克扣粮食而饿死的45人，其他92人。”
“全县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的有王家厂、闸口、白衣、澧阳和梦溪公社。这五个公社共打人10823人，占全县被打人的54.6%，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致死的258人，占全县死人总数的49.5%。”
这些干部“有意为非作歹，摧残群众，危害人民，手段非常毒辣。
体罚毒打群众的手段汇集起来，有40余种。如：‘推排球’、吃屎喝尿、‘吊半边猪’、针穿嘴巴、棍穿阴部、男女互咬生殖器、坐水牢、火烧、打后赛跑、人碰人、拔牙齿等酷刑，都是骇人听闻的。
有的地方错误的提出‘杀鸡吓猴’、‘打一警百’、‘堆罗汉’（被打人睡在下面，上面压人），和成立‘殴殴组’（殴脚筋、手筋、腰筋）、打态度组（辩论对象在斗争时，一上台就打，把态度打老实）、开攮攮会（把人推挤）。”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反偷风”运动中，发生“全县性的非法抄家和非法斗争的违法乱纪现象。”
“全县当时有18个公社、317个大队，在‘反偷风’中开展了斗争的有291个大队，占94.7%，被斗对象1126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非法斗打或采取其他办法被体罚的共389人（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几乎每个被斗对象都要受体罚——引者）。
斗争中，干部违法乱纪的有792人，占全县作业组长以上干部的0.94%；不少地方发生了错斗乱打的现象。与斗争的同时，各地普遍发生了非法抄家现象。
全县有267个大队，占86.97%的大队搞了‘抄家’，被抄的有997户，占总户数的6.8%……共抄出粮、棉、衣被等各种实物折款达70040元。
更严重的是有的地方在‘抄家’中还普遍采取了连抄家带拆屋、抄后封门、扫地出门等恶劣手法。”
张琢说，大跃进以来，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日益严重。
“据初步统计，在全县29423个农村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中，犯有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的就有10671人，占干部总数的36%；公社化以来，先后体罚群众90268人，占总人口13.9%；被扣饭68868人，总人口10.6%；因打致死的384人，因打自杀301人，因扣饭饿死的人，因干部作风问题造成其他非正常死亡350人，共计1299人，占总人口的0.2%；因打致残废的有1813人，因干部作风问题外逃的有15996人（以上数字按类统计，人数互相有重叠）。
最多的一个人打过340多人，打死过15人，两年多来扣群众饭的有扣到160多次的。在这些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中，贪污多占的有8932人，占干部总数的30.3%，共贪污多占各项物资折金额199281元，相当于全县60年分配给社员工资总数的4.16%。其中粮食705513斤，可供 1803人吃一年；布票27424尺。
另外，乱搞男女关系的有2829人，占9.6%，共搞了女人4480人，最多的一人搞了20多个。”
张琢也看到了干部个人素质恶劣和干部队伍变质的严重问题：“全县原有18个农村公社，296个大队，根据这次整风整社揭发的结果，属于坏人当权的三类公社有6个，占33%（其中钻进来的坏人当权的2个，拉出去的当权的2个，死官僚2个），属于坏人当权的三类大队有125个，占40.2%（其中属于钻进来的坏人当权52个，拉出去的坏人当权的57个，死官僚主义分子当权的10个，其他6个）。
在原有2203个生产队和6659个生产小队，属于坏人当权的生产队有645个，占29.3%，生产小队有1061个，占16%。全县29423个农村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根据掌握的材料初步排队的结果，属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严重的不明情况，违反党的政策，犯了错误不肯正视，屡教不改的死官僚主义分子就有1661人，占5.65%(原文如此??引者)，属于蜕化变质的分子就有1664人，占4%；属于钻进来的坏人有657人，占2.24%。
这些人当上干部、窃居重要职务以后，有的勾结包庇纵容坏人，一意孤行，不顾群众死活；挂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实行残酷的阶级报复，想尽千方百计整治群众。
除了随随便便打人、骂人、吊人、扣粮、扣工分、罚趴、斗争、‘辩论’、反省、搜查、抄家、游行示众、戴帽子、罚跪、罚站、罚晒、罚吹西北风等等以外，还使用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手段。
他们私设法堂，严刑拷打，刑罚之多，有如画地为牢、坐水牢、泼冷水、滚雪球、跑‘麻城’、叫女人赤身裸体、男女互咬生殖器、开朗诵（推搡）会、推排球、拔胡子、扯头发、吊‘鸭儿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挂屎桶、跪碎瓦渣、叫人家喝清尿、吃牛屎、剁指头等等。”
张琢在会后和县委书记处书记们谈干部作风问题时，书记们一直认为，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中混进太多“流氓无产者”和“严重不纯分子”，后来有提到农村基层干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张琢还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些坏分子的活动下，不少地方打人成风，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极少数地方已经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例如澧阳公社荷塘大队坏分子潘启才，就曾经规定打死人后有‘三不准’（不准死者家属收尸、不准哭灵、不准买棺材，甚至还要死者家属笑）。
该队中农社员李绍云被潘打死后，不但不准收尸哭灵，并且还要画像斗争，叫别人代他受斗。
梦溪公社又新大队坏分子傅绍发为了强奸一个贫农的女儿，竟敢当面通知女方的父母要和他女儿睡觉。女方不答应，就采取罚重工、扣粮、调虎离山等办法，以遂其兽欲。
“群众把这些坏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称为‘老虎’、‘阎王’、‘笑面虎’、‘阴雷公’、新恶霸’、‘新把头’、‘马老五’、江正发’（均系大土匪）。这些事情不光是一个地方有，而且几个地方有。不仅是基层干部中有，就是县委成员中也有这样一少部分人。”
王家厂公社曹家河大队生产队长周用考，残害人民群众，逼死四人（都是贫农），打了三十九人，霸占人妻。
据中共常德地委向湖南省委上报的《关于澧县产生严重违法乱纪错误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说，原县委第一书记马书玉，对待落后群众还有一些错误观点，认为那些“调皮捣蛋”的非打不解决问题。
他在县委中曾经说过：“对那些调皮捣蛋的，非打不解决问题”。“这些人不怕送公安局，只怕送农会”。还说“打人不对，但有时还起作用”。
尤其是地委曾几次批评澧县死人多时，他还说：“地委说我们死人多，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一定多”。
对全县这种严重的死人事件，从五九年十一月一直到六0年四月，没有提到县委会上进行认真的研究。
置人民群众的生死于不顾，不惜以暴力为手段来推行“更大跃进”，以至县委第一书记和老百姓异口同声：澧县人民陷入了“人间地狱”！干部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人民饥寒交迫，逃荒、病、死者，占全县人口的42%！
据县委书记张琢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仅1960年整风整社前，全县外流逃荒的即达15876人，全年发病人数高达261500人！
此外，据我对整风整社、新“五反”、社教运动中揭露的有关数字进行统计，从1958年初至1961年底，澧县死于病、饿、打的人数，约为71530人，超过全县总人口的11%！
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就是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中，澧县全县惨案普遍化背景下，一个典型的案件。
阴曹地府：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
中国人对阴曹地府的恐惧是不言而喻的：牛头马面、锯身分体、炸油锅、滚钉板、过刀山、过火海、挖心剖腹……在整风整社和“新三反”运动中，淞澧分流工地下来的民工对工作队控诉说：“干部对待我们，一天到晚不是打，就是饿，比对待畜牲还不如！淞澧分流工地简直成了阴曹地府！”
庐山会议后的全国“更大跃进”，一是“反瞒产”搞粮食，二是“大办水利”。澧县县委为了争当“更大跃进”的上游，“大办水利”运动中，仅淞澧分流和王家厂水库两个工地，就上马了156000多人，占全县三十万劳动力的50%。加上其他小型水利工程，全县三十万劳动力几乎全部上到水利工地。
淞澧分流，是澧县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1959年10月7日，湖南省委作为“更大跃进”的证明，正式批准该工程。淞澧分流工程量大，任务重，时间紧，地域辽阔，工种复杂，工段分散。整个工程要新修大堤25714米，要穿湖过港，堵塞河口7处，长1778米，新建3座涵闸，共计土石方1187万立方。要新建、堵口、开河、刨洲、刨堤、开渠、建闸等。
工程于11月初动工，县委提出：“要拿出大跃进的干劲，用大跃进的速度，赶在年底完工。”为此，从全县先后抽调了75600多人上阵。
11月16日，县委成立淞澧分流工程指挥部，下设青龙窖、郭家口、珠矶湖、七里湖四个指挥所。各公社工地队伍为大队，各大队工地队伍为中队，各生产队工地队伍为分队。
11月13日，第一次工地党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1月完成任务的50%，12月底全部完工。要在一个半月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绝对只能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
任务层层往下压，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干部们就是一个字：打！从此，整个工地弥漫着浓郁的血腥。
据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县县委整风办公室《关于淞澧分流工程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以及严重死亡情况向县委的汇报》，“十一至十二月，在工作中产生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对民工生活关心不够等严重问题，先后死亡民工440人，其中病死310人、打后致死88人、打后自杀40人、当场打死2人。”
《汇报》说，在4641名干部中违法乱纪的就有，2022人，占干部总数的43.5%。其中公社干部
251人，打人的96人（正副书记18人，党委委员25人），占公社干部的43.5%；大队干部823人，打人的636人（正副书记128人，总支委员205人），占大队干部总数的77.3%；生产队干部3507人，打人的1290人，占生产队干部总数的36.8%。被打的民工13871人，因打残废的128人，受伤345人。指挥部295名干部没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
而知情人告诉我：指挥部的干部架子更大，官气更足，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更凶。动不动就是“狗日的，老子打死你！”就连下面的干部一听说指挥部的来检查，也吓得发达抖，更不要说民工了。整风时，好象指挥部的干部，只有7个人没事，还得了表扬。那其他人“没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的说法，还能够说得过去？”
《汇报》反映了死亡民工的情况：“从工区看，青龙窖、珠矶湖最为严重，郭家口、七里湖次之。
“青龙窖工区有如东、澧西、澧南、东门、梦溪、大围、宜万等7个公社，计死民工193人。其中病死124人、当场打死1人、打后致死43人、打后自杀25人、残废22人，受伤312人。其中以宜万、梦溪、澧西最为严重。
“珠矶湖工区有方石坪、王家厂、太青、官垸等4个公社，计死民工141人。其中病死104人、当场打死1人、残废4人，打后致死31人、打后自杀5人、受伤19人。其中以方石坪、王家厂最为严重。
“郭家口工区有澧东、盐井、闸口、余家台4个公社，计死民工70人（原文如此??引者）。其中病死53人、打后致死9人、打后自杀2人、伤13人。其中以盐井、澧东最为严重。
“七里湖工区有渡口、白衣、津郊、新洲等4个公社，计死亡民工27人。其中病死15人、打后致死5人、打后自杀8人、残废2人、受伤1人。”
对于淞澧分流工地死人事件的现象和原因，在大量调查核实之后，《汇报》做了一些初步的说明和分析,认为工程量大，任务重，干部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是造成“淞澧分流惨案”的基本原因。
11月13日，第一次工地党委扩大会议，指挥部指挥于树海提出：“小病要出工，工地高治疗，小风小雨当晴天，雨天刮风当晴天。” 官垸会议上，李福印提出：“晴天突击战，雨天持久战，雾天运动战，风雨不停工，冰冻不下堤。”
并规定“按劳力总数平均每天一个劳力达到5～6方土。” 而中共常德地委在《关于澧县产生严重违法乱纪错误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甚至在松澧分流工地，生活还未安排下来，县指挥部就提出提高工效，有些公社指挥所就要求平均每人完成十方土，大队加到十五方，中队加到二十方，分队加到二十五方，最后小组加到三十方（当时实际平均工效只有一点七方）。”
1959年12月1至4日，指挥部在官垸召开首次民工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是各大队教导员、中队指导员，以及“先进民工代表”共744人。
会议由县委书记、工地党委副书记、指挥部指挥于树海坐阵，县委委员、县农业局长、指挥部副总指挥李福印主持。会议说是要“总结和交流经验，向高效率进军”，但其主题就是一句话：“找工效不高的原因”，因为到年底只有还不到一个月了，工程完成还不到二十分之一。
指挥部急了，“认为不来点真功夫是不行的！”于是把“找原因变成了斗、打、跪等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
据当时的一份材料，4天会议，共打264人。而《汇报》则有意缩小规模，说：根据对10个公社的摸底，当时即“辩论”了中队指导员和脱产干部17人。一般的采取骂、打、跪、低头、反省等，重点对象则重点打斗。当场打成重伤2人。至1960年6月，澧西公社的雷海清因打成重伤，还在吃药。
大围公社杨家中队的指导员吴家香，也不能工作。指挥部的负责人竟然在大会上说：“你们干劲上不去，应该给点教训，才能好好鼓干劲！回去后大家都要好好找原因，人无压力轻飘飘！对干劲不大的民工，好好压一压，干劲就会上去了。”
官垸会议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打人风。
12月6至7日，各工区停工整顿，贯彻落实官垸会议精神，四个工区都发生程度不同的打人事件，而以青龙窖、珠矶湖最为严重。他们是每个中队都必须“辩论”一个分队级的干部。
珠矶湖工区方石坪一大队13中队报“辩论”人，供应股长叶汉菊，被批斗者们抽嘴巴，抽得他嘴巴肿得像个猪头，一个多月还没消肿。
巴王岭中队指导员马大元被打的半个多月起不了床。
12月8日，青龙窖澧西大队贯彻官垸会议精神，点了11个人上台批斗。
除毒打外，还用3个采菱的大腰盆装满冷水，让被斗对象脱光衣服洗冷水澡。
当时北风呼啸，气温在零下，水中结冰。被斗对象在水里越喊冷，就越要你扎深些，时间待长些。
结果新剀中队的陈祖青受冻不过，连喊救命。批斗者不但不让他出来，还说他态度恶劣，一阵猛打。终于他被冻死在腰盆里。
大围和王家厂大队则各办起一个教养队，专门劳教那些“劳动不积极的人”。教养队实行监狱管制，被教养人都是犯人，不仅“强迫劳动改造”，还在他们衣服上写“偷盗”、“出工不积极”、“多吃饭”等，并在其脸上画花脸，不准与民工一块挑土、吃饭、讲话。
而宜万大队为了响应指挥部的命令，显示“大干、苦干、拼命干”的干劲，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提出“三光政策”：头光、身光、脚光，出工民工一律光头，不准带斗笠；打赤膊，不准穿蓑衣；打赤脚，不准穿鞋，一直干到半夜。
官垸公社五菱大队总支委员张儒兴在工地打人160多个，扣饭不计其数。贫农社员刘世教先后被扣饭160多次，挨打三次，最后一次打后三个钟头致死。后来下工地后，刘世教有个三岁多的小孩在禾场上捡了一点蚕豆梗，竟被张儒兴丢在水里淹，此后也死了。
《汇报》说：“至于中队一级的辩论斗争，差不多天天都有，从指挥部直到中队层层找原因，层层违法乱纪，斗辩民工。是造成严重死亡的原因之一。”
为了提高出勤率，官垸会议规定：病人不准超过1%。而天寒地冻，民工们劳累过度不休息，又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差不多20%的人都抱病在身。各级干部对病人就是一句话：“出工，病死也要到工地上去死！”
王家厂大队11中队社员谭杏桃，因病没出工。脱产干部樊明中强迫他必须先出一天工，不然的话，有你的好家伙吃。
白衣大队蒲山中队社员黄培然，因病倒地想请假歇几天。干部对他说。安排你个好活路，到柴山砍柴去。走到半路，黄培然一头栽倒，再也没有起来。
官垸大队光明中队黄家玉、郑大泉因病不能出工。干部命令他们到珠矶湖被楠竹，结果死在路上。
宜万蔡家中队共死民工75个。12月中旬有一天有35个病号，按1%的比例，指标是3人。当时医生冒风险批了叶正中等7人，其余吴学明、易法生等27个病号被赶上工地，上述二人才辈出了三天工死亡。
工程量大，任务重，时间紧，劳力缺。而全县劳力都上了水利工地。县委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各公社强行摊派劳动力，公社也没人，就把老弱病残也派上阵来。
仅第一批上工地的“劳力”中，“小的十二三岁，大的60多岁。在家就有了病的也不少，有的还没走到工地即死在路上。
如大围大队杨家中队上堤的民工346人，15～20岁的120人……55岁以上的有23人。其中有老病的32人，最严重的12人。宜万大队蔡家中队在上堤民工275人中，有痨濒的35人，黄肿病（浮肿病）6人。如黄世法、陈世和都原有痨濒而死。”
对于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县县委整风办公室《关于淞澧分流工程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以及严重死亡情况向县委的汇报》中，死人情况的数字，我查到不同的说法。
一份于1960年3月6日的材料说到一个数字：“1247人”，但又为钢笔划去，改为“720人”。当年在淞澧分流工程指挥部的干部对我回忆说：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了，好象是不到两千人”。此说对应第一个数字，应该可信！
索命阎王：苏海清案
苏海清,1927年农历10月初7生，澧县人。查阅其档案材料，用官方套话说，家庭成份贫农，本人农民出身，初小文化程度，家住闸口公社澧阳大队暖水街。时任闸口公社三元大队总支书记。
澧县虽是鱼米之乡，然而贫富不均自古为常。穷汉出路有三条“讨米、打工、当壮丁”。苏海清家贫，“无隔日之粮”，自小给人帮工打下手，混口饭吃。他爹是个老实人，常受人欺负。而苏海清十几岁上就和一帮泼皮混成了小镇上的“闹街虎”。
他后来当上总支书记后，在大队会上得意忘形地吹嘘过：老子这个人是不简单的，想干的事一定能办成。少年时受豪强欺负，曾经发愿：不管天，不管地，这一辈子一定要出人头地，让人给老子牛做马，老子要做人上人！
乡亲们后来说，苏海清打小就有一身的泼皮劲，又一懒二馋三好色。外面帮工，吃在人前，干在人后，十六七岁，就没少调戏大姑娘小媳妇的。后来在一家富户帮工，竟然先是话里话外，动手动脚，勾搭人家媳妇，后来又想调戏那家才十多岁的小姑娘。从此以后，没哪家人敢请他帮工了。
17岁时，苏海清实在混不下去了，有一起混过的泼皮约他到津市去闯码头，不想他竟自卖壮丁，给家里丢下几块大洋，跑到国民党驻永平的部队去当兵。没多久，他又偷偷跑回来。田又不愿种，工也没人敢请他，一心想混口轻松饭吃，次年在玉皇乡公所当了二十多天乡丁。还是懒、馋、色的老毛病，就连乡公所长也看不起他，又把他赶回家。19岁在大堰?钱粮处当催粮员四十多天，背着枪叼着烟横行乡里，催粮征税倒是一把好手。
苏海清一身流气加匪气，吊而浪当荡，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调戏良家妇女，惹事生非，乡长、保长见了他都头痛。就是在伪政权中，他也混不了几天就回丢了饭碗。
1947年农历5月初，被国民党部队捉壮丁，在国民党49军105师当兵。9月，东北战场上，国民党105师全军覆没。随即被编入解放军45军134师402团1营1连。在解放战士忆苦会上，苏海清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起从小家穷受罪，国民党捉壮丁闹得他家破人亡，令连长和指导员都陪着他流了不少伤心泪。不久，他被提拔为班长、副排长等职。后来又成为中共党员。
1952年苏海清转业回乡务农。但他哪里有种田的心思？当时抗美援朝和整党运动火热，他以“战斗英雄、转业军人、中共党员”的身份，在乡里区上大显身手。尤其在新区整党运动中，他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又善于察言观色，领导要“帮助”谁，他总是一马当先，说骂就动口，说打就动手，给领导们留下了“斗争性强”的好印象。不久就被提拔为柘茨乡文书，苏海清当上了乡干部。
1953年，澧县县委派出工作队，帮助各乡大力发展互助组，次年又是大搞农业合作化，苏海清如鱼得水。他一方面和和县工作组打得十分火热，一方面走村串户，讲解起农业合作化、 农业机械化和社会主义的大道理来，侃侃而谈，头头是道。遇到不开窍的，他总有几招杀手锏。而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怕了苏海清的恶名声，他所到之处，互助组也好，合作社也好，还真是成绩不凡。
苏海清在“斗争性强”之外，又博得了“工作能力强”的好名声，他当上了柘茨乡的副乡长。1955年3月，他被县里调到十三区任合作化工作队队员。7月，调澧县农业局工作。1956年6月，任暖市乡民政委员。
苏海清所到之处，农民们无不对他恨之入骨。1955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苏海清对各合作社的定额高得吓人，引起中农们的不满。他闻声大怒，当即召开大会，带着武装民兵压阵。
会上，苏海清破口大骂那些有情绪的人，说他们反对国家的征购政策，是想要造反。自古以来种田的交皇粮天经地义，哪个敢抗粮不交的，现在就跟老子站出来好好斗斗狠！看我敢不敢叫枪子从你脑壳里过！并当场拉出三个上中农，绳捆棒打。
县里的工作队长不仅不加制止，反而在一旁给他打气，要他放手干，县委会给他撑腰的。
1955年夏季以后，澧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哄而起，并迅速推行高级社化。农民的土地、耕牛等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到1956年秋收分配时，原来许愿的入社生产资料股分红没有兑现，而集体生产中，干部为所欲为，社员失去人身自由，当年社员所分粮食比上年人平少了120多斤。各社纷纷发生社员闹退社事件。
至1956年春，退社风潮越闹越大。是年冬，按中共中央统一部署，澧县全县开展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社运动。苏海清到金山高级社负责整社。他到社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身强力壮、“斗争性强”的十几个基干民兵组成打手队，专门负责辩论会上的“辩论”打人。其打人的手段，有罚站、吐口水、画花脸、拳打脚踢、绳捆索绑、背捆反吊、墩人、灌屎灌尿、棒打棍揍、皮带抽、背磨盘……这场“社会主义教育”的整社运动，全社打残3人，伤病倒床21人。经他一“教育”，哪个社员还有胆子敢闹退社？区委向全区干部大力表扬苏海清敢打敢拼的“工作作风”。
一天晚上，在二十多人参加的社干扩大会上，有人揭发社长尹治富有搞女人、销米和公债帐目不公开等问题。苏海清一听说搞女人，劲头就上来了。他拍桌打椅破口大骂，叫尹治富站起来交待清楚，专审他搞了几个女人，是不是“没开苞”的，搞了几次，怎么搞的。尹治富细节没交待清楚，苏海清上来就是几个耳光，说他“不老实”。
一会儿，苏又派人把女方抓来。一阵连轰带吓，那姑娘吓得尿了裤子，哭个不休。苏海清吩咐说，你不要怕，自古只有男奸女，没有女奸男的。你只要当大家的面讲清楚，他是怎么脱你的裤子的，又是怎么搞你的，一次搞好久？讲清楚了你就走，就没你的事了。
尹治富被斗得痛哭流涕，连声认错。苏海清拍桌大骂：“你个狗日的，狼心狗肺的东西，吃的人饭拉的狗屎，穿的人衣，披的畜牲皮，全部是国民党的行为！”一直连打带斗闹到半夜，苏海清觉得还不过瘾，说是明天接着再来。又要尹治富第二天交保证书。
尹治富吓得要死，回家当晚，在茅房上吊自杀身亡。
苏海清斗人家的男女作风问题，道貌岸然，而他则实实在在是个衣冠禽兽。从1953年到1957年，他奸污了5个少女，1个妇女，最小的才14岁。而据后来澧县县委上报地委和省委的材料说：“苏在53年曾同孟二英（17岁）通奸，54年同王先秀（18岁）通奸，55年同黄大金（19岁）通奸。苏的流氓行为是一贯的。”
社员们后来在整风整射运动中公开质问工作组，说：“象苏海清这么个流氓加恶霸，就连国民党都不要的东西，怎么到共产党的手里，就成了个宝贝？让他这样的人来当官害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苏海清更是赶上了好时运。他的“流氓加恶霸”本性，至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公社化后，苏海清更成为公社党委的大红人，一说到苏海清闸口公社的党委书记就夸他“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是个大大的跃进派！” 1958年放高产“卫星”，水稻亩产万斤以上的大“卫星”，苏海清一口气放了6个，成为全社放高产“卫星”的急先锋。1958年10月，苏海清任闸口公社黄溪大队大队长，到任4个多月，打死1人，打伤7人。奸淫少女4人。
1959年3月，他调任闸口公社三元大队总支副书记，同年11月任该大队总支书记。苏海清说：“好不容易才媳妇熬成了婆婆，现在我也是一方称强的书记了。”
苏海清到三元大队时，正值1959年春荒，各公共食堂粮食告急，有的食堂已经断粮停伙，社员到处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已经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三元大队的劳动力死了16人，病倒在床的有48个人，再不抢救就有进一步死人的危险。
大队干部开会，有人谈到病、死造成春耕生产劳动力缺乏，搞不好连春种任务都完不成任务时，苏海清大发脾气，说：“开口死人，闭口死人，这是右倾思想和对三面红旗不满情绪的表现嘛！
哪个扯后腿，硬说没粮吃，饿死人了，死人都是大跃进的罪过？哪个敢讲这个话？！哪年哪月不死人？那千年的乌龟还不都成了精！同志，死人是自然的事情，不要都算在大跃进的账上好不好？你干部带头闹情绪，那明天社员就没有出工的人了。
春耕生产还搞不搞？大跃进还搞不搞？”大帽子一戴，吓得在座的干部们没人敢说话了。
苏海清得意洋洋地提出：对生病在床的，粮食减半；老人、小孩不能劳动的，粮食减半；装病不出工抗拒劳动的，停伙。干部要包食堂，查情况，坚决堵住懒汉的嘴巴。重点清查偷青的、私自动火的。
第二天，所有干部都站在食堂门口，任何人都必须在食堂吃饭，不准家人带饭。生病在床的，要经干部上门检查，然后才批准带饭，定量减半。结果一些病人为了吃上一口饭，只好带病出工。当月，全大队死在田里的病人有4人。
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更大跃进”，上级下达了更高指标的征购任务。新任总支书记的苏海清，竟然在公社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上，又放出一个高产“卫星”，声称三元大队1959年夺取了农业生产大丰收，亩产平均达到1200斤，保证超额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公社在表扬的同时，给三元大队加了17万斤的新任务。
回到三元大队，苏海清布置下去：一要搞好“就地征购、就地入库”；二要抓好“反右倾，反瞒产”
按苏海清的意图，三元大队实行了“先国家，后集体”的粮食方案，所有收割的稻谷，全部“就地打场，就地征购，就地入库”。但全部收上来的粮食，还不够完成任务的数。苏海清吩咐，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他的同意，不得动用粮食，否则“按军法从事”。但人是要吃粮食的，不然全都会饿死。一些干部也着了慌，请示他是否要“安排一下社员的生活？”
等了几天，苏海清宣布了社员口粮的分配计划：“适当留点粮食，其它的从打草谷中挖掘潜力，再补充些菜（实际上指野菜——引者注），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所谓“打草谷”，实际上是从脱过谷粒的稻草中复打残剩谷子。
苏海清算了一笔帐：每亩“打草谷”按12斤算，可得谷子15668斤，全算成社员的口粮。原存各食堂的红薯有31198斤，按3斤薯1斤谷算，计折谷1万斤。两项相加，有谷25600多斤。再留8万斤口粮，几项相加，共有粮食10万多斤。全大队还有1197人，到明年6月份夏粮收割下来，每人能吃到近90斤谷。再加上搞些副食补一补，粮食是够吃的了，饿不死人的。
实际上，“打草谷”得谷6417斤，由于保管不当，红薯烂了7500多斤，折谷7900斤，几项相加，共有粮食94300多斤。按1197人计，到明年夏收还有7个多月，人均每月有谷10斤左右。按75%的出米率，人均每月吃粮7斤半，一天合吃粮二两五，不饿死人才怪了！更何况社员们连这二两五都吃不到嘴里??干部和食堂的人还要多吃多占！
到1959年12月底，全大队还有库存粮163769斤，其中有留种粮97864斤，尚未运走的国家征购粮5万斤，全大队社员1197人的口粮，只有15905斤。到次年夏收还有5个多月，每人平均只有13斤多谷了，折合成米还不到10斤，平均每人每天只有6钱粮！
大队保管员孙逢喜选购苏汇报，说实际吃粮指标过低，请示解决。苏指示孙逢喜：只能动用1万斤稻谷分配到各队，并说：“现在就熬着一下。我们现在有菜，多吃点菜，到插秧时多吃一点，饿不死人的。”
1万斤稻谷分到各队。1960年1月，人平口粮6斤谷。其中一等劳力8斤谷，合6斤米，一天2两米；二等劳力7斤2两谷，合5斤4米，一天1两8钱米；三等3斤6两谷，合2斤7两米，一天9钱米；到老人、小孩为四等3斤2两谷，合2斤4米，一天8钱米；五等1斤8两谷，合1斤3两半米，一天4钱半米！
社员们气愤地说，“现在共产党实行的是绝户政策；人民公社发的是绝户谷；社员吃的是绝户粮。”1960年元月，社员因长期挨饿，饿死18人。
因三元大队死人情况日益严重，闸口公社党委决定要拨给该大队15000斤谷。苏海清面向公社书记，连声检讨，说是三元大队给公社找麻烦了，其实死的都是些老了该死的，缺粮情况不严重。硬是只要了1万斤。
社员们长期饥荒缺粮，只好到处挖野菜吃。冬天找不到野菜，人们就上山剥树皮。过春节前，大队发下糠壳，全大队家家户户把糠壳磨了做成糠耙耙过年。
社员们挖野菜、扯草根、剥树皮、做稻草浆的“代食品”、吃观音土，就算是过了一个年。
社员张长松家，因饥饿不过，只好剥枇杷树皮做成耙耙吃。结果全家人拉肚子全都病倒在床。
社员张二爹（发dia音，对老人的尊称）一家6口人，吃过猪草、糠壳、树皮、“代食品”、观音土等等。吃下去拉不出来，只好叫人用树枝从屁眼里往外掏。弄得他从此得了痣疮，四十多年还一直在拉血。一家饿死4口人，只剩了个女儿15岁，嫁了个比她大10多岁的食堂管理员，父女俩才保了命。他兄弟姐妹6个，6家共38口人，过苦日子死了28人，还剩下10人！
苏海清蹲点的第五生产队汤光同，老头65岁。儿、媳都上水库工地挑土，留下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8岁。1959年12月，老少3个 一餐只从食堂打回3两掺菜的稀饭，他又要让小孩都吃点，自己光吃清水煮野菜。1960年元月3日，他刚跨出门槛就跌倒在地，两天后死去。
同队老汉汤光锡，一天口粮1两2钱米，天天喝稀水。1959年12月25日倒床，7天后死去。临死前还喊了几声饿，说是想要吃餐饱饭再做鬼。
而活着的人更受罪。仅1960年元月，全大队患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脱落、紫绀病等等病人就有429多人。经抢救，到4月还有病号56人。
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里，该大队死人328人，占总人口的27%左右。
群众断粮，而苏海清和干部们却多吃多占，花天酒地。他和大队长长期吃干部小灶，还时常把各队干部以开会、研究工作为名，叫到大队来“改善生活”，鸡鸭鱼肉蛋，炸炒蒸煮炖，搞的热火朝天。
他还有个半夜“喝花酒”的“爱好”，经常在晚上叫厨师炒几个菜，私下分别叫来他定好的几个十几岁的少女，陪他饮酒作乐。吃饱喝足，再陪他上床。
难怪在有人拍他马屁，说苏书记天生是个当官的料，工作能力强，讲话有又水平，当个大队书记真是屈了材，起码该是个公社书记时，苏海清感慨很深地说，“当官要么当大官，要么就当个大队书记，好歹是个一把手。公社书记有那么多眼睛盯着呢！还是大队书记实惠。”
苏海清调到三元大队一年多，真的是捞足了实惠，作威作福象个土皇帝。
苦日子到来后，苏海清听说家里人也遭了罪，便派人把他母亲和孩子接来住了7个月，老婆来住了2个月，叔叔住了1个月，哥哥住了半个月。餐餐都要吃荤菜，没有肉，他就派人到几十里外的湖里，驾船去打鱼。来时个个面黄肌瘦，走时都是红光满面，还大包小筐的带着走。
当然，苏海清是分文不付的。 苏海清说他“别的毛病没有，就是喜欢喝两口，炖个钵的事。”农民饿得九死一生，苏海清喝得昏天黑地。
据我查到的一份存档记帐本记载：苏海清来三元大队一年多，仅记在他名下的帐，光在大队就喝了91.12斤烧酒，还不算他和大队其他干部会餐的337.5斤的帐，以及他下队和在公社的帐。
1960年春荒，三元大队病、死如潮。上级发下来一些红糖和黄豆粉团成的“营养丸”等“补品”。他还伙同大队文书孙逢太私分给病人补充营养的红糖2斤，粑粑2斤，牛肉10斤，猪肉7.8斤。老婆回家时，他将大队的面粉8斤、食油4斤、黄豆11斤、棉花2斤，拿回来让他老婆带走，“分文不给”
苏海清自己更是天天吃小灶，群众饿死了多少他不管，反正他是餐餐要吃荤的，要有肉有酒，他还喜欢用红泥炉炖瓦钵，吃得他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社员说，“苏书记吃饱喝足了，不是搞女人，就是打人玩！”
苏海清搞女人，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1986年我调查苏海清案时，澧县人委会一位长辈告诉我：他参与过苏海清案的处理会议。“苏海清我见过，这家伙，完全是大跃进年代里的典型干部加土皇帝。
在他的统治下，搞的是封建皇帝的那一套治民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皇帝三宫六院七十膑妃二还有个数，他则更狠，是凡大队中他看上的女人，全是他老婆。还搞起初夜权那一套，老百姓真是可悲！
毛泽东声称他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我看他马克思不多，秦始皇不少。大跃进就是秦始皇修长城的暴政那一套，中国还有不出大大小小秦始皇和土皇帝的？”
三元的过来人告诉我，苏海清玩弄过的女人有几桌（一桌八人）。这家伙平时容不得别人说他搞女人的，但他喝醉了酒就最喜欢找人谈女人。苏海清玩女人都玩出了水平。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女人，一是没开苞的黄花大姑娘；二是丰乳圆臀窄腰漂亮的女人；三是结婚不太久、又床上功夫好的小媳妇。
据县委整风工作组给县委的报告：1959年，17岁少女汤永范从公社下放回队。小汤长的白晰水滑，脸带桃花，十分漂亮。报到那天，苏海清一见她眼都直了，格外表现出温和体贴，将她安排在大队部当通讯员，时常送些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又到城里买了写香皂手帕送给她，还经常发她几元钱做误餐费，还以心痛她为名，送过小汤好几次整袋的大米。
功夫下足后，苏海清就下手了。1959年12月的一个夜晚，天气寒冷。苏海清以谈工作为名，将女孩叫到外面田野里，边走边碰碰撞撞，见女方没有反抗，就将手伸到她的怀里摸乳房，说是“暖暖手”，接着就脱下女方的裤子，在田里将该少女奸污了。此后，他经常将汤永范叫到他的办公室或宿舍里，白天黑夜都行淫乱。好几次，有人去找苏书记汇报，听到小汤在他屋里大哼小叫，吓得人家赶紧跑了。要是撞坏了苏海清的好事，那简直就是在找死！
原闸口公社的的知情人对我说，“苏海清在三元究竟搞了多少女人，没人讲得清，就连调查组最后都弄不清楚。你想，哪个傻瓜会把自己老婆和女儿让他搞的事说出来？说他强奸是没有的事！他手中有粮，有这个本钱就足够了。
苦日子年代，人的生存成了最大的问题，命都没有了，还讲么子礼仪廉耻呢，女人不值钱。一个大姑娘的身价，就是几斤米，那能救一家人的命哪！
当年，哪个有权有势的干部不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粮食搞女人呢？现在还不是一样？哪个有钱人不搞女人？苏海清影响最坏的，就是人家结婚他开苞！
当年是有权，现在是有钱，有钱花上个几千元，还不是一样的能开苞。你是我们澧县人，不要出家乡人的丑嘛！”我讲了半天的道理，只落得一阵哄笑。我为这些从大跃进过来的农村干部而悲哀。
当然，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查常德地区档案馆，我统计当年174名违法乱纪受处分的公社和大队干部，有159人奸淫妇女，134人贪污，128人打人致死伤；查澧县档案馆，当年92名违法乱纪受处分的公社和大队干部，有76人奸淫妇女，33人贪污，37人打人致死伤。一些人是一身数罪。
初夜权是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对农奴享有的特殊权力，在中国历史上，极少见到此类记载。的确，当我在调查时，农民们一听说什么“初夜权”，个个都懵了。但解释清楚后，他们说的确是有这么回事，但情节有出入。
从大跃进到苦日子，人民公社可是把“人民”管得死死的，没一点人身自由了。结婚必须到大队去开证明。谁家要嫁女儿或者娶媳妇，只要那姑娘长得还可以，苏海清去了，他总是会有一些“表示”，送点钱，送点粮，说上几句好话，然后叫她去大队部，会弄些好酒好菜，把女的灌醉了，晚上他先睡一盘。
一般来说，那时候的人，别说是有酒有肉了，嫁女儿的，基本上都是饿的没得办法了，让女儿去找个吃饭的人家。
男的一般都是老光棍，或死了老婆的干部或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娶个十几岁的姑娘很常见。女方几年来哪里吃过这么好的东西？睡觉就睡觉吧，反正都饿麻木了，也不在乎。
男方也不好和他闹，书记睡了你的女人，那是看得起你，他会有数的，一定会送米送面的。只要姑娘长得好，反正苏海清总是有办法把她先睡了。
苏海清最不像话的，是他把人家一个姑娘搞了一晚上，第二天还到人家那里去冷嘲热讽，说是昨天晚上吃了一回下脚水，倒了大霉了。他送的一袋米，就当是喂猪的下脚料算了。说完扬长而去。那姑娘在嫁过来只前，已经被她原来所在的队长奸污过了。
苏海清在三元大队一年多，欺男霸女，淫威使尽，坏事做尽，百姓害尽！
三元三队上中农社员孙逢清，因实在受不了饥饿劳苦，不安心在乡劳动，一直想逃荒外出。1959年冬整风运动中，苏海清召集300多人的群众大会，亲自主持批判斗争孙逢清。苏海清对孙骂了一阵，上去就是一耳光，又狠踢他两脚。觉得还不过瘾，又指使众人上去拳打脚踢，当场将他打成重伤。孙逢清全家人11口，除了一个15岁的女孩能参加劳动外，其他人全都病倒在床。苏海清竟让食堂停了他全家人的饭。结果11人死了6人。
四队原地主孙圣汉，44岁，因对大跃进和吃食堂不满，说过几句牢骚话。1959年11月整风运动中，苏海清在群众大会点名批斗他。并组成主攻组、次主攻组、打态度组。会议开始，有孙在台上交待问题。
讲了一阵，苏海清说他不老实上去给了他三个大嘴巴，又要生产队长带头打。会上毒打两次，孙被打得鼻青脸肿，腰部受伤。第二天，苏又派民兵将孙押送到和湾水库，交群众管制劳动三天后，苏要他带被管制份子和几个木匠共十多人，命令他们一夜之间，突击完成8米高、2米宽的梭斗。
次日清晨，苏来检查，发现他们全都去休息了。苏海清大怒，找到孙圣汉，一顿狂打猛揍。吃早饭时，又叫他跪在地上，苏带头拳打脚踢，有要别人狠揍。孙被打成重伤，请假回家后，卧床不起。1960年元月8日死去。
1959年9月23日，久旱逢喜雨。队长孙际桂在?沟看水，他把上田水放到下田一部分。苏海清从黄溪大队开会回来，不问青红皂白，大骂他不该放水。孙际桂申辩了几句，苏上去连推带打，有抡起拳头，对着孙的脑袋狠击三拳，将他打倒在地。孙当场吐血，而苏海清骂了几声转身而去。
1959年12月，苏海清安排平整秧田，二队原地主孙逢圣因水肿病，劳动中没有力气，干了半天，实在受不了，就在田坎上坐了一会儿。苏海清检查生产，正好看见孙逢圣在地上坐，就讯问他为什么不做事？孙见苏书记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半天才战战兢兢地解释自己有病。苏海清上去就是三个耳光，强迫他马上下田劳动，还饿他三天不给饭吃。
1960年1月24日，三元大队集中男女劳力，突击修叶家湾水库。孙逢圣病情严重，便向队长请假。队长批准他在工地上修整土筐和看小孩。26日清晨，苏海清在工地检查出工情况，见孙一个小孩坐在床上，便不问青红皂白，抄起一根扁担，对着孙逢圣就是两家伙，将孙打倒在地，有强迫他上工地挖土。干到下午，孙逢圣实在坚持不了，在地上坐了一会儿，又被苏看见毒打一顿。到吃晚饭的时候，孙慢慢爬到公路上，昏死过去。被上晚班的社员发现，将他抬回家中，当夜死去。
1960年5月5日，中共澧县县委政法委党组《关于苏海清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命一案预审情况和处理意见向县委的报告》，“该犯一贯利用职权，为非作恶，侵犯人权，打死打伤人命。53年秋至60年3月，先后打罚87人。其中贫农32人，中农32人，农11人，地主12人；殴打32人、捆打16人、打跪20人、吊打4人、罚站推搡1人、打锣游街2人、罚义务工12人。”
多行不义必自毙！苏海清作恶多端，终于撞上了枪口。事发于他让女饲养员戴友姑为死猪披麻戴孝，哭灵守坟事件！
1960年3月3日，三队女饲养员戴友姑养的一头猪病死了。队长孙际银请示大队副业主任汤明典。汤同意由队里自行处理。
当时队里的公共食堂已经揭不开锅了。孙便准备剥皮卖肉，搞电油盐钱。苏海清晚上来该队“检查食堂”，发现死猪，勃然大怒。当时上级还在鼓吹“养猪大跃进”，他他正想搞“百头猪场”，而人都饿死不少，猪也没剩下几头了。苏海清暴跳如雷，将孙臭骂一通，当即责令要找木匠做棺材将猪埋葬。
次日清早，他在该食堂召集全大队各生产队事务长、饲养员和生产队长等二十多人的“死猪现场会”。苏海清先是要戴友姑交待死猪原因。戴说猪杀病死的，破口大骂：“狗屁！猪是集体财产，是你害死想吃肉！”批斗一阵，苏海清当场宣布：
1，要做一付棺材和一丈二尺搞的墓碑，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写上年月日和喂猪人名字；
2，要请道士开路。当时汤永协说，“东门的道士请不来。”苏便要戴友姑请学校老师打秧歌锣鼓送上山；
3，要八大金刚送猪上山（即八人抬棺送葬）；
4，养猪人带路抱灵，边走边哭：“我的猪爹，这就把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一张人皮，你跑慢了，抢了一张猪皮，把你饿死了，我的还你来世帐。”
5，猪坟要埋一人多高；
6，养猪人送烟火（烧纸钱香烛）三天，送一次哭一次；
7，见干部一来就要大哭猪亲爹。并交代说，“明天公社生产大检查，有四个大队书记来检查，要哭的特别伤心些。”
8，要搭棚守灵，守一个月。
他还一再强调：“一定要执行，谁违抗就的挨辩论！”并指定大队养猪主任汤永协监督执行。
早饭后，他到金盒大队参加公社生产检查团。并对该大队书记刘光耀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在三元大队的淫威：“别的地方总死猪，我们那边死猪后惩办的办法就搞得好。”并大言不惭地介绍经验。
当天，趁苏海清不在，戴友姑将死猪装进棺材，请两人送出葬。她自己披麻戴孝，为死猪哭丧。又在死猪坟前做了五尺高，一尺多宽的墓碑，按苏海清交代的，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并在坟前搭棚守灵。
戴友姑守灵的第二天，见公路上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干部，以为是四个大队的书记来检查，马上放声大哭：我的猪爹，这就把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一张人皮，你跑慢了，抢了一张猪皮，把你饿死了……”来人是县公安局的干部孙东才，见山坡上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哭得古怪，便下车问明情况。孙东才闻讯义愤填膺，回到县里告发了此案。
县里立即派人来调查。三元大队社员民怨沸腾，纷纷反映：“苏海清不调开，三元大队不得翻身！”并向来人称苏是“苏日军”、“活阎王”。很快，苏海清被捕。
一时间，此案轰动全县，老百姓怒不可遏：死了几万人，没见干部过问。从古到今，没见过死了一头猪，竟然要活人给死猪当孝子的事！
1960年5月5日，中共澧县县委政法委党组提出《关于苏海清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命一案预审情况和处理意见向县委的报告》：“苏犯海清一贯利用职权，行凶作恶，残酷欺压群众，打死打伤人命，强迫群众给死猪出葬，任意压低群众口粮标准，奸污妇女，贪污多占，还多次伪造历史，假充功臣、排长，实属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已够成反革命罪，罪大恶极。我们意见，判处死刑，以平民愤。
正当此时，全国农村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运动，苏海清案成为运动典型，层层上报，又为中央批发全国，以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从而震惊全国。
1980年，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中，澧县法院对该案重新判决，认为“苏海清罪不当死，应予改正。”可澧县的老百姓却不这样看。原三元大队的一位受害者说：“苏海清罪大恶极，杀他十遍也不为多，也抵不了他做的孽！”
惊天恶魔： 章自福案
章自福，男，澧县李家铺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初小文化。1960年因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命被执行枪决。同案犯有聂廷东、龚明富、郑昌银3人。
澧县自古民风淳朴而骠悍，而李家铺的民风尤其尚勇好斗。皆因李家铺地处丘陵，主要出产水稻。虽然水源丰富，但旧社会澧县没有公共灌溉和排涝系统，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种田人最大的心病，就是稻田灌水的大事。
天干半月成旱，眼看着上面的水下不来，人家不让水从他田里过；下雨三天成涝，下面的田主绝不会让别人田里水往自己田里排。为了抢水、排涝的事，这里常发生械斗事件。李家铺这地方，李氏宗族人多势众，欺负小门小姓的人家是常事，尤其是一遇旱涝灾害，小姓人家简直就没好日子过。天旱了，李氏宗族的人抢水占上风；遇涝了，他们挖沟放水逞霸道，反正一上就是一族人，吵架打架不吃亏。
章自福出身中农，家境尚好。但其父母都是本份老实人，为种那几亩水稻田，吃了李姓人的不少亏。章自福长大之后，常为水的事和人冲突，但他发誓决不能象父辈那样受气窝囊挨人欺。他脾气暴燥，打起架来敢拼命。
一次为抢水和人打起来，他抡起锄头往人脑壳上挖，差一点儿闹出人命来。几次下来，人家怕了他那股打死架的劲，一般人不敢惹，他还时常敢找李姓人的碴。后来他又和镇上的一群泼皮混成了把兄弟，打架、闹街成了经常的事。
只要哪里有赶场唱戏的场合，人群中总少不了章自福那一伙泼皮窜来窜去，吃白食、调戏妇女、打架斗殴。长此以往，养成章自福一狠二毒三拼命四流氓无赖的性格。四乡八村，提起章自福的大名，老实农民没有不怕他的。一来二去，提起章自福，就连津市码头的青帮大哥也得买他的帐。
1949年大军南下解放澧县。土改工作队进驻李家铺，斗地主，分田地，老实巴交的农民没那个胆量，乡里乡亲的，抹不开面子。只有章自福这样的流子地痞敢打敢拼，点水（提供情况）、捉人、斗争、动手（打人），事事都往前冲，李氏宗族的大户地富们倒霉了大，而那些南下干部对他非常器重。
章自福成为“土改根子”、民兵。在互助化和合作化运动中，章自福“撕得破脸”、“坚定突出”的斗争积极性更被干部看好，1955年，他加入了中共，同年被提拔到县合作化工作队。后任县人委任档案保管员、收发员，李家铺乡公安员、白衣公社政泊副部长。1959年11月调任精华大队总支书记，兼公社党委委员。
章自福一贯违法乱纪，残害群众。
1959年章自福调精华大队总支书记职后，利用职权，胡作非为，勾结总支副书记龚延东、大队民兵营长龚明富、大队长郑罗银等人，迫害群众，用捆绑吊打、罚跪、罚站、三九天泼冷水、冬天站腊水田、打赤膊吹北风、强迫被害人互咬生殖器等手段，残害干部群众，先后共打干部56人次，群众337人次，其中打死2人。
当年县委的立案报告，对上述四人定了五条罪名：非法斗争，打死人命；惨无人道，摧残人民；横行霸道，拦路索财；欺上压下，破坏生产，奸污妇女，贪污多占。我们来看看其罪行。
1．非法斗争，打死人命：
1959年12月23日晚，章自福和龚明富在花格店新化食堂召开60多人的群众大会，斗争52岁的社员贺自远。
贺自远是上中农，因公社化后，家业共产，衣食无聊，到59年，食堂以野菜糠壳当粮食，人饿得九死一生。因此，他对公社化和吃食堂牢骚满腹，对高征购的粮食政策非常不满。1959年冬整社运动中，被定性为“有资本主义思想行为，经公社批准为辩论对象。
大会前，章自福召集了社员民主评议会，收集贺自远的材料。与会者见干部督阵，便纷纷揭发贺自远，说他不出工，砍了两棵树，开了自种菜园。还有的说他不去食堂吃饭，（因喂牛，距食堂有好几里路，生产队干部批准他自己吃）等等，贺自远被评为下游。
开批斗会那天，章自福亲自到会掌握。主持人人宣布起“罪行”后，社员们站起来七嘴八舌发言，你吵我骂的也很热闹。会议开了一阵，只斗没打，章自福火了，认为会开的不激烈，指使龚明富将评为上游的社员雷某拖出来辩论，说他是“同情资本主义”，质问他为什么斗争不积极。一阵推打，将雷某打倒在地。
龚明富又召集20多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布置哪些人为“主攻”，哪些人来“助攻”。章自福批评说“会开得没有劲，不激烈。反资本主义，干劲越大越好，大家都要动手打，打出威风，打下资本主义的邪气。哪个敢放水（手下留情）的，就把他拖上去批斗……”
由章自福和龚明富亲自主持，会议重新开始，社员们为了自己不挨打，也顾不得乡里乡亲的情份，拳打脚踢，就连妇女也下起狠手，贺自远被打得很历害，龚明富还亲自动手推打。斗了两个小时，贺自远被打倒在地，口鼻流血，气息奄奄。
章自福见贺倒在地上没有声气，走到贺身边，猛踢两脚，说他是装死。龚也扯着贺的手，说他“是装死！”并向群众宣布贺是“装死狗”。章自福对与会者说：“大家不要怕，贺自远是装死狗，就是死了，运动中死个把人不要紧的。以后还得这样搞……”
散会后，章命令生产队长派人将贺送回家，第二天早上，贺气绝身亡。
1960年2月18日，公社来队检查“反右倾”。章自福为了个人名誉，“想在公社范书记检查‘反右倾’时有个好印象，”便人为树立“反右倾，鼓干劲”的确典型。章找来聂延东商定，决定当晚半夜召开生产队长和妇女队长会议，要各生产队派先进和落后社员各一名参加，在一生产队新食堂开会，20多人连夜到会。
会前，章自福主持召开生产队长先开布置会，第四生产队队长雷大灼提出，社员郑博先出工不积极。当时定郑为辩论对象，即由聂延东主持开会，章自福到会督战。会议开始，雷大灼就点名，说郑博先散布泄气情绪，对人将，现在生产落后，是因为“社员劲头不大，吃不饱饭没干劲”，还说他“不服从须导”，提名辩论郑博先。
37岁的郑博先，生产一贯卖力，在治湖、生产中先后八次评为劳动模范。1960年2月18日，郑因饥饿和劳累过度，得了浮肿病，经领导批准从凇澧分流水利工地回家养病。但大队规定，不出工就不开饭。为了吃上一口饭，他还带病出工，只有几次出工动作慢一点。
会议开始后，郑博先被带上会场中央来，20多人先后上去推搡殴打。聂延东不断鼓劲加油说：“今天会很重要，大家要鼓劲，任何人不准退缩，那个整不起不就找那个！”郑博先站在中间，你推过去，我打过来。斗了一阵，郑大声喊：“救命！我受不住了，我快要死了！”章自福上去猛踢几脚：“你就没死，你个狗日的，社会主义那能留你这种混世魔王活在人世！”
推打2个多小时，生产队副队长雷友光猛力将郑推倒在地，郑倒下后就不能动，口鼻流血，当场死亡。
章自社见此情景，在会上给大家壮胆说：“你们不要胆怯，今后右倾还得继续反的。那里有就在那里反，对右倾分子，死个把人不要紧。”说完散会。
郑死之后，聂延东向章自福请示处理，说是要向公社报告。章自福责怪他说：“这哪里报得！”两人商量一阵，决计制造假现场。当晚命令大队试验作业组长雷立仁派人把死尸抬 四队保管室里。时已天明，又派妇女队长万俭秀在外边派人，以搞生产为名，暗中监视，不准人靠近保管室。到了晚上，将死尸抬到山里，用绳子吊在树上。
当天晚上，队里以挖木蔸烧火为名，派社员上山。有人发现尸体，于是大队宣布龚自远属自杀。
同时，章自福多次在生产队长会议上，布置队长们，要压制群众，不准说此事，并派总支委员郑昌银专到四队负责监视，聂延东负责封锁消息。一天，聂听万延秀反映，有一个十多岁男孩雷浴春，在群众中讲龚自远是被斗打死的。雷家是地主。又发现地主雷次甫在家写字，怀疑他是写状纸。
聂当即召开五类分子大会，以雷浴春“说怪话”，雷次甫“白天不出工”为口实，进行批打斗争。晚上由郑昌银主持召开全队群众会，又进行批打斗争。名曰“压邪气”。
县里终于得知此事，派人下来调查此事。县检查团进行第一次检查走后，章、聂以死者之妻郭多姑偷了红薯种为名，指使队长雷大灼召开群众会，宣布对郭多姑进行管制。又派龚明富把死者之弟郑博洪弄到大队部，威胁说：“县委工作队不能在这里住一世，有事还是要靠我们解决。”又把死者几个家属喊到大队部，章自福请他们吃了一餐饱饭，并以给粮食和钱来利诱收买，不让家属上告。
2，残无人道，摧残人民。
章自福到精华大队，正是庐山会议以后，层层布置“反右倾”。章更加卖力。他以“整社”、“反右倾”、“辩论落后”为名，除打死上述两名社员外，还亲自指挥打人、戴高帽子、罚站、冬天脱衣、吹西北风、泼冷水、站腊水田等刑罚，辱骂斗争干部25人，社员17人。其中被打成重伤6人。
作业组长黄洪堂因生产任务没完成，章自福命令他脱光上衣，时值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斗争批打一个多小时，打后腿肿了5天不能出工。作业组长田顺初被斗打后外逃。章自福斗打辩论脱产干部陈章鳌后，对陈说：“今天整你，是为了今后你好整他们（指下面干群）。”
1959年冬，56岁女社员郭金姑，收了几个自己偷种在山坡上的地瓜卖给外队。龚明富得知，便将她抓到杨家富堰，发动群众推踢打，将她打倒在地。
社员雷大田，因10元钱与帐不符，龚发动社员推搡打殴约三个钟头，还亲自动手猛击雷胸部两拳头。雷头部被打肿，脚上血流不止，受重伤倒床，半个月没出工。
1960年2月，龚去刘家食堂，社员刘国章喊了 他一声“老龚”。他认为没喊“龚书记”，抓住刘国章就是一顿狠揍。
社员们私下喊龚明富为“恶老虎”。龚明富亲手摧残的群众达48人。
聂廷东直接摧残群众33人。其中推踉27人，冬天打赤膊泼冰水3人，站腊水田1人。
工程员雷华新，因不满于干部斗打社员，被聂廷东斗争，致使雷的一条腿摔成跛子。
17岁少女吴桂香，因吃不饱饿干活不力，被聂发现，罚她冬天站在腊水田，往身上浇冷水。几小时下来，吴桂香冻得半死。聂廷东哈哈大笑，让人将姑娘扶进屋里，找来几件干衣服，又生上大火，聂廷东淫心大发，将周围人支开，硬要给吴桂香脱衣烤火，姑娘冻得动弹不得。聂摸上她身子，冰冷冰冷的，便没了情趣，吴桂香有幸逃过此劫。
郑昌银共摧残社员引人，其中10?15岁小孩10名。13岁学生马兴华，不小心踏了路上写的石灰标语。郑罚他脱掉衣服鞋袜，围着桌子转圈，直到转昏倒地。小孩雷立真干活没力气，大冬天，郑昌银往他身上泼冷水1个多钟头，雷立真大病一场。
1960年旧历正月，13岁女学生雷凤英、10岁女学生朱凤秀，天冷挑粪便未脱棉衣。郑昌银大怒，说她们偷懒，强制她们脱去棉衣，站在腊水田里，浇冷水淋湿衣服。致使二女大病。
县委整风工作组向县委汇报说，“章自福一伙为非作歹，致使精华大队干部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歪风邪气十分严重。全大队1758人，受迫害毒打者393人，占总人口22%。全大队18个党员，打骂群众的11人，占60%。”
一生产队队长雷大顺，打人成性。社员周宜民饿不过，偷了队里的红薯种吃，便将他捆起来，斗争大会上，硬是用针线缝上他的嘴巴。
三队副队长雷有元，社员私下称他为“恶霸”。1959年腊月，60岁社员黄凤姑因带孙女，没出早工。雷有元就在川门食堂开斗争会，要她说原因。黄没吭声，雷就端了一盆冷水，披头盖脸泼在她身上。
同月，川门作业组15岁女社员郭金枝，因来月经肚子痛，出工迟了一会。雷有元就在丁工堰工地上，当众强迫她脱光衣服打赤膊，郭金枝吓得大哭。出工的姑娘们都跪下帮她求饶，说怎么罚都可以，郭金枝是一个女儿家，打不得赤膊的。雷就限令她脱得只剩一件单衣，在寒水里站了一早上，冻得她全身冰冻，还不给饭吃。郭金枝因此大病半月，精神恍惚，几次痛不欲生想“找出路”自杀。家中人苦求苦劝，才苟且偷生。
1960年正月，女社员田巧美，因身染重病，向雷有元请假。雷跑到她房里，把她从床上拖下来，毒打一顿。到工地又限令她脱得只剩一件单衣，站在冬水田里。田巧美大病一场，连吃药都没钱，差点病死。雷有元还几次上门逼她出工，见她起不来，还破口大骂：“你这个懒婆娘，出工就装死，当婊子就上劲！”
更为恶劣的是斗争社员马学金和黄珍美夫妇时，采用的手段令人发指。1960年元月18日，该大队妇女黄珍美，在治湖工地与石板滩社员马学金结婚，后回大队转粮食关系。文书雷建峰电话请示章自福。章认为结婚没经他批准，十分恼火，便指使将其夫妇扣留，并交代雷建峰：“你的干劲大，任务交给你，晚上开会斗争。”
当夜，章自福赶回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会议。人未到齐，章就提出：“今天要唱回杂戏。”“搞个大场合”。他让干部把马学金和黄珍美夫妻两人押来批斗，把马学金衣服脱光推打斗争。斗了一阵子，马说要拉屎，瞅个机会跑了。
接着，又把捉来的“社会主义的逃兵”、17岁女社员田桃美押到会场。田桃美因在治湖工地吃不饱，过度劳累，逃跑回家。干部们便围着田桃美，让她脱光上衣，一阵推打“肉搏”后，要开会了，又让她穿上衣服押起来。田姑娘上身和乳房，被这些禽畜抓得稀烂，下身连阴毛也被扯了几把。姑娘哭得死去活来。
会后，章自福去旁边屋里开电话会和写材料。奉命抓人的干部，把马学金和黄珍美又捉到大队来。聂廷东提出要“唱杂戏”，发动干部们，又把马学金和黄秀珍弄来批斗。干部们会前脱过田桃美的衣服，过了瘾，淫兴还未消。这时便强令黄珍美脱去衣裤，只穿一条短裤。又让马学金脱光衣裤。推的推，搡的搡，有人趁机在黄珍美的身上和乳房、屁股、大腿上乱摸。又把夫妻两人推倒在地，让两人各倒一头，把两人的头部互相压到对方胯中。聂廷东还强制黄口含马的阴茎，并问香不香，臭不臭。又让马学金舔住黄珍美的阴部，夫妻二人口含对方生殖器在地上打滚，干部们在一旁围观，哈哈大笑。
3，奸污妇女，贪污多占。
章自福到精华大队只有4个多月，即利用职权，奸淫妇女多人。16岁少女雷金秀，是大队卫生保健员。章自福威逼利诱，寻机奸污她多次。有一天早上，雷金秀进屋扫地，被他抱起来按在床上就强奸。从此以后，雷金秀就成了他的万物。有几次大队开着会，章自福还跑过来将雷奸淫后再接着开会。被他奸淫的还有卫生所调剂员，17岁女青年宋立英，18岁的代大队妇女队长赵喜美，女社员刘雪英和雷令秀等人。
郑昌银1960年4月奸淫四队妇女队长万俭秀。聂廷东1958年奸污妇女马秋美，1959年奸污妇女胡秀芳。
4，横行霸道 ，拦人索财。
自1959年11月至1960年，大饥荒降临，各地逃荒的人流如潮。精华大队外逃荒讨米要饭的群众213人，占总人口12%。为此，章自福下令路上设卡，拦截来往行人，扣压财物。
1960年2月9日，章自福召开大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他布置说：“俺大队人外跑多。凡是从大队路过的，没有证明的一律扣下搞生产。”
元月29日至3月28日两个月内，全大队共扣留过往行人705人，其中被斗137人。2月10日一天设立三个哨长，由龚明富、雷友元、关阳银等人率民兵持枪检查，一天捉拿过往行人百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扣压猪肉150斤，鱼64斤，食油3斤，米30斤，黄豆40斤，雨衣一件，套鞋一双，被子一床，布5尺，棉花15斤，烟叶3斤，人民币15元。都为大队干部自己吃、用、拿了。
方圆几十里地，老百姓不敢从精华大队过，说是精华大队出了山大王，过路要留买路钱。群众称章自福等人为“四条蛟龙”。
揭发章自福的上书，最早是1960年2月27日精华大队的一封匿名信。此后，告状信不断。1960年4月9日，社员周功钊、贺传章、田大祥4人快板形式，联名写了封检举书。
中共常德地委派人查处。经查证，其犯罪事实确凿。
章自福案上报后，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多次将此案作为社教和干部蜕化变质的典型案例，予以通报。
1960年4月16日，公安部门将上述4人拘留，5月4日逮捕。鉴于以上罪行，1960年9月，章自福被判处死刑，聂廷东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龚明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郑罗银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981年5月14日，澧县人民法院对此案复审，认为该案是从上而下的反右倾，“五风”盛行情况下发生的，各级领导应分担责任；把上述错误因违法乱纪，强迫命令加在一起，将章自福、聂廷乐定为蜕化变质分子，龚明富定为坏分子，郑罗银定为变质是无限上纲；对章可判有期徒刑，判死刑是错杀，应予纠正，作好善后工作；对聂、龚撤销原判免予刑事处分，郑罗银属一般“五风”错误，免除追究刑事责任。
复审结论下传后，民情哗然。
吃人饿鬼：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经常给我们一些小伙伴惊心动魄、夜来恶梦搅魂的恐怖感，和夜间一见迎面过来长得凶神恶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扭头就跑的心里障碍。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虽早已失去了曾经八百里烟波浩渺的气魄，但一片片淤积平原养育着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儿女。澧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田里出产粮、棉、油、丝、麻，湖中盛产鱼、藕、莲、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则湖中的出产尽可让人们得温饱而有余金。如东人的富足，着实让澧州人为之艳羡。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刘家远杀害亲子食子案，却又着实让惨案频仍、业已见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为之震撼和悲哀。
刘家远是一个老实人。他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年，他复员回乡。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娶妻生子，小日子也还过得有些兴旺。乡亲们都说他娶了个能干泼辣的女人，刘家远家旺人兴有了指望。
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牵牲口。他老婆死活不同意，两口子每每都要大吵大闹一番。但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合作社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两口子意见也越来越大。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的“共产风”在全地区都是有名的厉害。而庐山会议后，全县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共产台风”。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这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五八年公社化后起，到这次整风整社运动开始止，才平息下来。
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刮的‘共产风’，折合金额达到3812万元，相当于三年农副业总产值（15732万元）的23%；其中光是刮的社员个人的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246万元，相当于五九、六0年两年分配给社员部分的30%。
其中包括集体土地29563亩，社员自留地24307亩，房屋123960间，各种农具3823837件，现金2699000元等，每户平均90.4元,人平24.77元。
特别是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最使社员伤心和恼火。社员形容那种情况是：“公媳同房，帐子做墙，说话为难，洗澡过关。”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全社“一平二调” 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72076元，每户平均106.8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如东公社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据张琢在一次整风运动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如东公社的干部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法西斯统治，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扣粮、斗争、“辩论”、罚吹西北风、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粪、儿打娘、敲牙齿、针缝口等。
公社成立劳改队，有的大队还成立了改造队。开辩论会的时候，先把积极分子教好，让他们起带头作用，然后干部吹哨子为号，一起涌上去打，哨子控制节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声音大就打重，吹得轻，就打轻点等等。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骑。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
而刘家远人菘货馕，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声。
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事，连老婆都护不住。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邻居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 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1959年春荒以偷盗集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
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他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
干部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5斤多谷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1960年春节前后，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不久，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当天夜里，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就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包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几刀就把他儿子杀死了，并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偷偷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那天晚上，刘家远说他几年来第一次吃了餐过瘾的肉！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跑到公社去报案。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大概直到1964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我们永远的恐惧和心痛！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人们从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对当年 “四大公案”的控诉。读者可以想见，澧县的文化大革命会有多么激烈、多么残酷……
在极权体制下，毛泽东在狂热冲动中发动的大跃进，必然会导致苦日子的大灾难，从而造成官僚政体和人民群众巨大的冲突和极其尖锐的矛盾。其后，广大人民争民主、反官僚、求生存的本能的民主诉求，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导引下，终于又一次陷入了山河泣血、全民内战的灾难之中！
① 澧水临州城处有十里沙洲，盛兰花，故名兰洲。澧水也因此得名兰江。屈原甚誉：澧兰沅芷，君子之魂。兰洲为澧州人之精神家园。澧州自古以来，皆为鱼米之乡，又盛产桑棉。大跃进后，兰洲植桑，故又名桑洲。少年时嬉于斯，乐于斯！兰江击水，追舟排，放歌喉；兰洲撒野，偷瓜果，啖桑葚。水是乡，洲是家！
② 澧州城有文庙，前后大殿间横亘金鲤池，状元桥高跨其上。旧时读书人赶考前都要“走桥”。能过状元桥者，中举有望。掉下桥者，则息赶考之念。然少年时常与同学在桥上走来跑去，皆无恙。于此甚是不解。每每走过一次，便骂一声掉下桥的读书人：笨蛋笨蛋大笨蛋，状元桥掉下乌龟王八蛋！
③ 八方阁为澧州名胜。建于临江古城墙头。传说阁内藏有为澧州保福脉之聚宝盆，定四水之夜明珠，阁基埋有镇洞庭之斩龙剑。少年时信以为真，一群顽童，经常趁夜光翻攀上阁，入内寻宝。尽管每每空手而归，但斯梦十年不疲！三十年后念及于此，不免时常放笑失声！
④ 《澧水船夫号子》曾获莫斯科音乐节奖。.
⑤蒋翊武, 澧州人。清未组织武昌文学社，因制造暴动炸弹,走火事泄。是为辛亥革命先声。
作者：余习广
四大公案骇澧洲
故乡的情思
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亲，我的故乡澧洲城。
１９９４年中秋前夜，蒙宾王之?，思乡情涌。拥着故乡的水月乡情落枕，不意梦里满是故乡的“四大公案”，惊骇中冷汗湿背！那是我此前一年多正在调查和未能完稿的本文。故乡的梦，那是囹圄中铭心刻骨的情！次日诗情如泉，得《思乡曲》一首，实录以飨：
思乡曲
月是故乡明,
水是故乡亲,
我的故乡澧州城。
澧水东来三千里，
兰芷飘香入洞庭。
鸥鹤千渚芙蓉水，
渔歌唱晚木兰津，
澧兰沅芷屈子魂，
君子兰芳出边城。
——哦，我的故乡情！
月是故乡明，
水是故乡亲，
我的故乡澧州城。
澧水花汛云帆暖，
湖笛牧歌洗征尘。
男儿敬客仁义酒，
湘女多情水多情。
玉兰西施桃花燕，
不到澧水不识春。
——哦，大哉故乡行！
月是故乡明，
水是故乡亲，
我的故乡澧州城。
澧水踏浪逞豪勇，
放歌兰洲啖桑葚①。
状元桥畔戏金鲤②，
宝塔湾前祭祖坟。
最是浪魂八方阁，
夜来寻宝少年人③。
——哦，梦回故乡频！
月是故乡明，
水是故乡亲，
我的故乡澧州城。
澧水船夫踏岸行④，
天地同悲入边声。
洞庭渔米天下足，
千舟万船输王城。
秋收官府催征赋，
春荒四野流饥民。
——哦，我的众乡亲！
月是故乡明，
水是故乡亲，
我的故乡澧州城。
澧水千古多豪杰，
亡秦三楚是乡音。
文庙年年祭翊武⑤，
民主铁血扑满清。
风波万里行大道，
兰江夜半入秦城。
——哦，壮哉故乡人！
四水入澧，八洲兰盛。澧兰沅芷，君子之魂。在屈原颂美的澧水中泡大的我，故乡的河，载着故乡的梦，时常从我心中流过。洞庭湖滨，有一个美丽的边城澧县。澧水兰洲，物产丰饶，自春秋战国以降，两千多年来，以民情淳朴写入历史。然而，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里发生的“四大公案”，四十多年来，成为澧县人的口传，也一直震撼着我的心灵，时常侵入我的梦魂，成为我对大跃进—苦日子历史如此执着追寻的不解情结。
“四大公案”骇人听闻！
——苏海清案：闸口公社三元大队总支书记苏海清，强迫饲养员为死猪披麻带孝，哭坟守灵；鱼肉百姓，恣意奸污妇女，搞初夜权；
——章自福案：白衣公社精华大队总支书记章自福，横行乡里，打死多人，拦路抢劫；斗争会上，让夫妻赤身裸体咬着生殖器打滚取乐；
——如东公社社员刘家远，饥寒交迫，杀害儿子食子案。
——案四要麻烦些。自小听说的是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县委强迫命令，淞澧分流水利工地，干 部以毒刑和饿饭来控制民工，造成民工死亡上千人的惨案；而在我调核实此案时，又有县志办的人 说是县人委会叶秘书为治痨病，吃死囚人脑人心案。我经过反复考证，叶秘书吃人脑人心案为文革前夕事发，应与澧县人民口传的大跃进?苦日子年代“四大公案”不相干系。
四十年过去，我踏着澧水两岸风景如画、风情如诗的土地，查阅地区、县、乡三级档案材料，对
30多人进行采访查，去追寻当年“四大公案”的痕迹……
人间地狱：澧县惨案
对于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中的澧县，县委书记张琢说过一句话：“干部 打人成风，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少数地方已经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而我童年时听老百姓说得最多的一句顺口溜是：“干部象恶魔，澧县变地狱”。
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是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中，澧县自上而下干部统治手段暴力化背景下，全县惨案普遍化中的一个典型案件。
澧县本是个好地方。
澧县因澧水贯穿境内而得名，因历史而知名。澧名首见《禹贡》，春秋战国属楚，秦始设郡，澧属慈姑县，隶黔中郡，西魏恭帝二年（555年）始设澧州。隋大业三年，改为澧阳郡。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升为澧州路；至正二十四年，改为澧州府。民国二年，废州改县，至今。
澧县位于湘西北，滨洞庭湖而?武陵山脉，毗湘西而邻鄂川黔。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形成山区、丘陵、平原、湖区四种自然区。澧水、?水、澹水、道河四水贯穿全境；九派支流汇澧水下，故澧州又有九澧之称。澧水系湘省四大水系之一。
前人论及其山川地形：“澧实控引荆蜀，襟山带江，与岳常鼎峙，形胜亦綦重。”境内甚得舟辑之利，川黔及湘北物资经澧水入洞庭下长江而通世界，津市为澧
州之重要码头。
澧县历代都为鱼米之乡。棉花为湘省之首，粮、丝产量占重要地位，渔业兴盛，纺织发达。历来虽贫富有别，然实为丰饶之地。
童年和少年时代常听大人们说：“我们澧县这么好的鱼米之乡，谁又能想到，大跃进后，竟让那帮巴脑壳（澧县人对北方人的混称，指北方人后脑壳多为平直）硬是搞成了人间炼狱呢！”
澧县人说的“巴脑壳”或“北方佬”，是指来自北方、主要是山西和河北的南下干部。
在澧县，130多个南下干部，控制着全县科级以上的官位。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北方佬”都是官。文化大革命的“炮打”、“火烧”中，已经懂事的我，热热闹闹地看完各单位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对“北方佬”形成一个看法：大都有两个老婆，老家一个，澧县一个；大跃进?苦日子老百姓受罪，都是他们胡作非为、违法乱纪的结果；他们的生活，和我们老百姓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的确，老百姓的观点是肤浅的。但是，他们对人民犯下的罪孽，正是人民群众对官僚统治仇恨的社会原因。这也正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
不过，“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奇异的杂种：人民群众要“打倒”当权派，是因为他们自大跃进以来，欺压人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毛泽东要“打倒”当权派，更多的是因为大跃进以来的政治破产，造成了大权旁落的危机感！
人们把1957年底开始大跃进，到庐山会议前，称为“大跃进时期”，而把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到1962年下半年饿死人局面有所改善的时段，称为“苦日子时期”。我认为，这个历史划分是准确的、历史的、科学的。
1958年9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随大流，全县实现公社化，将原40个乡、8个县辖镇，合并为18个人民公社和一个县辖镇，下设248个大队，2157个生产队。全县也刮起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也发生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也是“大办公共食堂”，搞“吃饭不要钱”；也搞“大炼钢铁”，并将全县大小山林砍伐一空，毁林木59.7万立方米。
1959年春，澧县也发生社员逃荒死人现象，严重的“人口盲目流动”，到1959年2月，人口外流逃荒严重，流入湖北公安、江陵、沙市者，达11788人。
1958年，全县“外流劳力”即逃荒的青壮年即达14500人，发病人数为193000人。
但相比湖北、四川、贵州几个周边地区而言，澧县的老百姓也知足，他们说：造孽啊，路上逃荒、饿死的，多是湖北佬和四川佬，还有湖区钱粮湖的开荒佬。
澧县人说“佬”字不含地域歧视，相当于说“人”字。其实，当时澧县佬的处境也很艰难。但后来的局面，更让澧县佬如坠地狱苦海。
1959年8月底，庐山会议的风声就传到澧县。9月，县委常委传达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在这场“反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由于庐山会议上“湖南集团”的问题，湖南成为“重灾区”。
经毛泽东大跃进爱将王任重的推荐，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主政湖南。在全国“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中，湖南属最积极的省份之一。
习惯于服从上级而主宰澧县人民命运的南下干部为主的县委领导们，闻风而动，冲在了湖南的最前列。军人出身的他们，习惯于服从。
澧县因次而又成为苦日子年代湖南的重灾区，成为后来湖南省整风整社反“五风”的典型。
1959年10月，澧县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正式决定开展全县“反右倾”。并布置县直、企事业单位、农村分批开展“反右倾” 运动，至1960年1月结束。
全县共批斗“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右倾保守势力”3290人，重点批判了23人，处分112人，斗死241人。这场运动，定下了全县随后以暴力行动来推动“更大跃进”运动的基调。
从县到社，各级“反右倾”大会声势浩大，普遍采用“辩论”、谩骂、揪头发、扯耳朵、捆绑、推搡、罚跪、冬天泼冷水、毒打、吊打、墩人、灌屎、灌尿、灌辣椒水、灌肥皂水、棒打棍揍、皮带抽、背磨盘……
为在1959年取得“更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在全省开展的“反瞒产” 运动中，澧县县委独具匠心，在全县开展了一场来势凶猛的“反偷风” 运动。
县委第一书记马书玉认为：1959年，澧县粮食生产取得了大丰收，但是各公社的国家征购任务完不成，原因主要是农民们在秋收时，把集体的粮食偷回家，备饥荒了。
此外，干部怕留少了口粮，又会发生今年春荒的闹粮缺粮饥荒病死情况，也大量隐瞒产量，以多报少，欺骗上级。因此，必须在全县开展以“反偷风”为主，以“反瞒产”为辅的“人民战争”！
在马书玉的影响下，打人成风。中共常德地委在《关于澧县产生严重违法乱纪错误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给省委的报告》中说：“造成了一部分干部思想混乱是非不清，有的认为打人是合法的，是有‘干劲’、 ‘立场坚定’，‘斗争坚决’，不打人则是右倾‘、‘立场不稳’，‘同情资本主义’。
澧阳公社党委副书记万一平同志，在一次总支书记会上布置积肥任务时说：‘你们一定要拿出干劲，有点火力来完成任务，如果完不成这个任务，我就要你们站桌子，鼓点干劲你们看一看’。
九王大队十生产队队长胡子康说：‘打了一次人，起码有五天好发动’。王家厂公社龙堰大队总支书刘大连说：‘运动来了就搞几下，运动走了就不能搞了；一个运动不打几个人好像没有什麽起色’。
个别公社领导干部甚至布置打人，津郊公社党委副书记丁士英，在总支书会上还布置说：‘人可以打，只有几个地方不打，鼻子不打，脸不打，耳根不打，其余地方都可以打’。以致造成打死人逼死人的不良后果。”
1959年10月11日～17日，澧县搞起了由干部带头压阵、武装民兵和积极分子开路的“反偷风”运动，把全县队队户户闹了个鸡飞狗跳墙。
据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县县委整风办公室上报地委并省委《关于我县产生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的检查和对马玉书、赵全志同志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称：“全县范围内、普遍的发生了打人、打死人和逼死人的现象。”
“全县被打的干部群众达19041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88%。其中因干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致死的520人，（整党、整社中死的102 人，水利工地上死的177人，去冬今春和社会主义再教育死的241人）。
这些人属于当时被斗打致死的99人，斗打后自杀的140人，原来有病打后加速死亡或者是斗打成疾致死的117人，扣饭后自杀的127人，因克扣粮食而饿死的45人，其他92人。”
“全县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的有王家厂、闸口、白衣、澧阳和梦溪公社。这五个公社共打人10823人，占全县被打人的54.6%，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致死的258人，占全县死人总数的49.5%。”
这些干部“有意为非作歹，摧残群众，危害人民，手段非常毒辣。
体罚毒打群众的手段汇集起来，有40余种。如：‘推排球’、吃屎喝尿、‘吊半边猪’、针穿嘴巴、棍穿阴部、男女互咬生殖器、坐水牢、火烧、打后赛跑、人碰人、拔牙齿等酷刑，都是骇人听闻的。
有的地方错误的提出‘杀鸡吓猴’、‘打一警百’、‘堆罗汉’（被打人睡在下面，上面压人），和成立‘殴殴组’（殴脚筋、手筋、腰筋）、打态度组（辩论对象在斗争时，一上台就打，把态度打老实）、开攮攮会（把人推挤）。”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反偷风”运动中，发生“全县性的非法抄家和非法斗争的违法乱纪现象。”
“全县当时有18个公社、317个大队，在‘反偷风’中开展了斗争的有291个大队，占94.7%，被斗对象1126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非法斗打或采取其他办法被体罚的共389人（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几乎每个被斗对象都要受体罚——引者）。
斗争中，干部违法乱纪的有792人，占全县作业组长以上干部的0.94%；不少地方发生了错斗乱打的现象。与斗争的同时，各地普遍发生了非法抄家现象。
全县有267个大队，占86.97%的大队搞了‘抄家’，被抄的有997户，占总户数的6.8%……共抄出粮、棉、衣被等各种实物折款达70040元。
更严重的是有的地方在‘抄家’中还普遍采取了连抄家带拆屋、抄后封门、扫地出门等恶劣手法。”
张琢说，大跃进以来，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日益严重。
“据初步统计，在全县29423个农村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中，犯有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的就有10671人，占干部总数的36%；公社化以来，先后体罚群众90268人，占总人口13.9%；被扣饭68868人，总人口10.6%；因打致死的384人，因打自杀301人，因扣饭饿死的人，因干部作风问题造成其他非正常死亡350人，共计1299人，占总人口的0.2%；因打致残废的有1813人，因干部作风问题外逃的有15996人（以上数字按类统计，人数互相有重叠）。
最多的一个人打过340多人，打死过15人，两年多来扣群众饭的有扣到160多次的。在这些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中，贪污多占的有8932人，占干部总数的30.3%，共贪污多占各项物资折金额199281元，相当于全县60年分配给社员工资总数的4.16%。其中粮食705513斤，可供 1803人吃一年；布票27424尺。
另外，乱搞男女关系的有2829人，占9.6%，共搞了女人4480人，最多的一人搞了20多个。”
张琢也看到了干部个人素质恶劣和干部队伍变质的严重问题：“全县原有18个农村公社，296个大队，根据这次整风整社揭发的结果，属于坏人当权的三类公社有6个，占33%（其中钻进来的坏人当权的2个，拉出去的当权的2个，死官僚2个），属于坏人当权的三类大队有125个，占40.2%（其中属于钻进来的坏人当权52个，拉出去的坏人当权的57个，死官僚主义分子当权的10个，其他6个）。
在原有2203个生产队和6659个生产小队，属于坏人当权的生产队有645个，占29.3%，生产小队有1061个，占16%。全县29423个农村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根据掌握的材料初步排队的结果，属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严重的不明情况，违反党的政策，犯了错误不肯正视，屡教不改的死官僚主义分子就有1661人，占5.65%(原文如此??引者)，属于蜕化变质的分子就有1664人，占4%；属于钻进来的坏人有657人，占2.24%。
这些人当上干部、窃居重要职务以后，有的勾结包庇纵容坏人，一意孤行，不顾群众死活；挂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实行残酷的阶级报复，想尽千方百计整治群众。
除了随随便便打人、骂人、吊人、扣粮、扣工分、罚趴、斗争、‘辩论’、反省、搜查、抄家、游行示众、戴帽子、罚跪、罚站、罚晒、罚吹西北风等等以外，还使用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手段。
他们私设法堂，严刑拷打，刑罚之多，有如画地为牢、坐水牢、泼冷水、滚雪球、跑‘麻城’、叫女人赤身裸体、男女互咬生殖器、开朗诵（推搡）会、推排球、拔胡子、扯头发、吊‘鸭儿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挂屎桶、跪碎瓦渣、叫人家喝清尿、吃牛屎、剁指头等等。”
张琢在会后和县委书记处书记们谈干部作风问题时，书记们一直认为，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中混进太多“流氓无产者”和“严重不纯分子”，后来有提到农村基层干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张琢还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些坏分子的活动下，不少地方打人成风，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极少数地方已经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例如澧阳公社荷塘大队坏分子潘启才，就曾经规定打死人后有‘三不准’（不准死者家属收尸、不准哭灵、不准买棺材，甚至还要死者家属笑）。
该队中农社员李绍云被潘打死后，不但不准收尸哭灵，并且还要画像斗争，叫别人代他受斗。
梦溪公社又新大队坏分子傅绍发为了强奸一个贫农的女儿，竟敢当面通知女方的父母要和他女儿睡觉。女方不答应，就采取罚重工、扣粮、调虎离山等办法，以遂其兽欲。
“群众把这些坏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称为‘老虎’、‘阎王’、‘笑面虎’、‘阴雷公’、新恶霸’、‘新把头’、‘马老五’、江正发’（均系大土匪）。这些事情不光是一个地方有，而且几个地方有。不仅是基层干部中有，就是县委成员中也有这样一少部分人。”
王家厂公社曹家河大队生产队长周用考，残害人民群众，逼死四人（都是贫农），打了三十九人，霸占人妻。
据中共常德地委向湖南省委上报的《关于澧县产生严重违法乱纪错误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说，原县委第一书记马书玉，对待落后群众还有一些错误观点，认为那些“调皮捣蛋”的非打不解决问题。
他在县委中曾经说过：“对那些调皮捣蛋的，非打不解决问题”。“这些人不怕送公安局，只怕送农会”。还说“打人不对，但有时还起作用”。
尤其是地委曾几次批评澧县死人多时，他还说：“地委说我们死人多，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一定多”。
对全县这种严重的死人事件，从五九年十一月一直到六0年四月，没有提到县委会上进行认真的研究。
置人民群众的生死于不顾，不惜以暴力为手段来推行“更大跃进”，以至县委第一书记和老百姓异口同声：澧县人民陷入了“人间地狱”！干部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人民饥寒交迫，逃荒、病、死者，占全县人口的42%！
据县委书记张琢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仅1960年整风整社前，全县外流逃荒的即达15876人，全年发病人数高达261500人！
此外，据我对整风整社、新“五反”、社教运动中揭露的有关数字进行统计，从1958年初至1961年底，澧县死于病、饿、打的人数，约为71530人，超过全县总人口的11%！
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就是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中，澧县全县惨案普遍化背景下，一个典型的案件。
阴曹地府：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
中国人对阴曹地府的恐惧是不言而喻的：牛头马面、锯身分体、炸油锅、滚钉板、过刀山、过火海、挖心剖腹……在整风整社和“新三反”运动中，淞澧分流工地下来的民工对工作队控诉说：“干部对待我们，一天到晚不是打，就是饿，比对待畜牲还不如！淞澧分流工地简直成了阴曹地府！”
庐山会议后的全国“更大跃进”，一是“反瞒产”搞粮食，二是“大办水利”。澧县县委为了争当“更大跃进”的上游，“大办水利”运动中，仅淞澧分流和王家厂水库两个工地，就上马了156000多人，占全县三十万劳动力的50%。加上其他小型水利工程，全县三十万劳动力几乎全部上到水利工地。
淞澧分流，是澧县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1959年10月7日，湖南省委作为“更大跃进”的证明，正式批准该工程。淞澧分流工程量大，任务重，时间紧，地域辽阔，工种复杂，工段分散。整个工程要新修大堤25714米，要穿湖过港，堵塞河口7处，长1778米，新建3座涵闸，共计土石方1187万立方。要新建、堵口、开河、刨洲、刨堤、开渠、建闸等。
工程于11月初动工，县委提出：“要拿出大跃进的干劲，用大跃进的速度，赶在年底完工。”为此，从全县先后抽调了75600多人上阵。
11月16日，县委成立淞澧分流工程指挥部，下设青龙窖、郭家口、珠矶湖、七里湖四个指挥所。各公社工地队伍为大队，各大队工地队伍为中队，各生产队工地队伍为分队。
11月13日，第一次工地党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1月完成任务的50%，12月底全部完工。要在一个半月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绝对只能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
任务层层往下压，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干部们就是一个字：打！从此，整个工地弥漫着浓郁的血腥。
据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县县委整风办公室《关于淞澧分流工程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以及严重死亡情况向县委的汇报》，“十一至十二月，在工作中产生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对民工生活关心不够等严重问题，先后死亡民工440人，其中病死310人、打后致死88人、打后自杀40人、当场打死2人。”
《汇报》说，在4641名干部中违法乱纪的就有，2022人，占干部总数的43.5%。其中公社干部
251人，打人的96人（正副书记18人，党委委员25人），占公社干部的43.5%；大队干部823人，打人的636人（正副书记128人，总支委员205人），占大队干部总数的77.3%；生产队干部3507人，打人的1290人，占生产队干部总数的36.8%。被打的民工13871人，因打残废的128人，受伤345人。指挥部295名干部没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
而知情人告诉我：指挥部的干部架子更大，官气更足，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更凶。动不动就是“狗日的，老子打死你！”就连下面的干部一听说指挥部的来检查，也吓得发达抖，更不要说民工了。整风时，好象指挥部的干部，只有7个人没事，还得了表扬。那其他人“没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的说法，还能够说得过去？”
《汇报》反映了死亡民工的情况：“从工区看，青龙窖、珠矶湖最为严重，郭家口、七里湖次之。
“青龙窖工区有如东、澧西、澧南、东门、梦溪、大围、宜万等7个公社，计死民工193人。其中病死124人、当场打死1人、打后致死43人、打后自杀25人、残废22人，受伤312人。其中以宜万、梦溪、澧西最为严重。
“珠矶湖工区有方石坪、王家厂、太青、官垸等4个公社，计死民工141人。其中病死104人、当场打死1人、残废4人，打后致死31人、打后自杀5人、受伤19人。其中以方石坪、王家厂最为严重。
“郭家口工区有澧东、盐井、闸口、余家台4个公社，计死民工70人（原文如此??引者）。其中病死53人、打后致死9人、打后自杀2人、伤13人。其中以盐井、澧东最为严重。
“七里湖工区有渡口、白衣、津郊、新洲等4个公社，计死亡民工27人。其中病死15人、打后致死5人、打后自杀8人、残废2人、受伤1人。”
对于淞澧分流工地死人事件的现象和原因，在大量调查核实之后，《汇报》做了一些初步的说明和分析,认为工程量大，任务重，干部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是造成“淞澧分流惨案”的基本原因。
11月13日，第一次工地党委扩大会议，指挥部指挥于树海提出：“小病要出工，工地高治疗，小风小雨当晴天，雨天刮风当晴天。” 官垸会议上，李福印提出：“晴天突击战，雨天持久战，雾天运动战，风雨不停工，冰冻不下堤。”
并规定“按劳力总数平均每天一个劳力达到5～6方土。” 而中共常德地委在《关于澧县产生严重违法乱纪错误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甚至在松澧分流工地，生活还未安排下来，县指挥部就提出提高工效，有些公社指挥所就要求平均每人完成十方土，大队加到十五方，中队加到二十方，分队加到二十五方，最后小组加到三十方（当时实际平均工效只有一点七方）。”
1959年12月1至4日，指挥部在官垸召开首次民工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是各大队教导员、中队指导员，以及“先进民工代表”共744人。
会议由县委书记、工地党委副书记、指挥部指挥于树海坐阵，县委委员、县农业局长、指挥部副总指挥李福印主持。会议说是要“总结和交流经验，向高效率进军”，但其主题就是一句话：“找工效不高的原因”，因为到年底只有还不到一个月了，工程完成还不到二十分之一。
指挥部急了，“认为不来点真功夫是不行的！”于是把“找原因变成了斗、打、跪等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
据当时的一份材料，4天会议，共打264人。而《汇报》则有意缩小规模，说：根据对10个公社的摸底，当时即“辩论”了中队指导员和脱产干部17人。一般的采取骂、打、跪、低头、反省等，重点对象则重点打斗。当场打成重伤2人。至1960年6月，澧西公社的雷海清因打成重伤，还在吃药。
大围公社杨家中队的指导员吴家香，也不能工作。指挥部的负责人竟然在大会上说：“你们干劲上不去，应该给点教训，才能好好鼓干劲！回去后大家都要好好找原因，人无压力轻飘飘！对干劲不大的民工，好好压一压，干劲就会上去了。”
官垸会议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打人风。
12月6至7日，各工区停工整顿，贯彻落实官垸会议精神，四个工区都发生程度不同的打人事件，而以青龙窖、珠矶湖最为严重。他们是每个中队都必须“辩论”一个分队级的干部。
珠矶湖工区方石坪一大队13中队报“辩论”人，供应股长叶汉菊，被批斗者们抽嘴巴，抽得他嘴巴肿得像个猪头，一个多月还没消肿。
巴王岭中队指导员马大元被打的半个多月起不了床。
12月8日，青龙窖澧西大队贯彻官垸会议精神，点了11个人上台批斗。
除毒打外，还用3个采菱的大腰盆装满冷水，让被斗对象脱光衣服洗冷水澡。
当时北风呼啸，气温在零下，水中结冰。被斗对象在水里越喊冷，就越要你扎深些，时间待长些。
结果新剀中队的陈祖青受冻不过，连喊救命。批斗者不但不让他出来，还说他态度恶劣，一阵猛打。终于他被冻死在腰盆里。
大围和王家厂大队则各办起一个教养队，专门劳教那些“劳动不积极的人”。教养队实行监狱管制，被教养人都是犯人，不仅“强迫劳动改造”，还在他们衣服上写“偷盗”、“出工不积极”、“多吃饭”等，并在其脸上画花脸，不准与民工一块挑土、吃饭、讲话。
而宜万大队为了响应指挥部的命令，显示“大干、苦干、拼命干”的干劲，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提出“三光政策”：头光、身光、脚光，出工民工一律光头，不准带斗笠；打赤膊，不准穿蓑衣；打赤脚，不准穿鞋，一直干到半夜。
官垸公社五菱大队总支委员张儒兴在工地打人160多个，扣饭不计其数。贫农社员刘世教先后被扣饭160多次，挨打三次，最后一次打后三个钟头致死。后来下工地后，刘世教有个三岁多的小孩在禾场上捡了一点蚕豆梗，竟被张儒兴丢在水里淹，此后也死了。
《汇报》说：“至于中队一级的辩论斗争，差不多天天都有，从指挥部直到中队层层找原因，层层违法乱纪，斗辩民工。是造成严重死亡的原因之一。”
为了提高出勤率，官垸会议规定：病人不准超过1%。而天寒地冻，民工们劳累过度不休息，又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差不多20%的人都抱病在身。各级干部对病人就是一句话：“出工，病死也要到工地上去死！”
王家厂大队11中队社员谭杏桃，因病没出工。脱产干部樊明中强迫他必须先出一天工，不然的话，有你的好家伙吃。
白衣大队蒲山中队社员黄培然，因病倒地想请假歇几天。干部对他说。安排你个好活路，到柴山砍柴去。走到半路，黄培然一头栽倒，再也没有起来。
官垸大队光明中队黄家玉、郑大泉因病不能出工。干部命令他们到珠矶湖被楠竹，结果死在路上。
宜万蔡家中队共死民工75个。12月中旬有一天有35个病号，按1%的比例，指标是3人。当时医生冒风险批了叶正中等7人，其余吴学明、易法生等27个病号被赶上工地，上述二人才辈出了三天工死亡。
工程量大，任务重，时间紧，劳力缺。而全县劳力都上了水利工地。县委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各公社强行摊派劳动力，公社也没人，就把老弱病残也派上阵来。
仅第一批上工地的“劳力”中，“小的十二三岁，大的60多岁。在家就有了病的也不少，有的还没走到工地即死在路上。
如大围大队杨家中队上堤的民工346人，15～20岁的120人……55岁以上的有23人。其中有老病的32人，最严重的12人。宜万大队蔡家中队在上堤民工275人中，有痨濒的35人，黄肿病（浮肿病）6人。如黄世法、陈世和都原有痨濒而死。”
对于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县县委整风办公室《关于淞澧分流工程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以及严重死亡情况向县委的汇报》中，死人情况的数字，我查到不同的说法。
一份于1960年3月6日的材料说到一个数字：“1247人”，但又为钢笔划去，改为“720人”。当年在淞澧分流工程指挥部的干部对我回忆说：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了，好象是不到两千人”。此说对应第一个数字，应该可信！
索命阎王：苏海清案
苏海清,1927年农历10月初7生，澧县人。查阅其档案材料，用官方套话说，家庭成份贫农，本人农民出身，初小文化程度，家住闸口公社澧阳大队暖水街。时任闸口公社三元大队总支书记。
澧县虽是鱼米之乡，然而贫富不均自古为常。穷汉出路有三条“讨米、打工、当壮丁”。苏海清家贫，“无隔日之粮”，自小给人帮工打下手，混口饭吃。他爹是个老实人，常受人欺负。而苏海清十几岁上就和一帮泼皮混成了小镇上的“闹街虎”。
他后来当上总支书记后，在大队会上得意忘形地吹嘘过：老子这个人是不简单的，想干的事一定能办成。少年时受豪强欺负，曾经发愿：不管天，不管地，这一辈子一定要出人头地，让人给老子牛做马，老子要做人上人！
乡亲们后来说，苏海清打小就有一身的泼皮劲，又一懒二馋三好色。外面帮工，吃在人前，干在人后，十六七岁，就没少调戏大姑娘小媳妇的。后来在一家富户帮工，竟然先是话里话外，动手动脚，勾搭人家媳妇，后来又想调戏那家才十多岁的小姑娘。从此以后，没哪家人敢请他帮工了。
17岁时，苏海清实在混不下去了，有一起混过的泼皮约他到津市去闯码头，不想他竟自卖壮丁，给家里丢下几块大洋，跑到国民党驻永平的部队去当兵。没多久，他又偷偷跑回来。田又不愿种，工也没人敢请他，一心想混口轻松饭吃，次年在玉皇乡公所当了二十多天乡丁。还是懒、馋、色的老毛病，就连乡公所长也看不起他，又把他赶回家。19岁在大堰?钱粮处当催粮员四十多天，背着枪叼着烟横行乡里，催粮征税倒是一把好手。
苏海清一身流气加匪气，吊而浪当荡，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调戏良家妇女，惹事生非，乡长、保长见了他都头痛。就是在伪政权中，他也混不了几天就回丢了饭碗。
1947年农历5月初，被国民党部队捉壮丁，在国民党49军105师当兵。9月，东北战场上，国民党105师全军覆没。随即被编入解放军45军134师402团1营1连。在解放战士忆苦会上，苏海清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起从小家穷受罪，国民党捉壮丁闹得他家破人亡，令连长和指导员都陪着他流了不少伤心泪。不久，他被提拔为班长、副排长等职。后来又成为中共党员。
1952年苏海清转业回乡务农。但他哪里有种田的心思？当时抗美援朝和整党运动火热，他以“战斗英雄、转业军人、中共党员”的身份，在乡里区上大显身手。尤其在新区整党运动中，他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又善于察言观色，领导要“帮助”谁，他总是一马当先，说骂就动口，说打就动手，给领导们留下了“斗争性强”的好印象。不久就被提拔为柘茨乡文书，苏海清当上了乡干部。
1953年，澧县县委派出工作队，帮助各乡大力发展互助组，次年又是大搞农业合作化，苏海清如鱼得水。他一方面和和县工作组打得十分火热，一方面走村串户，讲解起农业合作化、 农业机械化和社会主义的大道理来，侃侃而谈，头头是道。遇到不开窍的，他总有几招杀手锏。而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怕了苏海清的恶名声，他所到之处，互助组也好，合作社也好，还真是成绩不凡。
苏海清在“斗争性强”之外，又博得了“工作能力强”的好名声，他当上了柘茨乡的副乡长。1955年3月，他被县里调到十三区任合作化工作队队员。7月，调澧县农业局工作。1956年6月，任暖市乡民政委员。
苏海清所到之处，农民们无不对他恨之入骨。1955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苏海清对各合作社的定额高得吓人，引起中农们的不满。他闻声大怒，当即召开大会，带着武装民兵压阵。
会上，苏海清破口大骂那些有情绪的人，说他们反对国家的征购政策，是想要造反。自古以来种田的交皇粮天经地义，哪个敢抗粮不交的，现在就跟老子站出来好好斗斗狠！看我敢不敢叫枪子从你脑壳里过！并当场拉出三个上中农，绳捆棒打。
县里的工作队长不仅不加制止，反而在一旁给他打气，要他放手干，县委会给他撑腰的。
1955年夏季以后，澧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哄而起，并迅速推行高级社化。农民的土地、耕牛等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到1956年秋收分配时，原来许愿的入社生产资料股分红没有兑现，而集体生产中，干部为所欲为，社员失去人身自由，当年社员所分粮食比上年人平少了120多斤。各社纷纷发生社员闹退社事件。
至1956年春，退社风潮越闹越大。是年冬，按中共中央统一部署，澧县全县开展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社运动。苏海清到金山高级社负责整社。他到社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身强力壮、“斗争性强”的十几个基干民兵组成打手队，专门负责辩论会上的“辩论”打人。其打人的手段，有罚站、吐口水、画花脸、拳打脚踢、绳捆索绑、背捆反吊、墩人、灌屎灌尿、棒打棍揍、皮带抽、背磨盘……这场“社会主义教育”的整社运动，全社打残3人，伤病倒床21人。经他一“教育”，哪个社员还有胆子敢闹退社？区委向全区干部大力表扬苏海清敢打敢拼的“工作作风”。
一天晚上，在二十多人参加的社干扩大会上，有人揭发社长尹治富有搞女人、销米和公债帐目不公开等问题。苏海清一听说搞女人，劲头就上来了。他拍桌打椅破口大骂，叫尹治富站起来交待清楚，专审他搞了几个女人，是不是“没开苞”的，搞了几次，怎么搞的。尹治富细节没交待清楚，苏海清上来就是几个耳光，说他“不老实”。
一会儿，苏又派人把女方抓来。一阵连轰带吓，那姑娘吓得尿了裤子，哭个不休。苏海清吩咐说，你不要怕，自古只有男奸女，没有女奸男的。你只要当大家的面讲清楚，他是怎么脱你的裤子的，又是怎么搞你的，一次搞好久？讲清楚了你就走，就没你的事了。
尹治富被斗得痛哭流涕，连声认错。苏海清拍桌大骂：“你个狗日的，狼心狗肺的东西，吃的人饭拉的狗屎，穿的人衣，披的畜牲皮，全部是国民党的行为！”一直连打带斗闹到半夜，苏海清觉得还不过瘾，说是明天接着再来。又要尹治富第二天交保证书。
尹治富吓得要死，回家当晚，在茅房上吊自杀身亡。
苏海清斗人家的男女作风问题，道貌岸然，而他则实实在在是个衣冠禽兽。从1953年到1957年，他奸污了5个少女，1个妇女，最小的才14岁。而据后来澧县县委上报地委和省委的材料说：“苏在53年曾同孟二英（17岁）通奸，54年同王先秀（18岁）通奸，55年同黄大金（19岁）通奸。苏的流氓行为是一贯的。”
社员们后来在整风整射运动中公开质问工作组，说：“象苏海清这么个流氓加恶霸，就连国民党都不要的东西，怎么到共产党的手里，就成了个宝贝？让他这样的人来当官害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苏海清更是赶上了好时运。他的“流氓加恶霸”本性，至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公社化后，苏海清更成为公社党委的大红人，一说到苏海清闸口公社的党委书记就夸他“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是个大大的跃进派！” 1958年放高产“卫星”，水稻亩产万斤以上的大“卫星”，苏海清一口气放了6个，成为全社放高产“卫星”的急先锋。1958年10月，苏海清任闸口公社黄溪大队大队长，到任4个多月，打死1人，打伤7人。奸淫少女4人。
1959年3月，他调任闸口公社三元大队总支副书记，同年11月任该大队总支书记。苏海清说：“好不容易才媳妇熬成了婆婆，现在我也是一方称强的书记了。”
苏海清到三元大队时，正值1959年春荒，各公共食堂粮食告急，有的食堂已经断粮停伙，社员到处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已经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三元大队的劳动力死了16人，病倒在床的有48个人，再不抢救就有进一步死人的危险。
大队干部开会，有人谈到病、死造成春耕生产劳动力缺乏，搞不好连春种任务都完不成任务时，苏海清大发脾气，说：“开口死人，闭口死人，这是右倾思想和对三面红旗不满情绪的表现嘛！
哪个扯后腿，硬说没粮吃，饿死人了，死人都是大跃进的罪过？哪个敢讲这个话？！哪年哪月不死人？那千年的乌龟还不都成了精！同志，死人是自然的事情，不要都算在大跃进的账上好不好？你干部带头闹情绪，那明天社员就没有出工的人了。
春耕生产还搞不搞？大跃进还搞不搞？”大帽子一戴，吓得在座的干部们没人敢说话了。
苏海清得意洋洋地提出：对生病在床的，粮食减半；老人、小孩不能劳动的，粮食减半；装病不出工抗拒劳动的，停伙。干部要包食堂，查情况，坚决堵住懒汉的嘴巴。重点清查偷青的、私自动火的。
第二天，所有干部都站在食堂门口，任何人都必须在食堂吃饭，不准家人带饭。生病在床的，要经干部上门检查，然后才批准带饭，定量减半。结果一些病人为了吃上一口饭，只好带病出工。当月，全大队死在田里的病人有4人。
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更大跃进”，上级下达了更高指标的征购任务。新任总支书记的苏海清，竟然在公社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上，又放出一个高产“卫星”，声称三元大队1959年夺取了农业生产大丰收，亩产平均达到1200斤，保证超额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公社在表扬的同时，给三元大队加了17万斤的新任务。
回到三元大队，苏海清布置下去：一要搞好“就地征购、就地入库”；二要抓好“反右倾，反瞒产”
按苏海清的意图，三元大队实行了“先国家，后集体”的粮食方案，所有收割的稻谷，全部“就地打场，就地征购，就地入库”。但全部收上来的粮食，还不够完成任务的数。苏海清吩咐，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他的同意，不得动用粮食，否则“按军法从事”。但人是要吃粮食的，不然全都会饿死。一些干部也着了慌，请示他是否要“安排一下社员的生活？”
等了几天，苏海清宣布了社员口粮的分配计划：“适当留点粮食，其它的从打草谷中挖掘潜力，再补充些菜（实际上指野菜——引者注），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所谓“打草谷”，实际上是从脱过谷粒的稻草中复打残剩谷子。
苏海清算了一笔帐：每亩“打草谷”按12斤算，可得谷子15668斤，全算成社员的口粮。原存各食堂的红薯有31198斤，按3斤薯1斤谷算，计折谷1万斤。两项相加，有谷25600多斤。再留8万斤口粮，几项相加，共有粮食10万多斤。全大队还有1197人，到明年6月份夏粮收割下来，每人能吃到近90斤谷。再加上搞些副食补一补，粮食是够吃的了，饿不死人的。
实际上，“打草谷”得谷6417斤，由于保管不当，红薯烂了7500多斤，折谷7900斤，几项相加，共有粮食94300多斤。按1197人计，到明年夏收还有7个多月，人均每月有谷10斤左右。按75%的出米率，人均每月吃粮7斤半，一天合吃粮二两五，不饿死人才怪了！更何况社员们连这二两五都吃不到嘴里??干部和食堂的人还要多吃多占！
到1959年12月底，全大队还有库存粮163769斤，其中有留种粮97864斤，尚未运走的国家征购粮5万斤，全大队社员1197人的口粮，只有15905斤。到次年夏收还有5个多月，每人平均只有13斤多谷了，折合成米还不到10斤，平均每人每天只有6钱粮！
大队保管员孙逢喜选购苏汇报，说实际吃粮指标过低，请示解决。苏指示孙逢喜：只能动用1万斤稻谷分配到各队，并说：“现在就熬着一下。我们现在有菜，多吃点菜，到插秧时多吃一点，饿不死人的。”
1万斤稻谷分到各队。1960年1月，人平口粮6斤谷。其中一等劳力8斤谷，合6斤米，一天2两米；二等劳力7斤2两谷，合5斤4米，一天1两8钱米；三等3斤6两谷，合2斤7两米，一天9钱米；到老人、小孩为四等3斤2两谷，合2斤4米，一天8钱米；五等1斤8两谷，合1斤3两半米，一天4钱半米！
社员们气愤地说，“现在共产党实行的是绝户政策；人民公社发的是绝户谷；社员吃的是绝户粮。”1960年元月，社员因长期挨饿，饿死18人。
因三元大队死人情况日益严重，闸口公社党委决定要拨给该大队15000斤谷。苏海清面向公社书记，连声检讨，说是三元大队给公社找麻烦了，其实死的都是些老了该死的，缺粮情况不严重。硬是只要了1万斤。
社员们长期饥荒缺粮，只好到处挖野菜吃。冬天找不到野菜，人们就上山剥树皮。过春节前，大队发下糠壳，全大队家家户户把糠壳磨了做成糠耙耙过年。
社员们挖野菜、扯草根、剥树皮、做稻草浆的“代食品”、吃观音土，就算是过了一个年。
社员张长松家，因饥饿不过，只好剥枇杷树皮做成耙耙吃。结果全家人拉肚子全都病倒在床。
社员张二爹（发dia音，对老人的尊称）一家6口人，吃过猪草、糠壳、树皮、“代食品”、观音土等等。吃下去拉不出来，只好叫人用树枝从屁眼里往外掏。弄得他从此得了痣疮，四十多年还一直在拉血。一家饿死4口人，只剩了个女儿15岁，嫁了个比她大10多岁的食堂管理员，父女俩才保了命。他兄弟姐妹6个，6家共38口人，过苦日子死了28人，还剩下10人！
苏海清蹲点的第五生产队汤光同，老头65岁。儿、媳都上水库工地挑土，留下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8岁。1959年12月，老少3个 一餐只从食堂打回3两掺菜的稀饭，他又要让小孩都吃点，自己光吃清水煮野菜。1960年元月3日，他刚跨出门槛就跌倒在地，两天后死去。
同队老汉汤光锡，一天口粮1两2钱米，天天喝稀水。1959年12月25日倒床，7天后死去。临死前还喊了几声饿，说是想要吃餐饱饭再做鬼。
而活着的人更受罪。仅1960年元月，全大队患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脱落、紫绀病等等病人就有429多人。经抢救，到4月还有病号56人。
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里，该大队死人328人，占总人口的27%左右。
群众断粮，而苏海清和干部们却多吃多占，花天酒地。他和大队长长期吃干部小灶，还时常把各队干部以开会、研究工作为名，叫到大队来“改善生活”，鸡鸭鱼肉蛋，炸炒蒸煮炖，搞的热火朝天。
他还有个半夜“喝花酒”的“爱好”，经常在晚上叫厨师炒几个菜，私下分别叫来他定好的几个十几岁的少女，陪他饮酒作乐。吃饱喝足，再陪他上床。
难怪在有人拍他马屁，说苏书记天生是个当官的料，工作能力强，讲话有又水平，当个大队书记真是屈了材，起码该是个公社书记时，苏海清感慨很深地说，“当官要么当大官，要么就当个大队书记，好歹是个一把手。公社书记有那么多眼睛盯着呢！还是大队书记实惠。”
苏海清调到三元大队一年多，真的是捞足了实惠，作威作福象个土皇帝。
苦日子到来后，苏海清听说家里人也遭了罪，便派人把他母亲和孩子接来住了7个月，老婆来住了2个月，叔叔住了1个月，哥哥住了半个月。餐餐都要吃荤菜，没有肉，他就派人到几十里外的湖里，驾船去打鱼。来时个个面黄肌瘦，走时都是红光满面，还大包小筐的带着走。
当然，苏海清是分文不付的。 苏海清说他“别的毛病没有，就是喜欢喝两口，炖个钵的事。”农民饿得九死一生，苏海清喝得昏天黑地。
据我查到的一份存档记帐本记载：苏海清来三元大队一年多，仅记在他名下的帐，光在大队就喝了91.12斤烧酒，还不算他和大队其他干部会餐的337.5斤的帐，以及他下队和在公社的帐。
1960年春荒，三元大队病、死如潮。上级发下来一些红糖和黄豆粉团成的“营养丸”等“补品”。他还伙同大队文书孙逢太私分给病人补充营养的红糖2斤，粑粑2斤，牛肉10斤，猪肉7.8斤。老婆回家时，他将大队的面粉8斤、食油4斤、黄豆11斤、棉花2斤，拿回来让他老婆带走，“分文不给”
苏海清自己更是天天吃小灶，群众饿死了多少他不管，反正他是餐餐要吃荤的，要有肉有酒，他还喜欢用红泥炉炖瓦钵，吃得他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社员说，“苏书记吃饱喝足了，不是搞女人，就是打人玩！”
苏海清搞女人，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1986年我调查苏海清案时，澧县人委会一位长辈告诉我：他参与过苏海清案的处理会议。“苏海清我见过，这家伙，完全是大跃进年代里的典型干部加土皇帝。
在他的统治下，搞的是封建皇帝的那一套治民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皇帝三宫六院七十膑妃二还有个数，他则更狠，是凡大队中他看上的女人，全是他老婆。还搞起初夜权那一套，老百姓真是可悲！
毛泽东声称他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我看他马克思不多，秦始皇不少。大跃进就是秦始皇修长城的暴政那一套，中国还有不出大大小小秦始皇和土皇帝的？”
三元的过来人告诉我，苏海清玩弄过的女人有几桌（一桌八人）。这家伙平时容不得别人说他搞女人的，但他喝醉了酒就最喜欢找人谈女人。苏海清玩女人都玩出了水平。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女人，一是没开苞的黄花大姑娘；二是丰乳圆臀窄腰漂亮的女人；三是结婚不太久、又床上功夫好的小媳妇。
据县委整风工作组给县委的报告：1959年，17岁少女汤永范从公社下放回队。小汤长的白晰水滑，脸带桃花，十分漂亮。报到那天，苏海清一见她眼都直了，格外表现出温和体贴，将她安排在大队部当通讯员，时常送些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又到城里买了写香皂手帕送给她，还经常发她几元钱做误餐费，还以心痛她为名，送过小汤好几次整袋的大米。
功夫下足后，苏海清就下手了。1959年12月的一个夜晚，天气寒冷。苏海清以谈工作为名，将女孩叫到外面田野里，边走边碰碰撞撞，见女方没有反抗，就将手伸到她的怀里摸乳房，说是“暖暖手”，接着就脱下女方的裤子，在田里将该少女奸污了。此后，他经常将汤永范叫到他的办公室或宿舍里，白天黑夜都行淫乱。好几次，有人去找苏书记汇报，听到小汤在他屋里大哼小叫，吓得人家赶紧跑了。要是撞坏了苏海清的好事，那简直就是在找死！
原闸口公社的的知情人对我说，“苏海清在三元究竟搞了多少女人，没人讲得清，就连调查组最后都弄不清楚。你想，哪个傻瓜会把自己老婆和女儿让他搞的事说出来？说他强奸是没有的事！他手中有粮，有这个本钱就足够了。
苦日子年代，人的生存成了最大的问题，命都没有了，还讲么子礼仪廉耻呢，女人不值钱。一个大姑娘的身价，就是几斤米，那能救一家人的命哪！
当年，哪个有权有势的干部不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粮食搞女人呢？现在还不是一样？哪个有钱人不搞女人？苏海清影响最坏的，就是人家结婚他开苞！
当年是有权，现在是有钱，有钱花上个几千元，还不是一样的能开苞。你是我们澧县人，不要出家乡人的丑嘛！”我讲了半天的道理，只落得一阵哄笑。我为这些从大跃进过来的农村干部而悲哀。
当然，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查常德地区档案馆，我统计当年174名违法乱纪受处分的公社和大队干部，有159人奸淫妇女，134人贪污，128人打人致死伤；查澧县档案馆，当年92名违法乱纪受处分的公社和大队干部，有76人奸淫妇女，33人贪污，37人打人致死伤。一些人是一身数罪。
初夜权是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对农奴享有的特殊权力，在中国历史上，极少见到此类记载。的确，当我在调查时，农民们一听说什么“初夜权”，个个都懵了。但解释清楚后，他们说的确是有这么回事，但情节有出入。
从大跃进到苦日子，人民公社可是把“人民”管得死死的，没一点人身自由了。结婚必须到大队去开证明。谁家要嫁女儿或者娶媳妇，只要那姑娘长得还可以，苏海清去了，他总是会有一些“表示”，送点钱，送点粮，说上几句好话，然后叫她去大队部，会弄些好酒好菜，把女的灌醉了，晚上他先睡一盘。
一般来说，那时候的人，别说是有酒有肉了，嫁女儿的，基本上都是饿的没得办法了，让女儿去找个吃饭的人家。
男的一般都是老光棍，或死了老婆的干部或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娶个十几岁的姑娘很常见。女方几年来哪里吃过这么好的东西？睡觉就睡觉吧，反正都饿麻木了，也不在乎。
男方也不好和他闹，书记睡了你的女人，那是看得起你，他会有数的，一定会送米送面的。只要姑娘长得好，反正苏海清总是有办法把她先睡了。
苏海清最不像话的，是他把人家一个姑娘搞了一晚上，第二天还到人家那里去冷嘲热讽，说是昨天晚上吃了一回下脚水，倒了大霉了。他送的一袋米，就当是喂猪的下脚料算了。说完扬长而去。那姑娘在嫁过来只前，已经被她原来所在的队长奸污过了。
苏海清在三元大队一年多，欺男霸女，淫威使尽，坏事做尽，百姓害尽！
三元三队上中农社员孙逢清，因实在受不了饥饿劳苦，不安心在乡劳动，一直想逃荒外出。1959年冬整风运动中，苏海清召集300多人的群众大会，亲自主持批判斗争孙逢清。苏海清对孙骂了一阵，上去就是一耳光，又狠踢他两脚。觉得还不过瘾，又指使众人上去拳打脚踢，当场将他打成重伤。孙逢清全家人11口，除了一个15岁的女孩能参加劳动外，其他人全都病倒在床。苏海清竟让食堂停了他全家人的饭。结果11人死了6人。
四队原地主孙圣汉，44岁，因对大跃进和吃食堂不满，说过几句牢骚话。1959年11月整风运动中，苏海清在群众大会点名批斗他。并组成主攻组、次主攻组、打态度组。会议开始，有孙在台上交待问题。
讲了一阵，苏海清说他不老实上去给了他三个大嘴巴，又要生产队长带头打。会上毒打两次，孙被打得鼻青脸肿，腰部受伤。第二天，苏又派民兵将孙押送到和湾水库，交群众管制劳动三天后，苏要他带被管制份子和几个木匠共十多人，命令他们一夜之间，突击完成8米高、2米宽的梭斗。
次日清晨，苏来检查，发现他们全都去休息了。苏海清大怒，找到孙圣汉，一顿狂打猛揍。吃早饭时，又叫他跪在地上，苏带头拳打脚踢，有要别人狠揍。孙被打成重伤，请假回家后，卧床不起。1960年元月8日死去。
1959年9月23日，久旱逢喜雨。队长孙际桂在?沟看水，他把上田水放到下田一部分。苏海清从黄溪大队开会回来，不问青红皂白，大骂他不该放水。孙际桂申辩了几句，苏上去连推带打，有抡起拳头，对着孙的脑袋狠击三拳，将他打倒在地。孙当场吐血，而苏海清骂了几声转身而去。
1959年12月，苏海清安排平整秧田，二队原地主孙逢圣因水肿病，劳动中没有力气，干了半天，实在受不了，就在田坎上坐了一会儿。苏海清检查生产，正好看见孙逢圣在地上坐，就讯问他为什么不做事？孙见苏书记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半天才战战兢兢地解释自己有病。苏海清上去就是三个耳光，强迫他马上下田劳动，还饿他三天不给饭吃。
1960年1月24日，三元大队集中男女劳力，突击修叶家湾水库。孙逢圣病情严重，便向队长请假。队长批准他在工地上修整土筐和看小孩。26日清晨，苏海清在工地检查出工情况，见孙一个小孩坐在床上，便不问青红皂白，抄起一根扁担，对着孙逢圣就是两家伙，将孙打倒在地，有强迫他上工地挖土。干到下午，孙逢圣实在坚持不了，在地上坐了一会儿，又被苏看见毒打一顿。到吃晚饭的时候，孙慢慢爬到公路上，昏死过去。被上晚班的社员发现，将他抬回家中，当夜死去。
1960年5月5日，中共澧县县委政法委党组《关于苏海清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命一案预审情况和处理意见向县委的报告》，“该犯一贯利用职权，为非作恶，侵犯人权，打死打伤人命。53年秋至60年3月，先后打罚87人。其中贫农32人，中农32人，农11人，地主12人；殴打32人、捆打16人、打跪20人、吊打4人、罚站推搡1人、打锣游街2人、罚义务工12人。”
多行不义必自毙！苏海清作恶多端，终于撞上了枪口。事发于他让女饲养员戴友姑为死猪披麻戴孝，哭灵守坟事件！
1960年3月3日，三队女饲养员戴友姑养的一头猪病死了。队长孙际银请示大队副业主任汤明典。汤同意由队里自行处理。
当时队里的公共食堂已经揭不开锅了。孙便准备剥皮卖肉，搞电油盐钱。苏海清晚上来该队“检查食堂”，发现死猪，勃然大怒。当时上级还在鼓吹“养猪大跃进”，他他正想搞“百头猪场”，而人都饿死不少，猪也没剩下几头了。苏海清暴跳如雷，将孙臭骂一通，当即责令要找木匠做棺材将猪埋葬。
次日清早，他在该食堂召集全大队各生产队事务长、饲养员和生产队长等二十多人的“死猪现场会”。苏海清先是要戴友姑交待死猪原因。戴说猪杀病死的，破口大骂：“狗屁！猪是集体财产，是你害死想吃肉！”批斗一阵，苏海清当场宣布：
1，要做一付棺材和一丈二尺搞的墓碑，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写上年月日和喂猪人名字；
2，要请道士开路。当时汤永协说，“东门的道士请不来。”苏便要戴友姑请学校老师打秧歌锣鼓送上山；
3，要八大金刚送猪上山（即八人抬棺送葬）；
4，养猪人带路抱灵，边走边哭：“我的猪爹，这就把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一张人皮，你跑慢了，抢了一张猪皮，把你饿死了，我的还你来世帐。”
5，猪坟要埋一人多高；
6，养猪人送烟火（烧纸钱香烛）三天，送一次哭一次；
7，见干部一来就要大哭猪亲爹。并交代说，“明天公社生产大检查，有四个大队书记来检查，要哭的特别伤心些。”
8，要搭棚守灵，守一个月。
他还一再强调：“一定要执行，谁违抗就的挨辩论！”并指定大队养猪主任汤永协监督执行。
早饭后，他到金盒大队参加公社生产检查团。并对该大队书记刘光耀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在三元大队的淫威：“别的地方总死猪，我们那边死猪后惩办的办法就搞得好。”并大言不惭地介绍经验。
当天，趁苏海清不在，戴友姑将死猪装进棺材，请两人送出葬。她自己披麻戴孝，为死猪哭丧。又在死猪坟前做了五尺高，一尺多宽的墓碑，按苏海清交代的，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并在坟前搭棚守灵。
戴友姑守灵的第二天，见公路上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干部，以为是四个大队的书记来检查，马上放声大哭：我的猪爹，这就把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一张人皮，你跑慢了，抢了一张猪皮，把你饿死了……”来人是县公安局的干部孙东才，见山坡上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哭得古怪，便下车问明情况。孙东才闻讯义愤填膺，回到县里告发了此案。
县里立即派人来调查。三元大队社员民怨沸腾，纷纷反映：“苏海清不调开，三元大队不得翻身！”并向来人称苏是“苏日军”、“活阎王”。很快，苏海清被捕。
一时间，此案轰动全县，老百姓怒不可遏：死了几万人，没见干部过问。从古到今，没见过死了一头猪，竟然要活人给死猪当孝子的事！
1960年5月5日，中共澧县县委政法委党组提出《关于苏海清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命一案预审情况和处理意见向县委的报告》：“苏犯海清一贯利用职权，行凶作恶，残酷欺压群众，打死打伤人命，强迫群众给死猪出葬，任意压低群众口粮标准，奸污妇女，贪污多占，还多次伪造历史，假充功臣、排长，实属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已够成反革命罪，罪大恶极。我们意见，判处死刑，以平民愤。
正当此时，全国农村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运动，苏海清案成为运动典型，层层上报，又为中央批发全国，以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从而震惊全国。
1980年，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中，澧县法院对该案重新判决，认为“苏海清罪不当死，应予改正。”可澧县的老百姓却不这样看。原三元大队的一位受害者说：“苏海清罪大恶极，杀他十遍也不为多，也抵不了他做的孽！”
惊天恶魔： 章自福案
章自福，男，澧县李家铺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初小文化。1960年因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命被执行枪决。同案犯有聂廷东、龚明富、郑昌银3人。
澧县自古民风淳朴而骠悍，而李家铺的民风尤其尚勇好斗。皆因李家铺地处丘陵，主要出产水稻。虽然水源丰富，但旧社会澧县没有公共灌溉和排涝系统，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种田人最大的心病，就是稻田灌水的大事。
天干半月成旱，眼看着上面的水下不来，人家不让水从他田里过；下雨三天成涝，下面的田主绝不会让别人田里水往自己田里排。为了抢水、排涝的事，这里常发生械斗事件。李家铺这地方，李氏宗族人多势众，欺负小门小姓的人家是常事，尤其是一遇旱涝灾害，小姓人家简直就没好日子过。天旱了，李氏宗族的人抢水占上风；遇涝了，他们挖沟放水逞霸道，反正一上就是一族人，吵架打架不吃亏。
章自福出身中农，家境尚好。但其父母都是本份老实人，为种那几亩水稻田，吃了李姓人的不少亏。章自福长大之后，常为水的事和人冲突，但他发誓决不能象父辈那样受气窝囊挨人欺。他脾气暴燥，打起架来敢拼命。
一次为抢水和人打起来，他抡起锄头往人脑壳上挖，差一点儿闹出人命来。几次下来，人家怕了他那股打死架的劲，一般人不敢惹，他还时常敢找李姓人的碴。后来他又和镇上的一群泼皮混成了把兄弟，打架、闹街成了经常的事。
只要哪里有赶场唱戏的场合，人群中总少不了章自福那一伙泼皮窜来窜去，吃白食、调戏妇女、打架斗殴。长此以往，养成章自福一狠二毒三拼命四流氓无赖的性格。四乡八村，提起章自福的大名，老实农民没有不怕他的。一来二去，提起章自福，就连津市码头的青帮大哥也得买他的帐。
1949年大军南下解放澧县。土改工作队进驻李家铺，斗地主，分田地，老实巴交的农民没那个胆量，乡里乡亲的，抹不开面子。只有章自福这样的流子地痞敢打敢拼，点水（提供情况）、捉人、斗争、动手（打人），事事都往前冲，李氏宗族的大户地富们倒霉了大，而那些南下干部对他非常器重。
章自福成为“土改根子”、民兵。在互助化和合作化运动中，章自福“撕得破脸”、“坚定突出”的斗争积极性更被干部看好，1955年，他加入了中共，同年被提拔到县合作化工作队。后任县人委任档案保管员、收发员，李家铺乡公安员、白衣公社政泊副部长。1959年11月调任精华大队总支书记，兼公社党委委员。
章自福一贯违法乱纪，残害群众。
1959年章自福调精华大队总支书记职后，利用职权，胡作非为，勾结总支副书记龚延东、大队民兵营长龚明富、大队长郑罗银等人，迫害群众，用捆绑吊打、罚跪、罚站、三九天泼冷水、冬天站腊水田、打赤膊吹北风、强迫被害人互咬生殖器等手段，残害干部群众，先后共打干部56人次，群众337人次，其中打死2人。
当年县委的立案报告，对上述四人定了五条罪名：非法斗争，打死人命；惨无人道，摧残人民；横行霸道，拦路索财；欺上压下，破坏生产，奸污妇女，贪污多占。我们来看看其罪行。
1．非法斗争，打死人命：
1959年12月23日晚，章自福和龚明富在花格店新化食堂召开60多人的群众大会，斗争52岁的社员贺自远。
贺自远是上中农，因公社化后，家业共产，衣食无聊，到59年，食堂以野菜糠壳当粮食，人饿得九死一生。因此，他对公社化和吃食堂牢骚满腹，对高征购的粮食政策非常不满。1959年冬整社运动中，被定性为“有资本主义思想行为，经公社批准为辩论对象。
大会前，章自福召集了社员民主评议会，收集贺自远的材料。与会者见干部督阵，便纷纷揭发贺自远，说他不出工，砍了两棵树，开了自种菜园。还有的说他不去食堂吃饭，（因喂牛，距食堂有好几里路，生产队干部批准他自己吃）等等，贺自远被评为下游。
开批斗会那天，章自福亲自到会掌握。主持人人宣布起“罪行”后，社员们站起来七嘴八舌发言，你吵我骂的也很热闹。会议开了一阵，只斗没打，章自福火了，认为会开的不激烈，指使龚明富将评为上游的社员雷某拖出来辩论，说他是“同情资本主义”，质问他为什么斗争不积极。一阵推打，将雷某打倒在地。
龚明富又召集20多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布置哪些人为“主攻”，哪些人来“助攻”。章自福批评说“会开得没有劲，不激烈。反资本主义，干劲越大越好，大家都要动手打，打出威风，打下资本主义的邪气。哪个敢放水（手下留情）的，就把他拖上去批斗……”
由章自福和龚明富亲自主持，会议重新开始，社员们为了自己不挨打，也顾不得乡里乡亲的情份，拳打脚踢，就连妇女也下起狠手，贺自远被打得很历害，龚明富还亲自动手推打。斗了两个小时，贺自远被打倒在地，口鼻流血，气息奄奄。
章自福见贺倒在地上没有声气，走到贺身边，猛踢两脚，说他是装死。龚也扯着贺的手，说他“是装死！”并向群众宣布贺是“装死狗”。章自福对与会者说：“大家不要怕，贺自远是装死狗，就是死了，运动中死个把人不要紧的。以后还得这样搞……”
散会后，章命令生产队长派人将贺送回家，第二天早上，贺气绝身亡。
1960年2月18日，公社来队检查“反右倾”。章自福为了个人名誉，“想在公社范书记检查‘反右倾’时有个好印象，”便人为树立“反右倾，鼓干劲”的确典型。章找来聂延东商定，决定当晚半夜召开生产队长和妇女队长会议，要各生产队派先进和落后社员各一名参加，在一生产队新食堂开会，20多人连夜到会。
会前，章自福主持召开生产队长先开布置会，第四生产队队长雷大灼提出，社员郑博先出工不积极。当时定郑为辩论对象，即由聂延东主持开会，章自福到会督战。会议开始，雷大灼就点名，说郑博先散布泄气情绪，对人将，现在生产落后，是因为“社员劲头不大，吃不饱饭没干劲”，还说他“不服从须导”，提名辩论郑博先。
37岁的郑博先，生产一贯卖力，在治湖、生产中先后八次评为劳动模范。1960年2月18日，郑因饥饿和劳累过度，得了浮肿病，经领导批准从凇澧分流水利工地回家养病。但大队规定，不出工就不开饭。为了吃上一口饭，他还带病出工，只有几次出工动作慢一点。
会议开始后，郑博先被带上会场中央来，20多人先后上去推搡殴打。聂延东不断鼓劲加油说：“今天会很重要，大家要鼓劲，任何人不准退缩，那个整不起不就找那个！”郑博先站在中间，你推过去，我打过来。斗了一阵，郑大声喊：“救命！我受不住了，我快要死了！”章自福上去猛踢几脚：“你就没死，你个狗日的，社会主义那能留你这种混世魔王活在人世！”
推打2个多小时，生产队副队长雷友光猛力将郑推倒在地，郑倒下后就不能动，口鼻流血，当场死亡。
章自社见此情景，在会上给大家壮胆说：“你们不要胆怯，今后右倾还得继续反的。那里有就在那里反，对右倾分子，死个把人不要紧。”说完散会。
郑死之后，聂延东向章自福请示处理，说是要向公社报告。章自福责怪他说：“这哪里报得！”两人商量一阵，决计制造假现场。当晚命令大队试验作业组长雷立仁派人把死尸抬 四队保管室里。时已天明，又派妇女队长万俭秀在外边派人，以搞生产为名，暗中监视，不准人靠近保管室。到了晚上，将死尸抬到山里，用绳子吊在树上。
当天晚上，队里以挖木蔸烧火为名，派社员上山。有人发现尸体，于是大队宣布龚自远属自杀。
同时，章自福多次在生产队长会议上，布置队长们，要压制群众，不准说此事，并派总支委员郑昌银专到四队负责监视，聂延东负责封锁消息。一天，聂听万延秀反映，有一个十多岁男孩雷浴春，在群众中讲龚自远是被斗打死的。雷家是地主。又发现地主雷次甫在家写字，怀疑他是写状纸。
聂当即召开五类分子大会，以雷浴春“说怪话”，雷次甫“白天不出工”为口实，进行批打斗争。晚上由郑昌银主持召开全队群众会，又进行批打斗争。名曰“压邪气”。
县里终于得知此事，派人下来调查此事。县检查团进行第一次检查走后，章、聂以死者之妻郭多姑偷了红薯种为名，指使队长雷大灼召开群众会，宣布对郭多姑进行管制。又派龚明富把死者之弟郑博洪弄到大队部，威胁说：“县委工作队不能在这里住一世，有事还是要靠我们解决。”又把死者几个家属喊到大队部，章自福请他们吃了一餐饱饭，并以给粮食和钱来利诱收买，不让家属上告。
2，残无人道，摧残人民。
章自福到精华大队，正是庐山会议以后，层层布置“反右倾”。章更加卖力。他以“整社”、“反右倾”、“辩论落后”为名，除打死上述两名社员外，还亲自指挥打人、戴高帽子、罚站、冬天脱衣、吹西北风、泼冷水、站腊水田等刑罚，辱骂斗争干部25人，社员17人。其中被打成重伤6人。
作业组长黄洪堂因生产任务没完成，章自福命令他脱光上衣，时值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斗争批打一个多小时，打后腿肿了5天不能出工。作业组长田顺初被斗打后外逃。章自福斗打辩论脱产干部陈章鳌后，对陈说：“今天整你，是为了今后你好整他们（指下面干群）。”
1959年冬，56岁女社员郭金姑，收了几个自己偷种在山坡上的地瓜卖给外队。龚明富得知，便将她抓到杨家富堰，发动群众推踢打，将她打倒在地。
社员雷大田，因10元钱与帐不符，龚发动社员推搡打殴约三个钟头，还亲自动手猛击雷胸部两拳头。雷头部被打肿，脚上血流不止，受重伤倒床，半个月没出工。
1960年2月，龚去刘家食堂，社员刘国章喊了 他一声“老龚”。他认为没喊“龚书记”，抓住刘国章就是一顿狠揍。
社员们私下喊龚明富为“恶老虎”。龚明富亲手摧残的群众达48人。
聂廷东直接摧残群众33人。其中推踉27人，冬天打赤膊泼冰水3人，站腊水田1人。
工程员雷华新，因不满于干部斗打社员，被聂廷东斗争，致使雷的一条腿摔成跛子。
17岁少女吴桂香，因吃不饱饿干活不力，被聂发现，罚她冬天站在腊水田，往身上浇冷水。几小时下来，吴桂香冻得半死。聂廷东哈哈大笑，让人将姑娘扶进屋里，找来几件干衣服，又生上大火，聂廷东淫心大发，将周围人支开，硬要给吴桂香脱衣烤火，姑娘冻得动弹不得。聂摸上她身子，冰冷冰冷的，便没了情趣，吴桂香有幸逃过此劫。
郑昌银共摧残社员引人，其中10?15岁小孩10名。13岁学生马兴华，不小心踏了路上写的石灰标语。郑罚他脱掉衣服鞋袜，围着桌子转圈，直到转昏倒地。小孩雷立真干活没力气，大冬天，郑昌银往他身上泼冷水1个多钟头，雷立真大病一场。
1960年旧历正月，13岁女学生雷凤英、10岁女学生朱凤秀，天冷挑粪便未脱棉衣。郑昌银大怒，说她们偷懒，强制她们脱去棉衣，站在腊水田里，浇冷水淋湿衣服。致使二女大病。
县委整风工作组向县委汇报说，“章自福一伙为非作歹，致使精华大队干部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歪风邪气十分严重。全大队1758人，受迫害毒打者393人，占总人口22%。全大队18个党员，打骂群众的11人，占60%。”
一生产队队长雷大顺，打人成性。社员周宜民饿不过，偷了队里的红薯种吃，便将他捆起来，斗争大会上，硬是用针线缝上他的嘴巴。
三队副队长雷有元，社员私下称他为“恶霸”。1959年腊月，60岁社员黄凤姑因带孙女，没出早工。雷有元就在川门食堂开斗争会，要她说原因。黄没吭声，雷就端了一盆冷水，披头盖脸泼在她身上。
同月，川门作业组15岁女社员郭金枝，因来月经肚子痛，出工迟了一会。雷有元就在丁工堰工地上，当众强迫她脱光衣服打赤膊，郭金枝吓得大哭。出工的姑娘们都跪下帮她求饶，说怎么罚都可以，郭金枝是一个女儿家，打不得赤膊的。雷就限令她脱得只剩一件单衣，在寒水里站了一早上，冻得她全身冰冻，还不给饭吃。郭金枝因此大病半月，精神恍惚，几次痛不欲生想“找出路”自杀。家中人苦求苦劝，才苟且偷生。
1960年正月，女社员田巧美，因身染重病，向雷有元请假。雷跑到她房里，把她从床上拖下来，毒打一顿。到工地又限令她脱得只剩一件单衣，站在冬水田里。田巧美大病一场，连吃药都没钱，差点病死。雷有元还几次上门逼她出工，见她起不来，还破口大骂：“你这个懒婆娘，出工就装死，当婊子就上劲！”
更为恶劣的是斗争社员马学金和黄珍美夫妇时，采用的手段令人发指。1960年元月18日，该大队妇女黄珍美，在治湖工地与石板滩社员马学金结婚，后回大队转粮食关系。文书雷建峰电话请示章自福。章认为结婚没经他批准，十分恼火，便指使将其夫妇扣留，并交代雷建峰：“你的干劲大，任务交给你，晚上开会斗争。”
当夜，章自福赶回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会议。人未到齐，章就提出：“今天要唱回杂戏。”“搞个大场合”。他让干部把马学金和黄珍美夫妻两人押来批斗，把马学金衣服脱光推打斗争。斗了一阵子，马说要拉屎，瞅个机会跑了。
接着，又把捉来的“社会主义的逃兵”、17岁女社员田桃美押到会场。田桃美因在治湖工地吃不饱，过度劳累，逃跑回家。干部们便围着田桃美，让她脱光上衣，一阵推打“肉搏”后，要开会了，又让她穿上衣服押起来。田姑娘上身和乳房，被这些禽畜抓得稀烂，下身连阴毛也被扯了几把。姑娘哭得死去活来。
会后，章自福去旁边屋里开电话会和写材料。奉命抓人的干部，把马学金和黄珍美又捉到大队来。聂廷东提出要“唱杂戏”，发动干部们，又把马学金和黄秀珍弄来批斗。干部们会前脱过田桃美的衣服，过了瘾，淫兴还未消。这时便强令黄珍美脱去衣裤，只穿一条短裤。又让马学金脱光衣裤。推的推，搡的搡，有人趁机在黄珍美的身上和乳房、屁股、大腿上乱摸。又把夫妻两人推倒在地，让两人各倒一头，把两人的头部互相压到对方胯中。聂廷东还强制黄口含马的阴茎，并问香不香，臭不臭。又让马学金舔住黄珍美的阴部，夫妻二人口含对方生殖器在地上打滚，干部们在一旁围观，哈哈大笑。
3，奸污妇女，贪污多占。
章自福到精华大队只有4个多月，即利用职权，奸淫妇女多人。16岁少女雷金秀，是大队卫生保健员。章自福威逼利诱，寻机奸污她多次。有一天早上，雷金秀进屋扫地，被他抱起来按在床上就强奸。从此以后，雷金秀就成了他的万物。有几次大队开着会，章自福还跑过来将雷奸淫后再接着开会。被他奸淫的还有卫生所调剂员，17岁女青年宋立英，18岁的代大队妇女队长赵喜美，女社员刘雪英和雷令秀等人。
郑昌银1960年4月奸淫四队妇女队长万俭秀。聂廷东1958年奸污妇女马秋美，1959年奸污妇女胡秀芳。
4，横行霸道 ，拦人索财。
自1959年11月至1960年，大饥荒降临，各地逃荒的人流如潮。精华大队外逃荒讨米要饭的群众213人，占总人口12%。为此，章自福下令路上设卡，拦截来往行人，扣压财物。
1960年2月9日，章自福召开大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他布置说：“俺大队人外跑多。凡是从大队路过的，没有证明的一律扣下搞生产。”
元月29日至3月28日两个月内，全大队共扣留过往行人705人，其中被斗137人。2月10日一天设立三个哨长，由龚明富、雷友元、关阳银等人率民兵持枪检查，一天捉拿过往行人百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扣压猪肉150斤，鱼64斤，食油3斤，米30斤，黄豆40斤，雨衣一件，套鞋一双，被子一床，布5尺，棉花15斤，烟叶3斤，人民币15元。都为大队干部自己吃、用、拿了。
方圆几十里地，老百姓不敢从精华大队过，说是精华大队出了山大王，过路要留买路钱。群众称章自福等人为“四条蛟龙”。
揭发章自福的上书，最早是1960年2月27日精华大队的一封匿名信。此后，告状信不断。1960年4月9日，社员周功钊、贺传章、田大祥4人快板形式，联名写了封检举书。
中共常德地委派人查处。经查证，其犯罪事实确凿。
章自福案上报后，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多次将此案作为社教和干部蜕化变质的典型案例，予以通报。
1960年4月16日，公安部门将上述4人拘留，5月4日逮捕。鉴于以上罪行，1960年9月，章自福被判处死刑，聂廷东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龚明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郑罗银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981年5月14日，澧县人民法院对此案复审，认为该案是从上而下的反右倾，“五风”盛行情况下发生的，各级领导应分担责任；把上述错误因违法乱纪，强迫命令加在一起，将章自福、聂廷乐定为蜕化变质分子，龚明富定为坏分子，郑罗银定为变质是无限上纲；对章可判有期徒刑，判死刑是错杀，应予纠正，作好善后工作；对聂、龚撤销原判免予刑事处分，郑罗银属一般“五风”错误，免除追究刑事责任。
复审结论下传后，民情哗然。
吃人饿鬼：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经常给我们一些小伙伴惊心动魄、夜来恶梦搅魂的恐怖感，和夜间一见迎面过来长得凶神恶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扭头就跑的心里障碍。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虽早已失去了曾经八百里烟波浩渺的气魄，但一片片淤积平原养育着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儿女。澧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田里出产粮、棉、油、丝、麻，湖中盛产鱼、藕、莲、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则湖中的出产尽可让人们得温饱而有余金。如东人的富足，着实让澧州人为之艳羡。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刘家远杀害亲子食子案，却又着实让惨案频仍、业已见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为之震撼和悲哀。
刘家远是一个老实人。他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年，他复员回乡。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娶妻生子，小日子也还过得有些兴旺。乡亲们都说他娶了个能干泼辣的女人，刘家远家旺人兴有了指望。
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牵牲口。他老婆死活不同意，两口子每每都要大吵大闹一番。但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合作社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两口子意见也越来越大。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的“共产风”在全地区都是有名的厉害。而庐山会议后，全县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共产台风”。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这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五八年公社化后起，到这次整风整社运动开始止，才平息下来。
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刮的‘共产风’，折合金额达到3812万元，相当于三年农副业总产值（15732万元）的23%；其中光是刮的社员个人的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246万元，相当于五九、六0年两年分配给社员部分的30%。
其中包括集体土地29563亩，社员自留地24307亩，房屋123960间，各种农具3823837件，现金2699000元等，每户平均90.4元,人平24.77元。
特别是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最使社员伤心和恼火。社员形容那种情况是：“公媳同房，帐子做墙，说话为难，洗澡过关。”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全社“一平二调” 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72076元，每户平均106.8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如东公社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据张琢在一次整风运动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如东公社的干部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法西斯统治，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扣粮、斗争、“辩论”、罚吹西北风、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粪、儿打娘、敲牙齿、针缝口等。
公社成立劳改队，有的大队还成立了改造队。开辩论会的时候，先把积极分子教好，让他们起带头作用，然后干部吹哨子为号，一起涌上去打，哨子控制节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声音大就打重，吹得轻，就打轻点等等。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骑。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
而刘家远人菘货馕，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声。
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事，连老婆都护不住。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邻居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 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1959年春荒以偷盗集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
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他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
干部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5斤多谷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1960年春节前后，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不久，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当天夜里，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就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包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几刀就把他儿子杀死了，并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偷偷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那天晚上，刘家远说他几年来第一次吃了餐过瘾的肉！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跑到公社去报案。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大概直到1964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我们永远的恐惧和心痛！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人们从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对当年 “四大公案”的控诉。读者可以想见，澧县的文化大革命会有多么激烈、多么残酷……
在极权体制下，毛泽东在狂热冲动中发动的大跃进，必然会导致苦日子的大灾难，从而造成官僚政体和人民群众巨大的冲突和极其尖锐的矛盾。其后，广大人民争民主、反官僚、求生存的本能的民主诉求，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导引下，终于又一次陷入了山河泣血、全民内战的灾难之中！
① 澧水临州城处有十里沙洲，盛兰花，故名兰洲。澧水也因此得名兰江。屈原甚誉：澧兰沅芷，君子之魂。兰洲为澧州人之精神家园。澧州自古以来，皆为鱼米之乡，又盛产桑棉。大跃进后，兰洲植桑，故又名桑洲。少年时嬉于斯，乐于斯！兰江击水，追舟排，放歌喉；兰洲撒野，偷瓜果，啖桑葚。水是乡，洲是家！
② 澧州城有文庙，前后大殿间横亘金鲤池，状元桥高跨其上。旧时读书人赶考前都要“走桥”。能过状元桥者，中举有望。掉下桥者，则息赶考之念。然少年时常与同学在桥上走来跑去，皆无恙。于此甚是不解。每每走过一次，便骂一声掉下桥的读书人：笨蛋笨蛋大笨蛋，状元桥掉下乌龟王八蛋！
③ 八方阁为澧州名胜。建于临江古城墙头。传说阁内藏有为澧州保福脉之聚宝盆，定四水之夜明珠，阁基埋有镇洞庭之斩龙剑。少年时信以为真，一群顽童，经常趁夜光翻攀上阁，入内寻宝。尽管每每空手而归，但斯梦十年不疲！三十年后念及于此，不免时常放笑失声！
④ 《澧水船夫号子》曾获莫斯科音乐节奖。.
⑤蒋翊武, 澧州人。清未组织武昌文学社，因制造暴动炸弹,走火事泄。是为辛亥革命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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